第二节
中期诗学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他的孙子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忽必烈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漠南之地的北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忽必烈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了44年。自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到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即位之前（1332），元朝在频繁的帝位争夺和激烈的政治争斗中度过了它的中期，共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文宗（复位）、宁宗九帝38年。其中从仁宗延祐到文宗天历年间，被认为是元代文化与文学之盛世，诗与诗学当然也是如此。清人说：

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1]

中统、至元，即忽必烈时代，元好问（遗山）是金元之际的代表人物，他的后学与南方的赵孟頫（松雪），分别代表了前期南方与北方的诗歌与诗学；延祐、天历是中期“文章鼎盛”的巅峰，以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元诗四大家”为代表；后期则以杨维桢（廉夫）为代表。顾氏认为后期的诗与诗学都以“标新领异”为特点，确实指出了元代诗学的实际。

元成宗是忽必烈次子太子真金的第三子，而真金则是儒士姚枢、窦默精心培养出来的崇尚儒术的皇帝接班人。真金不幸去世，忽必烈选定皇太孙铁穆耳即位。真金在世时，常将所读书赐诸皇孙（即他的儿子们）读，成宗由此也濡染儒学。在他执政期间的大德十年（1306），京师文宣王庙落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但成宗是一位守成之君，在文化建设上没有大的作为。不过他即位之初缓和社会矛盾，优礼汉儒旧臣，毕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元代的文化建设主要在中期，能够代表元代的文化与文学（诗文及文学思想）成就也在中期。在元中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对诗歌与诗学影响较大的，是行科举和立奎章阁学士院。

先说行科举。仁宗皇庆二年（1313），诏行科举，“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帝谓侍臣曰：‘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2]程钜夫所拟《行科举诏》曰：“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3]这种崇实黜华的导向，对有元一代的文学观念有着主导性的影响。

科举对诗与诗学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的影响，体现在诗风的变化；间接的影响，则是促使馆阁诗人群的形成。直接的影响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科举为读书人开辟了进身之路，愤激之气平，哀怨之气消，诗风趋于和平。如时人揭傒斯所说：“庐陵代为文献之邦，自欧公始而天下为之归，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须溪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弃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之也。”^[4]其二，在朝廷选人取向强有力的影响下，诗风趋于雅正。此则如欧阳玄所言：“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5]间接影响最显著的是，延祐元年首科，杨载、欧阳玄、黄溍、马祖常等一批诗文名家登第，先后进入馆阁，由此登上文坛并开始形成影响，新的诗风也由他们开创并形成。

总之，延祐开科，对元代诗学，具有全面、深刻、巨大的影响，成为诗风文风转变的一大关节。

再说立奎章阁。奎章阁为元文宗所建，是宫廷收藏图书和古玩之处，皇帝在这里与文臣们讨论和鉴赏法书古器。奎章阁又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代称，而奎章阁学士院则是文宗皇帝的智囊团和文艺侍从机构。^[6]天历二年（1329），“立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并为大学士，侍御史萨题、翰林直学士虞集并为侍书学士，又置承制、供奉各一员”，后升为正二品。^[7]“天子既建奎章阁，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8]阁中学士，可谓极天下一时之选。其中聚集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多种才艺之士，虞集、揭傒斯、宋本、李泂、康里巙巙、赵世延、忽都鲁都尔迷失、阿邻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泰不华，一时才俊，汇集于此。而文宗皇帝“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9]。可见奎章阁文化、文艺活动之频繁。君臣在奎章阁讨论学问，品鉴古玩书画。同时，这也是一个诗人们的交际场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才艺的文士共处，有利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会，也促进了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元代诗歌与书画艺术的融通，奎章阁应有促进之功。

中期诗坛，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南北诗风之融合，二是元代主导性诗风的形成，三是时人对这种诗风的认识和概括。

新的诗风要在南北融合中形成，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元人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他们的时代，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大一统。在中国疆域长期南北分裂之后“海宇混一”，实现了跨越往古的空前的大一统。作为时代诗风文风，一定要体现南北混一之大诗风、大文风，体现大元朝大气象。唐代刘禹锡曾说：“夫政痝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10]陈旅为《元文类》作序，就明确、充分地发挥了这一理论，他说：

昔者南北断裂之余，非无能言之人驰骋于一时，顾往往囿于是气之衰，其言荒粗萎冗，无足起发人意。……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俊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庞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11]

“庞蔚光壮”，就是新时代的大诗风、大文风。当时对宋、金季世诗弊都是批判的，但对南北诗风的传统，又都是肯定的。谢升孙为《元风雅》作序，反对南北优劣之论，有很公允之说：

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南人诗尚兴趣，求工于景意间。此固关乎风气之殊，而语其到处，则不可以优劣分也。^[12]

与上文所引张之翰的话（“余尝谓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一样，都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南北诗风优劣的理性认识和融通南北形成新诗风的自觉。

顺理成章，接下来要谈元代主导性诗风的形成。元代主导性诗风形成在中期，代表性诗人和诗论家是以虞集为首的“元诗四大家”。元代主导性诗风的形成，就与这一特殊的诗人群体的形成密切相关。所谓“四大家”，乃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四人中，年龄最长者杨载生于1271年，其次范梈生于1272年，虞集、揭傒斯均生于1274年。四人年龄相差不过3岁，而又同于元仁宗延祐年间齐聚京师。黄溍为揭傒斯写的《文安揭公神道碑》说：“仁宗践阼之初……东南文章巨工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公与临江范梈、浦城杨载继至，以文墨议论与相颉颃。”^[13]并且他们都先后入翰林国史院为学士，为史官。欧阳玄为虞集所作之《雍虞公文序》说：“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14]这“四方俊彦”无疑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以诗歌论，“四大家”是其中杰出者，也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们倡导的诗风，被称为“治世之音”。可见，这种诗风不仅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也已被普遍认可。释来复在为张翥《蜕庵诗集》写的序中说：

至若德机范公之清淳，仲弘杨公之雅赡，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石揭公之森严，更唱迭和于延祐、天历间，足以鼓舞学者而风厉天下，其亦盛矣哉！^[15]

范公、杨公、虞公、揭公，即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其诗风正是流行于研究者所说的元诗极盛之时的延祐、天历间，当时形成于京师馆阁，已经“鼓舞学者而风厉天下”了。

最后，关于诗人对这种诗风的概括。今人多以“雅正”论元诗特点，其所据，乃元人欧阳玄的一段话：

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诗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16]

“雅正”之论还见于元代其他人之论。但细读欧阳玄之论，发现他并不是在讲诗风特点，而是对延祐以来诗之赞赏。“雅正”一词，起码从汉代起已经比较流行，宋人即以雅正相号召。它是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诗学千百年一贯的追求，所以不能用以概括任何一代诗歌的特色。以“雅正”一词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进行搜索，竟然得到1229条，1399个匹配。在集部别集类分时段搜索，汉至五代109种，两宋396种，金元174种，明238种，清46种。“雅正”之匹配情况（含书前四库提要）是：汉至五代15条17匹配，两宋102条107匹配，金元39条41匹配，明41条45匹配，清49条54匹配。《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提要中“雅正”共出现14次，其中只有一次是出现在元人别集提要中（傅若金《傅与砺诗文集》提要）。显然，“雅正”不能代表元诗的特色。以“雅正”为元诗特色，等于认为元诗没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元人虞集提倡清和，既可看作他所代表的元中期诗人和诗论家的诗风追求，也可看作是对这一时期形成的元代主导性诗风的概括。这一问题本书将专章讨论。

[1]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杨维桢小传，第1975页。

[2] 《元史》卷24《仁宗本纪一》，第558页。

[3] 苏天爵：《元文类》卷9。

[4] 揭傒斯：《吴清宁文集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

[5] 欧阳玄：《李宏谟诗序》，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6] 邱江宁：《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7] 《元史》卷33《文宗本纪二》，第730—731页。

[8] 揭傒斯：《送张都事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

[9] 虞集：《奎章阁记》，《道园学古录》卷22，《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本。

[10] 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页。

[11] 陈旅：《国朝文类序》，《安雅堂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谢升孙：《元风雅序》，傅习、孙存吾《元风雅》后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高丽仿元刊本。

[13] 黄溍：《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6。

[14] 欧阳玄：《雍虞公文序》，虞集《道园学古录》卷首。

[15] 释来复：《潞国公张蜕庵诗集序》，张翥《张蜕庵诗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

[16] 欧阳玄：《罗舜美诗序》，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