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接纳与认同：本土文化语境与文学土壤

第一节　本土妇女运动资源及其特征

就传播与接受的规律而言，任何一种异域的思想与文化资源，要想在本土扎根并开花结果，最强有力的动因必然是内在的需求。中西方妇女身为长期遭受父权制度奴役与欺凌的“第二性”的共同历史文化处境，以及对此的痛切感受与自觉反思，构成女性主义诗学能够为中国开明知识群体，尤其是女性知识群体所接纳与认同的主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对照，中国本土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与发展，构成近代中国社会走向进步、文明、自由与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欧洲一样，也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逐渐兴起的，只不过从时间上看大约要晚一个世纪。与西方妇女自发、自觉地为自身性别群体的利益而奋起抗争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首倡者与先行者往往是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知识分子，这也先在地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女性与男性的共同桎梏的基本特征，这和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普遍状态构成明显的差异。

在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参照，开始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人权问题进行思考，他们的思想成果奠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比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便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为立论的基础，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男女各有自主之权”的主张；在西风东渐、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下，梁启超写下《倡设女学堂启》一文，将两性的平等与合作看成是富国强民的先决条件，认为美国“胜”、日本“强”的关键正在于“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之故；谭嗣同则在著名的《仁学》一书中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故而理应“平等相均”。^【1】

在此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妇女教育启蒙的努力，亦可说打开了介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早的窗户。他们的工作和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相互呼应与补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根据史料，1844年，英国女性爱尔德赛夫人（Miss Aldersay）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据统计，到1877年，基督教新教在华所设女日校有82所，寄宿女校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数量更多。”^【2】女学的开设，开创了中国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亦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寻求中国女性自由解放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作为维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开始兴起，针对以缠足为代表的对女性身体进行扭曲与戕害的一系列行为的不缠足运动和本土女学的兴办，旨在使中国妇女获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1898年，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1902年，蔡元培等亦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初步获得合法地位，官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推广到各省。1905年，在华基督教诸差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之始。”^【3】

本土的妇女运动甫一开始，便呈现出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参与者中极少有女性，更遑论由女性自觉发起。即便运动中有少数知识女性，但她们要么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配偶、女儿，要么便是其他女眷，因耳濡目染了亲人的先进思想而萌生了初步的女性觉醒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中国女性并未获得普遍的觉醒，运动的倡议者往往是男性，运动因而也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启蒙特征，这就使妇女缺乏追求自身性别群体独立解放的自觉意识，相反具有依赖性。但同时，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天地不具备与男性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紧张意味，而往往呈现出温和友好的协作特征。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甚至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二是由于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的一部分，因此它自始即与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始终保持了这一特征。

这两个特点使中国的妇女运动不像在西方女权运动中那样，女性将男性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但也易于使解决妇女问题成为政党与利益集团实现其更为宏大的政治目标的策略，而一旦这一宏大历史使命被完成，妇女问题本身也就被搁置、被淡漠，甚至被盲目乐观地认定为不存在了。所以中国的妇女问题其实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亦从未从具有总体意义的社会思潮或政治运动中独立出来过。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这样比较了中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与特征：“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是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日趋超越以生理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日益否定了人们观念中的智能差异之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具备相当条件的基础上蔚然成风的。而中国内地的男女平等甚至出现在社会步入工业文明之前，这确实是中国妇女的骄傲，或者不如说是中国妇女的幸运。……然而，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并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运动’。”^【4】尽管两位作者在此作了否定存在本土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之语，尽管在中国究竟是否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界尚有见仁见智的争论，但此处对中国妇女解放特点的分析却是准确的。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也逐渐增强。她们纷纷自己兴办团体、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间涌现出的妇女团体达四十多个，妇女报刊有三十余份。^【5】这其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有陈撷芬1899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丁初我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等。在图书出版领域，1903年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女界钟》，可谓学界公认的中国本土第一部专门研究妇女问题、倡导女权的著作。作者金天翮响亮地提出了妇女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之权利”的主张，被誉为“妇女界的卢梭”。该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最为完备的妇女解放主张，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经济自主、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妇女参政等等。女权作为“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在秋瑾著名的《勉女权歌》中表现了出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6】

辛亥革命期间，女性同男性一样，持枪战斗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前线，参政议政意识进一步滋长。1912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没有对妇女权利做出相应规定，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其他几个妇女团体便联合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主张。在请愿受挫后，她们又通电全国，表示不承认《临时约法》，并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权利、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姻自由”等九条政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妇女运动。

到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妇女解放成为实现民主与人权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标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纷纷发表文章或文学作品，用民主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对妇女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当时广有影响的论文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孔子之道和现代生活》，胡适的《祝贺女青年会》、《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战后妇人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思考与探索女性出路的文学作品则有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伤逝》、《明天》，以及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等等。长于塑造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各类新女性形象的小说家茅盾也从20世纪20年代起，及时将有关西方女权运动的信息传递到了中国。随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引入中国，中国文学艺术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强烈共鸣集中体现在对《玩偶之家》的介绍、讨论与热演上。“‘五四’主要新文化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常常组织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其始作俑者往往颇受易卜生的影响。”^【7】五四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专门塑造娜拉式女性主人公的戏剧“娜拉剧”。“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拉开了‘娜拉剧’的序幕。……此后，‘五四’时期重要剧作者都贡献过自己的娜拉。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欧阳予倩的《泼妇》、余上沅的《兵变》、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8】那位勇敢地冲出玩偶之家、挣脱被玩弄的依附地位的西方女性娜拉，唤起了许多中国女性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美好希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急于借重外来之利器以抗拒封建桎梏的国人心目中，娜拉的出走似乎更多地被解读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人的意义，而不是抗拒夫权与父权桎梏的女性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娜拉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冲出西方核心家庭与夫权制度的“女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从中国传统封建大家庭和家长制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由于中国读者与观众反抗封建专制的历史处境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现实心理预期，他们对易卜生作品的接受便很微妙地从原著所强调的性别重心转移至社会问题之上了。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这种选择与失落，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政治需要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使命紧紧相连的观念和特点，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陈独秀指出：“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李大钊也说：“我认为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9】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后又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他们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有关妇女的方针政策的基本走向。

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一系列的行政指令与法律条文纷纷出台，它们分别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确认了中国妇女应当享受的劳动、接受教育、就业、婚姻自主等基本人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随后，国家还陆续制定颁布了与妇女地位相关的《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和40种行政法规与条例，以及八十多种地方性法规。1992年，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实现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禁止歧视和残害妇女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些与妇女利益有关的法令，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等等。因此，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和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构成新中国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显著的特点。较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中国妇女在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受教育层次上、在爱情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与使用上、在参政议政的参与程度上、在社会劳动权利保障等方面，都是远远走在前列的。

然而，人们又发现，法律上的保障并未能消除妇女在家庭内外被排斥、遭歧视的境遇；妇女参加了社会工作，获得了部分程度上甚至全部意义上的经济独立，然而并没有能够获得自身的充分解放。部分妇女甚至不堪沉重的家庭和职业双重压力，而自动放弃了种种权利返回了家庭，退出了数代妇女为之努力奋斗和争取的公共生活空间；不少优秀的女性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各专门领域发挥了重要贡献，然而她们中依然以副职居多，在男性领导占据绝对优势的境地下往往只起到点缀作用。同时，女性在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的规定比例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这种额外的保护性或指令性措施相反却意味着对弱者的政策倾斜；大跃进中、“文革”期间，中国女性曾以压抑自我的性征为代价向男性的标准靠拢，却又难逃其为妻、为母的宿命，难以回避女性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命周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种种以买卖妇女为特征的社会丑恶行为蔓延与猖獗，离婚率也日渐增长，女性的权益受到越来越大的侵害。权色交易、财色交易十分频繁，女性愈来愈沦落为色情消费的对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中女大学生、女研究生人数日增。但她们高超的知识水准和出色的业务表现往往不能为她们在求职中增添砝码，相反，事业上的追求反倒使自己在爱情、婚姻幸福的追求中危机重重，以至不少女学生发出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感叹……

总之，在有关妇女发展的问题上，原来人们曾经乐观地以为，只要实现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女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问题只是被暂时遮蔽了而已，它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社会阶段甚至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由此看来，较之表层的政令法规，潜藏的文化价值观的力量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矫正也更为不易。

综上所述，和西方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大体具有下列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西方女权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者绝大部分是女性，显示出女性个体与群体反抗以父权制为基础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立意识与决绝姿态；而中国妇女运动自一开始即与政治斗争、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目标融为一体。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执政党的行政指令与立法，使中国妇女的政治与法律地位超前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所能接受与认可的程度，政治上、表面上的平等与文化上、内在的不平等形成的奇特反差便是这样造成的。中国妇女被他者决定命运的被动状态依然未能获得改观，她们缺乏独立的女性文化传统，性别身份意识淡漠，群体奋斗精神薄弱，总将解放自身的愿望寄托于社会及男性的恩赐，将刚刚摆脱的经济上的人身依附转换为政治和文化上的依赖性。而长期以来的封建传统与习俗造就与强化的父权制文化背景，又决定了新文化的先知先觉者们所倡导的妇女解放其实是不彻底的，具有居高临下地启蒙、恩赐的意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政策更是加剧了妇女意识的扭曲。由于将向男性标准看齐理解为男女平等，女性往往自惭形秽，不得不以压抑自身的女性特征来迎合主流的价值尺度；进入新时期之后，在商品经济的漩涡之中，在物质主义的诱惑之下，将女性对象化、色情化的封建主义意识再度泛滥，妇女在职业化、社会化的艰辛和传统文化的期许造成的尖锐冲突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其次，以女性为主体的西方女权运动，其兴起与深入往往是从女性现实的境遇出发，从参与者要求个人解放的愿望出发的，因此，改变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这一关系女性切身利益的问题，就必然会成为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而婚姻与家庭问题的反思与变革，也往往会成为女权运动中最直接、最广泛、最明显、最敏感的变革。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女权思想从公共领域向私人生活更加隐秘的领域深化，政治关系被拓宽和理解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力运作关系，无论是种族关系，还是性别关系，本质上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关系。凯特·米利特正是据此提出了“性政治”这一迅速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学说中重要的逻辑前提与理论概念的术语的。作为西方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之内的回声，自19世纪以来的欧美女性文学集中表现了知识女性对婚姻困境与两性关系的痛切反思，所以才有如凯特·肖班《觉醒》、夏洛特·帕尔金斯·吉尔曼《黄色的糊墙纸》、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艾丽丝·沃克《紫色》、托妮·莫里森《苏拉》等为代表的反映妇女婚姻与家庭命运的小说名作问世。

在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一长期以来的事实与传统，决定了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更重视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而将提高生活地位与变革婚姻家庭推向次要位置。所以，我们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加爱情的个人感情模式、为了革命可以放弃爱情的主题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女作家宗璞的小说《红豆》即便表现了女主人公宁愿割舍爱情而选择了正确的政治立场的抉择，还是由于不自觉地表现了人物对感情的依恋而遭到了批判。“文革”结束后编入《重放的鲜花》中的大量优秀的、反映健康人性的作品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或查禁的厄运，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问题。“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婚姻在文学表现中成为边缘的，甚至地下的，是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形式。直到新时期以来，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问世，才标志着长期禁锢之后，中国人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喊出了爱情在女性心灵中的深刻位置。

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和处境、引介的形貌、发展走向等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展开的基本背景。

第二节　本土与异域性别研究资源的对接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五四时代的人道主义传统获得接续，并在新时期的特定背景下发扬光大。尊重人性、呼唤人权，将个人从宏大的一体化政治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深入展开。

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探索激发了以女作家、女学者等为主体的女性知识阶层对自身性别个体与群体处境的自省，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对女性历史命运与现实处境的认识，也迫切需要女性拥有自己的理论进行解释与指导。于是，“有性别的人”作为一个范畴从抽象而普遍化的“人”的范畴中逐渐分离出来，获得了被独立考量的可能性，性别亦开始成为一种观照世界、人生、文化与传统的新的维度。

现实的需要催生了本土女性研究的萌芽与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学研究、妇女史研究崭露头角。始作恿者，当推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大学。该校历史系荣铁生教授率先于1983年开设了中国近代妇女史选修课程，四年后又首次招收了妇女运动史方向的研究生。1986年，该系还开设了“中国妇运史短训班”，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妇女工作者与研究者参加。高等学校的加盟，为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理论化、学术化与摆脱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独立性品格，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85年春天，李小江在河南省未来研究会名下挂起了“妇女学会”的牌子。同年，中国第一个民间妇女研究团体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妇女研究座谈会”。与会者来自八省市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出自政治、法律、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医学、性学和数学等各个不同的专业，以年轻的女性学者为主体。1987年5月，“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与河南《妇女生活》杂志联合，在郑州召开了中国首届“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10】

借此东风，李小江主编的一套“妇女研究丛书”自1988年起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等等多部著作。该丛书中最具学术冲击力与震撼力、影响最为深广的当属女学者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该书深刻启发了中国学者关于现当代文学观念与现象、作家与作品的重新反思，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写作提供了新的分期方法，以全新的眼光评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促进了随后一大批具有女性意识与视角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现。早期的相关研究论文，则有1988年第1期的《河南大学学报》集中刊载的评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妇女解放思想的三篇论文。舒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的《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略述》，是对周作人妇女思想进行发掘、整理的基本成果。1990年，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主办了“中国妇女社会参与与发展”学术讨论会。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河南大学两位学者吕美颐、郑永福合著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一书。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中心开设了“中国古代妇女史”和“中外妇女历史与文化”等选修课程。在妇女史研究热潮的驱动下，1990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正式成立。十数年来，这一研究所一直在中国妇女史研究、妇女学理论探索和中外女性主义比较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机关刊物《妇女研究论丛》也成为团结国内诸多女性学者、展示其学术风采的基本阵地之一。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女性研究，我们发现，其特点主要是对妇女运动先驱人物（尤其是男性）的思想的个别研究，主要范围则集中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妇女史的梳理，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少。然而，本土妇女研究经验的积累，妇女史的挖掘与梳理，女性视角的由隐到显、由自发到自觉，却为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乃至文学批评观念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文化心理背景。

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西方从古典的到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思想文化成果纷纷被引入中国，在长期被“左”倾、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的国人面前，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世界。在文学批评与理论领域，社会—历史学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本来，社会一历史学批评在见证、挖掘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人性价值等方面具有无可企及的优势，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一历史学批评在建国后作为一种无法容忍异端的“权力话语”已经陷入了被高度政治化的困境，失去了文学批评独立的品格和对审美的重视而滑向了引人反感的庸俗社会学，因此，一旦宽松的文化环境开始出现，批评家与理论家们便急切地转向了那些追求张扬文学自身的主体性、摆脱对政治的依附的话语。因此，批评家与理论家们摆脱附庸于政治、附庸于作家和作品的依赖性，确立批评的主体地位和独立品格的愿望，首先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界内部自我革命的诉求。其次，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多元景象，也迫使批评家们去探索新的批评形式，以便拥有一个新的知识结构来面对和理解新的语境下出现的新的文学。因此，当代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与拓展、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等等，均从外部向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阐释诉求，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写作的崛起与繁荣，更是呼唤着一种新的阐释理论的出现。第三，由西方文论的大量译介引发的中国知识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借鉴热潮，也带动了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思潮在中国的渗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对西方哲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社会学等领域著作的翻译热情居高不退。仅就文论与美学方面的著作而言，就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0年起开始出版的“美学译文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开始出版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4年开始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自1985年开始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辽宁人民出版社自1986年开始出版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译文丛书”、工人出版社于1988年开始出版的“艺术哲学丛书”等。这些丛书的面世，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造成的观念与方法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1985年，更是被学术界戏称为中国有关文艺学研究的“新方法年”，仅全国性的有关“新方法”的学术讨论会就相继在北京、厦门、扬州、武汉举行过四次。198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也开始推出四卷本的“文艺研究新方法论丛书”，其中有一本的标题即为《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

上述种种译介，改变了文学批评方法单一化的局面，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批评家逐渐强化了批评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化和规范化。陈厚诚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中论及当代文论的文化学转向时这样写道：“这一转向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越过它的全盛期，人们逐渐感到了完全截断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的弊病，于是文学研究又‘经历了一个突然的，几乎是全面的转向，抛弃了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希利斯·米勒语，转引自蒙特鲁斯《论新历史主义批评》，韩加明译，载《漓江》1997年，第1期）。体现这一转向的有新历史主义批评（被称为‘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研究‘文化殖民’现象）、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涉及‘性别文化’）以及最近几年新崛起的‘文化研究’等。”^【11】

这里还需要作一点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新时期以来对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的欢迎与应用对于知识界理解女性主义诗学所起的积极铺垫作用。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对阅读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人经验的强调，推进了中国知识界对女性主义诗学从女性个体性别经验出发，对文化与文学文本进行抗拒性阅读的主张的理解与认同。虽然中国文学研究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接纳较之其他诸多思潮和流派而言是相对滞后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如此，这一点本书在下一章还将专门予以分析，但本土性别研究资源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理论之间实现了初步的碰撞、融合、互补与对接，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开始了一段不算漫长但却步步深入的本土化旅程，终至生根开花，融入了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建构的总体格局之中。

注释

【1】　闵家胤：《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2】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7页。

【3】　闵家胤：《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第350页。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4页。

【5】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0—173，188—190页。

【6】　郭延礼选注：《秋瑾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该歌原载于《中国女报》第2期，约作于1907年。

【7】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8】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卷，第489页。

【9】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广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20页。

【10】　会议综述见《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

【11】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