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桑的“字汇”里

一样劳动，两样待遇，难免让人不平不满。

侦探小说，便有这种遭遇。名曰小说，却被看成“旁门左道”，被撇在文学史的外面。20年前，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理直气壮地替侦探小说正了名。于是乎，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又神清气朗，站在大家面前。

范伯群说：“霍桑这一形象及其品质，有许多值得称举的地方。”还列举了霍桑的话：“希望是同呼吸一起存在的”“绝望的字样在我的字汇中是没有的”，以为佐证。

那么，霍桑的“字汇”里，究竟有些什么字样？我们且以《案中案》这一小说为例，来解剖麻雀。小说开头，是女医生朱仰竹被黄丝带吊死在一扇后窗的铁横条上。警察厅探长汪银林断定，是美术学校学画的女子沈咏秋，以为朱医生要夺走自己迷恋着的帅气画师薄一芝，而受妒焰刺激，设计行凶；同谋者，便是薄一芝。

于是，我们来瞧瞧霍桑是如何施展其看家本领的：

“由表及里”——这是霍桑“字汇”里常有的字样。当汪银林鲁莽地拘捕薄一芝后，霍桑却从表象——薄一芝竭力替沈咏秋辩护，以及死者衣袋里薄一芝给她的信的措辞，迅速抓住本质——薄一芝是有人格的男子，不是“佻猥的无赖”，更不是凶手。因此坚持要汪把薄一芝放了。

“想过一想”——也是霍桑行之有效的字样。他从朱仰竹的皮包在地板上留下的两粒泥点，思索出：薄一芝的同学、行为不端的急色儿孙仲和，有重大作案嫌疑。

“采证审慎”——霍桑相信刑事心理学权威葛洛斯的观点：采取眼见证人的证语有特别审慎的必要。因为人们在匆忙或无意中所感受的印象，事后回忆，往往会把黑衣说成青衣，胖子变瘦人。因此，他把朱医生的仆妇蔡妈提供的模糊见证给否定了。

“忌用刑讯”——突然，孙仲和也被人杀死了。当他的包车夫林根“咬着嘴唇”，拒不提供死亡真相时，汪银林想叫他“吃几鞭再说”，被霍桑制止。

“独立判断”——当汪银林断定，孙仲和家的老仆陆全，是杀死孙的凶手时，霍桑并未听从，而是独立作出了符合事实的判断：真正的凶手是孙仲和自己，他是看了妻子谴责他外遇太多并与他拗断的信之后，服安神药水自杀的。陆全得知孙仲和想糟蹋有医德的朱医生不成，杀害了朱医生，因而义愤填膺地替朱医生复仇；但陆全行刺的是孙仲和自杀后的尸体，这从孙的背部伤口外面丝毫没有血迹，可资证明。

一桩扑朔迷离的案件，就这样被霍桑侦破了。

我读了《案中案》，联想起如今河南省赵作海一案。1998年2月，河南商丘某村民失踪，后来挖井时发现一具无头尸体。公安机关把同村村民赵作海作为嫌疑人拘捕。赵作海受不了刑讯逼供，多次作了有罪供述，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失踪者突然归来，让村民们吓了一跳，真相浮出水面。赵作海被无罪释放。

我突发奇想：假如当初请霍桑来侦办此案，会怎样？

第一，他会细心地寻找蛛丝马迹，对井里发现的无头死尸，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确证是不是失踪者的真身；第二，他对被告人，不会罚跪、不给饭吃、铐在床腿上、长时间不让睡觉，不会用枪敲其头砸出血来，使之胡乱吐出供词；第三，他不会盲目服从刑警队头头脱离实际的指令，而是遵循孟老夫子“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的古训，用脑子“想过一想”，然后再行动；第四，当没有发现真凶，而所有的疑点都不足以构成对被告人定案的充分依据时，他不会为了交差，去牺牲被告人的自由，而会释放被告人，犹如在《案中案》里，他果断放掉薄一芝那样。

结束幻想，来看现实。近日，我读到某报前些时候专访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的“对话录”。其中讲到，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后，当时履新不足4个月的张立勇登门道歉。张氏说：“我去问他（赵作海），你怎么在监狱里11年都不喊冤叫屈？他回答，我如果喊冤、不服判，那我一辈子就出不来了，我认罪悔过都是为了减刑啊！只有尽快出了监狱才能申冤。我当时听了很心酸，明明不是他杀的，他还要悔过、服判……案卷里除了他的名字是真的，证实他犯罪的所有证据全都是不可靠的。”

张氏又说，最近，河南的法院，又在“没有发现真凶”，“亡者没有归来”的情况下，以证据不足为由，对“承诺”判死刑、结果关了12年的“杀人”嫌疑对象李怀亮，宣告无罪。

这是司法的觉醒——用无辜者的鲜血、眼泪、惨叫、妻离子散，换来的。

只可惜，程小青1976年去世了。假设他能活到今天，我猜想，以他的毅力，很可能会将“霍桑探案”系列写下去。霍桑的“字汇”里，一定会注入时代元素，出现新的字样，比如张立勇所反复强调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并重”“不枉不纵”“杜绝冤假错案”“纠错”“乐见批评”“买单”（不能拿公民的自由和生命，为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来买单）、“心酸”（见到人权受侵犯而心酸）等。

文学推动生活，生活也推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