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前的世界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使欧洲和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华盛顿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但只是暂时缓和了列强间的矛盾，无法消除根本的利害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德、日建立法西斯专政，形成欧亚战争策源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瓦解。

国际裁军会议不欢而散

1932年2月2日，有60多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和平宫国联大厦开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除国联成员国54个外，另有美国、苏联、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巴西、阿富汗、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等国的代表。

早在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协约国曾向德国许诺，一旦德国解除武装，协约国也将实行普遍裁军，但它们又强调“国家安全”是任何裁军的绝对前提。

国联盟约第八条曾规定：“联盟成员国承允为维持和平起见，必须缩减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

1925年12月，国联作出成立裁军会议筹委会的决定，准备召开裁军会议并邀请苏联和美国参加。两大国出于自身的安全和义务考虑，均来到了日内瓦。

会议主席由英国前外交大臣阿·亨德森担任。会上，各国提出一系列裁军方案，旨在加强自己而削弱他国军事实力。

法国提出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并将各国的轰炸机部队、远程炮兵、万吨级以上战列舰和大型潜艇交给国联掌握，企图借英法操纵的国联建立欧洲霸权；同时主张裁减战列舰和巡洋舰，以限制英美。

英国提出削减战舰吨位和火炮口径，以反对美国的海军扩军计划，并为遏制法国和日本大力发展潜艇对其构成的威胁而主张取消潜艇；同时鼓吹废除征兵制，以削弱法陆军实力。

美国提出“胡佛裁军计划”，强调在质量上裁军，要求各国裁减陆军，销毁坦克、移动式重炮和毒气武器，但反对削减战舰吨位。

德国主张各国都应把军备裁减至与其同样的水平，并坚决要求与其他各国军备取得平等地位。

日本强调它在太平洋的特殊地位，要求修改1922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1930年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

苏联提出把全面裁军的原则作为裁军工作的基础，并提出一个部分裁军方案，要求完全销毁杀伤性最大的武器装备，如坦克、超远程火炮、万吨级以上军舰、航空母舰、重型轰炸机及化学、细菌武器等。

由于西方大国尤其是德法两国的尖锐对立，使会议陷入了激烈对峙争论的状态。第一阶段会议经过5个月的争论，只通过一项没有实际裁军内容的决议案。

《凡尔赛和约》的主要签订者

直至1932年12月11日，英、美、法、德、意五国才达成协议，承认德国将“在各国同样安全体系范围内享有平等权利”。

1933年2月，法国的新方案因遭英、德、意等国反对而被否决。与此同时，苏联鉴于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侵略威胁增长，提出关于侵略定义的提案。安全委员会经过激烈争论后，同意苏联提案的基本思想，但未提交全体会议通过。

3月16日，英国代表麦克唐纳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5年之内，让德国获得与法、意、波等国同等的兵额，并要求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公约的实施情况。法国表面上接受这项关于给予德国军备平等原则的草案，但要求将5年期限延长为8年。

6月，裁军会议接受以英方计划作为未来裁军协定的基础。

10月14日，德国致电裁军会议，宣布由于“拥有庞大武装的国家”既不裁军，又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而退出裁军会议。

10月19日，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

12月18日，德国提出只有允许德国征兵30万，允许其拥有《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各种武器，萨尔立即归还德国等，才能恢复参加裁军谈判。

1934年1月1日，法国拒绝了德国的条件。苏联曾提出将日内瓦裁军会议变成经常性的、定期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将苏联的提议提交各国政府研究，后来却不了了之。

1934年6月11日，国际裁军会议不欢而散。

国联裁军会议前后持续两年之久，开会900多次，除通过一些内容空泛、无关紧要的决议和提案外，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相反，在裁军会议期间及会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英国政府实行绥靖政策

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英国的经济受到打击。从1932年中期起，英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束缚了其军备的发展。

和平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和战后的经济衰退，使和平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这种形势大大增强了英国公众的恐战情绪，推动了和平主义运动的高涨。

1935年3月，纳粹德国公布了重整军备宣言，公开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但在英国，和平主义者却举行了一场全民和平投票。

这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是由国际联盟协会、新联邦社等和平主义团体发起，并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议员支持的。全国共有1150万人在50万志愿工作者的协助下参加了和平投票。

他们提出了全面裁军和废除航空部队的主张，还要求用非军事性的经济制裁方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以此为标志，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达到高潮。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平主义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和影响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力地制约了英国政府和有影响的政治家的行动，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对英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英国军方根据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有限的重整军备计划。此时已担任国民内阁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告诉英国选民们：“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

避战求和一时成为英国举国上下的行动准则。可以说，和平主义运动是英国绥靖主义的温床，对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从军事卷入政策退回到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英法德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稳定的安全局面。

20世纪20年代，法国联合东欧国家，压制德国，与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发生矛盾。于是，英国便推行扶德抑法的政策，企图削弱法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以保证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仲裁国地位。

1933年3月，英国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抛出“麦克唐纳计划”，其目的在于用裁减法国陆军来安抚叫嚷“军备平等”的希特勒。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后，英国继续压迫法国做出让步，以便使德国重返裁军会议和国联，也就是让德国在英国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扩军。

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与世界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尽管英国统治集团逐步意识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但其对外政策却并没有实行全面调整，直至大战在西方爆发，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都未做出有力的反应。

1935年3月，英国对德国公开宣布重整军备，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抗议行动，反而于1935年6月与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消息传出，举世震动。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实力与英联邦成员国海军总数实力的固定比例为35：100。但是另一项协定规定，德国的潜水艇可占英国全部潜水艇的45％，在危急情况下，此限度可提高至100％。从而使希特勒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开始放手扩军备战。这是英国在绥靖德国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年12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担心失去意大利这个盟友，而不敢对其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随着法西斯国家的不断扩张，英国维持欧陆“均势”的政策失去了现实基础，绥靖政策便逐渐成了英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即向议会宣称，本政府的政策是“对全世界实行绥靖政策”。

早在1937年3月，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不久给美国财政部的信中称：“德国决心使它自己强大得没有人敢于抗拒它所提出的无论是对欧洲的还是对殖民地的领土要求，既然它存心如此，就不大可能同意有损于其既定目标的任何裁军计划。”

只有在德国相信它的努力将遭到优势兵力的抵制时才能有所收敛。尽管如此，张伯伦政府仍坚信，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比诉诸战争对英国更有利。

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张伯伦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欧洲问题。

这成为张伯伦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

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分的欧洲边界的不合理，满足希特勒“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以求得欧洲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欧洲“政治解决”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允许德国开发其出口潜力，从而在经济上消除德国对外扩张的理由。

基于上述设想，张伯伦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绥靖外交活动。

首先，在外交上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张伯伦一上台就邀请德国外长牛赖特访英，并于1937年11月派遣哈利法克斯出访德国，目的是对德国放风、摸底，“找到一项解决分歧的方案”，达到“一个总的解决，那时，合理的抱怨可能消除，猜疑可能被束之高阁，信任可能重新恢复”。

访问结束后，张伯伦称，会谈充满相互信任，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了解的愿望。

为了实现对德绥靖的目标，也需要绥靖意大利。

1937年7月，张伯伦在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件中进一步确认了早在同年1月达成的《英意地中海协定》的原则。

1938年年初，他建议与意大利会谈，解决两国间的所有争论，并且不顾外交大臣艾登的反对，于4月16日缔结了《英意协定》，确认并划定两国在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权益，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以此换取墨索里尼在“总解决”中的默契与回报。

根据张伯伦欧洲问题全面解决的设想，远东问题同欧洲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1937年，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

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的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再同日本进行争吵了。

因此，当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时候，英国远东政策的绥靖色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张伯伦深感，要实现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单靠英国是不行的。鉴于法国在欧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张伯伦于1937年11月访问法国，对其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法国与其协调行动。这对此时已将同英国保持一致作为外交基点的法国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与希特勒达成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张伯伦不惜以牺牲中小国家为代价，只要希特勒同意“按和平演进方式实现变更”，就满足其侵略扩张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伯伦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张伯伦认为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接着，希特勒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苏德台区。张伯伦将此看做是通向欧洲问题总解决的可能入口。

当捷克危机加剧时，张伯伦乘飞机三赴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并一再做出让步，最后上演了慕尼黑丑剧，把英国的绥靖主义推到了顶峰。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绥靖活动还表现在对西班牙的态度上。

西班牙内战爆发，英、法两国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则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不仅给西班牙叛军送去大批金钱和武器弹药，派军舰封锁西班牙海岸，而且派出几十万正规部队，直接侵入西班牙，使地中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地中海危险的状态，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于1937年1月签订了《英意地中海协定》。协定双方保证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相互尊重对方在地中海的利益和权利，并共同维护西班牙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这个协定的缔结对地中海的局势没有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对意大利的侵略扩张和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也没有起到任何限制作用。

在英国下院里“叛国”、“耻辱”的呼声中，英国首相张伯伦1939年2月27日宣布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法国总统勒布伦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但他却得到法国内阁成员的一致支持。

人们认为承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许多人特别是英国畅所欲言的在野党人士对佛朗哥的“建立一个自由的西班牙”的含糊保证并不信任，同时还对仍留驻在西班牙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表示关注。

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

经济危机自1929年开始至1933年春，已使美国的经济下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人们对未来、对美国社会丧失了希望和信心。这时的白宫主人是柯立芝繁荣时期声名大震的前商业部长胡佛。胡佛政府一再预言危机即将过去，而现实是危机一步步加深。

胡佛是“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一贯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但在危机日益加深的压力下也开始动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了。他照搬繁荣时期所谓“自上而下”的老套路，采取优先资助大公司、大银行、大农场主，紧急援救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富豪等措施来对付危机。

结果，在生产过剩、产销严重脱节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救活的大企业不多，而破产的小企业和小土地所有者却大量增加，排队等候慈善机构发放面包的失业者队伍越来越长。政治上的动荡也加剧了，1929年至1932年，大约共发生2700次罢工。

1933年这一年就有117万工人罢工，在全美国都能听到饥民们示威游行的脚步声。

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伊利诺州的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高的市府大楼；芝加哥市有5000名忍无可忍的教师闯进了市区银行；俄亥俄州的失业者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喊出了“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

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

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率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法西斯团体。他们残杀进步工人、农民和黑人，给经济萧条的美国带来进一步的混乱。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美国开始了第三十二任总统竞选活动。共和党仍推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推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从1932年7月2日始，罗斯福公开以“新政”作为竞选纲领，指责胡佛“粗暴的个人主义政策”，抨击金融巨头，表示要为“那些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们”谋求好处。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表示要用国家行政和经济力量，整顿经济混乱状况，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消费资金，克服经济危机。

在全国经济濒于崩溃，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下，罗斯福的纲领得到广泛的支持，加上他本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终于在竞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前面的草坪上宣誓就职。

1933年3月5日，罗斯福下令禁止囤积黄金，违者重罚，由此拉开了“新政”的序幕。“新政”分为两个阶段：1933年至1934年是第一阶段，重点在复兴救济；1935年至1939年是第二阶段，重点在改革，即全面地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罗斯福在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政”方面，提出了有名的复兴、救济、改革计划，对经济、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

从1933年3月初罗斯福上台，至1939年共6年的新政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总共颁发了700多个法令，这些法令几乎涉及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统计，在罗斯福新政任内有关美国生活、社会和各种问题的演讲，比以前历届美国总统的有关的演讲加在一起还要多。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从而使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作用，为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后盾。

罗斯福在大刀阔斧实施“新政”的同时，尽其所能推行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但是，由于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他要使美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

首先是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流产，随后是罗斯福加入国际法庭的提议被否决。罗斯福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决定以内政为主走孤立主义外交之路。1935年年初，随着欧洲战争危机的加深和经济恐慌的缓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倾向于持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防止卷入欧洲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向标榜的航海自由。2月，意大利发出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叫嚣。3月，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其军备的条款，日本这时则在加紧侵略中国的华北。

美国总统府白宫

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国会从3月就开始讨论各种不同的中立法案。多数人主张制订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冻结货款和限制贸易的彻底中立法；主张集体安全体系的人则想制订一项授权总统酌情处理的中立法，以区别对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经过3个月的辩论、争执，美国国会终于于8月24日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了《中立法案》。

8月31日，罗斯福总统勉强签署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完全反映了孤立主义者的主张，它规定对所有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军需品名单和宣布实行禁运时间；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输军火，旨在防止通过贸易渠道卷入战争或纠纷之中；法案还规定，如有必要，总统可宣布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的美国公民。

在新《中立法案》下，美国战略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往意大利。1936年5月，阿比西尼亚沦亡后，美国撤销了“道义禁运”，宣布对意大利的占领不予承认。8月6日，西班牙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购买少量机枪弹药的请求，被美国政府婉言拒绝。8月11日，美国正式宣布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9月30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呼吁民主国家制止德意的武装干涉，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美国政府仍坚持同英、法同步行动，奉行“不干涉”政策。1936年11月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对西班牙冲突双方实行禁运。

法国政府频繁更迭

20世纪30年代，法国经济的衰退对政治、外交和国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危机和法西斯组织暴乱的打击下，法国政府频繁更迭。自1930年至1940年10年中，法国政府更换了24次。

法国政权机构的频繁更迭，“使当事者无法把连接的许多计划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拟出成熟的决定和措施，把它贯彻执行，成为一个政策”。这对法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法国国内政局动荡，政治势力两极分化。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右派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笼，准备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共产党等进步力量也在团结人民群众，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1934年7月27日，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统一行动公约》，首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统一。

法国与苏联就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进行了接触与谈判。1933年12月28日，法国外交部长保罗·邦库尔和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举行会谈，达成了共识：为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必须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并主张把反侵略的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去。

谈判期间，法国外长甚至对苏联全权代表宣称：“你我双方开始了极关紧要的事业，你我双方今天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在这次会谈之后，法国政府并未采取具体的行动。

1934年2月上台的加斯东·杜梅尔格内阁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进一步推进了联盟外交政策。他的目的是联合苏联和东欧小国反对德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个建立在集体安全原则上的《东方公约》。

签订这样一个公约，英国既怕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又怕会增加法国的国际威望，表示不愿参加。德国也明白缔结这样一个公约的后果，明确表示反对。这样，《东方公约》的设想未能最后实现。

1934年10月，巴尔图遇刺身亡。巴尔图的继任者皮埃尔·赖伐尔，口头上说要继承前任的外交政策，但事实上却开始扭转法国的外交方向，而把调整法德和法意关系放在了法国对外政策的首位。

1935年2月，赖伐尔同英国政府代表一起，向德国提出了包括“军备平等”和缔结《东方公约》的“全面解决”建议。这是法国开始走上绥靖道路的标志。

1937年3月，勃鲁姆政府宣布暂缓改革，并于6月辞职。此后政局再度动荡，内阁几度换届。

1938年4月，激进社会党人爱德华·达拉第组阁，对外推行绥靖政策，参与出卖捷克斯洛伐克。

10月4日议会讨论慕尼黑协定时，社会党弃权，共产党反对，达拉第宣布同人民阵线决裂，法国人民阵线运动遂告瓦解。

苏联倡导“集体安全体系”

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以压倒一切的强大势头发展着，并不惜以牺牲或削弱国民经济其他群体的利益和实力为代价，再加上苏联工人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使得苏联工业创造了奇迹。

1926年至1938年的12年时间，苏联就完成了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但是过度地发展重工业，使得全国的轻、重工业发展失衡，农业和工业失衡，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许多问题埋下了隐患。

和工业化有些类似，苏联在农业发展上的口号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制度”，在广大农村推行社会主义的新农业制度，建立集体农庄。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合作劳动的基础上，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改造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

但是，由于集体化过程中违反了自愿原则，出现了冒进和极端现象，发生了强行集体化农民住房、家禽、牲畜等私有财产，关闭农贸市场，禁止农副产品上市等现象，还出现了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直至1930年3月1日，联共（布）中央的《农业劳动组织合作示范章程》颁布后，这些现象才有所缓和。

苏联在物质方面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需求，但是，由于政治和外交上的不利，却葬送了工业发展上为苏军争取的重大优势。在军事上，由于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战争危机日益严重，苏联处于两大战争策源地东西夹击的威胁下，因此，他们对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作了相应的调整。

他们为争取联合英、法、美等非侵略国家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及苏联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强调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精力反对法西斯侵略势力。1933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的决议，决议强调：“为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参加国际联盟，并和广大的欧洲国家缔结区域性的共同防御侵略协定。”

苏联工农联盟（雕塑）

为贯彻这一外交策略，当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季维洛夫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建立欧洲的集体安全体系。经过一番努力，1933年10月，苏联与美国建交，在此前后还与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33年7月，苏联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邻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4年9月18日，苏联加入国联并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样苏联可以利用国联这个论坛遣责法西斯国家的战争政策，敦促国联采取行动遏制法西斯的侵略行为。

随着德国法西斯侵略矛头的步步进逼，法国被迫接受苏联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于1935年5月2日与苏联签订《法苏互助条约》，随后苏联又与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签订《苏捷互助条约》。

苏法、苏捷条约的签订，加上已有的法捷条约，使德国在战略上处于东西南三面受钳制的不利态势。对此，苏联极为重视，把它看作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奠基石。

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0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三个法西斯勾结在一起了。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面对法西斯步步进逼的侵略扩张，苏联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一再建议各国，尤其是英、法等大国，应采取集体行动保卫世界和平。在捷克“五月危机”期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季维洛夫就明确表示，苏联将坚决履行《苏捷互助条约》的义务，保证同法捷盟国站在一起，抵抗德国的侵略扩张。但是由于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一再退让，对苏联的建议未作可否，致使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活动越来越嚣张。

中国国共两党携手合作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却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在此期间，日军顺利地占领了热河，并向长城一带推进。国民党仍决定不调动“剿共”军队北上抗日。

在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利用日本的停战时机，展开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年初，当日军越过长城，向冀东、察北大举进攻之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著名宣言。这三个条件是：

一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是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即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自由等；三是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此文件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亲蒋的著名科学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蒋介石》为题发表文章，主张“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中国共产党根据此条件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1933年年初，派出大批共产党员与冯玉祥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初征察东，一举收复宝昌、沽源、多伦三城，威震海内外。

当在福建“剿共”的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派代表与红军谈判联合抗日反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允诺，并于是年10月26日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不久，福建事变爆发，打乱了蒋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又拟定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项行动方针：

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2．全体人民总动员。

3．全体人民总武装。

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一切国库收入用作抗战经费，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在国内外开展募捐，等等。

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6．国际上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各种形式，敦请宋庆龄、何香凝、李达、胡汉民、马相伯、章乃器等多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签名后，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发表。此文件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并建立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

1934年9月下旬，驻守赣边境的国民党“剿匪”南路军司令陈济棠派代表到达瑞金，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联合反蒋。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是在酝酿之中，上述文件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据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它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连续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等文件，并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议认为，为了适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必须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过去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批判过去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

毛泽东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论述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1933年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蚕食华北各省，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酝酿着重大的转变。

1936年6月，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举起反蒋抗日旗帜，组织抗日救国军。6月1日，陈、李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这一事件史称“两广事变”。虽然“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而消弥，但却表明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危及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英美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矛盾，英美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抗战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下台。

抗日根据地延安

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刺伤。12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亲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间，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了亲英美派的人，表明亲日派势力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衰落。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势不可挡。这几种因素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由妥协转向强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

他虽仍对日妥协抱有幻想，但毕竟提出最后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退让，确实有了进步。国民党五大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出现了新动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他的“对华三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宣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成。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长张群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了4次会谈，明确提出，中日邦交调整要从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恢复领土完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日交涉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分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条约，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国民党内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反共立场仍未放弃，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自1936年开始，逐步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实行有条件的联蒋方针。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民党抗日，“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务、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初次谈判。11月19日，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再次晤谈，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进一步做了商谈。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此时将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共产党是为摆脱困难的处境才急于向国民党妥协，因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收编、瓦解红军，并且为配合谈判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企图消灭红军。

结果，从1935年冬至1936年冬国共两党的多次秘密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转为公开。

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更为实务的措施逼蒋抗日。毛泽东曾先后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70多位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联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逼蒋抗日，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收到显著成效。

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最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局势为之一变。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庞大兵力集结陕甘，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威逼说，如不“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西北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商定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几经“哭谏”、“苦谏”无效后，实行“兵谏”，派兵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了。

同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8项主张，并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蒋介石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打击。”

国共合谈代表周恩来（中）、叶剑英（左）和张冲（右）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蒋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

在事关民族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应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决定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再召开扩大会议，商议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

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首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针对亲日派的军事安排，为防止新的内战爆发，12月15日和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坚决反对“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挑起新的内战，呼吁国民政府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6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予以释放，以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始谈判，并就谈判策略、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

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举行谈判。

周恩来首先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6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24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国共产党主张为基础的6项协议。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至此，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局势转变的枢纽。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举结束了中国的10年内战，创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把下列5项定为国策：

一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是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是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同时表示，如国民党确认上述国策，则本党做如下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政治决议草案，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决议案。尽管这一决议案还没有制订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政策的错误，但在国内政策上，它确定了和平、修改选举法、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通电的要求在原则上是大致接近的。在对日问题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

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