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很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