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堂语录》

止庵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整理《庸报》旧稿。”此即《药堂语录》，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个别篇目（《药酒》、《洪幼怀》、《张天翁》和《洞灵小志》）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时，抑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序》（该篇最初发表即名为“药草堂语录”）中所谓“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即此之谓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将近五年之后为《药味集》作序，也说：“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所说“笔记”均有特指，即《药堂语录》及《书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创作历程中，是为文体上一种新的变化。正如《书房一角原序》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笔记与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拣金”式的摘录，区别在于文章的切入点和感受范围，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说的更简要”的确意味着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就对象而言，是只择取或优或劣的一点；就主体而言，也仅仅把握思想的某种闪现，或者说是记录彼此间一次碰撞，而舍弃了通常构成随笔主体的那个思想过程。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秋的月亮》这样一时感兴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锐丰富，更不要说以“疾虚妄”与“爱真实”为主旨的各篇了。笔记以关乎中国古籍（尤其是笔记作品）者为多，《药堂语录》几乎全数如此，所以虽然篇幅远逊《书房一角》，却显得更纯粹些。《书房一角原序》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用在这里更为恰当。

《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之笔记和题跋颇有相似之处。周氏对古人此类作品一向留意，可谓烂熟于心，然而此番大规模写作之前，尚做过认真而系统的准备工作，见《一蒉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丁丑（按即一九三七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其间自有一副鉴别取舍的眼光，即：“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这涉及文章与思想两方面，如果说有所承继，也是承继了这样一路，具体说来，与所提到的刘献廷、俞正燮、郝懿行、王侃、李元复、玉书、马时芳等人作品关系可能更大一些。《后记》又讲“此种文字新陈两非”，虽是谦辞，文白夹杂而又和谐一体，确是周氏散文新的语言特色，而且除《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外，此后一段时间所作随笔也往往如此。作者在《药堂杂文序》中所说，可以代表他的用意：“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人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以其学养胸襟，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有益养分。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前一方面是进一步拓展现代散文的体式，同时赋予笔记和题跋以新的生命；后一方面则对于现代散文语言之丰富完善，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了。

周作人写的笔记原不止《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这些。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记中，多有写作笔记的记载，六月四日云：“下午写笔记，成一卷，共约三万三千字。”八月三日云：“收亢德寄还笔记稿廿页，即寄读书出版社。”此书未能出版，或已亡佚。一九四九年后在《亦报》、《大报》发表的七百余篇短文，其实也近乎笔记之作。

此次据庸报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一帧，为“著者周作人先生之近影”，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一百一十页。“序”原作“药堂语录序”，目次中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