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现有文献来看，对相和歌及歌辞的研究，至迟在晋代就开始了。西晋崔豹《古今注》“音乐”门，是现存最早解释乐府歌曲本事及缘起之作，共有十八条，涉及相和歌辞的有《箜篌引》、《平陵东》、《薤露》、《蒿里》、《长歌行》、《短歌行》、《陌上桑》、《董逃歌》、《上留田》、《日重光》、《月重轮》等，对这些古题的主题、风格也间有论述，颇为宝贵。又有大音乐家荀勖著《荀氏录》，荀氏曾采撰旧辞施用于世，对相和三调做过改编、完善的工作（沈约《宋书·乐志》），想必于清商三调歌诗深有研究，该书对相和诸曲调及其分类多有记载和叙述，可惜原书已于唐时失传，今天只能凭借《乐府诗集》所引《古今乐录》一书的记载了解一二。

南朝时期，对于“相和歌辞”的著述与研究颇多。比较重要的有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技录》，萧齐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梁沈约的《宋书·乐志》，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前二书唐时已佚，其内容多为《古今乐录》所引，而《古今乐录》原书也在赵宋后佚失，所以此三书内容，今天只能从《乐府诗集》所引及清人《古今乐录》的辑本中见到。《宋书·乐志》在“相和歌辞”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其一，论述了相和歌的由来、名义及发展，指出“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对人们认识相和歌音乐与歌辞的基本性质与特点至为重要。其二，在卷三中最早著录了汉魏相和歌辞，其中清商三调歌诗，系根据西晋荀勖《荀氏录》转录，歌辞均注明解数，对研究相和三调的歌辞与音乐体制很有价值。《古今乐录》是六朝时期叙录乐府总汇之书，也是研究汉魏六朝相和歌诗极为重要的著述，其对相和歌曲辞、曲调、类别、演唱体制、乐器、流传等，都有明确而详备的论述。此外，这一时期，对相和歌辞的主题内容及艺术风格也有论述与评价。如刘勰论及曹魏三祖的相和歌诗时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又指出《艳歌行》、《怨诗行》两歌是“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充分表现了其宗经卫道的文艺观。

魏晋六朝以降，虽有清商新曲、燕乐代兴，但相和歌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仍然受到世人的喜爱和文人们的重视。在唐代不光仍能听到相和歌的演唱，伴随着唐代诗坛借复古而创造的文艺思潮，文人相和歌辞拟作也非常繁盛。在相和古题的拟制同时，他们对相和歌也会有深入探讨。这方面的代表如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刘《乐府解题》、元稹《乐府古题序》等。吴氏书从各种传记及诸家文集中采搜乐府所起本义以解释古题，在体例上，各列曲题，每题大致说明其起源、古辞内容及后人仿作等，又有对相和歌辞的总体叙述，于汉魏相和歌辞尤为详备。刘著解题较吴氏多类同而简略，所解相和古题有《白头吟》、《泰山吟》、《挽柩歌》（《薤露》）、《乌生八九子》、《陌上桑》、《东门行》、《明妃曲》、《坎侯》（《箜篌引》）等篇。元稹的《乐府古题序》对一味的模拟古乐府作了批评，并归纳了两类拟作古题的方式：“虽用古题，全无古意者”；“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对相和歌辞作过详细而较有价值论述的，还有著名的历史文献“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乐典》、宋郑樵的《通志·乐略》、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它们大多综合历代史书中的乐志，从整体上对相和歌、相和歌辞作了梳理，也表现了自己的一些认识。此外，《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或述及相和歌的渊源、性质，或论及清商三调的历史、与清商乐的关系等等，也足资参考；宋朝陈编著《乐书》，其中乐歌、乐舞项，亦有与相和歌相关者。在对相和歌辞进行全面搜集、编辑与总体研究方面，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最重要的书籍，其“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堪称集大成之作。该书“相和歌辞”类收编汉、唐千余年相和歌古辞与拟作，分九小类编成十八卷，是全书十二大类乐府歌辞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全面展现了相和歌辞的整体风貌与历史发展情形。郭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相和歌辞总叙、各曲类小序及各曲调解题部分，对相和歌的曲类、音乐、表演体制，曲调沿承变化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翔实的考核与论断。在具体分类编排上，也颇见郭氏的研究心得，“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辞，后列入乐所改（笔者按：这与我们今天所见通行本的情况正好相反）”，尤着意体现相和诸调的流变轨迹。这些都为后人在这方面的拓展与深入，提供了十分丰厚的研究基础。

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历元、明、清三代，乐府歌辞的编集、选录、注释与研究专著大增，“相和歌辞”的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充实。比较重要的有陈可恕辑《乐府补题》、徐师曾《乐府明辨》、冯定远《钝吟杂录》、朱嘉徵《乐府广序》、朱乾《乐府正义》、江邨绶《乐府类解》等。有些颇具学术参考的价值，如《乐府广序》的注释部分，多采各家评论文字，又有集考，专门解释词句，可资参考。而朱乾的《乐府正义》，除了注释词句外，尤注意对诗中事实、背景等加以考订，援引丰富，议论翔实；但亦有穿凿附会之论，如谓《楚妃叹》系石崇谗事贾谧、贾后之作，《王子乔》系以太子乔比戾太子讽武帝，《步出夏门行》系讽刺东汉末年宦官弄权等。朱氏对乐府体制有独到研究，如论《雁门太守行》云：“按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也。与《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又如论《饮马长城窟行》古辞云：“《古诗十九首》，皆乐府也。中有《青青河畔草》，又有《客从远方来》，本是两首。惟《孟冬寒气至》一篇，下接‘客从远方来’，与《饮马长城窟》章法同。盖古诗有意尽而辞不尽，或辞尽而声不尽，则合此以足之。如《三妇艳》及《董娇娆》‘吾欲竟此曲’之类，皆曲调之遗声也。”这对探讨汉代相和古辞与文人古诗的关系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在《公无渡河》篇下论汉魏相和拟作时，指出内容虽多通变，“但须不离其宗”，这就不免失之拘泥。又如论《陌上桑》拟作云：“至于拟古之法，一转而为《楚辞》钞，以含睇宜笑比罗敷，以子恋慕予善窈窕比使君，以思念公子比夫婿，犹罗敷之意也。再转而为魏武《驾虹蜺》篇，则言自有神仙为侣，罗敷虽美，非我思存。魏文《弃故乡》篇，则言从军万里，伴旅零落，惆怅自怜，有室家之思，与罗敷全不相涉；而言外见意，不离其宗。此汉魏拟古之法”，显属牵强迂腐之论。其他如论《平陵东》、《君子行》、《猛虎行》、《董逃行》、《秋胡行》、《陇西行》等题相和歌辞，大都如此。不过在客观上，却也正好描述了相和歌旧题的某些流变特点，对于我们从正面就此一问题作深入研究，有启发意义。此书在明清两代同类研究中，是材料最丰富、见解最突出之作。另外，一些古诗选注、点评本，如明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刘履《选诗补注》、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陈沆《诗比兴笺》、陈本礼《汉诗统笺》、张玉谷《古诗赏析》、李因笃《汉诗音注》等，在相和歌辞的训诂笺释，以及艺术表现方面，也往往有独到的研究与评价。

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传统诗话中也有一些相和歌辞的考辨或评论。像许学夷的《诗源辨体》论《董逃行》、《雁门太守行》“词意与题全不相类，疑别有古词，此但习其声调耳”；论《白头吟》“沛然从肺腑中流出，其晋乐所奏一曲，乃后人添设字句以配音节耳。乐府《满歌行》、《西门行》、《东门行》及甄后《塘上行》皆然”；论《相逢行》、《陌上桑》等“古色内含而华藻外见，可为绝唱”，《满歌行》、《西门行》、《东门行》、《艳歌何尝行》等，“文从字顺，轶荡自如，最为可法。《乌生》、《王子乔》、《董逃行》、《孤儿行》、《妇病行》语虽奇古，中有不可解不可读者，然《满歌》以下，为孟德、子桓杂言之祖。学者苟能一一强记，则识见高远，下笔苍古，而于后人拟古之作，可别其远近矣。”从乐辞关系、艺术风格到制作沿承，所论皆中肯綮。又如杨慎《升菴诗话》论古《胡无人行》、甄后《塘上行》以及相和乐曲名解；王世贞《艺苑卮言》论瑟调诸小曲的特色与拟作，等等。这些虽属零篇碎简，却也是吉光片羽，难能可贵。

20世纪，随着社会与学术的巨大变革与转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其中汉代诗歌研究，虽然与对其他时代的诗歌研究相比还相对落后，但就汉代诗歌研究本身来讲，无论在文献考证还是艺术分析和理论阐释上，“其成就都是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相和歌辞”研究也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20世纪以来的相和歌辞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至今。

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白话文运动和平民文学思潮的兴起，世俗、民间乐府越来越受到学人的重视，而相和歌诗正是其中的代表样式和主体部分。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一书对以相和歌辞与鼓吹、横吹为代表的汉乐府歌诗的产生渊源与音乐的关系、艺术特点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对其文学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代表了“五四”以后对所谓汉乐府“民歌”新的评价方向。

梁启超在《中国古代美文及其历史》的“汉魏乐府”一章中，以审美的眼光，对相和歌辞的题材、结构、语言音节、境界、气格作了较为精致的赏析与评论，对于艳、趋等体制也有所辨明。梁氏还批评郑樵误读《宋书·乐志》，在《通志·乐略》中将清商三调归属相和歌是大错误，提出了不可将清商三调混属相和歌的观点。从此，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的类属关系遂成为研究与论争的热点之一。梁氏的观点后为陆侃如《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合著，1930年初版）所继承，在该书中，陆氏并且只承认相和歌包括“相和曲”、“四弦曲”、“六引”三小类，而把三调及大曲看做汉魏清商曲。而陆氏在前此所作的《乐府古辞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中，则是依《乐府诗集》分相和歌辞为十小类，考订了102曲汉代相和古辞，并注明各曲调的存佚情况。而黄节、朱自清在《乐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39卷第8期，1933年5月8日）中，也就清商三调与相和歌的类属问题展开了讨论，黄节针对梁启超的观点为郑樵辩护，而朱自清则认为梁氏的说法有道理。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乐府研究通论和专史著作。像王易的《乐府通论》（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着重从音乐方面进行论述，其“辨体篇”取消杂曲歌辞一类，依其内容风格，分别散入相和歌辞等类中，对于研究相和歌辞与杂曲歌辞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乐府专史则以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重庆中国文化社1944年版）二书为代表。罗著所论起于汉止于唐，其对相和歌辞的研究分见于各章，而以“乐府古辞及其他”、“魏晋乐府”两部分为主。对一些代表性的相和古辞及拟作皆作了讨论，突出体式探讨，旁及古辞的本事、年代、曲调关系考证，对作品的情感表现、艺术特点方面论述较简略。相比于王、罗等人的著作，萧著在以相和歌辞为代表的乐府诗的研究上则要深入全面得多。对相和歌辞的年代和本事的考订、其对后世文人诗的影响以及文体上的发展演变等都有论述；在作品研究上，注重相关历史背景的阐发，注重作品艺术特性的分析，常能细腻入微，颇多独到之见。此外，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首创“音乐文学”研究一目，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入手，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特质与规律。其“论乐府”一章，对相和歌辞的曲调、可歌性、音乐表演体制等方面，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对我们今天从音乐与娱乐表演的角度，对相和歌辞作综合形态研究，极有启发意义。

对一些相和古辞为适应音乐与表演的需要，而出现的歌辞拼凑与分割现象的研究，余冠英先生的《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国文月刊》第61期，1947年）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而逯钦立的《〈古诗纪〉补正凡例》（写于1943年，后收入作者《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则对相和歌辞中“本辞”与“晋乐所奏”有所考辨。此外，逯氏《汉诗别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涉及五言诗的论述中，对相和歌辞也都有一些有价值的判断。

在对相和歌辞的训诂笺注方面，较早的代表性著作有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大学出版组1924年版），全书总共十五卷，却有十三卷的篇幅专释汉、魏相和歌辞，其他两卷分别为汉、魏杂曲歌辞，跟前人多对汉《房中歌》、《郊祀歌》、《短箫铙歌》等汉三大歌调作专门注释相比，此书反映了“五四”后学人对当时所谓“民歌”研究的重视。此书于每首歌辞之笺释，大致分解题、笺释词句、释音和集评四部分。笺释词句征引繁富，集评多采清代诸家之说，是研究汉魏相和歌辞之训诂、音韵方面材料最丰富的著作。闻一多《乐府诗笺》（后收入《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除长于训诂词义，对各曲的本事、主旨等也有考释，并能提出新的见解，如论《蒿里》即《下里》，论《董逃行》与《董逃歌》实为二歌等，辨正了崔豹《古今注》的错误。此类文献或语言训诂方面的研究，还有王越的《汉代乐府校释》（《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卷第4、5期，2卷第1、2期，1933年版），彭丽天的《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清华学报》12卷第1期，1937年），曲滢生的《汉代乐府笺注》（北平我辈语丛社1933年版）等。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学术研究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和政治色彩。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从文学反映论角度，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的分析成为重点，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艺术上则着重对作品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揭示。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和教材，有关相和歌辞的论述大多如是。论文方面，郑孟彤《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3期，1955年2月27日）、王运熙《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复旦学报》1955年第2号）可作代表，涉及对相和歌辞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成就的分析，最有深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另外，王作还对相和歌在汉代上层社会和文人中的流行作考察，从内容、形式、名物方面与“古诗十九首”比较，探讨了相和歌辞作品的时代问题。

这时期，各种古诗选本所选乐府古辞也以相和歌辞居多。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社1954年版），其注释融会前人和自己的研究所得，深入浅出；无论本事、背景介绍，还是诗旨概括，皆能详细考校，扎实立论。而在具体的作品研究中，《陌上桑》则成为一个热点，发表的文章最多，主要围绕着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罗敷的人物身份和性格特征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他反映汉代社会阶级压迫和人民悲惨生活的代表作，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学术关注，都有单篇论文出现。

实证研究方面，王运熙的文章最有影响。收在《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几篇文章，除前面提到的《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外，《清乐考略》一文主要提出了相和歌属清商旧曲说，并详细考论了相和的含义、引与和的音乐特点、相和歌与清商三调的关联、侧调归属、相和歌与楚声的关系、三调与房中乐、曹魏清商乐的昌盛、西晋清商乐的雅化及清商旧曲的衰亡等问题，非常全面。《说黄门鼓吹乐》一文，论证了汉代的黄门鼓吹乐包括相和歌，并且“尤以相和歌为首要部门，它是宴乐嘉宾时娱心意悦耳目的最美妙的乐歌”。《汉代鼓吹曲考》则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鼓吹”的含义上，考证说明相和歌与短箫铙歌都可以叫做鼓吹，同属黄门鼓吹乐署。从以上的文章可以看出，王运熙的相和歌辞研究是系统而翔实的，代表了这一时期实证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王达津的《汉乐府相和歌即汉清商说》（《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阴法鲁的《汉乐府与清商乐》（《文史哲》1962年第2期），是继续对相和歌与清商乐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相和歌的音乐性研究方面，邱琼荪的《汉大曲管窥》（《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则对《宋书·乐志》里所列15首大曲在魏晋时期的流变及其演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很有学术价值。该时期，能代表音乐史学界关于相和歌整体研究成绩的，是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1980年修订版）。该书对于相和歌的由来、性质、音乐构成、相关概念、表演情况及大曲的曲式等作了全面论述；也提出了代表性的意见，比如对相和诸调曲及大曲中的“解”的经典性解释等。港台方面，张世彬的《中国音乐史论述稿》（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较重要，该著专列《清商三调曲》一章，对清商三调的名义及唱奏方式、汉大曲的结构、清商乐的沿革以及清商三调的特点都有所探讨和论述。

这一时期，港台地区述及相和歌辞的论著，还有李纯胜的《汉代的相和与清商》（《大陆杂志》第23期，1961年）、张寿平《乐府歌辞类别考订》（《大陆杂志》第31期，1965年）、胡纯俞《汉代乐府与古辞》（《中国诗季刊》1970年第1期）、韩屏周《两汉乐府古辞研究》（昆山工专学报，1973年第1期）、方祖燊《汉诗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版）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再次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并且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广泛和深远影响。突破过去单调僵化的研究模式，拓展学术思维和学术角度，寻求广大的学术空间，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多学科交叉，多文化视阈融合，成为这个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同时优秀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式也并未放弃，因而形成了传统研究与创新研究并存，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格局。相和歌辞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首先是对过去研究热点的进一步讨论。关于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的概念及离合关系，是这一领域中的老问题了。“五四”以后，梁启超对郑樵《通志·乐略》的观点首先提出异见，认为清商三调不属相和歌，应是与相和歌并列的乐府类别。随后，形成两派，朱自清倾向于赞同梁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亦取梁说，而黄节、萧涤非则持相反意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达津、阴法鲁等人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王氏同黄、萧，而阴氏则循梁氏观点。这个问题牵动了古典文学界和传统音乐史学界的好多学人，却没能形成统一的认识，进入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之中，不过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深入与拓展。曹道衡《相和歌与清商三调》（《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1981年），逯钦立《“相和歌”曲调考》（《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运熙《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文史》第34辑，1992年版），三文在考辨相和与清商的关系的同时，也各从不同角度对相和歌的产生、来龙去脉以及其音律和演唱方式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运熙涉及相和歌辞研究的文章还有《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皆收入《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前文揭示了歌辞内容与曲名关系的三种类型，对研究相和歌辞的生成与演变具有参考价值；《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一文则对相和歌等乐府歌诗艺术，通过演唱传播对文人及文人诗歌的影响作了阐发；《札记》则对相和歌中五首歌辞《薤露》、《蒿里》、《鸡鸣》、《乌生》、《西门行》、《艳歌何尝行》做了一些考辨，偏重句式、语词、本事方面，又对《文选》、《玉台新咏》所选相和曲、相和歌评价的历史变迁等进行了辨析和梳理。而王小盾的《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则在丘琼荪先生《汉大曲管窥》的基础上，对十五首大曲的演唱方式及其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次，研究队伍有了大大的扩展，产生了一大批涉及相和歌辞多方面问题的较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论文方面，有探讨相和歌的音乐构成、音乐特性的，如许健《相和歌与琴曲》（《音乐研究》1985年第3期），郑祖襄《相和三调中的“部”“弦”“歌弦”考释》（《音乐艺术》1993年第3期），丁纪元《相和五调中的清平瑟调新论》（《黄钟》1997年第1期），丁纪元《相和五调中的楚、侧二调考辨》（《黄钟》1997年第3期），刘明澜《魏氏三祖的音乐观与魏晋清商乐的艺术形式》（《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齐天举《从〈饮马长城窟行〉说到相和三调的解、艳和趋》（《文学评论丛刊》第31期）、安海民《试论汉魏乐府诗之艳、趋、乱》（《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丁承运《清商三调音节调式考察》（《音乐研究》1989年第2期），冯洁轩《说“解”》（《艺术探索》1995年第1期），褚历《汉魏“解”与隋唐“解”辨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黄仕忠《和、乱、艳、趋、送与戏曲帮腔合考》（《文献》第52期，1992年），崔炼农《相和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乐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歌弦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乐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有涉及相和歌辞各方面文献考证与辨析的，如杨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释读》（载杨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喻志意《〈歌录〉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有论及相和歌辞艺术特点的，如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李伯敬、朱洪敏《汉乐府民歌的戏剧审美创造》（《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廖蔚卿《汉代民歌的艺术分析》（台北《文学评论》1983年第7期），程湘清《乐府民歌的修辞美》（《语文教学》1980年第5期）、《试论乐府民歌的语言美》（《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1981年），阮忠《汉乐府叙事诗的戏剧性》（《南都学坛》1996年第1期）等。

有涉及相和歌辞的流变及影响的，如江艳华《论乐府古题〈燕歌行〉的发展演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商伟《论唐代的古题乐府》（《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秋枫《试论乐府民歌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齐天举《古乐府艳歌之演变》（《阴山学刊》1989年第1期）、《挽歌考》（《文史》第21辑），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吴怀东《建安乐制及拟乐府形态考述》（《江淮论坛》1998年第2期），岳珍《“艳词”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王淳美《西汉民间乐府与后人拟作之研究》（台湾《南台工专学报》1991年第7期）等。

有涉及相和歌辞与其他诗歌样式关系的，如孙洪明、李爱华《浅析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异同》（《东岳论坛》1990年第12期），范能船《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及建安诗歌》（《江淮论坛》1986年第4期），齐天举《乐府与汉魏五言诗》（《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等。

后三类的文章，虽然大多不是直接以相和歌辞为研究对象，但由于相和歌辞是汉晋世俗乐府歌诗的主要代表，因此在行文中，实际上是以相和歌辞为重点或者是有较多的论述涉及了相和歌辞的。

其他还有许多对相和歌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之作，包括单篇发表的论文和各类赏析文选、鉴赏词典等，不再一一列举。其中尤以《陌上桑》为典型和代表，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港台地区，发表的论文已在120篇以上，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多种多样，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原型理论、主题学、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等等，颇多新颖独到之见，达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平。而法国汉学家桀溺的《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载钱林森主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以相和古辞《陌上桑》为突破口，“对美女采桑这一中国文学题材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文化研究，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很有特色。桀溺还对相和歌辞中10组“晋乐所奏”与“本辞”（皆见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提出质疑，并作详细考辨，得出“晋乐所奏”曲辞才是原创，而所谓“本辞”是文人改造之作的观点，对逯钦立《〈古诗纪〉补正凡例》指出的同类问题作了更详细的论证。

专著方面，除前面提及的王运熙《乐府诗述论》，较重要的还有姚大业《汉乐府小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王汝弼《乐府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仁甫《古诗别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杨生枝《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倪其心《汉代诗歌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郑文《汉诗选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汉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等，或考证梳理，或辨析决疑，或笺释赏评，或理论阐发，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近十多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他们以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为乐府歌诗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如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功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钱志熙《汉乐府与百戏众乐之关系考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刘明澜《中国古代诗词音乐》（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吴相洲《论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载吴相洲《唐诗十三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史哲》2005年第3期）等研究。或考察乐府的娱乐职能和音乐对乐府诗表现艺术的影响，或考察乐府诗与其他表演艺术的关系，或探讨古诗词的音乐背景，或探讨唐代旧题乐府的传唱问题，或从出土文献的角度讨论厅堂讲唱与汉乐府艺术的关系，对于相和歌辞的创新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如下的学术思考及研究成果更具有新的学术意义：赵敏俐《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关于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的理论思考》（《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赵敏俐、吴相州等《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研究揭示了汉代诗乐新变的特质，从以表演为中心的歌诗艺术生产的角度作原生态研究，探析乐府歌诗的艺术构成，因而更贴近乐府诗的历史真实和本质特征；对于更新学术观念，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相和歌辞，具有极大的学术启发和理论指导意义。

1. 《宋书》第19卷，第21卷，第549、550、603页。
2. 〔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43、253页。
3. 〔唐〕元稹：《乐府古题序》，《白氏长庆集》第23卷，《四部丛刊》本。
4. 《四库全书总目》第187卷，第1696页。
5. 同上书，第187卷，第1696页。
6. 此处评述参考了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述论》中相关内容。《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70、61、68、69页。
8. 赵敏俐师：《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9. 赵敏俐师：《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10. 〔法〕桀溺：《驳郭茂倩》，见《法国汉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