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是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给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李嘉诚分身有术，有时一天参加多达数十项活动。

▲长江集团中心雄踞中环核心地段之咽喉要地。（李忠海）

回顾香港的社会历史发展之荦荦大端，可看到不同财团兴衰起落，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社会环境兴衰嬗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代又一代的资本玩家在香港斗移星转，在风起云涌中摸爬滚打，制造了一个个出神入化的金银神话。

商场就如在战场，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帅未必对每一种武器的操作比士兵熟悉，但最重要的是首领亦十分清楚每种武器及每个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统帅只有明白整个局面，才能做出出色的统筹，指挥下属，使他们充分发挥最大的长处以及取得最好的效果。

李嘉诚再三强调说：

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定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是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给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游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游回来。如果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这样我才开始游过去。

正如拿破仑所说：“当我部署一次战役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谨慎了。我故意夸大当前形势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危险和灾难，我处于历史学家痛苦的焦急状态中，这并不妨碍我在侍从人员面前显出十分从容﹑镇静。一旦我下了决心，除了致力于引向成功的事情以外，其他一切事情都不在我心上了。”这绝不能简单用英雄所见略同来形容。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做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而只有1％的时间，我在想会赚多少钱。

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五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李嘉诚总是平静地说：“一生之中，我还没有强迫收购过一家公司。到今天为止，我所收购的公司，都是友好的，大家好商量的。”最能体现李嘉诚投资风格的事例，是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日薄西山﹑垂垂暮年的置地。置地对任何一个华资地产商的诱惑都是巨大的，它在香港经济的龙脉中环金融中心的黄金地段，拥有一个庞大的高级商厦组合，被誉为香港地产“皇冠上的明珠”。

“皇冠明珠”——怡和置地

20世纪60﹑70年代，英资挟天时﹑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人和之因素，在香港称雄多年，四大洋行各领风骚，怡和称雄江湖，独霸天下，傲视群雄的势力不容挑战。而到20世纪70﹑80年代，华资大亨纷纷崛起，从地产中谋得巨资，这股新兴势力，已为英资亮起警号。李嘉诚先后抢购九龙仓与和黄，使得怡置系如惊弓之鸟，随时防范来自神奇小李的偷袭强攻。

当然，真正的危机，还是始于1997年香港回归问题上，即由回归危机引发的香港信心危机。中国概念已成为商场的追捧对象，然而，向大陆市场问路，显然并非是传统保守的英资所擅长的，何况，政治中的微妙情结，也使双方难以推心置腹地真诚合作，甚至连开诚布公地谈判也成了奢望。时移世易，真正能叱咤商场，呼风唤雨，挥洒自如，甚至在1997年后能纵横商界的，可以预料，显然不是英资了，英资主导香港的历史注定将成为过去的辉煌。

历史不可能重现英资过往的百年辉煌。1994年年初，怡控正式迁册，在香港股市除牌，凯瑟克家族在香港的光辉岁月，将做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性终结。回味怡控与凯瑟克家族的历史，就仿如重温香港早期的资本积累发展史。

1949年10月之后，怡和尚在观望之中，中国市场对怡和实在太重要，不敢轻易放弃。事实上，怡和在中国的生意一度亦呈现勃勃生机。怡和的商船“永生号”仍定期驶往上海，输入畅销的棉纱﹑香烟与啤酒﹑小量的五金和机械，并输出中国的土特产。当时，怡和洋行大班约翰·凯瑟克经常往来于上海与北京之间，而怡和与香港的华润公司生意往来密切，还设有热线电话联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欧美开始经济封锁中国。同年12月，上海政府颁布“清查并管制美国在沪公私财产的决定”。其后，国内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各类政治运动接踵而至。

怡和在上海的业务渐趋停顿，1954年怡和终于关闭它在大陆的全部办事处撤离大陆，结束它在中国大陆逾百年的历史。约翰·凯瑟克在离开上海之夜，曾召开各地分支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宣布旗下全部人员及相关业务即时从中国内地撤退。他莫名凄凉地说：“看来，我们的好日子是过去了。将来从香港和中国大陆打交道，怕也不能按着我们的规矩办事了。我们别无选择，面对目前的变化，我们必须寻求我们的新出路。”

这位洋大班看到对己不利的政治形势，产生了不期然的悲哀。怡和大班的这番徒叹奈何，反映了中国时局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变化。不可否认，此时此刻，洋大班的眼光是极具战略性的。据怡和方面估计，怡和撤离大陆后，所损失的资产为数约3000万英镑。当然，比起他百年来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而言，犹如沧海一粟。

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声称，统治香港的权力，“依序而列”是马会﹑怡和﹑汇丰和香港总督。怡和的排名尚在汇丰和港督之上，其权势及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英资四大行中，它排位更是高居榜首。怡和集团在香港的旗舰是怡和洋行。

1958年，凯瑟克家族在伦敦三家商人银行——霸菱兄弟﹑罗拔·富林明﹑以及威廉·奇连公司的支援下，收购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所有股份，正式成为怡和洋行的大股东。长期以来，怡和洋行一直实行旧式合股制，此时怡和认识到这种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战后复杂的商业环境，加上部分股东对前景失去信心，希望将他们手上的股票转售，故在1961年6月，怡和以每股16港元价格，公开发售90万股股票，占怡和已发行股份的25％，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这一时期，怡和的发展战略分双线展开，一方面大肆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拓展，力图发展成一家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又继续巩固其在香港的地位。不过，野心勃勃的怡和将其重点时常倾向前者。由于连年大规模地向海外投资，到1977年，怡和在海外资产所占比重已超过六成，而香港所占比重已下降到不足四成。怡和已发展为亚洲太平洋地区跨国集团。

怡和董事西门·凯瑟克曾豪情满怀地说：“怡和公司的名字，在1975年以前，离开远东便鲜为人知，但现在世界各地对怡和已非常熟悉，尤以美国为甚。”不过，日后的实践证明，怡和将为此扩张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其实，扩张拓展战略本身并没有错，失误只是怡和有前招而无后招，为扩张而扩张，造成后续乏力，有时更是鞭长莫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经济起飞，整个社会开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当时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稳定政策，香港作为联系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桥梁的中介功能日益显现，香港转口港的地位渐渐强化，怡和在向海外大规模拓展的同时，对香港的投资也逐渐趋向积极，投资的重点是金融及房地产业。20世纪70年代以后，旗下拥有的附属及联营公司近400家，所经营的业务，更遍及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业﹑银行﹑保险﹑金融服务﹑码头仓储﹑房地产﹑航运﹑航空﹑旅游﹑酒店及公用事业，被誉为“规模宏大，无远弗届”。

踏入20世纪80年代，继青洲英坭﹑和记黄埔﹑九龙仓﹑港灯等老牌英资公司相继被华资财团鲸吞之后，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已彻底破灭。日益坐大﹑噬肥而食的华资大亨，已经开始毫不掩饰地﹑虎视眈眈地转向下一个目标：怡和旗下拥有的庞大高级商厦组合，被誉为香港地产“皇冠上的明珠”的置地公司。李嘉诚深明其中玄机：控制了置地，就控制了香港地产物业的核心，才真正称得上香港地产界的“王中之王”。

“连环船”策略

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有关华资大亨收购置地的传言甚嚣尘上，有说李嘉诚正在收集置地股票，有说李嘉诚正与包玉刚联手挑战置地，甚至宣称华资大户将直接收购市值仅四十多亿港元的怡和，透过怡和控制置地，更有甚者，称中国共产党正调动有限资金，透过华资并吞怡和。种种传闻，街谈巷议，不一而足。立于危墙之下的怡和寝食不安，抓耳挠腮，苦苦思索着破解困局之锦囊妙计。

当时，怡和及置地确实形势不妙，怡和尚在海外的经营中苦苦挣扎，盈利停滞不前，大股东凯瑟克家族仅持有约一成怡和股权，而怡和及怡和证券仅持有置地两成左右股权，置地股价大幅低于其资产净值，正是理想的捕猎目标，更重要的是，大举海外扩张的怡置负债累累，分身乏力，有心无力。

面对危局，怡和主席纽璧坚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怡和及置地的控制权：首先，于1980年9月5日，怡和以价值11.95亿港元的资产，购入置地发行的约6400万股新股，转移的资产包括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五成权益及3300万股会德丰股票。交易完成后，怡和持有置地的股权由20％大幅增至27.8％，成为置地大股东。有迹象显示，当时华资财团并未就此罢手休兵，转而将目标转向怡和。为捍卫怡和权益，同年10月29日，怡和宣布发行2500万股新股予置地，收取置地约7.6亿港元现金。在此之前，置地又从股市购入怡和已发行股本的5％。11月3日，怡和再以现金在股市购入置地7800万股股票，使它持有的置地股权增加到约40％。

到1980年年底，怡和宣布，怡和及其附属公司怡和证券已持有40％的置地股权，而置地亦持有怡和约38％的股权，形成所谓“铁三角”或“连环船”资产互控结构。这一策略可说是怡和主席纽璧坚任期内自视为保守稳妥的最瞩目﹑亦最具争议性的杰作。透过怡和与置地互相持有对方约四成控股权，怡和﹑置地两公司的控股权表面上看来可谓固若金汤，岿然不动，令觊觎已久的华资大亨难越雷池一步。

因为，任何一个挑战者，所面对的绝不是怡和与置地40％的控股权，必须考虑另外60％的股权中至少20％的股权。也就是说，可能面对的是60％的股权，知难而退，唯一的选择就是敬而远之，放弃挑战。

表面上看，“连环船”策略固若金汤，但是，破绽依然隐藏其中。这就如《三国演义》中的赤壁大战，老奸巨猾的曹操被火烧连环船一样。

1983年3月，香港政府宣布修订收购及合并条例，将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定义从过去的51％修订为35％，规定持有35％的大股东可在一年以内增加持有量至45％，如超过此数便要提出全面收购；非大股东一旦吸入一家公司35％的股权便要公开提出全面收购。控股权定义修订，此举有意无意间配合了怡置互控的“连环船”策略，外界觊觎一家公司控制权的困难陡然增大，至少令凯瑟克家族大大松了一口气。至于港英当局如此修例，是否完全为自家人怡置发展考虑，已无从查证，后人只能说是瓜田李下而已。

踏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在巩固了集团控制权之后，怡置系似乎重振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尤其是置地，在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鲍富达（Bedford）的主持下，投资策略做180度的大转变，罔顾当时香港地产繁荣时期已出现的一系列不利不明朗因素，大肆扩张，从一名保守﹑稳健的地产投资商迅速转变成一名活跃﹑冒进﹑激进的地产发展商，成了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大好友”，在多次地皮拍卖会上，都是出价最为勇猛的一位地产商。

置地不但成为当时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大好友”，而且迅速膨胀成一家业务遍及地产投资与发展﹑酒店﹑零售贸易﹑电讯﹑电力供应等多元化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这种投资策略的急剧转变，充分反映出怡和高层在九龙仓一役受挫后，受包玉刚﹑李嘉诚看中地产的经营策略之启发与压力，试图将置地扶植成一家超级“大行”，与华资大亨一决雌雄的勃勃野心。

这期间，置地的盈利确实也大幅增长，1980年度因出售金门大厦及九龙仓股票，置地盈利高达6.1亿港元，比1979年度增长一倍，1981年度置地盈利增至14.3亿港元，再比1980年度增长逾一倍。其中，来自物业销售的利润首次超过了租金收入。要知道，坚持稳健发展的置地，长期以来都顽固坚持一个发展策略，那就是盖楼大部分收租，小部分出售，就像香港许多投资保守的师奶一样，有物业在手，有租金回笼，万无一失，睡觉也安稳。

事实上，自1981年下半年开始，世界性经济衰退已令香港经济不景气，港元贬值，内部消费萎缩，公司利润下降，再加上香港前途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种种不稳定因素已相继浮现，香港可谓内外交困，前路渺茫。

其时，香港地产市道经过七﹑八年的节节攀升，已达巅峰状态，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基础异常脆弱，前景相当危险，运作渐趋困难。然而，怡和主席纽璧坚与置地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鲍富达当时对香港经济前景仍然相当乐观，对置地在香港地产业的影响力过于自信，对港英当局在香港的影响力充满信心，对大英帝国主导未来香港非常自负，完全陶醉于集团业绩连年向好的辉煌中，迫切希望利用这段时期充分扩张，趁热打铁，以弥补九龙仓一役的损失。

这时，怡和内部的权力斗争已转趋表面化，其结果更加速了两人的轻率﹑冒进。在对待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问题上，纽﹑鲍近乎天真地相信有机会透过续约方式解决香港前途问题，至少北京会不得不做出让步，接受英国人的主权换治权的模式，这种近似赌博式的政治心态导致了置地日后的严重财政危机。其实，英国玩政治，如同小孩摆家家，不裂也会颠，哪里是共产党的对手，从怡置两位大班的如此天真幼稚，就可以看出其中之端倪。

当时，《信报》资深股评家思聪就曾警告，置地盲目扩张的危险性，一旦中英双方会谈不理想，置地扩张政策的后果便可想而知。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尔维纳斯群岛一役大胜之余威，趾高气扬地踏上了北京之旅，天真地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建议，遭到邓小平毫不留情的严词拒绝。稍后，中国政府即断然宣布将在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主权。这一系列消息传至香港，早已疲惫不堪的股市﹑楼市应声下跌。

香港前景山重水复，茫然若失。此时此刻，甚至无人敢问路在何方？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怡置大班目瞪口呆，举止无措，怎么办？

1988年，置地首次出现高达15.83亿港元的巨额亏损（包括出售物业亏损﹑联营公司亏损及利息支付），该年度置地除税后盈利仅1.68亿港元，比1982年度的8.14亿港元大幅减少八成。总债务则急增至150.7亿港元，其中长期债务133.53亿港元，短期债务23.17亿港元，债务比率（借贷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从1982年的26％急升到1983年的56％，置地成为香港最大的负债公司，地王转瞬之间变为“债王”。

在这风雨变幻莫测的政治敏感岁月，精明的李嘉诚再度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与胆识，一方面对政治现实表现出惯有的冷静与沉默。另一方面，继续发挥其人弃我取的传统策略，暗中大肆收购廉价物业资产。即便是在非要表白的场合，李嘉诚也是套话接着官话，不偏不倚，坚持长和系根在香港，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

正如置地在1983年度业绩报告书中所说：无论是1983年，还是1984年，对置地来说，都是一个困难的年度。这时，怡和与置地互控的“连环船”策略，其弊端已完全暴露：怡置互控对方四成股权，不但导致大量资金被冻结﹑债台高筑﹑削弱了整个集团运用资金的能力，而且在地产﹑股市低潮中形成互相拖累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互相牵制，难以分身；左右为难，欲罢不得；瞻前顾后，应变困难。1983年置地严重亏损，令怡和业绩亦大幅倒退，纯利剧减八成。怡和与置地均处于危城苦守的困局，风雨飘摇，叫苦不迭。

怡和迁册

财务危机令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迅速尖锐化﹑公开化。看来内斗﹑内耗不单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专利。

1983年中，怡和集团高层“大地震”，怡和主席纽璧坚和置地常务董事鲍富达先后宣布辞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在中断13年之久重掌大权，由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主席兼行政总裁。市场传闻，其实自1981年起凯瑟克家族与纽璧坚的权力争斗已渐趋表面化，当年董事局会议上，就曾酝酿倒纽暗潮，其后双方暂时妥协，纽璧坚继续连任四年，西门·凯瑟克则以董事身份从伦敦来港，后来再升任总经理。

及至1983年怡和集团危机显露，凯瑟克家族即坚决要求纽璧坚提前离任，尤其是纽璧坚大意失荆州，痛失九龙仓后，自知无颜在怡和立足，遂决定接纳补偿100万英镑的“肥鸡餐”提前离职。

新上任的怡和主席西门·凯瑟克是凯瑟克家族第六位出任怡和主席的成员，乃前任主席亨利·凯瑟克的幼弟，1942年出生，早年曾毕业于英国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1962年加入怡和，曾先后在香港﹑北美﹑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分公司任职，1982年返港出任怡和常务董事。

小西门为人精明强悍﹑深于谋略，更对与东方人打交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小小凯瑟克，显然非池中物﹑淡水虾那么简单。西门·凯瑟克上任后即表示：若要从较少数可运用资本中获取较高的利润，就唯有努力耕耘和大幅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在凯瑟克的主持下，怡和﹑置地展开了一系列削干强枝的挽救措施：

首先，是停止﹑押后部分庞大发展计划。被宣布停止的发展计划超过十项，包括1982年与港府协商的皇后花园地段发展计划，以及美丽华酒店旧翼，又解散与远东发展组合的新世纪地产公司。为此，置地也做出破天荒的19.8亿港元的巨额撇账，这个数额几乎相当于置地从1974年到1980年期间盈利的总和，难怪鲍富达需引咎辞职，即时生效。其次，是大幅出售公司的非核心资产和业务，1983年3月将置地所持有的香港电话公司38.8％的股权售予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套现14亿港元。同年6月，怡和将南非雷里斯公司51.7％的股权出售，套现13亿港元。10月，再将怡和属下金门建筑公司50％股权作价2亿元售予英国的特法加集团（Trafalgar House PLC．）；同时将夏威夷戴惠思公司所拥有的甘蔗园以5.4亿港元价格售出。

1985年2月，怡和再将置地所持有的香港电灯公司34.9％的股权售予李嘉诚的和记黄埔集团，套现29亿港元。因为航运业持续不景和油价大幅回落，怡和亦决心撤销利润空间有限的船东和离岸石油业务，怡和船队从最高峰期的35艘轮船减至10艘。

接着是重整庞大债务。怡和首先取得了汇丰﹑渣打两家发钞银行的支援，为置地安排了一宗以汇丰﹑渣打为首包括中国银行等15家银行组成的中期银团贷款，数额高达40亿港元，为期八年。

1985年，置地宣布委托获多利和标准渣打亚洲安排一宗高达12.5亿港元的商业票据，该宗商业票据成为香港最大额的单一商业票据协议。期间，置地又不断与多家金融机构协商做出财务安排，使公司以往的浮动利率借贷转为固定利率借贷，以减低利率波动的风险。

1984年3月28日，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仍处于低迷之际，怡和主席西门·凯瑟克突然宣布，怡和将把公司的注册地从香港迁移到英属自治领地百慕大。怡和所谓迁册百慕大，实际就是在百慕大注册成立一家集团的控股公司——怡和控股有限公司，以怡和控股的股份交换原上市公司怡和公司股份，使原上市公司股东变相成为新控股公司的股东，并取代原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

怡和迁册百慕大，最后被理解为“撤离香港”，消息传出，全港震惊。像怡和这样一家自称“一直代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的老牌英资洋行，在此最关键时刻宣称撤离香港，犹如雪上加霜，其震撼力有如投下一枚“百慕大炸弹”。翌日，香港股市暴跌，恒生指数一度下跌逾百点，怡和五家上市公司股价在两个交易日中平均下跌了17.4％；其中，怡和及怡和认股证分别下跌了17.3％和29.8％，形成香港证券史上所谓的“怡和震荡”。

怡和发表声明称，其所做决定是基于对全体股东的责任，集团未来在可能的条件下，仍将继续投资香港。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直斥怡和的行动“极度不负责任”。不过，香港舆论很快即意识到，怡和迁册海外的原因，是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购买政治保险。美国万国宝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裁黄逸思就指出：怡和在另一处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地区成立新控股公司，是完全出于保障集团的海外资产，因为香港将来一旦政治前途有任何变化，怡和纵使失去香港的资产，也仍可透过百慕大的控股公司保全海外的资产；不过，怡和实在是操之过急，无须如此迫切地在现阶段采取行动。

今天看来，怡和迁册海外显然是经营者的鼠目寸光。当然，也可以说是逼不得已。不过，也可以理解，以当时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炮火之猛烈程度，这些在红色中国人眼中留有“案底”的英资不担心才怪呢。

市场分析预测由于怡和这次已摆明车马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双方关系已是若即若离，渐行渐远，今后怡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必然阻滞重重，不会如前般顺遂。怡和选择在政治气候最敏感时宣布迁册，普遍被认为“不合时宜”及“不明智”，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怡和的行动更被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中国政府公开直指英国政府从中操控，以便在关键时刻向中国施加强大心理压力与社会舆论压力。

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兼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就代表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英方谈判团团长伊文思的解释，即英国政府对迁册事前并不知情。唐宁街此时此刻真是百口莫辩。客观一点理解，怡和系未必会将迁册一事知会英国政府，因为在这风头火势，伦敦也会因其事关重大而强力阻止。商业上的决策，一旦牵扯政治问题，就变成了一锅浑水，任谁也说不清了。

事实上，事情总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怡和虽有离意，中方却也实实在在有赶意，因而展开了一幕幕拉力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而其中最震荡的一次是1992年年末，中方在怡和公开表示支持港督彭定康后，大力回击，而且出招直接，一日间将怡和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

话说12月中旬，新华社发表一篇洋洋千字的文章，内容直斥一家英资集团公司以前靠鸦片起家，荼毒中国人民，如今又以英国本身利益，在政治上兴风作浪。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千古罪人。文中直斥这家公司不利于港人，旗帜鲜明地以文讨伐一间商业机构，这种做法或未必空前绝后，但已令怡和系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一日失掉四十多亿！值四十多亿元的文章，也就千把字，岂止一字万金。

呜呼哀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怡和一言不发，面对中方抨击就当没事发生一样，不过，心中的答案早已成形：对共产党惹不起还躲得起。其后的日子，再也不如想象中平淡。怡和迁册并非完全撤离香港，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购买政治保险，但同时也是为了推进怡和整个繁复庞大的集团国际化战略，是整个集团多元化战略刚显露出的“冰山一角”，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但在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举措都首先会被从政治角度考虑，都会被无限放大，都会上纲上线。当时，西门·凯瑟克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整集团结构，彻底解除怡置互控这个心腹大患，同时保卫怡和对属下公司的牢固控制权，以适应过渡时期的投资策略。

小凯瑟克的战略决定虽然有政治上的考虑，但公道地讲，更多的还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毕竟他还不是一个政治家。

早在1984年1月，西门·凯瑟克已开始行动，置地将所持7200万股怡和股票，以每股12.3港元对外配售，套现8.8亿港元，置地所持怡和股权从42.6％减至25.3％。同时，怡和亦将对置地的持股量从30％减至25％。

在怡置配股过程中，李嘉诚不失时机地购入了部分股份。

1986年3月，怡和证券向置地购入12.5％的怡和股份，置地所持怡和股权进一步降至12.5％。1986年1月，怡和集团宣布重大改组，由怡和控股﹑怡和证券﹑置地三家公司注资组成香港投资者有限公司，置地将所持剩余的12.5％怡和股权全部注入新公司。新公司随即与怡和证券合并，在百慕大注册成为怡和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取代怡和证券在香港的上市地位。经连串繁复的换股后，置地不再持有大额怡和股份，怡和透过怡策控制置地，怡置互控连环套技术性解除。

B股风波

1984年年底，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正式签订联合声明，香港前途渐趋明朗，民心趋稳，经济复苏，地产市道稳步回升，怡和集团勉强搭上顺风车，终于顺利渡过难关，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就在怡置系大幅削减非核心业务﹑重整债务期间，香港利率开始从20厘的令人窒息的高峰逐步回落，这有助于减轻置地的庞大负债。

1986年9月及1987年4月，置地先后将旗下两项重要资产，经营零售业务的牛奶公司和经营酒店业务的文华酒店分拆出来，在百慕大重新注册，分别成立牛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文华东方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独立上市，并将它们转拨怡和策略旗下，成为与置地平行的公司。置地分拆牛奶国际和文华东方之后，已从一家庞大的综合企业集团重新成为一家单纯的地产公司，负债亦减至55.5亿港元，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自此，除置地﹑仁孚行外，怡和集团的四家主要上市公司，包括怡和控股﹑怡和策略﹑牛奶国际及文华东方均全部迁册百慕大。

此外，怡和还计划发行B股，以加强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对怡和集团的控制权。1987年3月27日，怡和宣布每股送四股B股，B股面值为2角，仅相当于怡和A股面值的十分之一，但拥有与A股相同的投票权。换言之，怡和以十分之一的代价试图拥有更大的控股权。

怡和发行B股计划立即在市场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4日后，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不失时机地“照版煮碗”，依葫芦画瓢，亦宣布发行B股，长实的理由是，发行B股是为确保本公司的控制权延续性的长远策略之一部分，亦为本公司管理阶层发展及规划业务增长提供一个稳定之环境。同时，此项B股之发行，使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于未来之扩展及收购行动中拥有更大之灵活性，在控制权结构方面亦无后顾之忧。

李嘉诚为了消除市场疑虑，本着公开﹑公平﹑透明的基本原则，特别不厌其详地将发行B股目的讲得如此清晰﹑透彻﹑明白，反而招致有人怀疑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显针对怡和的政治行动，甚至是针对港府厚待怡和的政治抗议。甚至，还有人猜测，李嘉诚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北京在幕后的强力鼓动支持。

结果引起一些中小型上市公司亦计划跟风，触发了股民抛售A股股票的浪潮。看来，香港社会今天的高度政治化其实早在回归前几年已经开始。当时正值1997年香港回归的敏感过渡时期，香港各大企业宣布发行B股，不免有金蝉脱壳，减持A股增加B股，撤走资金的意图。很简单，套现A股10亿港元，只需拿出十分之一，即1亿港元就可以利用持有的B股权益控制原公司，而另外9亿港元落入囊中，岂不是天大的便宜？

在强烈的质疑及反对声中，4月7日，长实及和黄举行记者招待会，主动宣布自动取消发行B股计划。李嘉诚此举明确无误地将了怡和与港英政府一军。翌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和证监处不得不发表联合声明，不准新B股挂牌，因此，怡和的B股计划在众多资本爱你没商量的追捧仿效声中胎死腹中。

怡和系的股票仍在香港第一上市，仍需接受香港证券条例的监管，换言之，香港仍是怡和的主要监管中心。对此，怡和高层似乎颇为不安，为豁免香港证券条例的监管，上述金蝉脱壳一计不成，又生新计，怡和与香港的证监当局展开了历时长达五年的激烈角力，从申请“上市豁免”到最后甚至不惜全面撤离香港股市。自此，结束了怡和在香港股市叱咤风云的时代。

就在护监会和联交所商讨对策时，怡和采取了一连串措施：1990年5月，怡和宣布在伦敦做第二上市，决定改用国际会计准则（IAS）编制公司账项并改用美元为计算单位。其后又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和新加坡上市。怡置系对香港前途的瞻前顾后与信心动摇，引来了无数狂蜂浪蝶。始终无不爱慕怡置手中的超值物业。

当时，各种收购的传闻纷纷扰扰，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銮雄，亦是虎视眈眈，试图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李嘉诚自始至终都未公开表明想染指怡置系，甚至拒绝承认持有怡置股份。在谈判中更是不想表现得太过进取，至少在收购尚未展开之时，不想太张扬，以免造成哄抬物价的被动效果。其实很简单，若然太过进取，股价上涨，以怡和或置地单一股份来计，分分钟收购涉资超过百亿元。

同收购港灯时一样，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兔起凫举死殙之地矣。”

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楼市持续兴旺，恒指更是步步高升。

1987年8月3日，恒指攀上历史高位3500点。10月1日更以3950点收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

10月19日，纽约股市江河日下，狂跌508点，拖累香港股市跳水式直落420点。10月20日，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香港股市罕有停市四天。10月26日，港股复盘，单日暴跌1121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