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西方的现代性如何展开？现代性的建构与现代性主体的建构之间有什么联系？现代性主体的建构与其跨文化想象之间又有着何种相关性？现代性主体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定位？对于这一系列涉及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前沿的问题，离开空间诗学是无法得到圆满解释的，而空间诗学离开旅行文学也是难以想象的。在本书中，笔者试图通过对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的研究，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几种可能的路径。

受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制约，本书试图展现的既是一部历史又是一幅地图。的确，在这个研究领域，时间和空间，或历史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一幅根据旅行文学来描绘的世界地图，同时也是一部有关空间想象、主体意识和帝国崛起的历史。为了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两幅互相交织的图景，有必要先澄清几个基本概念。

旅行与旅行文学的定义

据《旅行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ravel Literature）的编者克里斯多弗· K.布朗（Christopher K. Brown）的考证，现代英语中的旅行（travel）一词来自中古英语travaillier,意为“辛苦”（toil）或“作一次辛苦的旅行”（to make a toilsome journey），而该词本身又来自古代法语travaillier,意为劳作（to labor），或从事辛苦的体力和脑力活动。同一词根进入当代的travail,同时也有“令人筋疲力竭的劳作和不幸”的含义。因此，旅行的核心，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休假（a vacation），而是一种充满逆境、困难和不安的严肃的活动；总之，旅行是一种劳作（a sort of work）。^[1]

如果我们从词源学进入神话—传奇文本，就会发现，“旅行者的故事如同虚构本身一样古老”^[2]。希伯来的《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传统中，均有着极为丰富的旅行写作典型——无论是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的——《旧约》中的《出埃及记》、荷马史诗《奥德赛》和维吉尔的史诗《伊尼阿斯记》，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可供参照和参考的文献。尤其是，“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Odysseus）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至今还被用来描述一种史诗性旅行的术语（odyssey），而他所经历的一连串冒险则为无目标的、危险的旅行和快乐的归家的传奇提供了一幅蓝图。因此，奥德修斯的形象——冒险、力量、无依无靠——或许是旅行者，扩而言之，是旅行作者的合适的原型”。^[3]

尽管旅行与写作总是难舍难分地纠结在一起，但要对其作出定义却并非易事。因此，旅行文学至今仍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文学实体（a loosely defined body of literature）。^[4]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其编辑的《诺顿旅行文集》（The Norton Book of Travel）中对旅行提出了相当严格的标准。在他看来，要建构真正的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动，应该清楚地表现出“某种非功利性的愉悦动机”（some impulse of non-utilitarian pleasure）^[5]。但这个定义似乎太理想化，其提出的要求似乎也有点苛刻。迄今为止，人类的行为有多少是出于非功利性的呢？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不得不把诸如《天路历程》或《鲁滨孙漂流记》之类的朝圣—旅行文学经典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有通过宗教救赎获得永生，或者追逐财富、满足好奇心的功利性动机。不仅如此，按照“非功利性”这个标准，我们还得把英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部“散文史诗”《英国民族重大的航海、航行、旅行与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之类的作品也驱逐出旅行文学的领域，因为它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标，即通过编纂旅行文集建构英格兰的民族精神，进而扩展英国人的生存空间。

另一些学者试图用一种看上去更加客观、中性的标准来定义旅行和旅行文学。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按其定义，旅行家是某些有着安全和特权，以比较自愿的方式移动的人们”^[6]。显然，克利福德心目中的旅行更像是后现代的观光旅游（tour），它的确是一种“安全的”“自愿的”人类行为，有“观看”和“凝视”他者的特权。但其实这是另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很难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在现代性展开之初，人们或迫于生存的压力，或出于冒险的冲动，或怀着追逐财富的欲望，选择了扬帆出海，去远方异域开辟殖民地，拓展生存空间。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自愿”离家出走的。至于那些从旧世界被迫迁徙到新世界去的移民——英国本土的囚犯、非洲的黑奴和亚洲的契约劳工，更不能说他们是“享有安全和特权，以比较自愿的方式移动的人们”。但是，不可否认，出于不同动机、选择不同方式离家出走的人们写下的或真实或虚构的航海日志、旅行日记，以及各种类型的游记和旅行故事，正是构成丰富庞杂的旅行文学，且激发了其同时代和后世的文学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和材料。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用一个先入为主的定义来自我划圈、自我限定，不如将旅行文学放到一个更宽泛、更具有涵盖性的领域中。如此，两位当代旅行文学专家克利·霍普尔（Clenn Hooper）和梯姆·杨斯（Tim Youngs）提出的意见似乎比较中肯，也更切合实际：

旅行文学最持久的特征是，它吸收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文体，不遗余力地转化和融合任何想象中遇到的对手，具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视角之间互动的潜力。正如旅行本身可以被视为某种流动的经验，旅行写作也可以被看作某种相对开放的、多样的形式，尽管闭合也发生在其更严格的常规典型中。^[7]

那么，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旅行文本中，在“流动的经验”和“相对开放的、多样的形式”中，是否能够找到某个稳固的中心，发现某种普世性的意义和价值呢？

在这方面，克里斯多夫·K.布朗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他认为，旅行文学指的是那些记录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旅行的文本那些具有持久性品质的文本，——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它们能与来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兴趣和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8]这里，布朗强调的关键词是“持久性品质”，按照他的说法，只有那些“超越其时代、能给后代带来真理或价值的文本”“那些至今仍然能够教导我们有关好奇和奇迹，有关勇气和决定，有关那些可称之为‘人类心灵’的抽象特色的文本”才称得上文学。此外，也可从读者的角度来定义——“无疑，几乎每个文本由于某种原因都能对某些专家产生兴趣，但文学是以多样性的原因对一个广泛的人类社会产生兴趣的”。^[9]

不过，布朗的说法也有其问题，因为他在强调旅行文学具有的“持久性品质”或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抽掉了其丰富、具体的文化历史内涵，忽视了旅行文学与西方现代性的展开、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扩张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只有把旅行文学研究纳入现代性的展开这个大主题中，始终保持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理论阐发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张力，才能发现某种既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具有持久性品质，可上升为人类普世性价值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旅行和旅行文学的定义和研究，不仅是一个纯文学的或纯学术的问题，也必将进入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正如帕拉蒙德·K.纳亚尔（Pramod K. Nayar）指出的，现代早期的旅行文学一向被认为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定义英国（和欧洲）的民族意识，政治实体问题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意识”^[10]的文本集合体。

旅行文学与现代性：科际整合的焦点

旅行文学内容的开放性、形式的流动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科际整合关注的焦点。霍普尔和杨斯敏锐地注意到，旅行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新近出现的一个关键主题，对旅行文学的学术研究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全都克服了它们以前对旅行文学不愿意采取的严肃态度，开始创造出一种跨学科的批评总体，这种总体将允许这种文类（genre）的历史复杂性得到正确评价。^[11]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旅游（tour）及其他旅行实践和隐喻的研究。翻译研究则提供了旅行研究的另一维度，其思考范围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而且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12]

彼得·休姆（Peter Hulme）在《旅行写作研究》杂志的发刊号上，对近年来学术界对旅行写作的兴趣的升温作了评论。在他看来，这种兴趣，部分可以从旅行写作本身的跨学科性中得到解释。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新的学术环境中，旅行写作已经成为不同学科兴趣的结合点。他指出，近几十年间地球被假定为已经收缩，旅行写作正在享受它在1920年代曾享受过的那种流行性。旅行写作也已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至少有两种新出版的杂志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旅行写作研究》致力于对旅行写作的研究，而《旅行焦点》则研究更为一般性的旅行文化问题。^[13]

旅行文学具有的跨文化性和跨学科性，也使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就在其所著的《比较文学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专辟一章“建构文化：旅行故事的政治学”，从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和后现代理论等不同角度入手，揭示了表面看来单纯的游记背后的潜文本（sub-texts），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旅行家们是如何建构其所经验的文化的。她指出，“从旅行家对其旅行的记录中，我们能够追溯文化刻板印象的存在，个人对异域作出的反应实际上折射出了旅行者自己所属文化的倾向”^[14]。苏珊·巴斯内特的说法，实际上呼应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忧郁的热带》中提出的观点：

现代思想的一个关键时刻（是）……由于大发现时期的航行结果，一个相信自己是完美无缺并且是在最完美状态的社会突然发现，好像是经由一种反启示（counterrevelation），它发现自己并非孤立的，原来只是一个更广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而且，为了自我了解，必须首先在这面新发现的镜子上面思考自己那不易辨识的影像。^[15]

因此，从旅行和旅行文学入手，探讨现代性的起源和展开，业已成为21世纪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和热点之一。而在现代性的建构和旅行文学的兴起中，英国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众所周知，英国曾经是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语曾经是并且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同时也是欧洲各民族语言中旅行文学资源最为发达和丰富的语种。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17世纪时，霍布斯因为使用真理语言（即拉丁语）写作而享誉欧洲大陆，而莎士比亚却因以方言写作而声名不闻于英吉利海峡彼岸。如果英语没有在200年后变成最显赫的世界性的——帝国式的语言，莎翁果真能免于先前默默无闻的命运吗？”^[16]这里，本尼迪克特意在论证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起源的关系，但他的这番论述也提醒并启发我们思考帝国与旅行、语言、文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清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也就等于理清了近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展开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了西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但显而易见，对这些关系的处理涉及旅行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与美学功能，不是一门学科、一种理论方法能够奏效的，只有运用多种理论、多种方法进行“聚焦式”研究，才有望切中问题的核心。

研究起点和方法

对英国旅行文学的研究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因为，起点（starting point）的问题与源始（beginnings）的问题一样，既是历史事实的呈现，又是人为的逻辑架构。按照福柯的说法，“连续的历史是主体的建构功能之不可或缺的对应物”^[17]。这就是说，主体，人类的意识，需要创造连续的历史观念来建构它自身的合法性。或者，如萨义德在《源始》（Begingings）中所说，源始的观念“是为了指示，澄清，或定义一个更后的时代、地方或行为而被设计出来的”^[18]。

在论及英国近代旅行文学的发生时，大多西方学者将其历史起点定在15世纪，这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the Age of Exploration）的时代，也是现代性开始启动的时代。“随着欧洲各国变得越来越稳定和富裕，人们也开始到更遥远的海外去游历。与此同时，方兴未艾的印刷术以前所未有的数量促进了书写和观念的交流。有关旅行的写作是一种无须经历冒险、辛苦，无须耗费旅资，却能走南闯北、扩大见闻的途径。”^[19]

但笔者认为，在地理大发现和印刷文化时代之前，还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旅行文学的发展走向和精神气质，这就是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宗教朝圣及其相关的文化—文学传统。笔者认为，正是那些出自漫游的骑士、虔诚的基督徒和世俗市民之手的朝圣—游记文本，为英国旅行文学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一直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旅行文学，其余绪甚至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时代。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在每个旅行作家的内心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叶芝所说的“朝圣者的灵魂”。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个“朝圣者的灵魂”犹如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普洛透斯（Proteus）般变幻不定。它既充满了传道者的神圣激情，又透露出赤裸裸的世俗欲望；它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追求，又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乌托邦想象；既预示了现代性主体意识的萌芽，又代表了英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更多情况下，它混杂了上述各种冲动，形成了复杂的变体、风格和类型。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朝圣者的灵魂”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有机的连续性”（organic continuity）联系起来。萨义德认为，要说明帝国的叙事的“缓慢而稳定的观念与参照结构”，必须关注其所产生的“实际说明性的后果”，包括“有机的连续性、叙事的力量、全球化的世界观和艺术作品的完整性”。^[20]本书借助这个理论观点和方法，用于英国旅行文学的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发挥。在笔者看来，在英国旅行文学中，“朝圣者的灵魂”是一种贯穿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叙事形式、主题和风格之间形成“有机的连续性”的、相对稳定的精神内核。旅行故事、航海日志、乌托邦小说、帝国冒险小说、青少年成长小说和某些涉及旅行主题的诗歌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叙事的形式、调子的变化、强调的重点等，但在内在精神上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复杂的互文性。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不同的叙事形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和互相补充的。

上述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和复杂的互文性，提出了一个萨义德所谓的“（叙事的）力量的问题”^[21]。纪实的旅行文本与虚构的旅行小说一起，澄清、加强并促进了英国一般民众对于英国和世界的认识，形成了他们的跨文化想象。旅行文学既有力地影响了这种认识和想象，其本身又是这种认识和想象的结果。不同风格、类型和叙事形式的旅行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相互交叉、又近于一致的观念，并通过不同的载体或语境形成“一种合作、自觉和趋同性”。^[22]这种叙事的力量使近代以来的英国作家，尤其是19世纪中叶的所有主要的英国小说家都接受了全球化的世界观。正如萨义德所说：“他们无法（基本上没有）忽视英国的力量在海外的巨大触角。”^[23]

不过，在接受上述三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也绝不能忽视作为个体的旅行作家的独特性，换言之，必须坚持“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原则，尽可能通过对具体的旅行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手法、话语策略和修辞技巧等审美方面的深入分析，辨析出它们与当时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微妙的关联性，而不是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框框出发，将某位作家预先纳入某种意识形态观念中。在旅行文学中，旅行者、叙事者和主人公三者的身份往往既分又合、时分时合；观察者和评论者的视角也经常是互相冲突和补充融合的。凡此种种，都为近代小说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全新的视野，需要作深入的文本分析和美学判断。

最后，同样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历史总体的描述和具体文本的细读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何既能展现一幅地图，又能进入图标上的某个点，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考察？英国旅行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庞杂的历史文本堆积。任何想对其总体发展或具体细节作出全面、准确的描述的想法，不是出于狂妄，就是出于无知。以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先描述一下历史背景，再选择几个代表性作家作品加以细读分析，无疑是一种保险的做法。但考虑到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笔者希望变换一下以往的研究思路和叙述模式，在现代性空间的展开这个大背景下，围绕某个特定的问题意识切入，以专题论文的形式进行深入探讨；其中既有对某个文学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也有对单个作家作品的微观透视，更多情况下是两者之间的互渗和互动。笔者希望以这种方式避开大而无当的学术叙事，保持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理论阐发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张力，正确处理好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美学判断和价值判断、文学的感受力和理论的洞察力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至于是否能够达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则敬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明鉴之，审辨之，批评之。

[1]Christopher K.Brown,Encyclopedia of Travel Literature ,Santa Barbara:ABCCLIO,2000,p.1.

[2]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

[3] Ibid.

[4]Clenn Hooper and Tim Youngs,Perspectives of Travel Writing ,London:Ashage Publishing Limited,2004,p.2.

[5]Paul Fussell,The Norton Book of Travel ,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1987,p.22.

[6]Elizabeth A.Bohls and Ian Duncan,Oxford World's Classics,Travel Writing,1700-1830,Anth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5,p.xvi.

[7]Clenn Hooper and Tim Youngs,Perspectives of Travel Writing ,London:Ashage Publishing Limited,2004,p.3.

[8]Christopher K.Brown,Encyclopedia of Travel Literature ,Santa Barbara:ABCCLIO,2000,p.2.

[9] Ibid.

[10]Pramod K.Nayar,English Writing and India,1600-1920:Colonizing Aesth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1.

[11]Hulme and Young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

[12] Ibid.,p.9.

[13]Hulme and Young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54.

[14]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K&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3,p.93.

[15]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0页。

[1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7]See Lennard J.Davis,Factual Fictions: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

[18] Ibid.

[19]Christopher K.Brown,Encyclopedia of Travel Literature ,Santa Barbara:ABCCLIO,2000,p.2.

[20]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3—105页。

[21]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3页。

[22] 同上书，第103—104页。

[23] 同上书，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