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说“创意”，民间也说“创意”，高等学府高捧犹如新发明的两个字，但在一片喧嚣中，到底多少人能拨开烟雾，看清楚香港电影在过去十年变成(一)夕阳工业，(二)反主体为客体(服务大陆市场与其相关政策)的问题本质：这是香港一直以来不重视“人”的必然结果？

香港不重视什么是“人”，不代表这弹丸之地就没有人的问题。恰恰相反，正由于“人”得不到该有重视，各式各样因此受到压抑、扭曲而产生的人性，才会掉过头来牺牲了“人”的更多可能性，包括创意。

这现象当然不是始于今日。每次当我被问及“香港电影为何没有以前好看”，我都会反问：“所指的是哪个时期的港片？”答案大多不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盛时期。我便进一步追问：“你觉得好看在哪里？”答案是有明星看，比现在的电影好笑，即更有娱乐性。

换句话说，曾几何时，香港电影即使没有留下多少部有深度的艺术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历久弥新——起码它们能够制造潮流，像麦嘉石天徐克的《最佳拍档》系列、新艺城的《追女仔》系列、黄百鸣的《家有囍事》系列，以及周星驰、王晶的“无厘头”。追溯在那“创意”还未投胎的年代，鲜有人会认为没有了那两个字的庇荫，电影人的大脑便会陷于长期便秘或交通阻塞。一切是那么理所当然：娱乐，本来就是为了帮人消愁解闷，人之所以活得抑郁、有志难伸，无非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由好莱坞到港产片，成功例子的不二法门如出一辙，就是把美国梦翻译成香港梦。上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香港才刚尝到实用主义带来收获的甜头——所谓“只要有‘理想’，‘梦想’就能实现”，不外是义无反顾地投入“金钱”就是“理想”的拼搏世界，至于“梦想成真”，当然就是出人头地、扬名立万。

港产片高峰期的大多数电影，都是拍给有着上述欲望而又仍在人潮中载浮载沉的“草根阶层”看的。所以，能否追到女仔不是看男仔的人格魅力，却是看他如何由虫成龙，过程中再嬉皮笑脸，到底埋藏着对女性的不公平：骨子里她们都是拜金主义者。又或，极度放大了一心向上爬的男性的“自我”：枪林弹雨打他不死，最后还是抱得美人归。只是随着时代转变，大众觉得与其饰演挥汗如雨、流血不止的英雄角色才能博得美人一笑与别人尊重，倒不如反其道而行，摆明以“反英雄”的行径来颠覆传统价值观。也许是典型猪八戒性格有着某程度上的民族特性，当无厘头风格在港产片才出现，马上风靡大陆暨港澳台加起来比世界任何一国都更广大的人口。问题是，无厘头过了头，它的内耗效应自会扩大——当银幕上永远借着自作聪明、插科打诨、逃避责任、不愿深思的“反智英雄”变成人民大英雄而被争相模仿时，试问还有谁愿意，或有能力力排众议、立地成“佛”？巧思都被用来设计效果，好处是容易被观众受落，不妙的地方，则是会让观众觉得看港产片不用带脑袋，同时无须太把自己当“人”。曾几何时，香港电影因成功反映华人的处境和欲望而拿下华语电影文化的话语权，但当香港电影逐渐失去对“人”的想象和省思而只能重复出现相同的伎俩，香港电影人的集体身份恐怕便会由旗手角色变成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