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人每日每月消费在八卦信息的支出来看，巨大金额背后，反映出香港人的禁忌有多没少，而最大一项，就是不能“衰”给别人看。香港人顶级看重的，是面子。八卦文化吸引香港人，正是大众把对失去面子的恐惧投射在他人——主要是名人——身上之故。只要有不被公众认同的欲望被逮个正着登上封面或头条，香港人便能通过媒体炮制的舆论来“惩罚”别人，从而“放过”自己。

“放过”的意思，即一样有着实践某些行为的欲望，却待人严苛，对自己宽松。双重标准如是成为香港人最惯用的一把尺，而又为了奉行不公平、不公义的道德观，香港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何能够一日比一日虚伪。

现在你该明白近十年香港电影的种类为何少得如此可怜：没有揭穿社会假面具的勇气，创作人拍来拍去，只能在空中楼阁之上搭建空中楼阁，或，以没有真切感受的“伪感情”，发展出很多所谓感性的电影。伪，是pseudo，煞有介事、装模作样、虚张声势，都与功夫不够扎实，生活不够真诚有关。一直说香港电影(其实包括电视、舞台)严重欠缺“好”剧本，说穿了，应该是说香港人漠视了“真”对于创作与观赏态度的重要性。

所以，港产片的强项从来都是制造情绪却并非探索感情。当然，好莱坞也是以“假”和虚伪驰名——斯皮尔伯格便是个中佼佼者——但他们也有格斯·范·桑特、乔治·克鲁尼(只是其中两例)。后者近年致力在其大明星位置上推动拍摄反布什政策的商业片。前者在接连多部以青少年校园暴力事件为主题的电影后，终于把盛传多年会由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真人真事Milk搬上银幕。

上述二人均不怕把“政治”放在观众眼前。你可以说，好莱坞是因为美国人把“民主”身体力行多少年才能累积敢说敢做也敢当的本钱——但，请勿忘记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念与我们也有其相似之处：成王败寇，到底是愈受欢迎的人愈有权力。分别在于，“受欢迎”在美利坚文化里不是人云亦云便能达致，它还要求一定程度的“敢”，例如打破成规的勇气、冲出闷局的能力。众所周知蝙蝠侠作为文化图腾大受欢迎，但多年来电影再三翻拍并不是工业行为中的“复制”般简单——不同时代和政权下的正义之神自有其不同的精神面貌。

通俗文化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存在与社会脉络不可切割。反观香港电影追求的，却是与社会愈疏离愈好——那么多警匪片俨如功夫片，它们本来可以指向制造暴力的某些机制而没有。导致香港电影中甚少出现有血有肉的“人”，或当“人”——如《大搜查之女》中的司徒慕莲——出现在银幕上，“她”却更似是大众最想看见和最熟悉的明星而非活生生的一个人(更遑论“女人”)。

司徒慕莲在我眼中是个变相的“精神病患”，然而，因为背景是香港，“她”便可以当自己正常不过——没有人会对她要求在“查案”前先面对“真实”的自己。兹证在香港人“怕衰”的禁忌背后，是脱不下装疯扮傻的面具来面对自己的灵魂。而这，正是香港电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冲破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