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社会景象

16世纪，英国实现了两次大的变动。

第一次，是世纪前半叶亨利八世巩固王权并在宗教上同罗马教皇决裂，跟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僧侣运动，把大面积的教会土地据为己有，增加了王室收入；部分赏赐贵族，使他们更加倾向中央。

第二次，是世纪后半叶伊丽莎白女王领导英国臣民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了海外扩张，国内文教艺术发达，从而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到世纪之末才见颓势。

两次大变之间，英国社会又呈现一种什么面貌？

对于十四五世纪战乱频仍（例如“玫瑰之战”，1455—1485）、民生凋敝的往日，英国人民是犹有余悸的，因此上下都渴望一个安定的局面。宗教哲学家理查德·胡克写了一本书，叫做《论教会政策的法则》（1593），论述治理教会与国家的大法，认为都必须遵从自然的法则，从个人来说就是必须服从“一个头或统治者”，这样才能使“秩序、温和、理智”得以控制住“感情”。

这时的英国家庭里，子从父，妇从夫，家长统治一切。社会如之，有一个权力中心和一个从上至下的尊卑制度，构成一种至为重要的秩序。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也多次强调，例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有俄底修斯的一段台词，常被引用：

所有的天体，行星，这个地球中心

都遵守等级，次序，地位，

规则，航程，比例，时节，形式，

职务，惯例，一线相接，秩序井然；

……啊，等级

是一切壮举的阶梯，一旦受到震撼，

事业就染上重病。要是没有等级，

社会里的集团，大学里的学位，城市里的行帮，

大洋两岸之间的和平交往，

家庭里长子的权利和义务，

高龄、王冠、节杖、桂冠的特权，

又怎能保持确实的地位！

等级一旦抛弃，犹如琴弦失调，

好一片嘈音，物物对碰，

好一阵冲突！海里的浪潮

会猛涨高升，越过海岸，

将这个坚实的地球泡个稀烂！

强壮的青年会凌驾衰弱的老人，

不孝子会一拳打死老父亲。

……

——I，iii，84—114

当时英国社会等级的实况，同时代也有记载，例如牧师威廉·哈里逊在《不列颠岛的历史记述》（1577）中写道：

我们把我们的人民分成四等。一等是绅士，以君主为首，其次是贵族，再次是爵士、地主、单纯绅士。二等是公民、市民……有资财可以担任公职的人。三等是乡下的自耕农。四等是散工、贫农、一切匠人，如裁缝、鞋匠、木匠。此辈只能被治而不能治人，在国家内部无发言权或任何威权。^【1】

哈里逊忘了他自己所属的一种人，即僧侣，他们多数可列为绅士一层。此外他没有提到商人，但二等人中的市民显然包括了他们。

这些等级不是一成不变的，有钱的市民可以由于用钱买大面积土地而进入绅士一级。区别绅士与其他等级的是有无土地，特别是大庄园。大贵族都是大地主。教会也是大地主，虽经亨利八世相当彻底的剥夺之后也仍拥有大块土地或享用来自土地的收入。

然而权力的中心却在首都伦敦。国王和朝廷在那里，政令出自那里；那里等级之分最为明显：

在伦敦，富人厌恶穷人，朝臣厌恶市民，市民厌恶乡下佬。一行厌恶另一行。商人厌恶零售贩，零售贩厌恶工匠，工匠里高级的厌恶低级的，开鞋铺的厌恶补鞋的。……^【2】

这番话是托马斯·纳什说的，他是诗人、剧作家、小册子作者，还写了一本颇值一读的流浪汉小说《不幸的旅人》（1594）。

尽管如此，想在社会上腾达的还是纷纷涌向伦敦。1600年左右，全英国人口大约是400万，而伦敦一城就有20万之多。这里市街繁荣，商业发达。正因商业的重要，伦敦老城归市民管理。在今天仍称为“城”（the City）的区域内，市长掌权，国会和朝廷设在城区以外，一般不干涉市政。换言之，在伦敦有一个市民的权力中心。这一点对于推行宗教改革和支持日后的清教徒革命都起了很大作用。

说到宗教，英国在欧洲各国中处于一种特别地位。别国或宗旧教，或拜新教，只有英国从亨利八世同罗马教皇决裂之后，实际上有三大教派，即英国国教派、罗马天主教派、清教徒派。英国国教还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仪式，在教义上也只是后来才逐渐加强了宗教改革的色彩。清教徒嫌国教派不够彻底，主张废除仪式和主教制度，一切以遵守《圣经》为主。

清教徒在出现之初，不为社会所容，连文学家也嘲笑他们。本·琼森的《炼金术士》一剧里，就有两个清教徒跟着众人奔上术士之门，来寻求能变铁为金的“哲学家之石”。他们的形象是不美的，然而手中却掌握了英国的将来，因为他们苦干，所提倡的一边敬上帝一边发财的哲学打动了殷实的工商业者和一般小市民，变成内战中民主派的骨干。就在王政复辟的黑暗岁月里，他们也以“不服从国教者”的身份继续着政治斗争和商业经营。现代历史家如韦伯和汤尼都认为，清教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起了很大作用。^【3】

宗教纷争随着都铎朝君主个人的不同倾向而时时激化：亨利八世创立了英国国教，继位的他的大女儿玛丽却信天主教，烧死了不少新教徒——约翰·福克斯把他们的行迹写进了《殉教者书》（1563）。到了伊丽莎白才又重申国教教义，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对付天主教徒和清教徒，这也是她能够实现大治的一个原因。

经济上，由于从海外掠夺和正常贸易里捞到了好处，国内的工商业也在发展。纺织业的兴盛是其征象之一，羊毛的价格随着上涨，因此形成了大规模圈地运动，从而为乡下贫民带来了被逐出家园的灾难。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内痛言“羊吃人”的惨剧，同时还有民谣讥讽地说：

大人物这些日子

把教堂也变作了羊圈。^【4】

后来还有人控拆：

世界充满了无视上帝存在的人，他们从我们头上夺走我们的房屋，从我们的手里买走我们的土地，他们提高我们的租金，不合理地罚我们大笔款子，他们圈走我们的公地。没有习俗，没有法律或条令能使我们免受他们的压迫。^【5】

因此而人民反抗，起义频仍。1549年罗伯特·凯特领导反圈地起义，武装的贫民冲进了诺列起城。为了向圈地的地主们示威，他们在营地一次杀了两万头羊。

凯特的起义发生在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之前。在她治理的大部分时间内，英格兰内部比较平静。她一方面用严刑峻法对待贫苦人民，一方面在巩固王权的前提下缓和对贵族和市民的关系。她让贵族和一些新兴的资产者取得贸易上的专利权，鼓励他们从事海外冒险，富了这些人，也增加了她自己的收入。

有钱的贵族成了文艺的奖掖者。当时的作家或本人是贵族、绅士，或依赖贵族的赏赐为生。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出版的诗文集上总要有“献给某某爵爷”等字样。爵爷接受了书，往往要送作者一笔钱。少数权势高于一般的贵族还进而“庇护”戏班子，受庇护的班子得以自称“海军大臣供奉”、“宫内大臣供奉”直至“国王陛下供奉”。英国十六七世纪的诗剧起自民间，然而后来却为贵族所欣赏并进而加以利用。诗剧的兴旺固然有他们的一份助力在内，诗剧的衰落也部分地是由于它迎合贵族趣味而得罪了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者。

如果说莎士比亚生逢其时，出现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状况养得起诗剧这样一种新兴艺术的历史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历时不长，最终仍然在新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压力下终结了。

在思想文化方面，这个时期始终存在着新和旧的斗争。旧的主要是中世纪思想，仍然顽固。前面提到过的等级论仍然深入人心。天主教的宇宙观虽遭科学冲击，也仍然受到信奉。流行于广大社会中的还有迷信：相信鬼神与征兆，相信一系列的“相应”：人身上有4种气质（血性、多痰、怒火、忧郁），相应于宇宙里4种元素（气、水、火、土）；人的一生有7个阶段，相应于地球周围的7座星球；人是一个小宇宙，相应于自然界的大宇宙；在上帝、天使与草木岩石之间存在着一根“生命之链”，其最中的一环是半神半兽的人，等等。在1600年前后，社会上还流行一种论调，认为世界在腐烂，人类末日即将到来，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与之相抗的是两样东西：人文主义和科学。

人文主义者针对世界末日论，强调人的辉煌的未来；针对人的渺小与有罪论，强调人的伟大与业绩；不重来世，而重今世；认为人诚然是不完美的，但可以努力向完美靠拢。为了破除愚昧，他们特别着重教育。16世纪之中，相继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教育家：托马斯·艾略特、约翰·切克、托马斯·威尔逊、罗杰·埃斯卡姆，他们提倡希腊拉丁文教育，讲究逻辑和修辞，着眼不在训练学者而在于训练有为的行政者，埃斯卡姆本人且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师傅。就连培根的《随笔》实际上也是为贵族子弟写的，所以出版之日，也冠以副标题曰：“社会的与道德的劝言”。他们都看不起只会啃书的书呆子，而推崇能文能武的“文艺复兴式人”，也就是莎士比亚让奥菲利亚在说到哈姆雷特时所形容的那样“一世英才”：

朝廷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

军人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

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

举世瞩目的中心……

——III，i，146—149

这样的人的典型就是战死于荷兰的贵族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至于科学，人们首先会想到培根。他本人并无重要的科学发明，但他所提倡的通过实验加以综合的思想方法却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培根之外，还有别的重要科学家，如威廉·吉尔伯特，写了一本《磁论》（1600年）。稍后一些，还有威廉·哈维，在1628年发表了有关血液循环的重要发现，同时又在胚胎学方面有建树。16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科学书籍，数学书尤多，如约翰·迪尔译的《欧基里德几何学》（1570）。培根用拉丁文来写他认为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这些别的科学家则用英文，而且是清楚平易不加雕饰的英文。他们还互相通信讨论科学问题，设法接触有实际经验的工匠和旅行者。换言之，有不少想法并非培根一人所专有，这些科学家的活动已经展现出成立皇家学会的前景，包括学会所提倡的“近乎数学般平易”的文风。

这些人的作为构成了对中古思想的根本性打击，比偏于文化教育的人文主义者更厉害。正是面对这个局面，诗人多恩发出了哀叹：

新哲学怀疑一切，

火的原素已被扑灭；

太阳消失，地球也不见了，

非人的智慧所能寻到。

人们直爽地承认世界已经衰亡，

而在星球和天体上

找到了多种新物；他们看

这里已被压碎成原子一般，

一切破裂，全无联系，

失去了一切源流、一切关系：

君臣、父子，都已不存……

——《世界的解剖——一周年》（1611）

这里的“新哲学”实指“新科学”，哥白尼和伽利略已在遭到诅咒，而“君臣、父子都已不存”成了对本章开始处所引的等级论的直接否定。多恩是敏感的，他的“解剖”也是锐利的，但他还不知究竟，因为要等到17世纪中叶，英国科学才真正发出改变时空的可怕力量。

注释

【1】转引自阿萨·布里格斯：《英格兰社会史》（企鹅出版社，1985），第113页。

【2】转引自阿萨·布里格斯：《英格兰社会史》，第116页。

【3】参阅R．H．汤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1926）；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前英国的社会与清教主义》（伦敦，1964）。

【4】转引自布里格斯：《英格兰社会史》，第125页。

【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