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翻译文学研究 - 前言

前言

本书研究对象是老舍翻译文学。老舍翻译文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老舍的文学翻译所构成的翻译文学文本，另一部分是由其他中外译者翻译的老舍作品所构成的翻译文学文本。

老舍是作家，也是翻译家。老舍的文学翻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老舍翻译他人的作品，如协助艾支顿（Clement Egerton）英译古典名著《金瓶梅》，把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散文“On Men of Learning”（《论学者》）由英文而非德文转译成中文，英译英国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剧本The Apple Cart（《苹果车》）等。另一部分是他或独自或与他人合作英译自己创作的小说和戏剧，如他独自把短篇小说经典《断魂枪》改写成名为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的话剧剧本，又如他与郭镜秋合作英译《离婚》、与蒲爱德（Ida Pruitt）合作英译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

与老舍的翻译相比较，海内外读者更加熟悉由他人翻译的老舍小说等作品，或称之为老舍的被译作品，如伊文·金（Evan King）英译的Rickshaw Boy（《骆驼祥子》）和Divorce（《离婚》）。这两个英译本是高校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翻译研究者的阅读对象，也是他们争相选择的论文选题与撰写对象。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对这些译本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语言批评，到修辞再现再到文化传递的路径。近年来，对王际真的老舍作品英译研究、英若诚的《茶馆》英译本研究、英若诚英译本与霍华德（John Howard Gibbon）英译本对照研究等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同样，老舍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包括他的自译与合译）无论在起始时间上，还是在研究者数量上都无法与老舍作品被译的研究颉颃，但是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比较文学学科属下的翻译研究的加强与研究者队伍的壮大，老舍翻译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强。截至目前为止，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作者魏少华2010年撰写过两篇论老舍与蒲爱德合译《四世同堂》的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期刊上；著者本人从2010至今撰写过十余篇论老舍的翻译论文，分别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华文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和《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等刊物上，并在2014年出版的专著《老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中对老舍的翻译多有涉及。2013年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老舍作品英译研究》的作者李越也把老舍的自译文本纳入到讨论中。

学界对老舍创作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经跋山涉水地过了近90年，海内外研究成果丰硕。与此比较，老舍的翻译，或称之为老舍的翻译文学文本，即便作家本人没有认可，甚至在公开场合还否定过，研究界对其，尤其是对他在美国期间对自己的作品的翻译与改写进行研究与否、对国家间通过翻译进行文学交流、对当今如何通过翻译在西方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而不至于引起异国文化的抵触甚至拒绝有借鉴和启示之处、对中国文学史全面认识兼作家与翻译家老舍的文学价值有拓展的意义，及其他在翻译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上的价值有筚路蓝缕之意义。

老舍的翻译数量虽不多，但却发生在或英国对中国、中国文学盲目轻视的语境中，或中国文学发生变革时期，或中美外交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点上，或中国文学向政治一边倒时期。回望历史发现，老舍协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客观上起到了消除英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与其自大心理的作用：“作者书中展现的对人物的观察力及其描写，迄今为止把现有中国小说累加起来，也无法超越这一部。”“对批评这部小说内容伤风败俗的言论，不必理会。这部小说堪比左拉和易卜生作品，没有不道德的内容。它是出自一位大师笔下的艺术作品。”以上引文摘自《金瓶梅》艾支顿英译本The Golden Lotus一书的前言。英国译者如此盛赞中国文学经典，得益于老舍对其准确理解该文学文本的帮助，同时艾支顿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赞赏也启发了老舍创作《二马》的灵感，提升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信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曾经有过趋新尊西的风气，普遍默认或接受谁掌握西学的话语权，谁就拥有优先的发言权这一标准。兼作家、翻译家于一身的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徐志摩等，纷纷把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作为新文学的支撑，与旧文学论争。他们不但翻译西方文学、学习西方文学，还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某个西方作家或学派（文派）在中国的代言人，即“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中国新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仔细研究现代作家，尤其是那些创作、翻译双丰收且极具个人魅力的，都有意无意地试图在自身与某个外国作家或学派（文派）之间建立一种超越简单的文学意义上的亲密关联，并刻意在创作中模仿、借鉴其作品，着重强调意义的使用，展现出自己作为该作家或该学派（文派）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姿态，如郁达夫与E.道森（Earnest Christopher Dowson），郭沫若与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蒋光慈与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徐志摩与哈代（Thomas Hardy）、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等等。

老舍在英国协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这一行为，与上述中国现代作家兼翻译家们利用翻译的优势争取话语权在形式上异曲同工，在效应上老舍赢得的是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在海外的自尊与正气。

1940年代中期至1949年老舍在美国的翻译行为也是如此。老舍自译（准确地说是与他人合译）《离婚》《四世同堂》和改写行为如对《断魂枪》的改写，是应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美外交的特殊需要而为。种种迹象显示，在老舍大约1947年与当时正在美国流放的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交往后，以戏剧的形式翻译他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经典《断魂枪》，尝试把中国（新）元素引入美国戏剧以飨美国戏剧界同仁与观众，同时借翻译向美国传播中国刚性文化，纠正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持仅具有阴柔特性的或有意或无意的偏见。《四世同堂》英译本也是如此。老舍构思与创作《四世同堂》时立意模仿《神曲》，使小说像《神曲》一样既具有“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又具有其思想，而译本却“去掉20万字”，仅剩下77章，因此，无论是小说的谋篇或者布局均发生了改变，译本也因此无法再现布局原小说结构时的隐喻。即便如此，老舍认为删节“很有必要”，正如上文所述，“必要”是基于老舍决定翻译这部巨制时的立意，即在美国传播中国国家民族的刚性文化精神。

如果把老舍在美国期间自译或改写的几部作品纳入到华裔美国文学史或中国的英语文学史中考察，那么其特点、意义与价值将更加彰显。20世纪初，华裔美国文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颠覆了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其恶劣程度远高于林语堂所强化的中国文学中柔美特质的东方主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都不一定能够改变。其次，华裔美国人的内部殖民在美国社会造成了更加恶劣的影响，一位美国汉学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心灵的悲哀”。美国主流政治外交与华裔美国人的自我东方主义以及内部殖民，促使老舍在异域重新拾起他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未成型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并在翻译中彰显出来，在此基础上试图建构全新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

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外来文化虽有排斥心理但并不十分强烈。影片My Big Fat Greek Wedding（《我的盛大的希腊婚礼》）荣获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就是佐证。影片获取成功的秘笈，与李安在《喜宴》《藏龙卧虎》和《少年派的漂流》中强化民族性元素不同，《我的盛大的希腊婚礼》是以美国和希腊共同认可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作影片的底色，以轻喜剧的形式进行演绎。老舍在美国宣传中国文化的方法与《我的盛大的希腊婚礼》的制作者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的举动恰好印证了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所言：“文化对待它所能包含、融合和证实的东西是宽容的；而对它所排斥和贬低的就不那么仁慈了。”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即“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是2013年国内10大研究热点之一。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一个很细腻的、很慢的、大型的翻译计划，慢慢地推动，尤其是在学校里的推广”，但也有人认为可借鉴经济学手段推动这一工程。回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或国家政府机构或民间学人就曾借助翻译这一媒介献身于此项事业，杂志《天下》《中国文学》英译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译丛》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笔会》就是见证。这些中译英杂志有些至今仍在发行中。老舍的个案表明，以海外接受中国文化为欲望与动力，翻译只是手段，如何翻译才是实现欲望的方法与策略，唯此才能致远。

如果说老舍中译英翻译行为与中国现代作家兼翻译家们利用翻译的优势争取话语权在形式上异曲同工，那么老舍英译中翻译行为——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西方文学理论著作，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萧伯纳的喜剧剧本《苹果车》——与其他作家兼翻译家们“表现出自己作为该作家或该学派（文派）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姿态”就不同了。20世纪30年代老舍翻译西方文学理论，没有把翻译选择定于某一位理论家，也没有把翻译选择定于某一流派，而是根据当时的教学、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需要选择翻译文本。老舍甚至视当时抗战的需要而选择翻译了一战士兵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以此鼓舞中国抗战士兵的志气。1955年，老舍有过唯一一次中译英翻译行为，即中译萧伯纳剧本《苹果车》。这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翻译的，属于为纪念萧伯纳诞辰100周年而开展的纪念活动之一。在当时，语言充当着意识形态的工具，赞助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如此要求老舍，译者却巧妙机智地将赞助人要求的翻译“语言的阶级性”，即从某种语言形式专属于某个阶级，转化为语言中包含着阶级的特定要求，从而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的互补与互动，进而把戏剧新文体引进中国。这一举动使得译本既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服务于与西方戏剧界进行交流，借鉴其新文体的目的。

众所周知，汉语语言的现代化也绕不过翻译。中国现代汉语的现代化，得力于当时许多集作家、翻译家于一身的人，是他们的创作，尤其是翻译实践推动了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近现代中国的翻译界和文学界就“意译”和“直译”、“归化”与“异化”的问题进行争论，其价值与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本身，直接关系到汉语的改造和现代化，如鲁迅与梁实秋的争论、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通信。老舍没有直接参与论争，却以翻译的方式间接地参与其中。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诗学”建构运动把中国语言如何现代化推向了高潮，当时文坛上文学理论派别众多、论争频繁。虽然至20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派别最终成为支配性文学观念，造成了文学观念向他律的倾斜与越界。但在文学整体性的社会再生产中，在支配性文学观念产生之前，各种文学在众声喧哗中推动文学机制再生产的努力不可忽视。其中包括老舍于1932年翻译的《维廉·韦子唯慈》一文。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欧美批判现实主义译介正炽，翻译《维廉·韦子唯慈》一文显然是游走于刀锋的举动，但老舍泰然处之，以独立的视角，参与阐述了“大众文学”的观念，建构了大众语的诗学，由此与鲁迅式大众观——与大众同行又保持距离，形成强烈对比，同时体现了知识分子文学向何处去的社会担当意识。

实际上，老舍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旅英时期，就关注到现代汉语如何白话的问题。他在广泛阅读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甚至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后，自觉地在比较中取长补短。他由认为英国语言简洁，并从中借鉴，到提出希腊罗马语言比英国语言简洁，可以从中借鉴；再到认为中国语言最为简洁，希望英法语言从中国语言中借鉴其最为简洁的特质。在中译英的翻译实践中，他同样身体力行，大胆利用中国语言简洁的特质，修正英语累赘、繁琐的语法。这在中国学界唯西方马首是瞻或即便具有这样的认识也不表现出来的文学语境中，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胆识和自信。老舍这一举动，与民国初年的文化自大不同，是建立在相互比较、知己知彼的世界性文学视野基础之上的。也与上述提及的作家兼翻译家们不同：郭沫若、徐志摩、巴金把自己作为所译介作家如雪莱、哈代和所译介学派（文派）如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老舍却不把自己寓于某个作家代言人的位置上，而是从文学的表征而不是从意义出发选取译介和传播的对象，思考语言的现代化，并由此总结道：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文学的艺术成就有值得西方人借鉴的地方。“我们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我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世界文学视野，老舍在美国从事自译，传播中国文化/文学活动时，虽然受到了政治文化外交的制约，但他没有受到“翻译的政治性”的羁绊，而是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寻找到了合适的生长点，而非把文学等同于政治。

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老舍一直没有一席之地。与胡适、鲁迅比较，老舍作品中折射出的文学观念偏于传统，但是他对中西文学相互交往的见识，及其翻译行为的细枝末节所折射的复杂关系与力量的权衡却超越了时代，或者说走在了同时代其他作家或批评家的前面。

老舍无论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其翻译环境都比较艰险，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大于文学交流，但他却能以文学家的敏锐，在文学的动态系统中，寻求文学交流的最大可能性。在异国把中文创作中强调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化成中国现代刚性文化的传播、新的国家文化的建构，消除长期因各种因素积聚而成的对中国文化及其国家的片面性认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片面追求革命的英雄主义，老舍同样通过翻译把阶级语言转变成语言中包涵阶级性，从而为引进新的戏剧语言与样式，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戏剧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诸如此类，仅列举一二。

老舍的翻译在语言选择上基本是英汉两种语言的互译，但是老舍的被译却语种多样，有英语、日语、法语等20多种语言，一方面鉴于老舍的翻译是在中英两种语言间进行的，另一方面为了便于论述的有的放矢，第三限于笔者的语言能力，该书把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老舍作品英译上，甚至只把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老舍是在国外作品被译介最多、被研究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自1944年王际真首次把老舍小说翻译到美国，至今已经70多年。这70多年里，老舍作品的译本有近60部之多（包括重译），有些作品的重译本高达5部。期间，受到翻译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等的制约，老舍的有些作品在翻译时惨遭删减和改写，重译本通过直译等手法尽量再现原文风貌。在这曲折的翻译进程里，译者通过翻译老舍的长短篇小说、戏剧、评论等进入到老舍的世界，与之对话。且海外翻译者集体与国内和港台的译者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老舍翻译网。总体而言，老舍的被译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之前的翻译，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64年的翻译，第三阶段是1964年到新时期的翻译，第四阶段是新时期之后的翻译。1949年之前，中美关系缓和，出于抗战的需要，海外华人开始积极推介中国现代文学，其中老舍是重点推介对象。但是此时由于国力、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华人译者在积极宣传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同时，“以中化西”与“以西化中”手法并重，一方面在导言里凸现作家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又强调指出“这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此引导读者。二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版社仅从英国引进了1部老舍作品英译本，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苏建交和中美关系恶化，在1963年之前是老舍作品被译的沉默期。三是1964年之后到新时期，老舍被译，无论中外，对其翻译的文学性意图都有所重视，也就是说翻译老舍作品时，对文学性的关注多于“挖掘”作品暗含的社会性。四是新时期至今，翻译界对老舍作品的翻译是中外并举，且以直译为主，但是翻译意图因身份与国籍不同而呈现出了差异。如《茶馆》两个英译本，是由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英若诚和加拿大翻译家霍华德分别译于1979年和1980年。两位译者因国籍身份不同，英若诚的翻译行为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而霍华德的翻译行为则出于接受中国文化的动机，由此他们在翻译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发挥了各自的专长，表达了各自期望传递给期待中的读者需要的东西，两个译本自然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发挥了各自作为原文再生的“戏剧的表演性”和“戏剧的文学性”之所长。

除了海外主动翻译老舍作品，国内出版机构和港台也向海外介绍包括老舍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如杂志《天下月刊》早在1938年就英译过老舍两部短篇小说。至20世纪80年代，承担中国向海外推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英译项目的机构，主要是北京外文出版社和香港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外文出版社下属的《中国文学》（海外版）杂志社是承担主要翻译任务的单位之一。该出版社有着比较悠久的海外出版经历，早在1956年就在海外出版发行过廖煌英（Liao Huang-ying）翻译的《龙须沟》（Dragon Beard Ditch：A Play in Three Acts）。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海外版）杂志社提出“以文学滋养人心，让中国走向世界”，大力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其中仍包括老舍的作品。

海外对老舍作品的研究早于对老舍作品的翻译。1939年美籍华裔学者高克毅（George Gao）首次把老舍小说介绍到美国，之后伴随着老舍作品的翻译，研究者对其作品的研究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者队伍也不断壮大，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者结合的队伍。海外对老舍作品和老舍翻译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从与国内不谋而合，到“反动”，再到互动互补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有一位名叫陶普义（Britt Towery）的非文学研究者，纯粹因为个人兴趣和对老舍的爱好，撰写了多篇老舍研究的论文，一部老舍研究专著，并建立个人网站，与全球老舍爱好者分享其个人对老舍研究的成果。

本书兼顾老舍的文学翻译活动与老舍作品被译两个方面，展开对老舍翻译文学较为全面的研究，第一章集中对老舍的翻译作品与老舍被译作品作俯瞰式介绍，对其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的中外翻译实践及其翻译特点作线性梳理与概括性描述。第二章以老舍的文学翻译文本为个案，对老舍在不同时期的翻译文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兼作家与翻译家的老舍如何借翻译赢得现代汉语改造的话语权，如何在翻译中体现并确立个人身份，又是如何借翻译促动文学创作、如何借翻译曲折表达个人的文学主张与审美诉求。老舍自译分为国内时期和国外时期，第三章相对集中地考察老舍在异域通过或翻译或改写或与他人合译等形式，从事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精神的传播活动，由于翻译空间的位移等因素导致译者身份的变化，及其对美国社会的了解逐渐全面与深入，即便是同一位译者其翻译策略也是在不断作“调适”性地变化与更改。如老舍初到美国，本着文化平等交流与传播的心态翻译了《离婚》。又，老舍在美国境内各地作演讲时，观察到美国对东方的想象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想象，至此他改变文化传播策略，选择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文本进行翻译与传播。第四章以他人对老舍作品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因身份、语境与时代的不同对老舍作品所做的个人阐释及其折射的问题。除老舍本人翻译自己的作品外，老舍更多的作品是由中外译者完成，海外译者的翻译经历了初步介绍、节译到全译的过程。海外译者身份庞杂，他们有的是外交家，有的是研究者，有的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有的译者是职业翻译家，有的却是自由职业者；其次他们中有的是本土美国人，有的是加拿大人，还有美籍华裔人士，这些不同的身份及其对原文本的阐释均折射在译本的再生产中。国内的翻译强调向海外推介传播中国文化，译者的翻译充分彰显了译者主体性，但是即便国内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化式翻译，其情形也相当复杂，如有的是中国本土译者在国内从事翻译，有的是国内译者在异域从事翻译传播活动。译者所处环境也会对译者的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五章继续研究老舍用英文改写自己小说和中外译者对《茶馆》的翻译，企图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总结老舍翻译文学，进而尝试提出翻译的交往认知策略与方法。老舍为了改变美国对中国文化的偏狭认知，一方面用英语改写自己的小说，重新思考中华刚性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且改变传播方式，以美国中产阶级喜好的戏剧形式传播中华刚性文化。老舍在相对全面了解美国戏剧现状并与布莱希特交流后，自信地宣称，美国戏剧的发展可以借鉴中国的戏剧元素，随后以戏剧的形式改写自己的短篇小说，由此可见其文化自信。《茶馆》是有史以来京味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和京味话剧流派的扛鼎之作。曹禺称《茶馆》“前无古人，盖世无双”，刘厚生认为《茶馆》是“中国话剧的代表作”，外国人则认为《茶馆》等是“世界的经典著作”。有资料统计，至1982年，“二十五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茶馆》三百余场，盛况历久不衰，在广大观众中有许多看戏多次的《茶馆》迷。1979年9月至1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剧组在西德、法国和瑞士三国共15个城市巡回演出25场，获得巨大成功。”很多报纸和专家认为：《茶馆》是“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可以列为“世界名著”、“世界的经典著作”。《茶馆》之所以能在席勒、布莱希特和莫里哀的故乡引起如此轰动，德国《莱茵—内卡报》在报道中指出：演员们“用他们激动人心的话剧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境界：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同的”。这就是说，《茶馆》具有超越阶级、民族和国家的永恒魅力，具有人类共同的审美特征。总的来说，西欧三国对《茶馆》的赞誉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现实主义、民族化、演出的整体性。尤其是现实主义，许多专家和观众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茶馆》的现实主义是“发展了的现实主义”，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此外，《茶馆》于1983年9月至10月在日本演出后，也同样引起了轰动。桐朋学园的教授、剧团青年座文艺部长石泽秀二说：“为什么《茶馆》自初演以来，经过了二十五年，仍然能够超越国境和政治体制的差别，具有充满活力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呢？其意义究竟在哪里？恐怕主要是因为整个戏剧充分体现了民众性，同时，写实主义手法构成了极有艺术魅力的表现形式也是一重要原因。”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芦泽新二则说：“我认为《茶馆》是我看过的东、西方话剧中水平最高的戏剧之一。”这就充分说明，《茶馆》已走向世界，已成为全球性的经典文化遗产之一。

那么中西不同身份的译者，通过翻译操纵老舍经典戏剧《茶馆》，其译本带给研究者怎样的启迪和反思？西方译者热衷于把玩剧本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剧本中折射的大量风俗，尤其是他们早已熟视无睹的神秘风俗的幻象。与此相对的是，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英若诚1979年的译本在国内与国外都受到了高度的称赞（当然在国外受到称赞应包含演员的表演），而译本因强调“舞台表演性”而使得原文本中许多特质，如“大量风俗尤其是他们早已熟视无睹的神秘风俗的幻象”遭到了遮蔽或损失，这是违背西方人欣赏的惯性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译者对原文中风俗作解释性翻译，一方面可见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尊重，另一方面原文中的某些风俗与西方神话的神秘性有共通的诗学意义，等等。全面考察老舍翻译文学可见，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均发生在文化/文学间的传播、接受与交往等关系中。如此，“原文”在文化接触的权力关系中是如何得以建构？译文的再现是否具有“世界性”？或“原文”潜在的“世界文学性”在再生的生命里是否在制度层面上具有某种以及具有何种物质效应？耶鲁学派的米勒（J.Hillis Miller）强调文学和美学实践的改造性作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在翻译中得以阐明的东西既非仅仅是原文的意见，也非仅仅是翻译者的意见，而是一种共同的意义。“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交融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共同的意义中存在的误读，及其带来的影响焦虑问题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间性诗学”一方面提倡主体有坚持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合理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的权利；另一方面主体又必须忍受按其价值观念来说可能无法忍受、而按其义务规范来说却是应当容忍别人的合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义原则”和“团结原则”是间性诗学得以建构的两大保证。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复调理论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复调不在展现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各种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许多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交流和争鸣的舞台。在此视野下的译文是否真正具备了跨越的意义？这些认知性批评对我们考察老舍期盼实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愿望以及现代中西文化异质碰撞过程对“杂语”局面的形成具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启迪。把繁复的个案上升到交往认知的理论高度，探求交往认知新的理论模式，希望借此拓展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希望借老舍翻译文学诸多个案的研究，最后上升到对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进而上升到关于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思考。

Clement Egerton.The Golden Lotu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2.p.ix.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具体分析参考徐鹏绪、陈霞的《现代中国作家兼翻译家现象研究——翻译文学、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考察（之一）》，《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第64—68页。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页。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当代海外华人学者。
2011年中国作协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举办了一次“中美作家论坛”。论坛举办之前，作协工作人员向哈佛大学协作方提出，邀请一位经济系教授在论坛上发言，讲文学的软实力，遭到哈佛协作方拒绝。中国台湾籍在美学者王德威教授认为“这不但侮辱了中国代表团，也侮辱了协作方邀请到会的作家。”刘江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与王德威教授访谈》《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7页。
Zhi-chen 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p.II.
详情请参阅章罗生《老舍在20世纪话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贡献》，《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5—129页。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