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遥小说空间结构生成的历史语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里，所谓的“新”是指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的事物、观念层出不穷，冲击着人们既有的观念认识。这个时代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被冠名为“新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刚刚开始时的时代特征，洪子诚有这样一段描述：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立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

这种“发问和思考”带来的就是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这个词很奇妙，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历史中，这个词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思想解放清算的直接对象就是“文革”，反思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通过彻底否定“文革”，承继中共“八大”的正确历史判断，并使历史得以延续下去。也是通过这种形式，“新时期”与新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及其话语的合法性才可以延续下去。但同时，知识分子的反思又进入了对“文革”前的17年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文化史——的重新审视。也因此，我们可以从反思中看到知识分子反思和国家最高权力阶层反思之间的时间性差异。后者强调反思中对历史的承继性，尤其是对1956年中共“八大”指导原则的承继性。这些指导原则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中，也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指导新时期政治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而前者则强调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观念价值，尤其是对失落多年的“五四”精神的承继性。而这也是为什么“民主”与“科学”能够成为那个时代中最响亮的口号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巴金的《随想录》中看到老人的忏悔，但这种忏悔直接追问的是个体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意识的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观念的丧失。因此在巴金老人追求情感和观念“真实”的表层叙述中，在其对个体天良痛苦的自我拷问的表层下，隐藏着的是个体面临的巨大历史危机，以及对失去的“五四”精神的缅怀与呼唤。也是在这种追问中，国家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体话语面临着分离的危险。而“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历史宏大叙事不断面临困境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反思质疑的历史进程中，原有的一切价值观念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如同康德的宣言：“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的……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的。”

国家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真正分离以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中的以下几个事件为标志：其一是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了所谓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其二是在审美本质的讨论中“体验美学”诞生；其三是在文学创作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等小说出现。在时间上是1986年到1988年之间。

一般认为，“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与1985年北京大学三位学者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观点，而这个观点的提出将打破以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标志，为文学史研究做时间性划分的学科研究方式，其隐含的文化冲击力是十分明显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8年4月，上海的两位学者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每期专栏包括对已经有过“定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进行重评，同时加上两位学者“编者的话”。专栏一直开设到1989年第6期结束，统共有9期的内容。陈思和与王晓明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多数学人的支持。事实上，对“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并没有限制在《上海文论》上，在许多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讨论。

在专栏第4期中两位学者复制了近七十年前胡适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多分析问题，少空谈主义”，并将此作为遴选文章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里，对“问题”的关注与对“主义”的疏远暗含着以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去衡量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及其价值观念，并对原来过于政治化的理论权威提出挑战，在与旧的话语权威的争论中塑造新的话语权威和衡量标准。我们都知道任何人是无法回避社会政治的，因此，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不过是当代知识分子表达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和策略。而十分有趣的地方就在此：关注“问题”就是以“美学”原则作为衡量作家及其创作价值高低的标准，因而应该关注文本中艺术因素的表达。同时，评论中应该去讨论“具体”的问题，甚至是“小”的问题，而不是重大的思想价值，尤其是方针政策、政治方向的对错与真伪。我们在两位学者的衡量标准中已经看到了对过去学术研究中政治话语宏大叙述方式的反叛，对历史连续性的质疑。进入学人视野的不再是一个宏观的、庞大的历史过程，而是这个过程中一个个分散的点。每一个点都应该有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关键在于发掘这些“点”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发展的逻辑必然就是，这些文学史中的“点”可以被连接起来吗？如果可以，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观点，什么视角？又是怎样被连接起来的？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批评家的主体性”、“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被突出了出来。

“重写文学史”的话语意义在于，将70年代末知识分子启蒙意识对社会的话语权力诉求由一种口号演变为一种具体的行为。它是启蒙意识进一步自觉和成熟的表现。启蒙话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国家话语还有扯不清的各种关系，甚至存在一种“共谋”行为。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话语要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指导原则之间存在着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也因此知识分子才会积极投入到国家话语的表达中去。“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则意味着知识分子话语在努力廓清与国家话语之间的关联，寻求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当代文学史一直是“官修史”，现在这种统一的“官修”行为被个体的要求所打破，开始变成一种个人行为，而学术研究也应该是“个体化”的。

但是，“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对政治的彻底反叛；恰恰相反，它只意味着当代学术研究中对政治传达应该采取一种新的修辞方式。政治只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不是最后因。这样，学术研究中衡量标准的多元化、个体对历史和文本阐释的多元化就慢慢浮出地表。

如果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暗示的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国家话语在理论思维领域中的分裂的话，那么，体验美学诞生的意义则是这种分裂进入到了审美意识。

从发生上讲，体验美学观念的出现无疑是80年代初期再次出现的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争论的一个延续；进一步来说，它是五六十年代那场著名的美学大讨论在80年代的最后回响。这决定了它在表述上必然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将审美体系化；而且这种对“叙述”和“体系”的追求是一种极为自觉自愿的行为。但它在具体观念的传达上，又必然具有强烈的反叛色彩，从而在表述形式和表述内容之间发生断裂。而在这个断裂中，暗含着宏大的国家话语和个体审美诉求之间的冲突和分离。

从1986年到1988年，有关体验美学的几部主要著作相继诞生，如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王一川的《意义的瞬间生成》、叶朗撰写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及其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等。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理论资源上都有德国古典哲学、浪漫派诗学、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和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同时，他们都在自觉而努力地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感兴”等范畴进行再阐发，通过这种形式将这一概念融会到当代美学话语中。而对“意境”、“感兴”、“中和”等术语的再理解，对中国古代美学中以老庄思想为源头的美学思想的清理，甚至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浪漫派诗学的再体认，无疑又都受惠于宗白华的那本《美学散步》——尽管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面世了，但对它的再发现和再阐释却是在40年后。

体验美学观念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对审美欣赏中个体存在的关注。这一点可以从体验美学著作中关键词的使用上看出来，如“体验”、“生命”、“瞬间”、“直觉”、“存在”、“诗性”、“意境”、“兴发”、“体悟”“自由”……但是体验美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如何协调个体和历史、现实和理想、平凡和神圣之间的关系？体验是一种具体的“此在”通过对自我肉体和欲望的超越与扬弃而实现的，而且也只有如此，体验才可以摆脱具体的束缚，“目击道存”，感受到苍茫的历史与个体的统一。那么体验是不是一种个体的“迷狂”状态呢？在体验美学的所有专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撰写者对个体审美高峰体验中精神状态的叙述，但是这个状态似乎又不是人人能够得到的，它似乎只是具有极高的胸襟和素养的人才可以达到的。这意味着参与体验的主体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主体，而且也只有主体是神圣的，才可以感受到神圣的存在。马克思说得好，对音乐的欣赏要求的是那个能够欣赏音乐的耳朵；同样，体验的生成要求的也是被体验叙述“后”的个体。因此体验美学是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对权力诉求的巅峰状态，它把主体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个主体身上寄寓着启蒙话语一统江山的理想和诉求；同时，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启蒙话语发现了自己背后所面临的深渊。

问题是体验的背后是什么？或者说这种类似于“迷狂”的状态的背后是什么？当我们领悟了巨大的历史苍茫感，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之后会怎么样呢？从个体体验上看，应该是一种精神的失落。而这正是体验美学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体验美学中隐含的逻辑悖谬就是，通过理性方式获得的审美体验却是非理性的。甚至可以说，体验的过程——庄子的所谓离形去智、老子的所谓玄览、胡塞尔的所谓现象与本质在意向性心理结构中的统一——本身就蕴涵着非理性的因素。而这正是启蒙话语的巨大尴尬所在，也是启蒙话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那个整齐、严密、精致、理性的宏大理论叙述和推理结构之后，显示出来的却是个体体验的非理性状态、对历史理性的背叛、瞬间的空间体悟与漫长的时间结构之间的分裂。

因此，体验美学试图建构审美的宏大叙述的背后，暗示着宏大叙述的破产；那种试图在瞬间体验中融合现实与历史、个体与集体、平凡与神圣的努力，却宣告了二者不可调和的分离。如果说在历史、集体、神圣中还寄寓着启蒙话语对国家、民族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在现实、个体和平凡中，则暗示着对这种想象的放逐。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终究是无法融入国家话语中去的。历史也在说明，体验美学之后，对审美绝对性、中心性、体系化的宏大叙述开始崩溃了。

无论是“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还是体验美学的诞生，都暗示着知识分子话语和国家话语分离的状态以理论的形式提了出来；而这种分离的深入，则是进入艺术形式，以艺术文本的方式传达出来。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为1986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的《浮躁》的诞生。关于《平凡的世界》的意义，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相关章节中具体讨论，这里先简单说一下。

在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最后似乎有一个十分不错的结局，但实际上，这个结局暗示着作为“边缘人”的孙少平被放逐。孙少平被放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田晓霞的死。田晓霞死后，孙少平的梦也就醒了，同时路遥精心结构的个体追寻历程也走到了尽头。田晓霞的死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孙少平将永远无法进入到国家权力结构的网络中——退一步想，假如田晓霞不死的话，有多少人会怀疑孙少平的似锦前程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孙少平的出现是路遥对《人生》中关于高加林的问题——高加林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回答，但是作为高加林替身之一的孙少平不是像高加林那样进入大都市，而是在都市的边缘做了一名矿工，这就意味着高加林最后永远也进不了城，同时也就暗示着路遥对高加林未来的悲观意识。因此，作为个体理想符号的孙少平的结局超出了国家话语希望的边界，并在这一点上与国家话语分道扬镳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贾平凹的小说《浮躁》。其实，《浮躁》的情节结构与《平凡的世界》具有某种相似性：都是富有才华的乡村才俊，都渴望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都对城市充满了幻想，带着征服者特有的野心走进了城市，又都在最后被城市拒绝。孙少平最后沦落到城市的边缘隐藏了起来，而金狗则在与城市和制度的对抗中殚精竭虑，最终回到了乡村，做起水上漂流的买卖。孙少平找到了贤惠的惠英以偿还高加林对刘巧珍犯下的罪孽，而金狗则迷途知返，身边有靓丽的小水陪伴终身。无论是孙少平还是金狗，都是作家心中的理想人物，但他们经过漫长的奋斗之后，一个被流放到都市的边缘，一个则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在这种几乎是宿命般的结局中恰恰暗示着叙述人对历史的失望。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贾平凹的创作历程，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待历史态度的巨大反差。80年代初期，贾平凹先后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小说。这些作品中，叙述人对历史充满了美好的憧憬。门门渴望着在将来和小月大干一场，如同他们共同挺立在排头时沿着湍急的河流向远方眺望那样。而烽烟也与禾禾结合到一起，在鸡窝洼接了电，买了电动抹面机。《腊月·正月》中韩玄子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都跟着村里的能人王才跑了，也只能发出“我不服啊！”的无奈感叹。这几篇小说的结尾无疑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味。历史乌托邦的美丽景象就在时间不断延伸的尽头，而个体只要努力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尽管个体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在三部小说中，贾平凹笔下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在具备乡村能人的各种才华的同时，又有一种特殊的清晰感、单纯感。而这正是启蒙话语对自己开始美好想象的表征。

1985年，当贾平凹创作出《黑氏》后，风格为之一变。黑氏是贾平凹小说中少有的女性主角，她同样具有乡村能人的才华与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是富裕起来的黑氏对于未来已经不再有美丽的希望了，有的反而是困惑和迷茫。黑氏不知道自己更爱谁，不清楚自己未来的归宿，命运不再是可以把握的，不再是确定的。黑氏的困惑实际上也是启蒙话语的困惑。富裕起来的农民究竟会有怎样的未来？这个在80年代初期本来是十分清晰的问题现在开始模糊起来。其实，黑氏的痛苦在《小月前本》的小月身上已经表现了出来，选择了门门的小月却又在思念着割舍掉的才才。门门和才才表征着未来和过去，如同《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和山山。但是才才和山山都面临着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小月内心中渴望二者统一的焦虑不仅在历史中没有被实现，反而在黑氏身上变得越发模糊了。启蒙话语那种特有的清晰和自信在这个时候变得犹豫不决、茫然无措。

贾平凹在《黑氏》中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在1986年的《浮躁》中再一次以悲观的方式提了出来，而回答也是悲观的。城市，是金狗所面对的外在于个体的、庞大的异己力量，它试图收编乡下来的穷小子；而面对城市，金狗要么与它同流合污，要么被它驱逐出境。金狗选择了后者，而金狗选择的勇气来自于叙述人对商业的梦想，那毕竟是个体的事业。而且金狗挟美女小水漂流于水上，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范蠡挟西施放浪于江湖的传说，那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但金狗真的会如此吗？1992年贾平凹给出了答案，金狗的结局就是那个彻底堕落的文人庄之蝶。

当金狗离开城市之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彻底地失落了，它不得不被国家话语放逐掉；也可以说，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国家政治统治者的理想在此分道扬镳。如果说，“重写文学史”是知识分子在国家话语之外对自我重新定位的行为，体验美学是神圣主体看穿历史真相前的最后挣扎，那么《平凡的世界》和《浮躁》的诞生则是两种话语分离的艺术传达。它意味着，那个对未来有过美好憧憬的主体开始由中心走向边缘。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2. 同上书，第226页。
3. 无论是在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还是在1981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可以看到对1956年中共“八大”的肯定性文字，而毛泽东的错误之一就是违背了“八大”做出的正确原则。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71—172页。
4. 〔加拿大〕约翰·毕特生编选：《康德哲学原著选读》，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5. 《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6. 《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第20页。
7. 《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第4页。
8.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主，“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见《邓小平文选》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9. 关于“体验”的讨论，可参见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中第542、565—571页的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一川：《意义的瞬间生成》，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