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1881—1936)逝世时，蔡元培所献的一幅挽联是：“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1]由此可见，在蔡元培心目中，《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在鲁迅整个思想文化遗产中所占地位何等重要。鲁迅的一生，其光辉成就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张闻天都指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2]。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蔡元培的挽联则着重于突出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的意义，着重赞誉鲁迅作为学者的卓越贡献和思想风格，鲁迅著述多矣，这里特别提出《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典范，这是自有其道理的。

《中国小说史略》的撰著，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是一项开创性的艰巨任务。这一研究任务的提出，首先要求人们对于中国过去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具有批判性的认识。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汉书·艺文志》于“六艺之文”之后，对“诸子十家”的排列次序是这样：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作了这样的评论：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至于十家中排列在最末的小说家，则系“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总之，小说被摒弃于“可观者九家”之外，被断定是与“通万方之略”不相干的东西。直到晚清时期和民国初年，由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变化和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影响，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方被重视。但也仍有学者对小说不甚看重。时至民国九年，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小说，仅云：“《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3]当时对小说的研究一般地说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至于说到中国小说史研究这个领域，则可以说仍是一片荒芜。

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所说的：“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鲁迅所说的外国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如1901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学者翟理斯(H.Giles)的《中国文学史》和1902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学者葛鲁贝(W.Grube)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曾经述及中国的小说，但所述是片断、零碎的，远谈不上系统、科学的评介。至于当年中国人所作者，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出版)，对小说实际上采取排斥的态度；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出版)是我国早期出现的篇幅最大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但是打开这本著作，我们就会看到，全书虽然共有六十三章一百七十余节，涉及小说的却只有六个章或节，而且论及小说的实际篇幅非常之少，对于全书来说简直不成比例。

鲁迅曾经说过：“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奔流＞编校后记》)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写出了第一部系统性的中国小说史专著的，就是鲁迅自己。《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极其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在学术领域中极可宝贵的开拓精神。

俗话说，创业维艰。鲁迅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前人尚未进行过的开创性的研究任务，更在于他通过巨大的劳动如此卓越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大家知道，小说史撰述是以对大量的作家作品和小说发展过程诸现象的观察、整理、考索、评析为基础的。如前所述，以往这些工作尚未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样，有关小说史料的大量的辑录、考校、分析、研究工作，都得由小说史著者自己来完成。鲁迅在准备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所花费的精力和劳动是惊人的，至于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更是谈何容易!

鲁迅在开始执笔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以前，以及在撰写的整个过程中，曾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结果便是《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这三本书。

《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是鲁迅广泛阅读许多古籍(包括种种类书)，辛勤地从中辑录编校而成的。他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时，所引述、评析的许多史料，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三部书。这三部书是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同时，由于鲁迅辑录编校的精审，它们本身也成了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受到人们喜爱的小说史料书。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小说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以及许多读者经常翻阅的书籍。我们可以想象，鲁迅当年在缺乏现代化的誊印技术、仅凭手抄的情况下，从辑录这大批的小说史料，到撰成《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其间费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心力!

二

勇于开拓的首创精神和严肃认真的艰巨劳动，结出了可贵的科学论著的硕果。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专著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它的出现为我国小说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专著的完成，本身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一九二○年油印本讲义是十七篇，称《中国小说史大略》。十七篇题目如下：

一、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

二、神话与传说

三、汉《艺文志》所录小说

四、今所见汉小说

五、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六、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七、《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八、唐传奇体传记(上)

九、唐传奇体传记(下)

十、宋人之话本

十一、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

十二、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

十三、明之人情小说

十四、清之人情小说

十五、清之侠义小说与公案

十六、清之狭邪小说

十七、清之谴责小说

油印讲义本的《小说史大略》篇幅很小，评述亦极简约[4]。经过不断的增补和修改，到1923年和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排印本，分上下两卷，称《中国小说史略》。全书共二十八篇，内容和篇幅有了很大的增加，成了一部内容充实、评论精当的大著。

《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体系。

《中国小说史略》共二十八篇。除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外，第二至第二十八篇，对中国小说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它追本穷源，溯自远古的神话与传说，其后依序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从汉代小说、六朝小说至唐宋传奇，从宋代话本及拟话本、元明的讲史、明代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至清代的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直至清末的谴责小说。全书纵论中国小说的酝酿、产生、发展和变迁，评述历代小说兴衰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的原因，介绍历代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评析各种各类小说思想艺术的特色、成就和得失，内容非常丰富，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具有历史发展的完整性的中国小说通史。

《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述，充分地反映了鲁迅作为我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那种令人敬佩的魄力和学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出诸鲁迅的手笔，由这位伟大的著作家来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庆幸的。

其次，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唯物精神和进步思想。

我们知道，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从政治认识上来看，他还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小说史发展过程、对许多小说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时常显示出唯物论的思想光芒。鲁迅又是勇于探索、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他在这部著作中，时常反映出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观点。例如在论述中国小说的产生时，他就扬弃了前人有关这个问题的传统的旧说，而采取了新的观点，作出了富有思想性的科学的论述。他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唯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以下引此书只注第几篇。)

在论及汉代小说时，他又提出了《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人小说”的真实性存在着问题。他说：“《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第三篇)并进一步指出，此类小说的作者并非汉代的人，而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篇)

鲁迅的这些论证，是富有说服力的。

一般地说，撰写历史著作是很容易只停留于采纳成说、迁就旧论的，而鲁迅却对古籍上的记载采取敢于独立思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一方面注意吸取、接受前人有益有用的认识成果，另一方面也注意扬弃旧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说法，揭示出新的情况和观点。《中国小说史略》里面这种除旧布新的情况，也反映出鲁迅的卓越之处。

鲁迅对小说史上的问题，不是进行孤立的观察、研究，而是经常把它们跟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潮流或社会风俗习惯等情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在论述《世说新语》等清谈小说时，先叙述“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以及魏晋以来“弥以标格语言相尚”和宗教哲学思想对于形成清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然后再进一步论述这种清谈的社会风气对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遗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第七篇)这样，小说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出现了志怪小说向清谈小说的变迁，就得到了深刻的、科学的说明。

此外，在论述明代神魔小说时，联系宋代宣和以来崇奉“道流羽客”的习俗；叙述明时“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第十六篇)；在论述清末谴责小说时，则更明白地叙述了清朝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亦屡挫于外敌”之后，有识者“已翻然思改革”，及戊戌政变失败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第二十八篇)，分析了当时战争和政治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对谴责小说的产生和兴盛所起的作用。这对加深人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对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很需要的，也是很有益的。

不把文学看作是孤立于社会的一般发展之外，而把它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并且从相互联系中去阐述历代小说的产生和兴衰变化，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二十年代，即在距今半个多世纪以前，能够这样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用这种唯物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评述中国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包含有许多精当卓越、言简意赅的评论。

《中国小说史略》无论是阐述小说的发展变迁，或是评析各类作家作品，往往是要言不烦，短短一段文字，甚或只是三言两语，即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而又显得扼要准确、切实有力。这只有观察十分敏锐、深刻的学者，而又兼是语言的巨匠，像鲁迅这样的著作家，思之所至，笔即足以达之，方能如此，一般人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在评述唐代传奇小说时，鲁迅写道：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第八篇)

短短数行，行文极其简约，然而六朝小说发展至唐代所产生的变化，唐代小说和六朝小说两者的不同特点，唐代小说较之六朝小说演进的痕迹，特别是到了唐代，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把小说当作一种文学创作来精心从事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一切评析得何等明白切实!

在叙述宋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时，鲁迅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第十二篇)同样是文字不多，但却很准确地比较出唐传奇和宋传奇二者的不同，叙述了传奇之趋向衰微，又评述市井间新的艺文的兴起，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从传奇这种文言小说到“以俚语著书”这种白话小说的重大转变。

鲁迅对于某一类或某一部小说的评论，常是言简意赅，或褒或贬，力求分寸得宜，实事求是。如第二十二篇评述《聊斋志异》云：“《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这里比较了《聊斋志异》与同类之书的同与不同，尤其是对《聊斋志异》艺术方面的一些重要特点的评析，更显得十分准确，令人折服，文字又很生动传神，令人爱读。

再如第二十八篇评述《孽海花》云：“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我们知道，鲁迅评价小说创作成就的高低，是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论者。他十分赞扬《儒林外史》那样的“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同时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讽刺小说(第二十三篇)；而对那些“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之作，则另起一个名称，叫做“谴责小说”，以示与讽刺小说有别，并且颇多批评(第二十八篇)。但是在具体地评述某一作品时，仍然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应批评处则严肃批评，该肯定处则适当肯定，而不是全盘地一笔抹煞，对《孽海花》的评析就是一个例子。

鲁迅对作品长处短处的评论，常常是把它跟其他作品相比较而加以阐述，所以观点就显得全面而避免片面性，很有说服力量；又因为他眼光极其尖锐，善于抓住主要之点，所以他所作的评语语必中的，有似画龙点睛，令人读了不易忘记。例如评述《封神演义》时，说它“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第十八篇)；赞扬《儒林外史》塑造范进这一人物形象的讽刺手法的特点及其成就，写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第二十三篇)；批评《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则云：“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等等。《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这些评论，准确、深刻、精炼而又好读易记，有似某种佳言警句，使人深得启发，并为后人评论文章所常使用。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不过是举要略述个人的几点体会而已。

就像历史上一切开创性的伟大著作一样，《中国小说史略》也有它的局限性。1924年3月3日，当鲁迅校完《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写了一篇《后记》。他在文中叙述到自己编著此书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自谦地说他“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在修订过程中虽曾不断纳入了自己和他人所发见的新材料和新见解，但仍有不少“阙略”、“不备”之处。那篇《后记》鲁迅落笔时一气呵成，不加标点符号[5]，虽是一篇记述事实的文字，写来却饱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以及鲁迅先生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考虑问题顾及他人利益的精神都很有好处，很值得我们再次研读。

学无止境，精益求精，这是学术工作的普遍规律，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任何一位学者编撰自己的著作，尤其是那种博大的著作，不可能不受到一定历史背景下该学科及其相关学科发展水平以及个人主观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所以，就我们今天的要求来看，《中国小说史略》有其不够完备之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不能苛求于鲁迅的。鲁迅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如此一部开创性的卓越的专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作为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人，鲁迅的学术著作及其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仍然是很可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这份遗产，以便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郭豫适

2004年5月

[1] 据《鲁迅先生纪念集》所录挽联辞。

[2] 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的，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大家都很熟悉。当年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1939年五、六月间提出并主持选编一本《鲁迅论文选集》，并在他所撰《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说明》中，称“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参见《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3] 民国九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对清代学术研究评价颇高，而对清代文艺并不重视。涉及清代戏曲小说，他的评语是：以夫言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夫言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见所撰《清代学术概论》第三十节。此书1996年东方出版社曾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编校再版。

[4] 鲁迅早年使用的讲义本不止一个。1981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经过单演义整理的《鲁迅小说史大略》，即系鲁迅早期的油印本讲义，可参考。

[5] 鲁迅当年写这篇《后记》时，没有加标点符号，此后历次的《鲁迅全集》本和各种单行本(包括解放后出版的版本)，也都没有加上。直到十多年前整理出版附有注释的十六卷本新版《鲁迅全集》时，经过讨论，我们为了尊重鲁迅原著，正文维持原样，但为了方便读者，专门把这篇《后记》全文抄入一条注释，并统一地加上了标点符号。我现在抄录的即是那条注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第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