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学

（一）历史的深醇与诗意——先秦文学

先秦是指秦以前的历史时期，它虽然离我们很久远，却诞生了仍然影响着我们精神世界的思想与文化。儒家、道家思想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发展起来，并渐趋成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而在文学方面，诗歌、散文“出生”了，并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据史书记载，殷人尚鬼、好卜，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大多是一些卜辞，也有一部分记载了统治者的其他重大活动。到了周朝，钟鼎文字成为当时历史文献的主要载体，当时，和甲骨文一样，钟鼎文多为零星片段，还没有成段的优美文字。能够供后人欣赏的文字，最早要到《尚书》里去找。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订而成，相传《尚书》共有100多篇，仅有58篇流传于世，但一般认为其中可信为原作的只有28篇。就这28篇而言，《尚书》的内容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誓辞。包括从《甘誓》直至《汤誓》《牧誓》《费誓》的文章，它们主要是用兵时鼓励士气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民时代的天命崇拜和信仰。比如夏启征伐有扈时的借口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商汤伐夏桀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时说：“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那时候，部落之间，朝代之间的战争都是以对方有辱于天命而发起的。第二类，文诰书札。包括从《盘庚》《大诰》至《梓材》《秦誓》的内容，它既有对民众的公告，如《盘庚》，又有个人书札来往、劝告，如《大诰》《康诰》《洪范》。古代的文书是很实用的应用文体，并有许多箴言训语，文句优美，取意深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第三类，记事的断片。如《尧典》《禹贡》等。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总集，相传为夏禹时代伯益所作，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它和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的《天问》同是古代文学中的瑰宝。民间喜闻乐见的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都出自《山海经》。

堪称中国古代诗歌典范的是《诗经》。后代不少文论家以《诗经》为标准，总结出中国古代的诗歌的本质、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标准，如《诗大序》中说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在《楚辞》中，屈原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

先秦散文的辉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现象，以前的作品有的是诗歌总集、文章总集，有的只是某个人的作品，而先秦的散文，不仅篇幅多、写作者也多了起来，有哲学家、政治家，也有辩士、历史学家、专门的学者，风起云涌，极一时之盛。他们没有传统的信仰和思想的约束，都有一种开创自己的学说的冲动，也都有自己的学说传世，并有自己的信徒。这个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前570—前230），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图2-1 老子骑牛图

在这些先秦哲学家中，最先出现的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关于老子的传说很多，有的人说他活了200余岁，有的人说他骑青牛出关仙去（如图2-1）。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传世著作是《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的思想是一种悲观厌世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庄子（名周，蒙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庄子》一书中表达了他的哲学主张和人生追求，后代的文人都很喜欢他的作品。他的文字“雄丽光洋，自恣以适己”，多用有气势的排比和瑰丽的比喻、夸张，奇幻的寓言，使文章文风华美，气势磅礴（如图2-2）。由老子开创，庄子继承并发扬的道家学派对中国后世文人的思想、作品甚至行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后文中，我们将不断提到这个话题，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讨论。

图2-2 庄生晓梦迷蝴蝶

继老子之后，另一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是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如图2-3）。孔子反对老子悲观厌世的思想，宣扬尧、舜、文、武之治，力图回到古代政治清明的社会。孔子的影响在当时就很大，据说他有弟子三千，有名的70多个。孔子的思想主要记录在《论语》中。孔子主张“仁政”。孔子编订了《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并订定了礼和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邹国人）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孟子所生活的时代天下竟言功利，以攻伐纵横为贤，孟子痛言功利之害，宣传仁义之德，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努力维持儒家的道德。孟子的传世之作是《孟子》。由于受战国辩士之风的影响，孟子的文章也雄辩滔滔，辞意犀利而深刻，比喻华美而有趣。

图2-3 孔子像

荀子（约前310—约前230，名况，字卿，赵国人），《荀子》有33篇，内有赋5篇，诗2篇，汉魏六朝及隋唐最流行的文体之一——赋即是由荀子开创。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传人，但他并不墨守儒家的思想，在批判墨、道等诸派学说的同时，也批判了孟子的思想。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说，主张性恶论；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主张人治，反对天治，认为“人定胜天”。荀子的许多说法对后人都有很大启发，《劝学》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寓含丰富的思想，激励人们进步。

在道家和儒家之外，墨家和法家都有名作传世。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约前500—前416，名翟）的《墨子》53篇，主张节葬，非乐，反对美。墨家所恪守的是一种苦行的生活，墨家的思想并没有在历史上传布很久。法家的韩非子（？—前233），其著作《韩非子》，有55篇，文辞致密深切，为后世文人喜爱。韩非子的其他著作有《孤愤》《五蠹》《说难》等。

除了这些诸子散文外，先秦的历史散文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代表作有《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它们或以善于描写政治斗争、渲染复杂的军事交锋、点染优美典雅的言辞取胜，或以保存国别历史佚事而引人注目，或以展现雄辩的口才、再现战国时代策士张扬的个性而让人不忍释手。与《诗经》《楚辞》、诸子散文一样，它们所传达出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都成为后世士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头；而它们在叙事上的原创性，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走向，直至今天的文人，都把它们当作宝贵的叙事资源。历史的烟尘挡不住它们的诗意，更抹不去它们不灭的精神火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灿烂无比，到了战国末期，中国的思想界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秦相吕不韦组织他的门人编写了《吕氏春秋》，此书思想驳杂，无所不包，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总集。当历史演进到秦始皇以后，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人之耳目，各种思想暂时沉寂下去。

（二）华丽雄风——两汉文学

就像汉代的历史在中国史上灿烂夺目一样，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以其体制的宏大，气势的壮观而著称于文坛。汉赋是中国文学史中最能与产生它的时代相匹配的文体。

赋是一种文体。赋作为文学体制，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直至西汉的文献学家刘向、刘歆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后代文体分类也就常以辞赋合称，并以屈原为辞赋之祖。

从赋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出，赋和诗、辞有很亲近的关系。赋很讲究声韵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严谨、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的重要特征。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阶段，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仍然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是枚乘的《七发》。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前承汉初的骚体赋，后启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大赋，是一部重要作品。

第二阶段，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帝国的权势和天子的尊严（如图2-4）。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图2-4 上林苑斗兽图（局部）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在规模气势上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在赋的发展史上有“扬、马”并称的说法，“马”指司马相如，而“扬”指扬雄。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阶段，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除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在《归田赋》中，他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都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是赋中的名篇。

赋是继诗、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当时的一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这种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除了赋以外，两汉静静盛开的文苑奇葩是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这首清新、淳朴、天真烂漫的民歌，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是汉乐府中的名句。刘兰芝、秦罗敷是汉乐府中的美人。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它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乐府”成为一种明确的诗歌体裁，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乐府歌辞以民间创作为主，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情绪和意愿，暴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其中比较突出的主题有下述几个方面：

暴露、讽刺、抨击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淫侈、腐败。《长安有狭斜行》是西汉娱乐豪贵的歌曲，铺叙一个贵族之家的三子三妇的富贵荣耀，在“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和“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的描述中，讽刺世胄子弟倚仗权势而衣冠显赫。《卫皇后歌》则指斥“卫子夫霸天下”，间接地讽刺了武帝。

表达人民悲惨的生活遭遇和挣扎反抗的情绪。《东门行》写一个男子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他的妻儿哀求他不要冒险。他断然喝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妇病行》写一个男子妻死儿幼，无衣无食，只能把孤儿锁在家里，自己上街求乞。回家进门，“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孤儿行》则写出孤儿受兄嫂奴役的惨状。

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战城南》中写到，“为我谓乌，且为客嚎。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沉痛地要求乌鸦在啄食尸体之前，先为战士哀号；痛斥统治者的不义和罪恶。《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少小入伍，老大回乡，只见家园残破，亲友凋零。他孤独地采掇杂谷野菜做饭，“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茫然地倚门东望，不禁伤心落泪。这类作品还有《东光》《小麦谣》等。

歌颂妇女对坚贞爱情和幸福婚姻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这类作品大多以妇女为主角。《铙歌》中的《上邪》《有所思》是文人加工较少的民间情歌，粗犷热烈，鲜明爽快。《上邪》追求爱情，矢志不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有所思》痛恨变心，把本来要送给情人的礼物，“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白头吟》表白被弃的女子“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期望，慷慨要求“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应当重情义而轻钱财。这类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歌唱妇女的美丽善良和机智勇敢。《陌上桑》写美丽的罗敷用夸耀夫婿官威的方式，嘲笑斥退了太守的调戏。最杰出的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以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真人实事为题材，通过刘兰芝、焦仲卿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悲剧，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描写下层文士奔走仕途、困顿他乡的种种苦闷。这类作品主要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有的在六朝就传为“古诗”，如《驱车上东门行》《冉冉孤生竹》《青青陵上柏》等便被《文选》收入《古诗十九首》。它们多属游子思归、思妇闺愁的抒情诗。游子诗中还有一些抒写抱负、阅历和讥时愤世的作品。如《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是一首励志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已成格言。

此外，两汉乐府中还有一些作品歌颂清官贤良，描写社会风情。前者如《雁门太守行》，后者如《江南》《城中谣》等，都是较好的作品。它们和上述各类作品一起构成了一幅两汉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了先秦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两汉乐府的诗歌体裁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句式比较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从建安时代起，凡以诗歌抨击政治黑暗、反映民生疾苦而取得显著成就的诗人，大都从两汉乐府中汲取艺术养料。

在华丽的雄风（汉大赋）、清丽的乐府之外，还有历史散文在闪光，这就是分属于西汉、东汉的两部杰作——司马迁（前145—前87？）的《史记》和班固（32—92）的《汉书》。《史记》叙述的历史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跨越3000年，但其间的著名人物、事件、制度，尤其是那些富有个性的人物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天才般的表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使命，也使作品呈现出沉重有时是悲剧的历史感，无怪乎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书》是断代史，主要是西汉历史的留痕，但班固显然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文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司马迁那样的锋芒和悲剧感，贯彻《汉书》始终的文风是典雅、精炼，而这一风格，是后世官修史书所追崇的叙事理想。但无论怎样，两部史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而其中人物的精神风貌和叙事风格，都给我们美妙的审美愉悦和心灵的震动。

（三）林下风韵——魏晋南北朝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风流最多的时代。曹植《洛神赋》把洛神写得如梦似幻，美艳绝伦，后世传为佳作。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曾在他的《天龙八部》中根据《洛神赋》虚构了一套武功“凌波微步”。刘伶醉酒而裸，别人笑他，他还振振有词：他以天地为屋，房屋为裳，别人为什么到他的裤子里来？阮籍爱驾车外出，却行路不由径，而每到穷途，必大哭而返。其他如《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一些玄谈、风流，就更是不一而足了。

这个时期的文学，风流中自有一种怪诞，深刻中别有一种洒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审美观，使这个时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别有一番情貌和神采。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严重打击了贵族大地主的力量，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发生了动摇。老庄、刑名等各家学说得以复兴，再加上外来佛教的影响，使许多士大夫轻视礼教，崇尚通脱，在思想上显得比较活跃，玄学兴盛起来，玄谈之风对文学的影响至为巨大。

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深远的一件事发生在魏文帝曹丕登位以后。他在《典论·论文》说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很高的地位。他还对文体进行分类，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原则，从此，“文”的地位提高了，文人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矫枉过正，文学的绮靡、浮艳之风，也随着人们对文字、篇章结构、韵律的过分在意和雕琢而充满文坛，骈文的发展，齐梁诗风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不过，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作家的创作，对文坛的绮靡之风是有力的扫荡。他们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从创作态度上说，他们基本上都能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从作品中反映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从情调风格上说，大多流宕着一种悲凉慷慨的基调。建安文学的这些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受到后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推重，并被用来作为反对靡弱诗风的武器。下面，我们以各种文体为例，梳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

先看散文。这个时期的散文在内容上抒情色彩越来越浓，表达社会政治见解和抒发个人感慨往往密切结合；在形式上骈偶化倾向逐渐明显，更加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体裁愈益多样化。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建安黄初、魏晋之际、西晋、东晋几个阶段。

建安黄初时期的散文成就主要是应用文字，多是帝王与将相文臣之间的论辩与酬答；论辩散文次之。此外，笔札之文，意真而语畅，也是这时散文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方面。

曹氏父子散文上很有成就。曹操文章清峻通脱，质朴简约，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等。曹丕以书札见长，如《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答曹洪书》等，清丽绰约，富于情韵意趣，对后来旷达一派有一定影响。曹植表章，独冠群才，《与杨德祖书》亦富于抒情意味，辞藻比其父兄华美。建安七子中，孔融、陈琳的散文也都有传世之作。诸葛亮的《出师表》，言辞诚恳，志笃文实，叮咛周详而几于涕零，感人至深，被认为是章表之英。

魏晋之际，谈玄之风盛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论难散文，其次是书序之属。其内容，或为玄理之辩，或多嫉世之辞，而后又转化为超然物外之音。其文体风格，或清峻通脱，或富艳宏阔，但都析理严密，浑厚典重。阮籍的名作如《大人先生传》，语重意奇，惊风骇俗，发前人所未发。嵇康散文使气骋辞，明快犀利，立论新颖，《与山巨源绝交书》，名为与友人书信，实为对统治者的抗争，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析理之美，对南朝论辩散文深有启迪。书序类中以李密《陈情表》最出色，剖陈衷曲，辞语恳切，笔调哀婉，通篇以情感人，连晋武帝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向秀的《思旧赋序》，即景生情，寥寥数语，却凄神寒骨。

西晋散文一个突出特点是骈偶化越来越严重，六朝的骈文多以四六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常有杂言。到了唐代，要求越来越规整，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到了宋代，骈文又叫四六文，我们在批评一些人的文章时说的“四六不通”，即由此而来。散文名家，首推陆机、潘岳。陆机被认为是骈文的奠基者，他的《豪士赋序》《叹逝赋序》《吊魏武帝文》等，说理与抒情结合，是当时骈体文的典型。潘岳尤善为哀诔之文，如《哀永逝文》等。

东晋文坛盛行骈文，不过，有少数人仍沿用散文写作，或以散驭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前期如王羲之，后期是陶渊明。王羲之文风清淡，不尚辞藻而多情致。名篇如《兰亭集序》，由叙事而写景，用感物以抒怀，笔势飘逸，一如其书法。陶渊明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也是重要散文家之一。他的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腴，在内容上一扫魏晋间玄学佛理的虚缈空幻，代之以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的清新淳朴，革除嵇、阮以下的压郁愤懑而归于真率超脱；在辞句上则摒弃潘陆的骈偶雕砌，返于明白省净。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

南朝的骈文是流行文坛的主要形式，散文并不发达。北朝却出现了北魏时期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接着看赋。三国两晋时期，诗歌的地位已经超越了辞赋，成为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体裁。然而赋在本时期仍颇兴盛，许多优秀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赋作者，并产生了不少佳篇。与两汉比较，本时期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其基本表现是：两汉盛行的那种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等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为抒情小赋所取代，并在形式上出现了骈化的趋势。

今存建安赋绝大部分是篇幅较短的小赋，有150多篇，超过今存两汉辞赋总数，其中曹植一人就占了50多篇。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如图2-5），前者在抒情与写景的融会上，后者在刻画人物体态及心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图2-5 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局部）

阮籍的赋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抒情小赋的传统，铺写的成分大为减少，而以表现隐逸情绪或刺时为主旨，如《猕猴赋》即为刺“俗人”而作，《鸠赋》则又以“鸠子”被“狂犬”所害，隐喻司马氏集团杀少帝、擅废立事。嵇康赋的铺写成分稍重，但也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为最终目的，他的《琴赋》抒情气氛浓厚。

西晋太康作家几乎都写辞赋，形式上也以小赋为主，篇幅短小，但在抒情性上却不及建安、正始作品。太康时期也产生了一篇著名的大赋，即令“洛阳纸贵”的左思的《三都赋》，作者倾十年精力而成，一时声价极高。不过此赋只是详尽真实地描绘了三国时期蜀都、吴都、魏都的景况，并表达了向往统一的愿望，而在艺术上较之前人无多大突破，只是更能体现“品物毕图”的原则。

东晋时期的辞赋比较明快，东晋末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更显示了自然平淡的独特风貌，为历来赋作所稀见。

再看诗歌。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时期，西晋的太康时期以及两晋相交时期；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

图2-6 山涛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两人都名列“竹林七贤”中，“竹林七贤”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如图2-6）、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对文艺都有所贡献。

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阮、嵇对司马氏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阮籍的《咏怀诗》今存82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的诗歌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如图2-7）。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处处有桃花源的风致（如图2-8）。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言为主，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拟古》等；他亦擅长四言，佳篇有《停云》《归鸟》等。然而，陶渊明在当时却颇不为人所重，诗坛的总的风气也不因他而有所改变。此后整个南北朝时期，诗歌仍沿着华艳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现的方向在演进变化。

图2-7 归庄图卷（部分）

图2-8 桃花源图轴

南朝刘宋前期，最为突出的作家是鲍照。他的乐府诗风格强劲奔放，充满了愤懑不平，大异于南朝的其他作品。谢灵运是优秀的诗人，脱胎于玄言诗母体中的山水诗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一扫东晋诗坛上窒息沉闷的空气。这一题材同时也进入骈文，产生过不少精致清新的作品。刻意追求形式美、铺陈辞藻、罗列典故的作风在谢灵运和颜延之的作品中有所发展，开启了“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降及齐梁，山水的题材扩展而及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梁代又出现了宫体诗，在艺术上更加讲究调声选色、数典属对，加之诗歌格律逐渐成形，所以作品就更加规整工丽。比较突出的作家有谢朓、沈约、江淹、何逊、吴均，他们的优秀作品，虽然不脱藻绘，却给人以新鲜明丽的感受。

北朝的诗坛相对寂寞，只有王褒和庾信比较有名，另外《敕勒歌》是一首至今传唱的民歌：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炉，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整首诗质朴、明快，反映出北朝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木兰诗》写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事，受历代文人和百姓的喜爱。

最后看小说。“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指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文体的小说和庄子的“小说”含义不同，但小说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小说家列于诸子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

小说起源于神话、寓言和史传。从神话到小说的关键一环是逸史。《穆天子传》《燕丹子》可以说是最接近小说的逸史了。前者写周穆王周游天下，叙述中多有史实，西王母和《山海经》中的相比，增添了人间的内容。《燕丹子》写荆轲刺秦王，增加了《战国策》和《史记》中并不曾有的细节。《庄子》《韩非子》中记载的一些寓言，也有了小说的意味，如《庄子》中庖丁解牛、《韩非子》中的郑人买履等。《战国策》《史记》《三国志》中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叙述，不仅为小说提供了素材，还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经验。

中国古代小说分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主要是笔记体小说，属于文言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分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类。志怪小说主要有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曹丕的《列异记》，干宝的《搜神记》和王琰的《冥祥记》等。有的志怪小说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写楚国的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干将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韩凭妻》写宋康王霸占了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何氏也随之自杀。韩凭夫妇墓上长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栖息树上交颈悲鸣。

志人小说主要有邯郸淳讽刺世态的《笑林》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又名《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的思想比较复杂，其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这正是孔门四科，说明此书有崇儒的一面，但又有很多谈玄论佛和蔑视礼教的内容。这本书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标榜“魏晋风流”。根据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标准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构成真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世说新语》褒扬淡泊名利之心。《德行》中有管宁割席分坐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有的条目是写真情的流露，《任诞》有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种任诞便是对竹的一种妙赏。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点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齐。”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如帝王、将相、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侧重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刻画心理，但都抓住人物的特点，用独特的言行写出独特的性格，显得生动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16个字便把王戎的吝啬写了出来。《忿狷》：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绘声绘色地写出王蓝田吃鸡蛋的蠢相。

这个时期的小说篇幅短小，只是粗陈故事梗概，没有艺术的想像和情节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没有展开，所以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但它们为唐代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

（四）诗意之巅——唐代文学

唐代文学是和李白、杜甫、王维等家喻户晓的诗人联系在一起的。唐代在文学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开放的文化环境、士人的生活方式、宗教的发展分不开。

图2-9 红衣舞女图

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一视华夷”。这种文化姿态，对生活习惯、审美趣味，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也影响了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唐代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代的士人对人生普遍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而又狂傲地面对世界，李白曾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唐代的文坛从未寂寞过。唐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上。诗在唐朝文坛上坐第一把“交椅”，当诗发展到高峰时，散文开始它的文体、文风的改革，小说也走向繁荣，而当它们相继走入低潮时，词又开始焕发光彩。

唐朝文学发展脉络与唐王朝的兴衰是紧密联系的。

唐朝前期，经过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100多年的发展，唐王朝达到了国力强大、经济高涨的全盛阶段。同时，唐代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唐代的经学、史学、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如图2-9）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学更放射出绚烂的异彩。在诗歌方面，“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用手中的笔对齐梁余波的扫荡，使诗歌在韵律、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出现了新形式，形成了后世所称道的“唐音”，体现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格。诗坛上相继崛起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大诗人，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650—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4？—689？）和骆宾王（640？—684）。“四杰”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寄人篱下的豪杰之气，在诗中开始有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如图2-10）。卢照邻的《行路难》写道：“人生贵贱无始终，倏忽须臾难久持。”把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伤悲，抒写得淋漓尽致。骆宾王的《帝经篇》流露出自负而又慷慨的豪杰之气。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道：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图2-10 落霞孤鹜图轴

虽是羁旅送别，却没有伤感和惆怅，只有共勉和友情，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杨炯的《从军行》写道：“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虽未到过边塞，却心怀立功边塞的志向。

“四杰”的诗流荡着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是构成诗歌“骨气”的重要因素，对当时雕琢绮靡的宫廷诗是一种反动，但他们并没有完全革除宫廷诗的不良诗风。

陈子昂（659—700）对唐诗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当馆阁诗人醉心于应制咏物、寻求诗律新变时，他却主张诗歌创作要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提倡风骨和兴寄，寄托济世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这样，诗歌创作就与片面追求藻饰的齐梁诗风彻底划清了界限。陈子昂振一代诗风的力作是他的《感遇》诗38首，如第35首：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弛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诗人亲历沙场，有感而发，以兴寄直接建安风骨，带有拔剑而起的豪侠之气。《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慨叹时光流逝，诗人作这组诗的同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一股目空一切的孤傲之气，激昂着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

在初、盛唐之交的诗坛上，张若虚是一位很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大致和陈子昂同时登上诗坛，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被称为“吴中四士”。他的诗仅存两首，但一篇《春江花月夜》就奠定了他在唐诗史上的地位。此诗采用乐府旧题，但全新的内容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人生深奥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玲珑透彻的诗境。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由时空的无限想到生命的无限，表现出深刻的宇宙意识，这在中国的诗歌中是不多见的，是一种新声。类似的诗境，在刘希夷的诗里也能看到，《代悲白头翁》中写道：

洛阳城东桃李花，

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好颜色，

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

面对易逝的青春，一种朦胧的生命意识在觉醒。“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千古传诵的名句，凝聚着世世代代多少伤春悼红之心！他们所创造出的空明纯美的诗境，表明唐人对意境的感悟和创造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盛唐的文坛上，活动着的是完全可以和唐朝盛大的国势相媲美的诗人群体。大批禀赋着天地山川之灵气的诗人们，创造出风格多样的美丽诗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的诗歌中，初唐以来讲究声律辞藻的近体，与书写慷慨情怀的古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韵律与抒情相辅相成，真所谓“神来、气来、情来”，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境界。

图2-11 山阴图卷

静逸明秀之美是流淌在盛唐诗坛上的一种诗美理想。王维（701—761）是这种风格的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盛行，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一生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年轻时，和许多渴望建功立业的才士一样，对功名充满热情和向往。《少年行》中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声调高朗，气势宏大。王维曾出使边塞，他的边塞诗《从军行》《观猎》《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等诗境雄浑壮阔，贯注着豪逸之气，《使至塞上》是他的名篇：“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征蓬、归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几组意象写出了意气风发的诗人满怀豪情，走马边塞的欣喜与得意。让王维在诗坛上奠定了大师地位的，是他书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精通音乐，又擅长书画，因此，他往往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如图2-11）。王维的诗中流露出浓厚的禅意，文学史上把他尊称为“诗佛”。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静逸明秀，兴象玲珑。《山居秋暝》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在宁静而又生机盎然的气氛中，感受万物的生生不息；在这种感受中，灵魂升华到空明无碍的境界，自然的美和人的心境完全融合成一体，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玲珑剔透，不可凑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意境明白如画，读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抓住事物的特点来写，生动传神，洗衣女的快乐嬉戏，渔舟的轻巧，在竹与莲这两种象征着高洁、幽雅的意象的衬托下，感染了神圣的光彩。在诗人空明的心境中，生命被诗意化、神圣化了。心境的空明使他心思敏锐，画家的天赋，使他善于在动态中捕捉事物的光和色，如《送邢桂州》：“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以他画家的眼睛，诗人的情思和佛家的心境，写出物态天趣，缥缈神韵。

当时同样以写山水诗见长的诗人是孟浩然（689—740）。孟浩然终生未仕，他的诗一般写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不同流俗的清高。前者有《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后四句点出了诗人欲请张九龄引荐一登仕途的心情，有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后者有《夏日南亭怀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诗人清高自赏，不免寂寞，而池月清光，荷风送香，竹露清响，使人顿觉开朗。整首诗意境单纯明净，清旷爽朗。孟浩然一生爱好出游，曾北到幽州，南到江、湘。他偏爱水行，写了不少山水诗。如《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春晓》等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清刚劲健之美是王翰、王昌龄、李颀、崔颢、祖咏等诗人的诗美追求。他们地处北方，出身低微，靠考取进士入仕，热衷于尘世间的功名，并且非常自负。王翰行为狂放不羁，他的诗中有及时富贵行乐的思想，代表作为《凉州词二首》其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以豪饮旷达写征战，新人耳目。王昌龄七绝写得好，是“七绝圣手”。他豪侠任气，纵酒长歌，但观察问题敏锐，诗中常带有透视历史的深重感。边塞诗中《出塞二首》其一写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中的卫国豪情，悲壮浑成，大气磅礴。秦汉的明月关山，上下千年，而离家万里的征人，却没有归期，对历史的沉思中充满了对勇守边关者的同情。王昌龄曾被贬岭南，心境有所变化，再加上南方自然风物的熏陶，晚年诗风偏于清逸明丽，但基调仍旧是清刚爽朗。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以“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

崔颢早年作诗名陷轻薄，晚年时，崔颢诗风一变，写出了风骨凛然的诗篇，其中以《黄鹤楼》为最有名：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被誉为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诗的前半段抒发人去楼空的感慨，后半段写深重的乡愁，而“鹦鹉洲”是个典故，为前后的转接。相传汉末狂生祢衡被杀死在鹦鹉洲，面对此洲，诗人不觉慨叹，一代名士的风流早已被芳草掩盖，如今以祢衡为同调的诗人，也因狂放而名陷轻薄，怎能不生空茫之感呢？崔颢最具凛然风骨的诗是他的边塞诗，如《赠王威古》《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雁门胡人歌》等。

用慷慨奇伟可以概括高适、岑参等盛唐边塞诗人的诗风。高适（700—765）早年困顿，在50余岁时官运亨通，是盛唐动辄自比王侯的诗人中唯一一位被封侯者。不过，高适做官以后，诗作不多，大部分作品是他在仕途失意时写的。高适早年的作品多写怀才不遇的悲慨，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宋中十首》《古大梁行》等。高适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侠，并且功名心极强。他曾两次北上蓟门，尽管封侯的希望落空了，对边地的体验却成全了他的诗篇。他极负盛名的边塞名篇七言歌行《燕歌行》便在那时写成：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思想复杂，既有对男儿立功边疆的英雄气概的礼赞，也有对战争所带来的离乱之苦的同情与批判；既有对战士浴血奋战的赞扬，也有对将领军中作乐的不满。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慷慨悲壮的美。他的边塞诗中也有五言古诗，这部分诗歌将他的边塞见闻、功名志向和观察思考合在一起，苍凉悲慨中带有理智的冷静。名作有《送李侍御赴安西》《塞下曲》《武威作二首》等。

与高适并称于诗坛且经历类似的是岑参（715—770）。岑参曾两度出塞，在边塞诗人中，他所留存作品最多，共有70多首。岑参长于写感觉印象，以西域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入诗。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了雪夜风吼、飞沙走石的现象，诗人把它们写得壮观奇伟，衬托出戍边将领的英雄气概，诗中写道：“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即使这样，“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只有盛唐诗人才会有如此的胸襟和艺术感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所出现的意象也很有特色：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图2-12 天山积雪图轴

把下雪比作“梨花开”，冬天的景色由春天的意象来比拟，奇情逸发，为千古称道（如图2-12）。岑参还写了《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等。岑参的诗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战士劳苦的传统格局。在艺术表现上，他借鉴了高适等人七言歌行的体势，纵横跌宕、舒卷自如，形式接近乐府，但不用乐府旧题而自立新题。用韵也十分灵活，《白雪歌》一韵到底，而《轮台歌》两句换韵，《走马川》是三句换韵，声韵或轻快平稳，或急促劲节，音节洪亮而意调高远。岑参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逢入京使》是一首有名的七绝。

唐朝的盛世孕育了恢弘的文化，创造了诗歌上的盛唐气象。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歌行和绝句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兴发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像，天才诗人的情怀，盛唐文化的魅力，天然地体现在李白身上。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仍是个谜，他五岁时随父亲从出生地条支（一说碎叶）迁到四川。李白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纵观李白的思想历程，神仙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隐居与游仙、漫游中度过的（如图2-13）。

图2-13 藏云图轴

要解读李白，就一定要注意《峨眉山月歌》这首诗：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正是在这首诗里，开始出现了李白诗中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李白好道，这使他的诗有一种放任自然的魅力，他的近千首诗中有100多首与神仙道教信仰有关。李白好酒，这使他的诗里多了一种天马行空的逍遥，写酒的诗亦很多见。后人把他称作“诗仙”。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从李白《古风》其一的这一句诗里，我们一方面能感受到李白的自负；另一方面又能知道他要以诗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和诗歌风骨，来振作当时的诗道。

李白的乐府大量地沿用乐府的古题，或用其本意，或另出新意，曲尽拟古之妙。《丁都护歌》《侠客行》《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等，乐府诗有的侧重写实，有的侧重主观抒情，体现出李白兴发无端、气势宏大的写作特色。《蜀道难》古辞有功业难成之意，李白借这一点抒发了自己功业未成的感慨：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

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

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

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

愁空山。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使人听此凋朱颜。

对蜀道高峰绝壁、万壑转石的险难之境的渲染，也是诗人对世道艰难的感叹。《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牛宰羊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

丹丘生，

将进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乐府旧题中，《将进酒》有饮酒放歌的意思，李白借它来引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豪壮气概，具有大河奔流的气势和力量。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将进酒》等，大都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这种杂言体乐府，在体制和格调方面，与唐代盛行的歌行体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李白的歌行代表作《襄阳歌》《扶风豪士歌》《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这些作品的抒情意味更加浓厚，想像飞腾，笔势大开大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

我欲因之梦吴越，

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

送我至剡溪

……

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情感的变化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一泻千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写道：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首诗写于李白再入长安，被以“赐金放还”之名废逐之后（如图2-14）。高傲自负，而不为世所容，难以抑制的悲愤如火山喷发。李白的歌行，充分体现了盛唐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阳刚之美，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的原有格式，笔法多变，任随情之所至而变幻莫测，把人带入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李白传》）这三者都是盛唐艺术追求浪漫个性的典型。

图2-14 醉饮图卷（局部）

李白诗歌的美是多样的，与他的歌行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那些具有优美情韵的绝句。他的五绝和七绝都写得很好，明朝胡应麟道：“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诗薮》内编卷六）绝句体制短小，适于写一地景色、一时情调，可它离首即尾，因此容易流于浅露，绝句贵在含蓄。但是，如果刻意锤炼，又有斧凿痕迹，绝句贵在自然天成。李白的五绝，是绝句的最高境界。《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寂寞的人和寂寞的山忽然冥会，人和自然灵性相通，浑然一体。片刻的超然意趣，在20个字里显露无遗。《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秋浦歌十七首》等都是李白绝句中的名篇。《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的诗句，在令人匪夷所思的想像中，表达了诗人无法排遣的愁思，能够代表李白的诗风。

自天宝中期开始的社会衰败和“安史之乱”后，盛唐诗中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诗人济世安邦的理想，中年的沉郁思虑送走了少年的意气风发。中唐的诗人们，都在努力拓展新的艺术领域。面对盛唐诗所达到的艺术高峰，中唐的诗人们无力在境界的混融上比盛唐诗人再进一步，从而转向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从盛唐到中唐，诗坛迎接了一次巨大的诗风转变。杜甫是衔接起这场巨变的伟大诗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晋朝名将杜预的后人，祖父杜审言是初唐的著名诗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他的青年时代，是在盛唐度过的。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他有巨大的抱负。但长安十年，他的梦想彻底幻灭了。在长安，他参加过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失败了。他又上书干谒，祈求功名，但都落空了。杜甫在长安历尽人生的辛酸，饱看了生民疾苦。这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非常大。他写下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等反映天宝后期动乱将来时的社会风貌。安史之乱中，杜甫曾落入叛军手里，被押解到陷落的长安，在这里，他写下了忠君恋阙的千古名作。如《春望》《哀江头》等。当他知道肃宗已即位灵武，便不辞辛劳，毅然前往，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在这个时期，他又写下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名作。因为疏救房琯，他又被贬官，写下了“三吏”“三别”。乾元二年（759）秋，他终于弃官，携家入蜀，于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晚年的漂泊。杜甫暮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

杜甫一生饱经乱离、战乱之苦，常被人提到的几次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后世把他称作“诗史”。

杜甫律诗的成就最高。他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还用它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比较自由，他的多数时事诗都是古体。如《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写一个人从军归来无家，还要再次从军，令人痛不卒读。为了扩大律诗的表现力，杜甫以组诗来表现一些比较复杂、宽泛的内容。如五律《秦州杂诗二十首》，集中表现他在秦州时的心情。再如写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等。

杜甫律诗组诗最成功的是七律，《秋兴八首》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客居夔州之时，当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但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战争频仍。挚友已先后离世，自己仍在漂泊，而且疾病缠身，回首往事，心境凄凉。《秋兴八首》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上展开。

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峡秋色，丛菊开放，牵动了诗人滞留孤城的寂寞心绪，引发了诗人的故园之思，而白帝城的砧声忽然打断了他的情思。

第二首：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孤城怅望中，落日啼猿又勾起了诗人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正在感慨万端，呜咽的笳声把诗人惊醒，此时已是月上中天。

沦落之感又催生出第三首：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时光流逝，自己的抱负落空，朝廷却用非其人。

第四首写道：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政局变更，国家安危不定，自己却穷老荒江，无法报国，空有一腔愁思。

后面的四首又反复地重复着回忆往昔、感慨盛衰、伤叹身世的主题。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复杂而深沉的感情，诗中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表现这么多的情感，很难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用组诗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