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通过分析个个原子，探寻整体”：彼得堡的梦与现实

1845年5月，陀氏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他在同年3月给哥哥的信中说：去年11月，小说几近完成，但在12月又重新改写了一遍，今年2月又重新推敲、删改。“我希望我的每部作品都清晰美好。”果戈理的名声是“以多年的贫穷和饥饿为代价的”；拉斐尔花了好几年时间精雕细刻，才创造出那么神奇的杰作。^[1]5月，做最后修改时，在给哥哥的信中再次谈到反复修改的重要性：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修改了17遍，普希金甚至对小诗也做同样多次的修改，果戈理每次都用两年时间擦亮他那些美妙作品，等等。^[2]《穷人》手稿由格利戈罗维奇拿给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看，后者正在编《彼得堡文集》。涅克拉索夫读到杰弗什金和瓦尔瓦拉分别的场面时再也禁不住泪水，连夜去看望陀氏。随后去找别林斯基，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后者也高度评价陀氏的才华，认为《穷人》是“我们第一部社会小说的尝试”。这是俄罗斯文坛上一段佳话。小说在1846年1月出版前，就在相当范围内为文学界所知，并在著名的帕纳耶娃文学沙龙里朗诵过。在1845年10月给哥哥的信中，陀氏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哥哥，我想，我的名声恐怕永远也不会达到像现在这样的顶峰。到处受到难以置信的尊敬，对我的好奇心简直惊人。我结识了无数最体面的人们”，奥多耶夫斯基公爵（1803—1869）请求给他前来拜访的幸福，而索洛古布伯爵（1814—1882，作家）由于绝望而揪自己的头发；因为帕纳耶夫（1812—1862，作家、批评家）对他宣称，出现了一个“能把他们大家都踩在泥地里的天才”。^[3]此信还谈到，结识了当时刚进入文坛的屠格涅夫等等。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来没有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那样迅速获得名声的例子。”^[4]可见，陀氏处女作《穷人》的出现曾是俄罗斯文坛一盛大事件！

陀氏在1877年1月《作家日记》中回忆《穷人》的写作时说，他是“怀着激情，几乎含着眼泪”写作的，但有时会犹疑：“难道我在执笔这部中篇小说时所体验到的这一切、这些时刻是虚伪、海市蜃楼、不真实的感情吗？”又说：“而我当时是可怕的幻想家。”^[5]陀氏在小品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1861）里也说过，他是“秘密的极端爱好者”，“爱好幻想的人”，“神秘主义者”，总觉得彼得堡对他来说是某种秘密。他回顾说，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在严冬的涅瓦河畔的黄昏徘徊时，忽然觉得所有这些穷人的栖身所和金碧辉煌的宫殿都像是幻想的、魔法般的梦境。“我认为，正是从这一刻起，开始了我的存在……”“而我开始观察四周，突然看到某些奇特的人物。所有这些人都是奇特的、古怪的，虽然完全是散文式的人物，根本不像堂卡洛斯和波沙，而是真正的九等文官，却同时又像是某些幻想性的九等文官。”其间，有一个故事浮现在陀氏眼前：“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有某个九等文官的一颗心，诚实的、纯洁的、有道德的并忠于长官的心，同他在一起的有某个少女，被侮辱和忧愁的，而他们的整个故事深深地撕裂了我的心”。^[6]年轻的幻想家，席勒式的理想主义者，为彼得堡社会的贫富悬殊所震惊，在《穷人》中开始了对小官吏奇特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梦与现实的探索。作者所依据的是对小官吏世界的富于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审美观照；陀氏虽然“怀着激情，几乎含着眼泪”写作，但对自己在写作时体验到的那些感动没有把握。

小说《穷人》由杰弗什金和瓦尔瓦拉前后四个月的来往书信组成。从表面上看，小说时间只是四个月，而小说空间围绕这两位主人公所接触到的人物及其环境，但是，由于书信体的自由叙述，实际上包含了更为宽阔的时空，足以深刻表现出一个悲惨的穷人世界。男主人公杰弗什金是年过50的穷苦小官吏，诚实、善良、勤俭，但是，孤独而寂寞。这时，他的远房亲戚——可怜的孤女瓦尔瓦拉被富有的老地主贝科夫逼婚，被逼得走投无路。杰弗什金接济她，给她安排住处，无微不至地呵护她。但从书信体小说一开头，他的心理就使人吃惊：“昨天，我幸福，非常幸福，不可能更加的幸福了！”因为晚上当他抬头望瓦尔瓦拉的屋子时，看到她的窗帘的一角已卷起来，挂在那盆凤仙花上，“正如那天我暗示给您的那样；这时候，我觉得您的小脸好像在窗户边闪现了一下，好像您也从您的小屋里望着我，您也想到了我”。接着，从瓦尔瓦拉的回信中，我们看到窗帘一角是她搬花盆时偶然挂上去的，但她感谢杰弗什金送给她的凤仙花和天竺葵：“现在我们的屋里好像是天堂，干净而明亮！”随着书信体小说的开展，读者不禁为老官吏同少女之间的感情故事的真实与虚幻感到迷惘。然而，杰弗什金是陀氏探索人的秘密的第一个形象，由于在漫长岁月中没有尝受过一点感情上的欢乐，因此在照顾少女时产生了介于父爱和情爱的感情，而作者用虚幻与真实感相交织的笔调加以表现，正好表达出小公务员孤寂、彷徨的情感世界。

作者揭示：杰弗什金尽管落寞寡欢，却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向瓦尔瓦拉描述他同宿舍里被诬告为贪污犯的穷官吏戈尔什科夫一家的悲苦生活，特别是他们的孩子们的苦难：“他们可真穷，主啊，我的上帝！他们的房间里总是静悄悄，无声息，好像没人住似的。甚至孩子们的声音也听不到。孩子们从不嬉闹，玩耍，而这是不祥的预兆。”有一次，杰弗什金走过他家门口，听到阵阵啜泣声，是“那么凄惨，以致我的整个心都碎了”。杰弗什金表达：穷人的悲苦首先就是使天真活泼的儿童失去欢乐，甚至在家里也不敢嬉闹。这样，穷人悲哀的主题伴随着儿童苦难的主题展开。

为了宽慰杰弗什金的一颗心，瓦尔瓦拉找出自己过去的生活笔记，交给他一读。她的笔记扩展了小说的时空，继续推进穷人悲哀的主题。她叙说自从当某公爵领地管理人的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被远房亲戚安娜收养的经过。瓦尔瓦拉描述这个狠心的亲戚怎样折磨她幼小的心灵。安娜常常夸口说，要不是她具有“富于同情的、信奉基督教的心灵”，收养了瓦尔瓦拉母女，她们早已沦落街头；然而在吃饭时，安娜的眼睛总是盯着她们夹起的每块食品，要是她们感到不自在而不肯吃饭，安娜又要唠叨个没完。母亲忍受不了这种寄人篱下的苦楚而病故，孤女瓦尔瓦拉又被逼迫嫁给年老地主。在这里，从上述的儿童苦难的主题延伸到妇女苦难的主题，并且表达了陀氏书信中归纳出的“将上帝当作玩具来玩耍”的命题，描绘出口口声声“同情心”、“基督教的心灵”，而实际上为一块面包而折磨他人的妇女安娜的形象。从陀氏第一部小说起，哲理性的概括就渗透于文学性的描写之中。

穷人悲苦的主题在瓦尔瓦拉叙说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之死时，达到了一个高潮。他是个贫寒的青年，但追求着高尚的精神生活，热爱普希金的作品。他在安娜家里当家庭教师，静悄悄地生活着，从不妨碍他人，然而，他说话、举止都那么笨拙，以致当时15岁的瓦尔瓦拉也同安娜的孩子一起对他作了一场恶作剧。他只是喃喃地对她们说了一句“恶毒的孩子们”；瓦尔瓦拉感到伤害了他，使他想起自己艰苦的命运而深深后悔。后来，她同大学生的父亲一起在旧书摊上购得一套普希金全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这位父亲是个十分奇特、畸形的人物，他每次来安娜家看望儿子，都是担惊受怕的样子：按同儿子的约定，每星期来两次，“小心又小心地推开门，先探头进去”，看见儿子并没有生气，这才走进去，脱下自己的外套和帽子。他为何如此呢？他也是公务员，但微不足道，由于难以忍受再娶的妻子的残暴而酗酒成性，在儿子面前感到内疚。在这里，作者继续延伸穷人的主题，塑造了一个几近受虐狂的形象。更为不幸的是：他心爱的、前妻生的儿子却因为肺病和过劳而在深秋十月里死去。在临终的病榻上，大学生用他那嘶哑的、含糊不清的声音请求着什么；瓦尔瓦拉终于明白了他是“想要最后一次看一眼白天，上帝的光辉，太阳”。然而，当她为他拉开窗帘时，却是彼得堡秋雨连绵的早晨：“微弱的日光勉强透进屋里来，有气无力地同点燃在圣像前的长明灯颤抖的灯光争夺着光辉。”这位青年在临终前，连想看一眼灿烂阳光的希望都不能如愿以偿。年轻的陀氏已经善于通过这样一些象征性的细节表达人生的悲哀了。

这种悲剧性音调在描绘老父亲在风吹雨打中跟着送葬的马车奔跑，将青年的棺材送往坟地的场面时达到了最强音：“老头子跟着它后面奔跑起来，并大声哭泣；他的哭声颤抖，并且由于奔跑而时断时续。可怜的人弄掉了自己的帽子，然而没有停下脚步，将它捡起。他的头被雨淋湿，风刮起来了；冰霜敲打和刺痛他的脸。老头似乎对坏天气没有感觉，哭着，从马车的这边跑到另一边。风撩起他那破旧常礼服的下摆，使它像翅膀那样摇动。”在他的所有口袋里都塞满了儿子留下的书籍。“路过的人摘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有些人停下脚步，对可怜的老头感到惊诧。书籍不断地从他的口袋掉进泥泞里。人们叫住他，告诉他丢了东西；他捡起来，又奔跑去追赶灵柩车。在街角上某个行乞的老太婆跟着他一起去送葬。马车终于拐了弯，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在这段描写中，风雨声、哭泣声、奔跑声、书籍掉进泥泞里的声音、人们同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组成一曲撕裂人心的悲伤乐曲。正是这一场面使涅克拉索夫在读手稿时尤其感动，“声音有一两次断断续续”。^[7]陀氏将读者引入穷人世界的悲苦生活及其精神氛围之中，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动人情感的诚挚的音调来自作者和主人公情感的奔流。杰弗什金的书信直叙胸怀：“我写得直截了当，不搞什么花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既是幻想家，又是爱发议论的人。他在书信中向瓦尔瓦拉描述涅瓦河畔憔悴的学徒工、酗酒的农民和卖薑饼的穷苦妇女之后，笔锋一转，描绘彼得堡繁华的豌豆大街，阔气的商店里华美的衣帽、鲜花，坐在豪华马车上的公爵小姐和伯爵夫人。写到这里，杰弗什金不禁发问：“为什么，您，瓦连卡，这么不幸？我的小天使！您哪一点比她们所有人差？在我眼里，您善良，美好，有学问；为什么这么凶恶的命运要落在您身上？为什么老是这样：好人处境荒凉，而对另些人幸福自己找上门来？”他抒发了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为什么一些人还在娘胎里就注定要享受幸福，另些人注定要从孤儿院里被抛到上帝的世界？不过，他又觉得这是“自由思想”，不该这么想，只不过，这种想法会不由自主地涌现心头。在这里，陀氏已表现出其小说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描绘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性、双重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小说情节故事的发展。杰弗什金意识到人不是为一件外套，一双鞋而生活的。他议论说：“对我来说，即使严寒天气，不穿外套，不穿鞋，其实都无所谓，我能忍受”，“但别人会怎么说呢？”这么说，“是为别人而穿大衣，大概也为了他们而穿鞋走路”。他说，“人是有种种幻想的”，尤其到春天“温柔的幻想便来到人的心里”；但他也明白“人有时是奇特的”，有时说起话来，不知会说到哪里去。他甚至突然幻想起：有一天他的一本诗集出版，那时他“恐怕根本不敢在涅瓦大街露面了”，因为害怕那些崇拜诗人的伯爵夫人看到他穿一双打补丁的鞋子。这种奇特的幻想家特征正是陀氏对彼得堡小官吏心理的独特和精彩的把握，《穷人》所分析和描绘的正是彼得堡小公务员在梦与现实中徘徊、挣扎的悲剧。但是，陀氏将穷苦小官吏描写为幻想家和议论家，也正是在捍卫他们做人的权利。

《穷人》作者还别出心裁地让主人公发表对于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驿站长》和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外套》的评论和感想。杰弗什金先后阅读了瓦尔瓦拉推荐给他的这两本名著，认为《驿站长》所描绘的有如他自己的整个人生，所表现的主人公维林的心灵也正如他自己的心灵，为自己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而难过；而《外套》为什么要窥探主人公的私生活，描写他缺少茶喝，加以嘲笑呢？应当让他找到被劫的新外套，惩办邪恶才是。这样，在陀氏小说中就开始出现主人公与其他作家的文学主人公的对话；这使陀氏的艺术世界与其他名家的艺术世界相接触，在他的主人公与其他作家的主人公的对话中，加深对其精神状态的描绘。在《驿站长》中，年老的驿站长维林想念被路过的骑兵军官拐骗走的女儿，寻找到彼得堡那军官处，却在茫然中被推到门外。当他在大街上发现自己袖口里被军官塞进的钞票时，愤怒的泪水涌了上来，他将钞票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离去。想必是“小人物”的这种自尊心引起杰弗什金的强烈共鸣，因为自尊心也正是他的特点之一。而《外套》的主人公因为只会照抄公文，经常被同事嘲笑；他以可怜的声音恳求不要打搅他，像是在诉说：“我是你的兄弟。”他除了想做一件新外套的激情外，几乎是无声的抄写机器。杰弗什金却是有自己的脾气、同情心和幻想的，因而对这样写“小人物”感到不满。不过，也可以说，杰弗什金的智力水平并不高，从而不能够理解果戈理高度的典型概括：官僚社会是可以把人变成无声的抄写机器的。与其他作品主人公的对话，使杰弗什金的形象得到进一步深化。

杰弗什金照顾瓦尔瓦拉的生活，有如驿站长一再担心女儿的命运那样。不过，杰弗什金尝受到短暂的幸福，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慰藉，说：在遇到您以前，“我孤单一人，好像处在睡眠状态，而没有生活在这世界上”，而遇到您，“我的灵魂被照亮了”，“我在心灵上和思想上成为了一个人”。作者十分强烈地强调了同情心这个激情对人是多么宝贵。然而，生活又是多么严峻！杰弗什金为帮助瓦尔瓦拉，弄得自己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不能保持彼得堡官僚社会所要求的体面外表，也付不起房租。他在这困境和精神恍惚中抄错了公文，因而被叫到长官面前受训斥，而当他到长官面前时，他上衣只剩下一根线连着的纽扣突然掉下来，它在地板上“跳啊，蹦的（看来，我无意中碰了它），咚咚响，一直滚啊滚，该死的，刚好滚到阁下脚跟，而这件事发生在一片沉寂当中！”接着，作者以悲伤和滑稽相糅合的笔调描写杰弗什金如何扑过去要抓扣子，而扣子却滑跑了，主人公哀叹他的“整个名声已丧尽，整个人丢失了”，并感激涕零地接受了阁下接济他的一百卢布。他虽然渴望社会平等和生活幸福，却膜拜长官，摆脱不了彼得堡官僚社会这个虚荣世界给予他的精神包袱。据陀氏1877年《作家日记》的回忆，别林斯基当时曾就这一场面的描写对作者说：“而这个扯掉了的纽扣，而这亲吻将军的手的时刻，——是的，这已经不是对这可怜的人的同情，而是恐怖，恐怖！他的恐怖就在这种感激中！这是悲剧！您触及到事物的本质，一下子指出了最主要的东西。我们，政论家和批评家，只是议论，我们力求用话语来解释它，而您，艺术家，用一个特征，一下子在形象中展示事情的本质，以致能用手触摸，以致对最不会议论的读者来说，也突然一切都变得明明白白！这就是艺术性的秘密，就是艺术中的真实！就是艺术家为真理服务！作为艺术家，真实已向您敞开和提示，作为才华赋予，珍视您的才华并始终成为忠实的人，将会成为伟大作家的！……”^[8]别林斯基十分深刻地阐述了这个场面的悲剧性意义，高度评价陀氏的艺术才华。在这一场面中，陀氏采用幽默、滑稽的艺术手法，描绘出一个自尊心强烈的小官吏丧失体面时的难堪，却又表现出这个小官吏在接受长官接济时的感激涕零，揭示了主人公在彼得堡官僚社会中受到的深重的精神创伤。

想必，瓦尔瓦拉意识到自己会拖垮杰弗什金，终于决定嫁给地主贝科夫。她托付杰弗什金帮她准备婚礼用品，并神经质地吩付他，手帕上的绣花字母“要用锁针绣法，不要用平绣”。在那贵族、官僚社会的折磨下，瓦尔瓦拉的心理也是病态和畸形的。这样，杰弗什金的欢乐时光便成了真正的幻影。他得以帮助和照顾可怜的瓦尔瓦拉，感到无比的快活，又逐渐产生了爱恋。在小说中，这种爱恋写得很可怜，并且相当模糊，而这正是对贵族官僚社会的抗议。如果一个中老年贵族为了几万卢布陪嫁而娶了一个少女，在那社会里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而一个穷苦的老官吏爱他所保护的孤女，便传为笑柄，引来恶语中伤。这种社会风气压得杰弗什金抬不起头来，只能借酒浇愁，无力地发出“为什么我就不能让我的心欢快欢快”的抗议声，但当他醉倒街上，丢丑于众人面前时，便觉得自己的面子已无可挽回了。另一方面，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已看破那社会的繁华富贵。对于瓦尔瓦拉来说，嫁给地主贝科夫是永远地埋葬自己的心；杰弗什金说，她同贝科夫到了乡下后，“烦恼会把您的心吸干，悲哀会把它撕成两半”；但他们终于无可奈何地分手，这正是他们最深沉的悲哀处。

《穷人》与涅克拉索夫的诗篇《在大路上》给1846年的《彼得堡文集》増添了光彩，受到广泛好评。但遭到布尔加林（1789—1859，报刊《北方蜜蜂》出版者）的攻击，他在评论中将别林斯基所支持的这一流派揶揄地称为“自然派”。俄罗斯批评界驳斥布尔加林的批评，但借用“自然派”这个词，用来肯定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陀氏的才华为别林斯基所珍爱。陀氏在同年2月给哥哥的信中描述小说发表后的反响说：“有四分之三的读者说坏话，有四分之一（也许更少）热烈地赞扬我。发生了可怕的争论”。“他们习惯于在所有地方看到作者的脸孔；而我却没有露出我的脸孔。他们没有想到说话的是杰弗什金，而不是我，而杰弗什金是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说话的。人们认为小说冗长，其实小说中并没有多余的话。有些人（別林斯基和其他人）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新的独创性潮流，它就在于我采取的是分析，而不是综合，即向着深度前进，通过分析个个原子，探寻整体，而果戈理直接选取整体，因而没有我这样深刻。”^[9]年轻的陀氏这段话说得过于自负，但表达出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独创性的小说艺术道路，即注重主人公的自我表述（如上所引，小说中“说话的是杰弗什金”）和分析性的艺术倾向。这两个艺术特征不仅便于揭示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表达其思想感情，而且能够深入到其梦想和幻想的世界。在陀氏这部小说的艺术世界里，不仅主人公的现实生活，而且他们心中的梦想都是悲惨，滑稽，甚至畸形的。杰弗什金在书信中有时也发表自由、平等的言论，但很快又自己否定自己，把话收回去。陀氏以书信体小说开始了他的创作，从言语世界的描述中分析处在矛盾状态中的人物心理——灵魂状态。读者往往为陀氏小说所描绘的病态和畸形的心理状态感到吃惊，但是，读过整部小说，感受作者对众多穷人世界的描绘，看到他们的贫困、受辱、没有欢乐的生活遭遇，便为作者独特的小说艺术所打动，倾向于承认这些病态、畸形心理的现实可能性。《穷人》是根据作者在当时俄罗斯城市下层生活中感受到的强烈印象写成的。作者的现实主义在于紧紧抓住这些印象不放，并深入地探讨和分析下去。不仅作者在分析小说人物，而且一些主人公好像也在紧张地分析着自己。通过分析杰弗什金这个“原子”，迈出了探寻社会“整体”、人生之谜的第一步。陀氏继承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1835）、《外套》描绘贫苦小官吏、小人物形象的传统，同时独特地深入到人物的心理世界的分析之中。正如瓦列里安·迈科夫在《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中所说，《穷人》的艺术成就在于“描写现实的独创性手法”，“令人震惊的、深刻的心理分析”；社会生活的艺术描写“只是构成图画的背景”，“大部分以如此精细的细线条显现出来，以致完全为巨大的心理学兴趣所吞没”。^[10]

《穷人》的中译本大约在1926年首次出版，鲁迅在《小引》中说：“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11]鲁迅从《穷人》中读出主人公的“爱是何等的纯洁”，作者“天才的心”之博大，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陀氏是文学世界的探险者。1845年夏，《穷人》尚未出版时，他就着手写作风格迥异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同貌人》（1846年2月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上）。作者在幻想性故事中把握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典型，精神分裂和双重人格现象。小说主人公高略德金同杰弗什金一样是彼得堡的九等文官，却不像后者那样把感情看得高于金钱，而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上爬。他租有一间带有桃木家具的房间，拥有仆人，并积攒了七百卢布。作者以幽默、滑稽的笔调跟踪这个主人公的心理过程。在小说开场那天早晨，高略德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还洒上香水，雇了一辆马车，要去赴他的上级、五等文官的独生女的生日宴会。主人公心里想，如果能娶到她，自己便前途无量。一路上，他神经质地瞧着周围，看到熟人，便赶紧缩进马车车箱里的阴暗处，装成不是自己的样子，而只是像自己的另一个人，因为深怕竞争者看出自己的意图。这些细微的插曲的描写，有如岛崎藤村所说，是那些令读者常常会想起的、“将人的心吸引到事物深奥处的那些幻想性的现实的断面”。细致的读者会想起：一个人在做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事时，往往会有类似的、躲躲闪闪的表现。

小说继续往主人公的心理深处推进。为了在宴会上显得体面，高略德金先在一家餐厅吃了一点东西，不料在那里遇到两个年轻的同事；他便向他们表示对趋炎附势和投机取巧的厌恶，以掩饰自己。然而，当他来到五等文官家时，却被看门人拒之门外；高略德金觉得他明明受到邀请，看门人却说他不在被邀请者之列。他从后楼梯硬闯入舞会厅，被撵了出来。他极端懊恼地走回家去，感觉到在风雪的夜路上有个忽隐忽现的路人在他近旁走过。当他得以看请楚时，惊讶地发现：这个陌生人又像是个熟人，“他经常看到他，看到这个人，在某个时候看到过，甚至是极其最近；是在哪里？会不会是昨天？”小说以主人公这段自言自语过渡到幻觉与现实相混合的情节故事中，虽然也可以说，在此前的描述中已多少带有这种色彩。

当高略德金回到家时，他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那个似曾相识的同貌人悠然自得地坐在他的床上。从此，高略德金再也摆脱不开他。第二天去上班，发现这同貌人也坐在班上，还抢走他写得很出色的公文去交给长官，受到赏识。从此，一切荣誉都落到高略德金同貌人身上，同貌人极其擅长社交，与同僚谈笑风生。高略德金几次想揭穿同貌人的骗局，都得不到机会，因为同貌人是“很厉害的卑鄙的人”，“挨不近他”。^[12]最后，高略德金因为在失意中闹出的一连串荒诞行为而被送进疯人院，而同貌人在五等文官客厅里哈哈大笑。同貌人是高略德金分裂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出现于后者的幻觉中。高略德金想往上爬，但循规蹈矩；他的同貌人却敢于不择手段，敢于越轨，从而大获成功，而这正是高略德金渴望做到的。这既是对官僚社会的有力批判，又是对小人物心理矛盾和双重人格的独出心裁的分析。

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在《同貌人》中，作者展露了巨大的创作力量，主人公的性格属于俄罗斯文学仅仅能引为自豪的那些最深刻、最果敢和最真实的概念之一，在这部作品中有极多的智慧和真理，艺术技巧也极高”；同时又认为：《同貌人》写得过于冗长，而其本质性的缺点还在于“它的幻想性色彩”。“在我们时代，幻想性的东西只是在疯人院而不是在文学中有它的位置，它是医生们而不是诗人们主管的事。”^[13]别林斯基深刻地看出了《同貌人》典型创造的巨大意义，但是，完全否定幻想性的描绘，虽然是从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难免过于极端。陀氏对《同貌人》抱过很大希望，充满信心。他在1845年11月给哥哥的信中说：“高略德金将是卓越的；这将是我的杰作。”^[14]在1846年2月1日《同貌人》发表那天，在给哥哥的信中又说：“高略德金比《穷人》要高出十倍。我们的人们说，在《死魂灵》之后，在罗斯还没有过任何类似的作品，又说，是天才的作品，他们什么话不说啊！”^[15]受到批评后，陀氏感到很沮丧，但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创作。他在1846年4月给哥哥的信中说：“而令人恶心和受折磨的是：自己的人，我们的人，别林斯基和大家都由于高略德金而对我不满。最初的印象是不由自主的激动，絮语，喧哗，议论。第二个印象是批评。而这就是：大家，大家从一般的传言[认为]，即我们的人和整个公众都认为，高略德金是那么烦闷和枯燥，那么冗长，以至于不堪阅读。然而，最为滑稽的是，大家都因冗长而对我生气，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在尽情地阅读和尽情地重读它。有一个我们的人只做一件事，为了不使自己疲倦，每天只读一章，而心满意足地吧嗒嘴。有些公众叫嚷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写作和刊登这样的东西是愚蠢的，另一些人则叫嚷说，这是从他们身上描摹和摄取的，而从某些人那里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恭维话，以至于都不好意思说出来。”^[16]从陀氏描述的这些反映看来，这部具有幻想性和模糊性的作品还是包含了不少有趣的、真实的心理描写场面，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有的人还在其中照见了自己，因而可以说是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的。

但是，陀氏认真地反省自己，他接着说：“我有可怕的缺点：无限的自爱和虚荣心。我辜负了期待和毁损了本可以成为伟大的事业的东西，这一思想极度地折磨了我。高略德金使我厌烦。其中有许多地方写得仓促，写于疲惫的时候。前半比后半好。同一些辉煌的篇页相并列，有一些糟糕的东西，废话，使人恶心，不想阅读。就是这事给我造成一时的地狱，而我由于悲痛生起病来。”^[17]陀氏要分析的高略德金这个“原子”具有比杰弗什金更进一步的心理深度，即双重人格、分身等等的人物精神现象，因而《同貌人》是“本可以成为伟大的事业的东西”。在艺术表现上的不成功，使热爱艺术、又自尊心很强的陀氏感到极为难受。

他写了一部幻想和现实相交织的小说《同貌人》，试图表现的是彼得堡的梦与现实，作品的副标题就叫作《彼得堡长诗》。从《穷人》开始，陀氏艺术所要探索的不仅是人的现实想念，而且还有他们的梦想和幻想。这些正是构成陀氏小说艺术的深刻和独创性的所在。而《同貌人》由于艺术提炼不足，受到别林斯基以及公众的批评。不过，可以说，陀氏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创作活动开始于被称为“自然派”的俄国现实主义已经成熟的40年代中期。这一文学氛围要求他的幻想性作品也应当具备现实主义的清晰性。在《同貌人》中，主人公幻觉中的人物小高略德金（实际上正是他的“分身”）同主人公一起出现在现实社会的生活场面中，处在同一的平面上，在艺术处理上便产生了难题，使读者难于分辨现实与虚幻。陀氏在后来的小说中进一步探讨了对人物幻觉的艺术描写手法，走向“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

陀氏一直念念不忘“同貌人”是他所发现的重要典型。1859年10月，他从特维尔写信给他哥哥，表示想修改《同貌人》：“为什么我要丧失掉最卓越的思想，按其社会的重要性来说是最伟大的典型呢？它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我曾是它的预言家。”^[18]《同貌人》所探讨的精神分裂、双重人格现象不仅是当时俄国官僚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具有人类精神现象学的意义，在现代世界中也是相当显著的心理现象；陀氏的主题确实是现代的、具有前瞻性的。

1846年的俄国文坛风起云涌，新涌现的小说家相继推出重要作品。陀氏在同年4月给他哥哥的信中说：“整群新作家涌现。其中一些人是我的竞争对手。他们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赫尔岑（伊斯坎德尔）和冈察洛夫。第一个人已经发表作品，第二个人刚开始，而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东西。他们受到极度称赞。”“总之，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沸腾。这将导致更好的局面。”^[19]这里所指的新作家赫尔岑（1812—1870）已在发表反农奴制的名著《谁之罪？》（1845—1846），而冈察洛夫（1812—1891）的《平凡的故事》也即将问世。陀氏慧眼识英雄，看出这两位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根据1846年5月起结识陀氏的医生亚诺夫斯基（1817—1897）的回忆，此时的陀氏更为经常地研读果戈理的作品。或许，写作《同貌人》的挫折，使陀氏更加重视这种研读。陀氏患头晕病，又得了肺炎，常去找年轻医生亚诺夫斯基看病，彼此成了好友。这位医生在回忆录中说：他与陀氏相识后不久，就请陀氏要看病时早些来，因为他家有相当不错的图书室可供他使用，而陀氏在那里经常看的就是果戈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阅读果戈理，从不感到疲倦，并时常朗读它，加以解说，议论到一些细微处。几乎每当阅读《死魂灵》后，把书合起来，便称赞说：‘对于所有俄罗斯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作家兄弟来说，他是多么伟大的教师！它就是案头必备书！您，老兄，每天都要把它读一点，哪怕是读一章；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玛尼罗夫的甜腻，诺士特莱夫的果敢，梭巴开维奇的粗笨，以及其他种种的愚蠢和缺陷’。”此外，陀氏对医学书籍，特别是论述大脑和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以及论述颅骨发展的医学书籍也很感兴趣。^[20]医学方面的知识，在陀氏创作中确实有所体现。总之，陀氏在创作探索的同时，经常反复地研读其他名家的作品，而此时，《死魂灵》尤其吸引他。因此，对于果戈理将发表遗嘱，否定以往创作的意义，感到困惑。他在1846年9月给哥哥的信中说：“《现代人》下个月将刊登果戈理的一篇文章——他的精神遗嘱，在那里他摈弃自己的所有作品，断定它们是无益的，甚至更甚。据说，他毕生将不再拿起笔来，因为他要做的事是祈祷。”^[21]看来，陀氏不赞同果戈理将要发表的遗嘱^[22]。1846年秋，陀氏发表了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描写同名主人公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公务员，蜗居在公共宿舍里，过着连茶都舍不得随便喝的勤俭生活，而且也不同他人交往。一天，听说公务员职位要进行考试后，他突然失踪。几天后，他醉醺醺地回到宿舍，躺倒在床上，一病不起地离开人间。同屋的小公务员们，在他的床垫中发现了他收藏的许多铜币、银币，价值两千多卢布。这部短篇小说采取述说轶事趣闻的形式，描绘了另一类彼得堡“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具有在陀氏作品中不多见的紧凑和写实的叙述风格。

1847年初，陀氏开始写中篇小说《女房东》，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我在写我的《女房东》。已经写得比《穷人》好。它是与之相类似的作品。从心灵中直接涌现的灵感泉流指引着我的笔。不像在《普罗哈尔钦》那样，整个夏天我都因它而受折磨。”^[23]《女房东》是一部现代主题和神秘主义的传说故事性情节相交错的作品，年轻的陀氏继果戈理《涅瓦大街》（1835）之后描写了“美的毁灭”的现代主题，同时，在作品中还响起“拯救被毁灭的个性”的音调。写起这样一些审美和精神世界的主题来，陀氏感到灵感如泉涌了。在果戈理的《涅瓦大街》中，年轻画家皮斯卡列夫在涅瓦大街上见到一个奇妙的美丽女子，不由得跟在她后面，结果却跟进了妓院，发现她是个妓女。画家“像个野山羊那样奔跑到大街上”；“见到美被堕落的腐朽气息所毁坏”，感到“极强烈的惋惜之情”。年轻画家想在梦中寻回在大街上见到的那个美的偶像，靠鸦片来麻醉自己，不久便割喉自杀。在陀氏的《女房东》中，大学毕业的青年奥尔迪诺夫离群索居，潜心于科学、艺术的研究。由于女房东要离开彼得堡，他便出去找新的房。他为彼得堡大街小巷沸腾的日常生活而感到振奋，心里渴望着爱与同情。黄昏时分，他走进偏僻角落一座小教堂，看到两个参拜者：一个是体格健壮而脸色苍白的老人，客商模样，半白的胡子垂到胸前，患热病似的灼热目光；另一个是身穿昂贵蓝色毛皮袄的美丽少妇，一种神秘的恐惧映照在她脸庞上。“在这出人意料的一对中，有某种奇特的东西。”她跪在圣母像前悲痛地哭泣。奥尔迪诺夫为此景而惊动，回到住处后，一个泪流满面的美女形象不断地萦绕在他脑海里。第二天，晚祷钟声响起时，他急忙走进那教堂，看见那年轻女子在那里参加晚祷仪式，她又是泪流满面，“好像要洗涤某种可怕罪行似的”。他跟踪到她住宅，并租下其中一个房间。这个名叫卡捷琳娜的少妇便成了他的女房东。奥尔迪诺夫住进她和老人的住宅后，便病倒，昏迷，为他们的神秘存在所困惑，而卡捷林娜却像姐妹那样照顾他，两个年轻人成了萍水相逢的好朋友。这是陀氏从早期就提出的富于诗意的主题，反映了他对人类爱的向往。

小说接着说：一天，在奥尔迪诺夫的恳求下，卡捷琳娜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可怕身世。她原是某地工场主的女儿，却为走私商人、巫师穆林的魔力所左右，欣赏他带来的大珍珠；当穆林纵火烧毁工场，害她父母时，她竟同意与他一起出奔，成了这老商人的情人，从此处在半疯狂的状态中。卡捷林娜自白说，使她痛苦，撕裂她的心的并不是母亲临终前的诅咒，也不是自己卖身给魔鬼和罪魁祸首，而是“作为受他污辱的女奴隶，我却欣赏我自己无耻的羞辱”，“我的悲哀在于心中没有力量，没有对自己的羞辱感到的愤怒！……”这样，陀氏既独特地描绘了“美的毁灭”的主题，又表现了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毁坏的一个灵魂的颤抖和呼唤。这个呼唤就在于她对自己陷入污泥中的意识。这是个现代主题，因为我们看到：在现代生活中可能存在像卡捷琳娜那样陷入污泥的人，她或许会猛然悔悟，或许也像卡捷琳娜那样欣赏“无耻的羞辱”，但她的自白本身已是一种醒悟，是一颗灵魂的呼唤。这里，显出了陀氏小说心理分析非凡的深刻性。

与果戈理的画家皮斯卡列夫要在梦境中寻回美的偶像不同，奥尔迪诺夫在知道卡捷琳娜罪孽的身世后仍然要以爱的力量挽救她，拯救被毁灭了的个性。这样一种博大的爱的主题契机，将贯穿在陀氏后来的一系列小说中。在《女房东》中，奥尔迪诺夫是个脱离现实生活的幻想家，他虽然尽力，却终究未能使卡捷琳娜摆脱巫师穆林的精神控制。奥尔迪诺夫深感痛苦和失望，也失去了原先的写作教会史的热情。在《女房东》中，陀氏涉及神秘主义的传说故事世界，有不少情节，特别是生活背景，写得相当模糊。小说显示陀氏对神秘主义的奇异事物的关注。

《女房东》于1847年9月至12月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别林斯基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批评《女房东》的模糊性，说：我们并不知作者是否“担心走通常的道路，而在为自己寻找某个前所未有的道路？”“我们只是觉得作者试图把马尔林斯基和霍夫曼调和起来”；总之，《女房东》是“奇特的东西！”“令人费解的东西！”^[24]别林斯基的批评虽然过度地排斥了浪漫主义，但对《女房东》模糊性的批评，想必为尊敬这位批评家的陀氏所接受。稍后，陀氏在1849年2月给《祖国纪事》杂志发行人克拉耶夫斯基（1810—1899）的信中说：由于要赶稿，《女房东》写得糟糕，但又俏皮地说，“尽管我在47年的跌落，尽管遭到别林斯基和其他人的权威性抨击”，但是作品仍被人们阅读；不过“如果，我真的有才华，那就应当严肃地发挥它，而不拿它冒险，要好好加工作品”。^[25]

据《陀氏全集》的解说，从19世纪80—90年代起，《女房东》引起俄罗斯批评界更加浓厚的兴趣；批评界认为陀氏这部中篇小说是同他在60—70年代小说中所探讨的社会心理问题相联系的早期作品之一。^[26]在近年来的批评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弗兰克认为：“卡捷琳娜的性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聚焦受虐狂心理的第一个形象，他开始探索从自我折磨和自我惩罚中可以获得的微妙和不健康的‘乐趣’。”^[27]从小说中，确实可以看到卡捷琳娜某些受虐狂的变态心理。这类心理的描写和研究，在陀氏后来的小说中有进一步的发展。

陀氏一生都是小品文的爱好者。在1847年春夏之间，陀氏连续发表了四篇小品文《彼得堡年代记》，记述彼得堡生活的印象。陀氏写道：我们都喜爱彼得堡；“甚至知道，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而是巨大数目的小圈子的集合体，在每个小圈子那里都有自己的规章，自己的礼仪，自己的法则，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圣哲。”^[28]作为城市小说家的陀氏，看到了当时城市生活的这些本质特征。尽管如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现代的时刻和现代时刻的思想。”^[29]陀氏后来用关注“流动着的现实”来形容他的这种密切注视现实和现实的思想的创作态度。可以说，他正是以这种态度来“分析个个原子”，还有那个个“小圈子”的。其次，陀氏说，在彼得堡生活中常有一种悲剧性的“幻想家”类型：在有些渴望行动和生活而又软弱的性格中，逐渐产生幻想性，而这就是幻想家，他们虽然具有高尚情感，却“很少去注意周围事物，有时完全忘掉现实”。然而，“人类的生活就是在自然和迫切的现实中不间断的自我洞察”。只不过，我们有些人有沉浸于幻想的毛病。“难道我们大家不是或多或少的幻想家吗！……”^[30]实际上，幻想正是人类的特性之一。陀氏极为重视人们的幻想家特征，从《穷人》开始，他所描写的许多主人公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幻想家色彩，而幻想与现实的关系应当是摆在幻想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幻想家应当关注周围事物和现实生活，关注“现代的时刻和现代时刻的思想”。

从1847年年初起，陀氏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小组“星期五集会”的一些活动，对法国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生兴趣。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在彼得堡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陀氏此时期的创作中，平等、博爱和全人类幸福的音调明显加强，同时也进一步探讨“幻想家”类型的人物。1848年1月发表的中篇小说《脆弱的心》描写一个渴望全人类爱的年轻公务员的悲剧，他因陶醉于突然得到的爱情幸福而耽搁了上级交给的抄文件的任务，在拼命赶写和内疚中发了疯。作品中，滑稽和凄凉的笔调交融在一起。

陀氏于1848年12月发表了中篇小说《白夜》，副标题为“感伤主义小说”（“摘自一个幻想家的回忆”），这是一部以年轻主人公第一人称笔记体写成的诗意盎然的杰作。开篇描写彼得堡的夜空是多么群星灿烂和美好，可是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那么彼此疏远，不能亲近呢？主人公接着说，他在这里生活了八年，竟没有一个朋友。有个老人，主人公每天散步时，经常与之在丰坦卡河边相遇。有一次，他们几乎要彼此打招呼，举起手来，差一点就把帽子摘下来了，但又赶紧停住，不敢越过雷池一步。这是对陀氏小说来说很有特征意义的细微插曲的描写；它勾画出了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互相疏远、隔绝、分成无数个小圈子的状态。

在这背景下，作品叙述主人公和叫做娜斯金卡的姑娘在四个白夜里相识、交谈的故事。这一感伤主义故事主要由这两位主人公的对话组成，这些对话既真诚而又富于抒情的音调，体现着陀氏早期描写对话的艺术成就。第一夜，主人公在运河边注意到这位姑娘在沉思和轻轻哭泣，他不敢走近她。这时，突然看见有一穿燕尾服的成年男子要骚扰她，主人公将他赶走，并送娜斯金卡回家。主人公坦率地向她解释自己的行为，说：“难道对您感到一种兄弟般的同情是罪过吗？……”“一句话，我只不过想看看您……对您说几句话。”她说：“对于友谊，我愿意，我把手伸给您……但不能爱上我，我请求您！”“我了解您，好像我们是已经认识了20年的老朋友似的……”他们相约明晚在此再会。小说从第一夜的描写就开始推进《女房东》中萍水相逢的好朋友的主题：不仅是好朋友，而且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陀氏的这一哲理抒情表达着：由于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本来就有许多共同相似处，产生这种感觉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夜，两人互相诉说自己过去的生活。青年主人公说：他由于没有真正生活过，只是一个幻想家典型；每当夜晚，幻想的女神都来造访，他会幻想到同霍夫曼的友谊，伊凡雷帝攻克喀山的功绩，普希金的长诗《科洛姆纳一人家》以及古老家园里的悲欢离合等等，但是沉浸于幻想，使他“丧失了在真正的、现实的事物中的任何节拍和任何感觉”，幻想也已疲乏。他开始问自己，这些年来，你都做了什么？你的最好时光埋葬在哪里？“你生活过吗？”主人公的话语反映着“幻想家”想要投入现实生活的渴望，令人想起莱蒙托夫诗篇的旋律。娜斯金卡说，她也是幻想家，她呆在奶奶身边，什么没想过？甚至想到嫁给中国的皇子！娜斯金卡叙述她的故事说：她是个孤儿，同奶奶一起生活，眼瞎的奶奶用别针把她的连衣裙同她的别在一起，不让她随便跑。刚好有个年轻房客同情她，给她带来司各特和普希金的书阅读，正当年轻房客要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时，她主动向他表达爱情；他答应一年后回来，并在此相会。她正是为此而在运河边等待，可是他已回来几天，却不见踪影。主人公与娜斯金卡互诉情怀，已然是知心朋友了。他提议，帮助她给她的男朋友捎信去。小说描绘男女主人公纯净的感情世界。

第三夜，男朋友还是未露面，笔记主人公尽量安慰娜斯金卡，说她的男朋友也许被什么要事耽搁了。而两天来的相处已使主人公感到很幸福；他说，今天为她把信送去后回到家，他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觉得某个音乐曲调，早已熟悉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的、遗忘了的、又是甜蜜的音乐曲调，现在又被我回想起来了。”娜斯金卡对主人公愈来愈有好感，她说：“请听我说，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像是兄弟之间那样相处呢？为什么最好的人也总是似乎对别人隐瞒着什么，对别人保持沉默？”第四夜，仍不见男朋友的身影，她觉得自己被抛弃。她深知新认识的朋友是多么喜欢她，因而表白自己的感情，准备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正当此刻，男朋友出现，她投入了他的怀抱。第二天清晨，笔记主人公接到娜斯金卡的致歉信。主人公却仍沉浸在这四个白夜她给予他的亲如兄妹的情感中。笔记体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啊！幸福的整整一段时光！难道这对人的整整一生还不够吗？……”陀氏在这里表达了俄罗斯文学中那么迷人的“瞬间的永恒”的情调；从普希金的抒情诗，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能感受到它。《白夜》还响彻着“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主旋律，反映出此时陀氏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向往。小说的对话艺术超出日常生活的平面，这些对话既是人们心灵感受的音乐，又是对人生的思考。这样，陀氏的对话艺术既表达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又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白夜》所描绘的主人公具有高尚的理想和纯净的感情，但是沉浸于幻想，与现实隔绝，刚刚在觉醒，渴望真正的、现实的生活，而这四天的萍水相逢，知音的交谈，给他带来了难忘的幸福。彼得堡的现实就像那里夏天的白夜，到夜里两三点钟，天空还像黄昏那样半明半暗，有如夜与昼、梦想与现实的奇妙交融。作品以白夜为题的抒情，似乎含有幻想和现实可以汇合的象征意味。

1849年初，陀氏早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前三部）先后发表于《祖国纪事》。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1846年10月，陀氏就开始构想这部小说，在10月7日给他哥哥的信中提及此事。^[31]在这封信中，陀氏说：“我在意大利想在空闲和自由时写一部为自己的长篇小说，使自己能够在最后获得更多的报酬。”小说计划在1848年秋写完；“在我脑中已经既有情节，又有思想。”^[32]这次筹划中的意大利之旅未能成行，而在1846年12月长篇小说的写作已经展开；在这时给哥哥的信中说：必须在明年1月交给克拉耶夫斯基《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一部；“这封信，我是抽空写的，因为白天和夜晚都在写作，除了晚上7点起，为了消遣，要到剧院楼座去听我们卓越的歌手们演唱的意大利歌剧。”^[33]1847年1—2月给哥哥的信中又说：“而你将很快能读到《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这将是自白体小说，就像高略德金，虽然是另一种音调和种类。”^[34]但是，小说直到1849年初才开始发表。

看来，陀氏已经吸取了《同貌人》、《女房东》过于冗长和模糊的教训，要在通俗易懂的家庭小说中，以更加明快的文字，探讨一个新的心理领域。小说开拓的是家庭生活的悲剧如何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严重影响，成年人应当给出什么样的榜样，以及孩子们自身的感情生活发展等主题。这些都是陀氏心爱的主题。小说采取女主人公涅朵奇卡的自白体；她两岁时丧父，曾当过家庭女教师的母亲再婚，嫁给了小提琴师叶菲莫夫。他曾是乡下地主乐团一名乐师，跟着当指挥的意大利人酗酒、胡闹，却自命为天才小提琴师，虽然到彼得堡学习，却处处不如意，常常借酒浇愁。他是个幻想家，幻想突然奇迹般地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涅朵奇卡的母亲也是幻想家，对叶菲莫夫的辉煌未来寄予厚望。几年过去，叶菲莫夫一事无成，却嫉妒别人，高傲、固执，过着乱作一团的生活。

涅朵奇卡自从九岁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看到家庭的贫困，父母的吵架，这些都给她留下痛苦的印象。游手好闲的继父善于赢得涅朵奇卡的欢心，带她去看富人家灯火辉煌、挂着红窗帘的房子，激起她的幻想，支配了幼小女孩的梦，而母亲由于艰苦地维持着一家的生计，经常叫女儿去买东西、帮助做家务，竟使女儿厌烦。继父将自己事业上的失意归咎于多病的母亲拖累，竟对继女说，当她母亲病故时，就会时来运转，不用住在这陋室而会有富裕生活。叶菲莫夫魔鬼般邪恶的言语戕害了尚无抵抗力的涅朵奇卡年幼的心灵，破坏了她对母亲的感情。一天，继父去听著名音乐家的演出，顿悟自己才华的丧失，在绝望中将躺在病榻上的妻子闷死，逃了出去。涅朵奇卡又想照料母亲，又想跟随继父去，她哭喊着，问道：“爸爸，为什么要把妈妈留在那里？为什么我们要抛弃她？爸爸！回家吧！请个人来看她。”这一哭叫细致地表现出孩子的纯洁，尽管她的心受到过毒害。她在跟随继父奔跑中昏厥过去；继父跑到了城外，发疯，两天后死去。

小说第二部“新生活”以极为细腻的笔法描述涅朵奇卡被善良、博爱的一个公爵收养后的情景。她在后者的关照下，特别是与他的女儿卡嘉相处中精神创伤慢慢愈合。卡嘉是涅朵奇卡的同龄人，活泼可爱而任性，涅朵奇卡忧郁而神经质，尽管她从一开始就喜欢卡嘉，但她们只是经过曲折的情节故事才达到互爱。这似乎要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爱得来并不容易。此外，也对公爵家的人物做了性格分明的描绘。第三部“秘密”写公爵一家搬到莫斯科后涅朵奇卡被送到公爵夫人前夫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家扶养的情形。经过七八年，涅朵奇卡已经成为有教养而又敏感的少女。亚历山德拉十分关怀她的成长，送她到音乐学校学声乐。涅朵奇卡敏锐地感到这个家庭的不和谐的气氛。亚历山德拉是那么美丽、善良，又那么忧郁和无奈。“她的天性是激情而敏感的，同时又似乎害怕自己产生的印象，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守卫自己的心，不让它忘乎所以，哪怕是在幻想中。”这是对受压制的女性心理的出色描绘。她的丈夫彼得是那么虚伪和傲慢，夫妻间没有真正的对话。涅朵奇卡求知欲很强，常常潜入他们家的图书室，拿小说回自己房间看，其实也不过是司各特的作品等，只是当时俄国上层家教很严，不让孩子随便找书看而已。一天，她从一部司各特小说中发现其中夹着的一封旧信，原来这是亚历山德拉婚后一个爱慕她的男朋友写给她的告别信。涅朵奇卡因无意中知道她的隐私而十分难堪。后来，彼得发现她偷偷进入图书室，手中拿着小说，抢过来，只看了那信的头几行，就认定是涅朵奇卡行为不轨，与男人通情书，要把她赶出家门。此时，涅朵奇卡的理智和情感生活已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了保护善良的亚历山德拉，她承认自己“行为不轨”。亚历山德拉责备丈夫残暴，不肯原谅少女的过错。由于陀氏4月被捕，小说的发表就此中断。已写成的小说后续部分没有留下来，整部小说也并没有写完，按最初的构思，小说分为六部。

《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描绘了现代家庭生活的悲剧，艺术风格清新，心理分析十分深刻，富于心理学的魅力，有不少艺术上的新尝试。最主要的是对女主人公感觉、意识，甚至无意识状态的细致分析。例如，一次，涅朵奇卡看见彼得在照镜子的样子，觉得他好像在改换自己的脸孔。正是在这时候，她回忆起她初到他家时就对他感到的敌意。这说明，处在无意识状态中的感觉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意识。不过，小说有些地方仍写得过于冗长。

小说在描绘叶菲莫夫的性格时，表现了脱离实际的“幻想家”类型的必然失败，也涉及陀氏早期对艺术创作问题的思考。叶菲莫夫在彼得堡结识的一位音乐家朋友曾赞赏他对音乐艺术有本能上的深刻领会，但发现他整天沉浸于一举成名的幻想，懒于勤学苦练，不了解对位法，就想成为作曲家。这位朋友曾告诫叶菲莫夫：你虽然有才华，但缺少耐心和勇气；不要怕贫穷和别人的挑剔，不要轻蔑粗活；“你在话语上果敢，当需要拿起琴弓时，却怯懦”。在这里，陀氏强调艺术家必须勤学苦练，不断进取和勇于探索，包括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这或许就是陀氏自己的经验之谈。

弗兰克认为，由于《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没有写完，它在女主人公刚刚到18岁时就中断，使得人们难以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的总体意图，但可以做某些推测：“看来，清楚的是本来这部著作是作为成长—教育小说构思的，它是成熟期或老年时描绘的涅朵奇卡的生活史，并反映着形成她性格和引导她生活的那些经验。通常认为，涅朵奇卡将发展成为伟大的歌唱家，就像乔治·桑许多的女主人公那样，而这是很可能的。”^[35]小说中写到涅朵奇卡在亚历山德拉家时学习声乐，她的继父又是个小提琴家，看来，弗兰克的这些推论是很有可能的。

陀氏的早期小说艺术探索经历了辉煌和挫折。他生活在俄国“自然派”不论在创作还是批评都成就非凡的40年代，并善于从俄罗斯文学和西欧文学的发展中吸取宝贵的养分。同时，他从创作伊始，就开始寻找具有自己独创性的艺术道路。他探索的主题可以说是彼得堡的梦与现实，他不仅要探讨人们现实的精神生活，还要深入到他们幻想和理想的世界里；同时，他的笔对于神秘、奇特的事物也不放过。他在早期书信中表达的“诗的激情也是哲学的激情”的审美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并赋予他的作品深刻的哲理性。这使我们感受到陀氏的文论同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陀氏在早期小说中开始了他对人的秘密的探索，他的早期作品具有对彼得堡官僚社会的批判意义，同时又热烈地探寻着高尚的理想和美好的心灵；希望脱离现实的幻想家能够注视“现代的时刻和现代时刻的思想”；他既是散文小说家，又是出色的抒情诗人。从《穷人》、《同貌人》起，到《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年轻的陀氏在“分析个个原子”、描写人物心理上已取得不少成就，特别是发现了同貌人、分身现象，尽管在艺术表现上还有所欠缺。不过，陀氏小说从一开始就注意让主人公直抒己见，不论是采用书信体、自白体，还是第三人称叙述体，都力求建立起主人公的主体性，让他们把自己的感觉、思考、幻想表达出来。似乎，作家已意识到这是他探索人的秘密的艺术途径。别林斯基去世后，陀氏更多接触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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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06—107页。

[2] 同上书，第108页。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15页。

[4]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1页。

[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28、31页。

[6] 同上书，第19卷，第69—71页。

[7]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29页。

[8]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30—31页。

[9]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17—118页。斜体字原文为法文。

[10] 《迈科夫文学批评集》，第179—180页。

[11] 《鲁迅论俄罗斯文学》，第23页。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13页。

[13]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1—32页。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16页。斜体字原文为法文。

[15] 同上书，第118页。

[16] 同上书，第119—120页。

[17]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20页。

[18] 同上书，第340页。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20页。

[20]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238页。玛尼罗夫等均为《死魂灵》中的典型人物形象。

[2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25页。

[22] 它于1847年初收进《与友人书信选》一书，首次刊行。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39页。

[24]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5页。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浪漫主义小说家。

[2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48页。

[26] 同上书，第1卷，第511页。

[27] 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341页。

[28]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12页。

[29] 同上书，第26页。

[30] 同上书，第34页。

[31]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卷集》，第2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62页。

[32]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28页。

[33] 同上书，第135页。

[34] 同上书，第139页。

[35] 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