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诗人与时代

有时诗人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张力大得足以表征一个时代，他甚至被当作时代的代言人，成为公众注意力的中心。那样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朦胧诗之后，公众对中国诗人的身份认同仿佛经历了从“未被承认的立法者”（雪莱）、“化名微服的王子”（波德莱尔）到“词语造成的人”（史蒂文斯）的变迁。这是否意味着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希望诗歌从过往那种虚张声势的高蹈还原日常诗性的本真状态呢？抑或市场意志已经再度将诗人的声音放逐到利益的喧嚣之外？从社会反映这一角度看，或许没有哪个时代比现时代更不利于诗歌，更忽视诗歌的价值的了，但还在写作的诗人依然坚持着诗歌不会消亡的理念，面对权力与资本结合之后全社会对人文精神和诗性创造的冷漠，真正的诗人关心的是如何使诗歌自身重新振作——这样的反差恐怕反映了我们这个利益至上时代的最深刻的悖谬。

我想起波德莱尔的《信天翁》，那只被绑在甲板上供人嘲弄的大鸟难道不也是当今诗人的肖像吗？高贵与卑微对立于他之身：一方面受雇于记忆女神或自然女神，另一方面天才、使命感与桀骜不驯往往使他见弃于时代，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人。韩愈早就说过：“志乎古必遗乎今”，他的个人生活甚至因此充满了不幸和屈辱，我以为存在主义者郭尔凯戈尔正是从自身的经历中洞见了他的同类的命运：“做一个诗人是什么意思？即是说他个人的生活与他的诗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范畴中，他仅在想象中与理念的事物相关，因而他的个人生活或多或少是对于诗及他自己的讽刺。”（《日记》）生活和诗之间这种“古老的敌意”，在诗人的意识中实际上是由诗人的职业性决定的，因此，哈姆雷特式的个人不幸几乎成为幸存者的职业秘密，此即为何每个时代都有自隐无名的诗人，他们的诗与现时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却因精神的不屈不挠和诗艺的精益求精而准确地表征了自己的时代。这样的诗人虽受同时代的冷落，却注定为将来的人们所尊重，因为他们是在为未来而写作。

在诗歌退出公共生活的今天，“诗人何为？”这一问题变得比浪漫主义时代更为迫切了，尽管诗人已不再拥有公共代言人的身份，但自觉做一个“大乘艺术家”的诗人不可能只为自己而写作，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孤芳自赏的自了汉，你当然可以只为自己而写作，那是你的权利；如果你相信救赎，相信写作与蜜蜂的工作有相似之处——诗歌这一心灵工程的步骤与那勤勉的昆虫的劳动是同构的：它转移、加工、存放、分享；它明夷待访，持而不有——那么你的语言将不会止于一己之悲欢，所谓“个人写作”也不会蜕变成幽闭症写作。我猜测艾略特对叶芝的著名评价——“他在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说话的同时，开始为人类说话了”（《叶芝》）——是20世纪90年代，无论“知识分子诗人”还是“民间诗人”都主张告别“集体写作”，转向“个人写作”的理论参照。为人类说话是诗歌精神的伟大，但不具备独创性的个人无法为人类说话，他甚至无法以诗的方式为自己说话。或许不完全是个人趣味决定了诗歌言说的基本形态并产生雅俗之别，发生在写作现场的雅俗之争最终将超越美学范畴，而把那悬而未决的问题带入精神领域。语言之路乃救赎之路，这条路“明明在下，壑壑在上”，有开端而无终结。

诗人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是在语言中栖隐，然而正是向语言这一古老之物的栖隐，诗人有可能在更本真的向度上回归源头性的东西，语言这一古老之物也是变化莫测之物，它曾灌注着神性，在历经各种以革命的名义对它施行的破坏之后，语言曾经沦为告密者或作伪证者的工具，在资本万能的今天，语言这一“危险的财富”正在某些人那里沦为为所谓“必要的恶”和不公辩护的工具。在如此现实面前，选择站在清流一边的诗人不可能不与人多势众的浊流抵牾，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把笔当作投枪，笔是用来挖掘的。泉水就在地下，我们必须找到水源，找到存在之根。那么诗人在现今的职责，与其说是与某种势力的对抗，不如说是对隐而不见的东西的见证。什么是那隐而不见的东西？荷尔德林在一篇残稿中写道：“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人已受惠于你，领教于你，最神性的东西，那守护一切的爱。”

成为一个诗人不仅是天赋使然，还取决于主体对天命的感知。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怀有悲天悯人的胸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透彻的理解，并且善于对个人遭际或社会变迁作出敏捷的回应，杜甫的诗为什么被尊为“诗史”？与他以“随时敏捷”为诗歌信条有很大关系，他的诗歌秘密之一即“感时”。如果说“登高必赋”主要是针对诗人的职业性而言，那么“随时敏捷”主要反映了诗人的历史意识。对所处时代的见证即是良知与历史意识相互作用于写作实践的一种行动，它是语言的行动，是借语言实现的精神行动。当一种语言的诗性被意识形态化和追求速度的技术主义的重复生产耗尽时，向原初之物的归根复命就成为阻止精神向更深处堕落的必要的转折。朦胧诗时代，历史事件或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体验与汉语书写的宿命在同代诗人的精神生活中被广泛联系起来，而在当下，如果说“普遍话语”已经失效了，并非就应该放弃诗歌的普世关怀，把诗歌这一既感应当下又关怀具有普世价值的终极事物的常新的心灵感应器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话语机器混为一谈不啻为历史的诡计。阿多诺关于“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个著名公案，在中国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回响。诗歌从集体狂欢之后的失语转向稳健的个人心灵叙事，表面看来是修辞策略的调整，其实语言内部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某种坚实的东西正在出现。个人，只有个人，才可能成为“种族的触角”（庞德语）。然而，作为隐微书写的个人叙事在形式上即便是微型的、轻逸的、片断的，亦不可能不吸收时代的消极因素，不可能不折射历史巨兽的表情，恰恰是在时代的消极因素中成长出哀歌诗人，“歌者必忧”——诗人张枣如是说。我读到的90年代以来的佳作，至少在高度尊重诗歌的抒情本性并引入叙事这一新维度方面是更微妙的，而不是流于“口水诗”的无节制或“学术诗”的做作。

或许“普遍话语”即巴赫金所谓“单向度话语”，只有当对话成为诗性言说的一项原则被重新发明出来，那种强制性的话语方式才真正失效了。真理只有在对话中存在，在万物的相互吸引中以咏唱的方式流淌出来。诗歌的真理产生于心灵与心灵的相遇中，一旦我们将心灵同宇宙等量齐观，我们就会赞同“心外无物”之说，一旦我们思考语言之本源，我们就将触及诗性之根，因为诗歌这“语言之花”既灿然目前，又与心同寂。“言立而文明”——诞生文明的语言始于原始的寂静，而引向天人之际，诗性与神性交融的契机就发生在那极处。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尚书·尧典》舜命夔典乐的记载，是“关于诗是什么的一个经典陈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想一想作为汉语诗人原型的夔与西方诗人的原型俄尔甫斯（Orpheus）的相似是一件让人欣悦的事，后者的歌声同样能够感动鸟兽，唤起原始倾听的力量，然而他被遗忘得那么彻底难道不是匪夷所思的吗？诗性在进步论之迷信支配的时代远离神性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此处借庄子以寓新说：诗教已为天下裂。

学术界一度在讨论现代性与汉语性的关系。“汉语性”这个概念我个人认为比“中国性”要准确，前者是纯粹的诗学术语，后者关涉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谈论汉语性，就是在谈论诗人和母语的关系。诗人能否超越国家认同，而在以母语为载体的诗性言说中确立自己从比国家更古老的传统那里承接下来的文化身份？这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但个人想象与国家想象的差异应该是诗歌得以生长的必要空间，所谓“世界诗歌”的责难可能强化了本土意识，然而强调汉语性或地方性写作，主要是重塑传统美学气质，而不应囚限于地理因素或题材类型。母语的慰藉力量作为汉语性之谜，被各种伪真理遮蔽着，要求诗人们从受惠与领教的回报中去亲近那守护者。我在别处引用过苏珊·桑塔格富有启示性的一句话，这儿我想再引用一次作为本短文的结语：“每一个时代都应为它自己重新启动一项精神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