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殖民理论兴起以来，学界对刻画殖民社会的小说文本中潜藏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权力关系与身份定位的解读与阐释都具有鲜明的预设立场。较为新近的研究已经能够意识到，不管是自我认知层面，还是文化身份层面，殖民话语都是一种变化的、不稳定的连续谱系，永远处于重新发现的过程中。就像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我们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1]。也就是说，人们不再以黑格尔式的主奴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来看待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而是代之以“矛盾”“双向”“模棱两可”等概念。然而，大多数具有类似主张的研究似乎只针对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的被殖民者，说明他们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以及殖民社会曲折的发展历程。极少有人注意到，散居状态下身份的流变对处于霸权地位的殖民者也同样适用。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否定霸权的存在，殖民权力依然通过认知暴力以各种秘而不彰的形式对他们曾经的“属下”施加影响，只是在去殖民化运动之后，被殖民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反抗霸权，通过展开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来抵抗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从而对西方产生一定程度的逆向影响。

概括来说，劳伦斯四部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小说——《圣·马尔》（St.Mawr）、《骑马出走的女人》、《公主》（Princess）、《羽蛇》（The Plumed Serpent）体现了白人与他者文化正面交锋时所经历的对抗与对话。他的墨西哥小说总是在描述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各种冲突不断，叙事线索也较复杂，这恰恰反映了跨文化边界状态下主体在他者持续搅扰下的流变，这也正是几部墨西哥小说早前被忽视的重要价值所在。由于跨文化、跨种族的边界状态比较复杂，具有即时性和相对性的特点，不管对个体还是集体而言，它都是一个各方矛盾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蕴含着各种可能性的开放性场域。因此，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空间和身体两个维度以及公共领域的宗教和政治出发，来探讨边界状态中的主体与他者的互动，并以此说明劳伦斯墨西哥小说体现的一种更接近后殖民本质的阈限性混杂状态。殖民者主体与他者进行对抗与权力争夺的同时，也展开了交流与对话。这一过程对殖民者的主体意识与身份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殖民话语也不再具有稳定的性质，而是一条连续谱系上的不断滑动与定位。

首先，殖民行为本质上是空间上的扩张与占有，因此在殖民社会，空间上的碰撞最为明显。劳伦斯晚期的几部小说均以“出走”为主题，在立意上还是依附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征服与开拓的殖民者意志。而帝国背景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物理和心理空间上都享有特权，其疆界能够无限延展。而一旦踏上异国土地后，殖民者便需要不断面对他者的挑战与限制，而他者首先以自然的形式存在。几部小说中的景观书写符合殖民进程早期遗留下来的叙事规范，既有美学视角，也有实用价值，而这两方面都体现了以征服和占有为目的的权力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殖民话语中所隐含的认知暴力。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当时盛行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影响，劳伦斯一直推崇原始文化的万物有灵论，因此也致力于在小说中呈现他的“地之灵”（spirit of place）理念。因此，他笔下的自然景观常常显示出一种与人对等的主体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成了主体间的对抗。此外，由于殖民者在异域定居之后也常常陷入与被殖民者争夺空间的斗争，小说《羽蛇》中日常生活空间的描述便揭示了这种对立的空间意识和活动，而殖民地的空间也经历了从隔离到共享的发展过程。因此，劳伦斯晚期小说中主人公的空间体验说明，殖民者意识并不是帝国意志的无限制扩张，而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边界状态，与他者的互动致使主体不断修正自我的边界，而殖民者身份也在此过程中实现重新定位。

其次，身体是人与外界接触、塑造自我主体性意识的要素。在殖民地社会，身体还是划分社会群体、制定差异性社会规则的首要依据。劳伦斯晚期小说中的人物刻画体现了殖民地社会以肤色和服饰为标准所建立的严格的区分机制。这种以身体特征为依据的差异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划出清晰而绝对的界线，这使得身体领域的对抗更为激烈，大多诉诸暴力。此外，在殖民地社会，异族通婚不可避免。有色人种希望通过与白人结婚来改善自身处境，而白人同样也在他者身上投射欲望，但出于对血统纯正性和人口素质的担心，白人又对种族通婚持否定态度。劳伦斯墨西哥小说中的白人对他者持一种矛盾和含糊的态度，这正是边界状态下他者不断挑战主体权威从而使其变得不稳定的结果。

除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对抗与对话以外，小说也体现了公共领域的对话与交融，四部小说中，《羽蛇》对这一主题表现得尤为深入。小说《羽蛇》情节中融入了大量宗教和政治的相关叙述，以墨西哥当时的社会历史为背景，探讨西方文化与墨西哥传统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在宗教方面，劳伦斯引入了墨西哥在民族主义推动下进行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通过叙述一场墨西哥传统宗教的复兴运动，将基督教文明与墨西哥印第安人传统文化进行了融合。在政治体制方面，劳伦斯同样也是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墨西哥的历史经验相结合，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小说中宗教和政治领域西方与墨西哥元素的结合说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与融合也在公共领域发生，这就是独立后的墨西哥社会混杂文化的印证。而不管劳伦斯是以什么角度、立于哪个阵营，他对墨西哥未来的关注本身就足以说明，“墨西哥”已经成为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们共有的身份。

综上所述，劳伦斯几部墨西哥小说书写殖民者的边界体验是一种对抗与对话并存的状态。这说明边界状态下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本质主义的存在，而是一种即时的、连续变化的状态。因此，对殖民话语的分析只能是一种定位，而不是定义。相较于传统的劳伦斯批评而言，他旅居美洲期间创作的几部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小说一直受各种因素影响未受重视，即便有所提及，也有鲜明的预设立场，要么批判其中隐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要么褒奖劳伦斯对印第安人遭遇的同情，而这些互相对立的观点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几部小说的误解。本书为更好地理解劳伦斯的墨西哥小说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有助于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变。同时，通过这种对立的立场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欧洲殖民国家与独立后的墨西哥社会文化状况，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当今世界化进程中更为多元的文化现状。

[1]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