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埃伦·格拉斯哥——美国南方女性史诗的编纂者

Ellen Glasgow: Female Epic Recorder in the American South

1931年10月23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几十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以及史学家聚集在一起，参加由弗吉尼亚大学举办的南方作家大会。在众多与会者中，一位来自弗吉尼亚里士满地区的女作家显得格外突出。作为大会委员会的唯一女性成员，她用幽默、诙谐的方式作了大会的开篇发言，指出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南方文学正在学习如何变得“野蛮”。“如果一个年轻作家问我如何在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南方文学中找到成功的捷径，我会怀着五十分的诚意回答说，变得野蛮起来。如果你是天才，那就变得野蛮起来。如果你不是，那就更要野蛮起来。因为在美国文学中天才的唯一替代品便是野蛮。”^[88]这位语言犀利的作家便是埃伦·格拉斯哥（1873—1945）。在这次启动了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大会上，格拉斯哥吸引了无数作家和评论家的目光，并和与会的威廉·福克纳、艾伦·泰特、詹姆斯·卡贝尔等共同成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运动不可小觑的推动力量。

事实上，早在大会召开之前，格拉斯哥便已开始了以南方生活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她在数十年里先后发表了十余本小说，并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她在世期间，几乎获得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所有小说类奖项——在1938年和同乡薇拉·凯瑟一起成为美国文学艺术院成员，1942年获得普利策奖。对于许多生活在20世纪初的美国读者来说，格拉斯哥便是美国南部的象征。然而，在格拉斯哥去世后，她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许多评论家对她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提出质疑。批评家艾尔弗雷德·卡津曾这样评价道：“她刚开始创作时活像一个沉浸于南方浪漫主义的小姑娘，可后来却又成为南方浪漫主义最尖锐的反对者。她既是弗吉尼亚州最忠实的拥护者，又对其进行着最彻底的讽刺。”^[89]除了创作风格，许多评论家还指责格拉斯哥对政治、工业、农业、金融等一窍不通，只会描述她那贵族生活的狭窄圈子，甚至有人声称“在现今社会，实在没有理由再去读埃伦·格拉斯哥的作品”^[90]。与评论界的质疑声一致的是出版界的冷淡态度。格拉斯哥的许多作品在她去世后都没有再版，而她的生平传记更是到了她去世20年后才得以出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转变。在美国60年代女权运动和70年代女性研究的推动下，格拉斯哥对美国南方女性的描写与刻画重新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76年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埃伦·格拉斯哥：百年诞辰论文集》，1994年由l司一出版社出版的《埃伦·格拉斯哥和女性传统》，以及199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埃伦·格拉斯哥传》。其实，在格拉斯哥长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对于美国南部女性的刻画从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一切与格拉斯哥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格拉斯哥1873年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父亲是苏格兰移民，笃信长老教，对子女极为严苛。母亲是弗吉尼亚潮水郡地区的贵族后代，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先后生育了11个子女。因为不堪养育的重担，再加上美国内战以及战后重建所带来的一系列痛苦，格拉斯哥的母亲一生都无法摆脱抑郁症的纠缠，身体也极为虚弱。格拉斯哥深爱母亲，也从母亲的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作为女人需要经历的痛苦。在自传中，格拉斯哥曾这样回忆道：“她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性格最可爱而命运最可悲的人。我现在的年龄和她去世时一样大，可每当我想起她的一生，我的心还是忍不住要碎了。”^[91]格拉斯哥在家里排行第九，从小体弱多病，不能像其他同伴一样随意玩耍，16岁时又出现了耳聋的问题。因为身体不好，格拉斯哥几乎从未上过学，而是在家博览群书进行自学。她在7岁时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仅是一朵雏菊》，表达了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孤独的内心世界。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格拉斯哥的一生还在与各种各样的不幸做斗争。1893年，格拉斯哥的母亲去世。深受打击的格拉斯哥亲手撕毁了即将出版的第一部手稿《后裔》（The Descendent，1897），并在痛哭了几个星期之后，耳聋问题不可逆转地恶化了。次年，格拉斯哥的姐夫兼挚友沃尔特·麦克马克神秘自杀，留下来的只有悲痛欲绝的遗孀卡里和满城的流言飞语。格拉斯哥眼见着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姐姐日渐消瘦，并在1911年罹患癌症去世。其间，哥哥弗兰克又在1909年神秘自杀。这种种不幸致使格拉斯哥对男性产生抗拒心理，也成为她终生未婚的原因之一。这种对男性的失望与不满在格拉斯哥的作品，特别是中后期作品中常有体现，也是其南方女性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格拉斯哥看来，写作的目的在于寻找一种“帮助人类忍受世俗生活的动力”^[92]。或许是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格拉斯哥从189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开始，几乎每隔三年就有一部新作问世。她一生发表了十九部小说，一本诗集、一部短篇小说集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创作时间也从19世纪末一直延伸至20世纪中期。正如评论家巴博·厄曼所说：“格拉斯哥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试图记录她那个地区整个社会历史、特别是女性社会历史的作家。”^[93]在格拉斯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南方女性形象，然而塑造最成功的还是南方贵族女性以及她们在新旧秩序交替过程中的挣扎和徘徊。格拉斯哥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三类：历史小说、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然而，她在分类时似乎有意回避了自己早期创作的两部作品：《后裔》和《低级行星面面观》（Phases of an Inferior Planet，1898）。的确，与她的中、后期作品相比，格拉斯哥的这两部早期作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作品在语言上略显稚嫩，人物塑造也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评论家霍华德·琼斯就曾详细分析了托马斯·哈代和维克多·雨果对格拉斯哥早期作品的影响。^[94]此外，这两部作品的最大问题在于作者将纽约作为小说的故事背景。尽管格拉斯哥曾数次到过纽约，但她对这一城市的了解远不如自己的家乡。在作品中，格拉斯哥对曼哈顿的描述几乎永远都是一个冷冰冰的灰暗孤岛，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诸如“66街东”、“第五大道西”这样的街道名称。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文坛新人，能在24岁时就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并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再版三次，已经着实不易。正如琼斯所言，“尽管格拉斯哥早期创作的这两部小说纯属文学青年的试笔之作，但足以看出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超众才华”^[95]。

格拉斯哥的中期作品当从1900年出版的《人民之声》（The Voice of People，1900）算起。从这部作品开始，格拉斯哥逐渐摆脱了模仿的痕迹。她将创作背景从并不熟悉的纽约转回到了家乡弗吉尼亚，这也标志着格拉斯哥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在这一时期的20年中，格拉斯哥一共出版了11部小说，其中10部都以弗吉尼亚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弗吉尼亚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这一时期也成为格拉斯哥创作历史小说的主要阶段。其中有两部小说显得较为重要，分别是《解脱》（The Deliverance，1904）和《弗吉尼亚》（Virginia，1913）。《解脱》以19世纪80年代为背景，讲述美国战后重建时期日渐没落的南方贵族与道德败坏的暴发户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家传两百年的布莱克庄园成为这场新旧秩序较量的战场，结果是庄园被昔日监督黑奴的管家弗莱彻买去，而原先的主人却被迫靠给弗莱彻种烟草过活。作品中塑造最为成功的角色当属布莱克太太。她在内战中失去了丈夫，又因中风而双目失明，常年瘫痪在床。她对已发生的社会巨变一无所知，还天真地以为南方打胜了，全家仍住在“布莱克宅邸”。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很多年，她仍把身边的黑人当成是奴隶，管他们叫做“黑鬼”。这个终日生活在幻想里的南方老妇是格拉斯哥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在格拉斯哥看来，美国南部在内战及战后重建的压力下出现了明显的怀旧情绪，许多人渴望逃避现实，把自己关在往日的幻想里。格拉斯哥称其为“回避式的理想主义”。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出现了“最为廉价的、虚假的乐观主义”^[96]。格拉斯哥认为此类作品缺乏最基本的创作激情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因此“尽管在某一历史时刻是真实的，但却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的行为准则，最终必将被时间所淘汰”^[97]。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南方文学需要“一种对于现实生活重要性的认识”，而作家的使命便是将这种认识在作品中表达出来。^[98]布莱克太太便是格拉斯哥对南方“回避式的理想主义”情绪最真实的刻画。小说《解脱》展现了格拉斯哥在人物刻画上的功力，而她对乡村环境的描写也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作家及评论家路易斯斯·奥金克洛斯对此曾评价道：“在处理乡村环境时，只有薇拉·凯瑟能够超越格拉斯哥。”^[99]应该说，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环境描写方面，小说《解脱》都标志着格拉斯哥在创作上开始步入成熟。

格拉斯哥中期作品中最成功的是1913年发表的《弗吉尼亚》。小说围绕一个名叫弗吉尼亚·彭德尔顿的南方少女展开，讲述她是怎样被教育成一个南方绅士眼中的模范妻子，具有纯真、美丽、忠诚、顺从的品质，而又在完成这一切后被丈夫抛弃，只能用坚韧这另一“南方传统美德”支撑自己度过余生。小说堪称格拉斯哥创作生涯中第一部真正“成熟的作品”^[100]，揭示了美国战后重建时期真实的南方女性生活，表达了对男权话语中女性行为规范的批判，探讨了女性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一传统，并在其过程中丧失自我的。原本是想要讽刺南方女性典范对男性传统的盲目接受，格拉斯哥却在创作该小说的中后期越来越意识到女性反抗这一传统的艰难与无助，而该小说也在结尾处由“风俗喜剧转变成了关于人类命运的悲剧”^[101]。事实上，格拉斯哥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弗吉尼亚》出版的同年，格拉斯哥便在11月30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了题为《女权运动》的文章。在该文章中，格拉斯哥极力抨击了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指出“当女性急切地按照男性理想的女性形象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在此过程中欣然否定了自己的本性，按照摆在面前的女性模范改造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时，人们很难期待男性作家会按照她的真实本性而不是男性所期望的那种形象来描写她们”^[102]。在格拉斯哥看来，女权运动的意义便在于“反抗这种虚假的存在”，并“为个性解放而斗争”^[103]。从这一角度来讲，弗吉尼亚无疑是男权话语的牺牲品，她的悲剧也代表着整个南部女性典范形象的幻灭。通过这一作品，格拉斯哥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她对南方女性生活的态度：“女性传统和男性定义的女性传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女性在对自我身份进行探索时必须把这一差别考虑在内”^[104]。在一篇题为《南方小说》的文章中，格拉斯哥曾清楚地指出沉浸在回避式理想主义的南方文学真正需要的是“血和讽刺”^[105]，而小说《弗吉尼亚》恰恰是格拉斯哥对南方女性生活充满“血和讽刺”的刻画，是用真实的笔触对南方女性生活的总结。《弗吉尼亚》也因此成为格拉斯哥中期创作中毋庸置疑的经典之作。

从1900年到1922年，格拉斯哥共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她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美国长篇历史画卷。然而，在此期间，她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与不幸：耳聋问题的日益恶化，母亲、哥哥、姐姐的相继去世，更重要的是格拉斯哥个人感情生活的挫折。在自传中，格拉斯哥坦言曾与一位名叫杰拉尔德的已婚男士相恋，这场感情最终以杰拉尔德的病逝而结束。尽管格拉斯哥之后又与他人订婚，但最终也出于各种原因解除了婚约。种种挫折与不幸在其中期作品中均有反映，折射出作者对生活的不满与失望。然而，在1922年，已经49岁的格拉斯哥终于慢慢走出了生活的阴影，迎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次高峰。格拉斯哥这样描述自己的变化：“如果恋爱是一种幸福的话，那我现在发现，走出恋爱获得的则是一种无比幸福的平静。”^[106]格拉斯哥将这一转折期称作是“幸福的人生转折之一，在这之前是笼罩心灵的黑暗森林，而之后看到的则是地平线上的曙光”^[107]。这一变化在《荒芜之地》（Barren Ground，1925）中有明显的反映。女主角多琳达·奥克利是格拉斯哥作品中少有的几个非贵族出身的女孩，但格拉斯哥却对这一角色倾注了相当多的个人情感，并通过多琳达的命运表达了她对于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多琳达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像许多年轻女孩一样，她希望通过爱情改变自己的命运，离开贫穷的家乡。然而，她最终得到的是爱人的背叛和自己的流产。不同于格拉斯哥之前的作品，《荒芜之地》的后半部讲述的是多琳达怎样在挫折中站起来，靠个人力量重建农场的故事。通过这一结局，格拉斯哥打破了传统小说以结婚或者死亡结束女性命运的模式，提出了女性可以摆脱两性关系，通过个人努力和女性群体重新界定自我身份的观点。在格拉斯哥看来，女性应该从根本上拒绝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在建立女性联系的基础上讲述女性自己的历史。评论家帕梅拉·马修斯将这种女性联系总结为“女性情谊”，并指出这种女性情友谊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相反，它是指“女性以一种较为成熟的方式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以一种坚强、独立的自我意识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承担一份对他人的责任。在格拉斯哥重新构建的女性传统中，这种女性情谊具有了切实的可能性”^[108]。《荒芜之地》的出版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格拉斯哥自己也坦言：“当我开始动笔创作《荒芜之地》时，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自己。”^[109]

从《荒芜之地》开始，格拉斯哥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出版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包括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三部曲：《浪漫的喜剧演员》（The Romantic Comedians，1926）、《他们不惜干蠢事》（They Stooped to Folly，1929）和《温室中的生活》（The Sheltered Life，1932），以及《铁脉》（Vein of Iron，1935）。格拉斯哥认为这五部作品“不仅仅是我自己最好的作品，也是美国小说创作史上较为杰出的几部”。^[110]在结束了《荒芜之地》的创作后，格拉斯哥便对喜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喜剧精神在牢笼的后面蠢蠢欲动……和我一样，它渴望笑声，只不过它渴望的笑声回荡着讽刺的意味。”^[111]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格拉斯哥在数年内创作出了“格林柏勒”三部曲。正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托法县，格拉斯哥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名叫“格林柏勒”的小镇，细心的读者可发现其影射的正是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格拉斯哥将其称为“风俗悲喜剧”，因为她认为这三部小说“刻画的是一个业已成形的社会和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经历的悲喜剧，阐释的是个人面对传统和社会背景所进行的斗争”^[11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称为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并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相同的人物角色。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三部小说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描述的是相同的社会阶层。如果说格拉斯哥对于大多数美国内战及战后重建时期的南部女性充满同情，那么她对一战后的新女性则更多的是不满，而“格林柏勒”三部曲刻画的恰恰便是20世纪20、30年代的新女性。在格拉斯哥看来，一战打破了传统理念和行为准则，却没有新的信念取而代之。战后女性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但却在所谓的自由面前手足无措。她们不再愿意为家庭牺牲自我，却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变得不择手段。格拉斯哥在“格林柏勒”三部曲中以这些新女性为焦点，对一战后的美国南部社会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这三部曲中，《温室中的生活》被公认为最成功的作品。小说围绕一个名叫珍妮·布莱尔·阿奇博尔德的南方少女展开，讲述她是怎样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变成一个不谙世事，为追求个人享乐而不惜伤害他人的“新女性”。珍妮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活着的！活着的！活着的！我是珍妮·布莱尔·阿奇博尔德！”^[113]对于这个被宠坏的南方少女来讲，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她可以在自己最好的朋友伊娃·伯德桑生病时与其丈夫通奸，并且在伊娃发现了一切并愤怒地射杀了自己的丈夫后，不负责任地辩解说：“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114]在小说中，珍妮总是试图依靠否定她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来实现自我身份，她一直强调自己与母亲的不同，并对女性情谊嗤之以鼻。然而，她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躲在家人呵护下“温室中的生活”，而与坚强、独立的自我意识渐行渐远。以《温室中的生活》为代表的“格林柏勒”三部曲表达了格拉斯哥对于所谓战后“新女性”的强烈不满，并对当时的享乐主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判。格拉斯哥对于风俗喜剧的运用也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评论家C.休·霍尔曼曾这样总结说：“通过风俗喜剧，格拉斯哥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可以使其充分、灵活地运用她的技巧和智慧，发扬她的创作风格，表达她对维多利亚贵族作为知情人的深刻了解。”^[115]

“格林柏勒”三部曲发表后不久，格拉斯哥便亲眼目睹了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同时，格拉斯哥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这使她在1935年出版的《铁脉》中，放弃了对风俗喜剧的运用，重新回到了自己较为熟悉的正剧题材上来。小说《铁脉》以1901—1933年间的社会历史为背景，将格拉斯哥的女性人物谱系延伸到了20世纪30年代。小说的题目源于格拉斯哥与友人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格拉斯哥自问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铁脉，足以支撑所有的家庭、种族和民族存活至今，并且形成其流传后代的传统？”^[116]《铁脉》的创作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女主人公埃达·芬卡斯尔深爱着自己青梅竹马的男友拉尔夫·麦克布赖德，然而这份感情很快就因为拉尔夫的不忠而遭到破坏。眼见着男友与别人结婚，埃达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藏在自我身份背后的铁脉不愿让步、不愿屈服、不愿被打破”^[117]。六年后，拉尔夫的婚姻破裂，他在即将奔赴战场的前两天找到了埃达，爱情的火花再次迸发。然而，接下来等待埃达的是未婚先孕的不良名声以及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尽管拉尔夫在战后重新回到了埃达的身边，但此时的拉尔夫已对生活失去信心。在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两人陆续失去了工作，生活几乎陷入绝境。此时，唯一支撑家庭的便是坚强的埃达和她不愿服输的“铁脉”个性。在小说的结尾，埃达已步入中年，但她的家庭却在她的坚持下逐渐迎来了希望。在《格拉斯哥与女性传统》一书中，评论家马修斯着重分析了格拉斯哥对女性传统的重新构建，指出格拉斯哥所定义的女性传统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女性联系：“正确对待传统，将其视为能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将传统当作独立空间下时时提醒自己孤立状态的负担，女性可以在其他女性的帮助下将男性历史转变为女性自己的历史。”^[118]很明显，《铁脉》便是正确对待这一女性传统的例证。在埃达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相抗争的时候，“她有一种感觉，不像是看到而更像是感觉到，在她身后站着的那一代代已逝的先人。她们从过去走来，借给了她们的坚韧个性，并在困境中向她伸出手来”^[119]。拥有了这一传统，埃达便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小说《铁脉》也自然地变成了一部讲述女性历史的小说。埃达与格拉斯哥本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家庭背景之外，埃达对于男人的看法、对于爱情的描述以及生活的态度都与格拉斯哥如出一辙。她们并不认为男人是生活的强者，相反，在诱惑与困难面前，男人常常显得意志薄弱；她们都曾对爱情充满向往，但不得不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叹爱情的一去不返；她们都不愿向生活低头，努力做着生活的强者。在格拉斯哥的女性人物图谱中，埃达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坚强女性。这也是为什么格拉斯哥在创作《铁脉》时充满热情，并在小说创作完成时称它为自己最成功的作品。

格拉斯哥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在我们这样的生活里》（In This Our Life，1941）。小说以二战前的美国南部社会为背景，讲述“战争前夕，整个社会集体意识里的彷徨、犹豫和无所适从”^[120]。女主人公罗伊·廷伯莱克似乎是小说里唯一的一个正面角色。她从小坚强、独立，却一次次地被命运抛弃：她和丈夫彼得一见钟情，却在婚后发现丈夫与自己的亲姐姐斯坦利有私情。经过几个月的痛苦挣扎，罗伊从破裂的婚姻中走出来，爱上了姐姐之前的未婚夫克雷格，但这份感情却在姐姐重新出现后再次夭折。罗伊对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愤怒，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和陌生人发生了关系，理由仅仅是因为这个陌生人看上去比她更不幸。在经过了所有的痛苦和磨难后，罗伊决定离开，去寻找“可以让她为之坚持的东西”。^[121]在格拉斯哥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这种可以让人为之坚持的信念。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她这样解释小说的结尾：“小说的所有主题都集中在最后一段罗伊的呼唤声中了，‘我想要可以为之坚持的东西！我想要善的东西！’经过了长时间的彷徨和摸索，罗伊正在向善的东西走去。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我的心里也一直激荡着这种对善的呼唤声。”^[122]令格拉斯哥失望的是，许多读者并没有看懂小说的结尾，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它反映了格拉斯哥对生活的彻底绝望。然而，正如格拉斯哥所说，不断寻找中的罗伊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在68岁时仍在坚持写作的格拉斯哥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生命的意义。小说《在我们这样的生活里》并不是格拉斯哥最成功的作品，却为她赢来了迟到的荣誉——1942年的普利策奖，该奖也是她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奖项。评论家布莱尔·劳斯是这样评价该作品的：“在这部小说中，格拉斯哥倾注了她所有的同情、愤恨、对虚假的仇视、对自己尚未拥有的力量的向往、对残酷的憎恶、对价值的探索以及像罗伊·廷伯莱克那样对寻找某种善的东西，并为之坚持的渴望。”^[123]在创作完该小说之后，格拉斯哥对于美国南部的描述与刻画便从1850年一直延伸到了1939年的秋天，从而完成了一幅从内战到二战期间前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长篇历史画卷。

不可否认的是，格拉斯哥的文学创作存在许多问题。尽管她对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仍旧存在的种族主义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也摆脱不了南方贵族惯有的一些想法。在她的小说中，有白人如何帮助黑奴逃跑的细节，有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真正友谊，但也有多处情节描写南方黑奴对主人的忠实与顺从以及格拉斯哥对这一品德的欣赏。在格拉斯哥看来，现今社会的黑人已丢弃了上述品德，因此远不及他们祖先具有人格魅力。这一观点被后人指责为对南方奴隶制的无形辩护，甚至小说《荒芜之地》中多琳达与黑奴的友谊也被指责为“不平等关系下的力量失衡”^[124]。然而，正如帕梅拉·马修斯所说：“如果将注意力主要（甚至是目无旁物地）集中在种族主义细节上，我们便会看不见格拉斯哥对更广义上的压迫所进行的批判，而这种压迫才是派生出诸如种族主义等各种具体压迫形式的根源。”^[125]除此之外，还有评论家指责格拉斯哥在塑造女性角色时倾注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巴博·厄曼就曾指出格拉斯哥经常通过塑造和自己命运相似的女性角色并让其在最后取得胜利来表现自己对抗命运的信心，《荒芜之地》中的多琳达和《铁脉》中的埃达都是典型例证。因此，较之格拉斯哥塑造的其他女性形象，多琳达和埃达这样的坚强女性显得不够真实可信。^[126]然而连厄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坚强的女性角色在格拉斯哥的女性人物图谱中占有重要位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希望获得自由的典型女性代表”^[127]。针对格拉斯哥的批评，主要还是集中在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特别是在自然主义作家出现在美国文坛之后，格拉斯哥的现实主义就显得更为保守和不够彻底。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格拉斯哥在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美国南方现实主义文学尚未形成气候，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尚在。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南方女性，能够有勇气反抗当时极为盛行的浪漫主义风格已实属不易。尽管格拉斯哥的现实主义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她在南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拓荒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她对南方女性长达一个世纪的刻画也必将成为美国南方文学史里一份不容忽视的宝藏。

埃伦·格拉斯哥的主要作品：

小说作品：

The Descendant, 1897.

Phases of an Inferior Planet, 1898.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1900.

The Battle-Ground, 1902.

The Deliverance, 1904.

The Wheel of Life, 1906.

The Ancient Law, 1908.

The Romance of a Plain Man, 1909.

The Miller of Old Church, 1911.

Virginia, 1913.

Life and Gabriella, 1916.

The Builders, 1919.

One Man in His Time, 1922.

The Shadowy Third and Other Stories, 1923.

Barren Ground, 1925.

The Romantic Comedians, 1926.

They Stooped to Folly, 1929.

The Sheltered Life, 1932.

Vein of Iron, 1935.

In This Our Life, 1941．

其他作品：

A Certain Measure, 1943.

The Woman Within,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