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九六八年底，“武斗”结束，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上风，学校归了我们。

我的嗓门大，一开批斗会，“工宣队”李阿婆就让我领喊口号，什么：“打倒×××！”“×××不低头，就叫他灭亡！”其实，×××就是“蔡包子”。尽管我总是乘乱时才喊，但你想让“蔡包子”知道我领着人叫嚷他“灭亡”，他会怎样想！而且，领喊口号这种活儿不好干。跟着人瞎起哄还可以，领人喊，个个听着你，本来就紧张，有的口号还来点“对仗”什么的，容易倒转喊错。有个贫农出身的老师领喊口号时，把“越南必胜，美帝必败”喊成“越南必败，美帝必胜”，当场就被抓了起来。何况我是个“右派”的儿子，领喊口号时又诚惶诚恐的，那种日子才真叫左右不是人。既怕对别人喊口号，又怕有一天别人会对我喊口号。我心里隐隐在期盼一种解脱。正在这时，最高指示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工宣队宣布：“为迎接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贫下中农把结婚的新房让出来，提前把过年的粽子都包好了！”我一边鼓掌一边流泪。虽说不是去天山的边疆，十万大山也是边疆！

插队就是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与贫下中农“四同”的知青，即“三同”再加上“同睡”。结婚的新房，我们那里没有见到，我被分配与户主阿德同睡一铺床，稻草垫得厚厚的，同床的还有三四个阿德的孩子。阿德说，他在这睡时，我睡最里边，孩子们睡中间，他睡最外面。他不在这里睡时，我睡最外面，以防小孩掉下床。我也搞不懂他怎么会有时睡这里有时不睡这里，不睡这里时又睡哪里？每次我要落实睡里边还是睡外边的时候，阿德总有点不自然。有时我睡外边，醒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在里面睡得稀里呼噜的；有时我睡里面，孩子掉下床哭得死去活来，这才发现整夜外边都没有人。

到了那个叫做大青的村子，当晚，叫阿珠的生产队长请我们四个插青到他家去做客。我以为会是请吃提前包的过年粽子。天黑了，第一次在没有电灯的环境里生活，只觉得什么都是朦朦胧胧的，看不到底儿，摸不着边儿。队长的堂屋点了一盏油灯，很不亮。好像到处是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就是看不太清。他们都拥来看我们四个城里来的“官人”（当地壮家把上边派下来的外地人叫“官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来看我们到底有多白净！比不比得上记工员阿荣媳妇的奶子。

我们一进屋，只听见人们“咦”的一声，然后是低声的议论纷纷，后来吵吵嚷嚷起来，但说的都是壮话，我们一句也不懂。突然阿珠队长用“官话”（当地的“普通话”）说：“白？等一下是红是青还不知道！”当然，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议论我们的白，并一致认为我们很白，特别是我，比媳妇们挤出来的奶汁都白。主要的争论是大黄白还是阿荣媳妇的奶子白。

阿珠一把抓住我的手，对满屋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学习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二，三！”大家一窝蜂地高声朗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阿珠问我：“你接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当然接受！不然来这里干什么？！”“那就好！”他转头吩咐，“拿杯酒来！”我傻笑着看他。他递过酒杯，也傻笑着对我说：“喝下去！”当地人喝的酒叫“糖泡酒”，据说是甘蔗渣酿出来的，都能点得着蓝蓝的火苗！这杯贫下中农的“糖泡酒”直灌得我六神不在，七窍生烟。后来又喝了多少，是怎么醉的，怎样吐得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了，只记得有人扶我回来，月亮已升起来，圆圆大大的，晃来晃去。第二天，阿德指着他那只四脚朝天的狗说：“我的狗吃了你吐的东西，现在还没醒，它也是第一次……”

贫下中农帮我们四个破了“身”，我们就开始抽烟喝酒。但烟是抽贫下中农的，酒也尽量喝别人的。这中间有学问。

抽烟是男人的专利。那时是大寨记工，不搞计件抢工分。男人干活累了，到地头一蹲，不紧不慢地卷支烟，然后慢慢地吸它，再悠悠地吐烟圈圈，还一边看着女人们在忙碌。

开始我们也不抽烟，男人停工抽烟，我们跟女人不停地干活，只是觉得有点不公平。慢慢地，那些分配给女人干的活儿，像插秧、撒石灰也分配给我们干。再后来，就干脆分配我们和女人干活，因为我们不用停下来抽烟。于是我们的工分就跟女人归一类来评，这样我们就被看做“屙尿不上墙”了。

我们四人私下决定：我们是能“上墙”的一类！这样，我们就开始抽烟！我们抽烟只是手段，让人把我们看做是能“上墙”一类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不买烟只抽别人的，而且平时不抽，干活时才抽。每次出工前把对象定好，估计“烟头”的烟瘾差不多了，各自就一边干活一边移近自己的目标，“烟头”一宣布抽烟，即就近取材，比较自然。这样干得多了，有的烟鬼就像避瘟疫一样躲我们。

老抽别人的，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烟也不是办法。我们就把芋头叶什么的弄得黄黄黑黑的也抽起来。反正不就是烧的叶子，吸进嘴里能喷出烟来就行。说是这样说，真正抽起我们自制的“烟丝”心里总有点虚，都是四人自行到地头一边去“吐”烟（别人重“吸”，我们重“吐”）。为了避免分“烟”给别人，我们都事先卷好。大概是有人嗅出我们的“烟”味道特殊，有一次，狡猾的阿宝生抢硬夺，弄到了我们的一支土烟，一吸就大叫：“芋头叶！”我们说那是山外的“洋”烟。后来，我们中就真的有人抽上了烟，比农伯还厉害！

一天，我到大队部去领知青学习材料。一进去看见几个知青围着一张《人民日报》在激动地议论着“珍宝岛事件”。我立即感觉出事态的严重性！我的逻辑是：盟军打不过德军，苏军那漫山遍野的坦克，铺天盖地的飞机，震耳欲聋的“乌拉”，却是所向无敌！思及反修第一线需要我们，顿时只觉得热血沸腾！我们决定：立即分头将这头等重大新闻告知各生产队！我一脚高一脚低，一口气奔回生产队。

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母鸡在“咯咯”地觅食。“村小”民办老师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赶紧告诉我全队人都在粮库开会。我三脚并作两步直奔粮库，“嘭”一声推开大门！上气不接下气，连比带画地嚷道：“不，不……得……了！不得了啦！”全场错愕！蹲在凳子上的阿珠队长，挺直腰杆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我赶紧喘过一口气，说：“中……苏……要大……战啦！”队长皱紧眉头问：“什么？你说什么？”我咽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中——国——和——苏——修——打——起——来——啦！！！”全场人你望我，我望你。有人用壮话问丢下课堂也跟着我跑过来的“村小”老师。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人们似乎平静了下来。我马上被贫下中农这种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大无畏英勇气概所折服！同时也因自己的惊慌失措有点无地自容。

阿珠晃悠起一条腿，笑眯眯地用“官话”对我说：“我还以为是生产队的那两头牛，‘冲’和‘苏’打架掉下山了……”人们哄堂大笑！还有人抱着肚子跌到地上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整条村庄走得最远的要算金四爸，他作为伙夫曾随桂系军阀廖磊的第七军到过隔壁县城，其他的人最远的到过邻县的三差镇。天才知道苏修在哪里哟！

海南岛“杂交”记

每当人们提起海南岛，就勾起我二十年前一段难忘的南繁经历。读者中谁知道海南岛是我国的南繁基地，甚或你也曾南繁过，我就终于找到知音了。要不然，听我慢慢道来。

所谓南繁，顾名思义，就是到南边去繁殖。所繁殖的，当然是庄稼。什么水稻啦、棉花啦、玉米啦、西瓜啦，应有尽有。好多人问我：干吗一定要去海南岛种你的那几棵水稻？

二十年前，我是含着眼泪踏上去海南岛南繁的“征途”的。

其实在当时，去海南岛南繁可说是一件美差。且不说到过“天涯海角”吹起牛来的分量，光那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出差补贴，就能把人美死。而且，人到了天涯海角，几点上工，几点收工，谁还管得着？不就几棵水稻吗？小菜一碟。因此，几乎所有的男知青都盯着这份美差。说实话，我也不知这么好的事情咋会落到我头上。

话虽这么说，当我真的听到这一消息时，可以说像是听到了晴天中的一声霹雳，几乎给晕了过去。原因是就在这之前没多长时间，我听到了一个更“要命”的消息——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口号大体是：单位同意，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不管上大学是塞翁得马也好，是塞翁失马也好，这可是我们知青盼了多年，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大事，你说这不是要命的消息吗？

当我从“昏迷”中稍微清醒过来一点后，立马回家求救。其实父母除了比我更急外，也没什么高招儿，无非就是上衙门去求“公仆”。可怜天下父母心！“公仆”的搪塞非常有艺术：十届考一届，是那么容易考的吗？从他们的目光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潜台词：看你这虫头虫脑的草民儿子，还能考上大学？猛一想，他们讲得、想得也不无道理。可再仔细一想就不对了：考得上也罢，考不上也罢，你总得给我一次机会吧？

说到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有我们当时那样痛彻的体验。且不论“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朝令夕改，以及满庙遍寺的歪嘴和尚念经，光那“反击右倾翻案风”，就能让你对时局的变幻莫测目瞪口呆好一阵子。想想看，如果今天小平说全国恢复高考，明天冒出一个毛泽东的接班人，说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反击“右倾”高考风，那时甭说高考没戏唱，恐怕有高考思想的人都得“讲清楚”。考上的，当然是“右倾”高考风的受害者，就既往不咎啦；没考上的，想办法上调吧；像我这种没机会考的，上吊也没用。

就这样，在高考报名即将开始前的几天，我极不情愿地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哥哥在送我上火车之前，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大捆书，显然想让我来年东山再起。上大学是哥多年的理想，因“文革”后的种种原因，终究没能上成。因此，在我整个高考折腾中，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四处借书，八方请师。想起来惭愧，我对弟弟十分之一的心都没尽到。我自己也暗下决心，只要高考政策不朝三暮四，我对高考将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海誓山盟究竟不牢靠，我一到海南岛就“整个一个陈世美”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旖旎的南国风光和婀娜的黎族姑娘使人乐不思蜀，而是因为当时海南艰苦的环境使人苦不思书。即使看到驻地部队师部首长的几个千金正张罗着准备高考，我也没动心。理由很简单，人家是首长千金，与我们不能同日而语，咱不用去凑热闹。要是我的哥们儿全都出国了，我才会像蚂蚁呢。

要说最艰苦的，莫过于缺水。我们的南繁点，在三亚附近的一个部队营地，那个地方叫荔枝沟。不过，我只看到沟，没看到过荔枝。一谈到荔枝，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水汪汪。可惜荔枝沟没清清的淡水河。当地的庄稼靠上游水库限量供水。据说因为截水的事而常有械斗发生。不过，我们倒不用操心械斗，因为一到冬天，天公作美，天天给你阳光灿烂，水库水位直线下降，滴水不放。我们知道，水稻是靠水养出来的（不用水的叫旱稻，等你培养出来呢），因此，我们一到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找水。洗澡不也要水吗？营房边上有一口井，一队官兵和所有南繁队的用水全指望着它。

于是，我和另一个哥们儿到海南的第一大任务就变成了找水。要是光找水还好，可惜世上还很少一缺一难的事，就像很少十全十美的事一样。难的是要找到一块在水源边上尚没人霸占的地。尽管我们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折腾了好一阵子，结果还是无功而返。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再不播种要误事了，哥儿俩一咬牙：挑水种稻。

这话说起来难，干起来更难。灌稻田可不像浇菜秧子，水稻开始几个月可基本上是泡在水里长大的。那时候，多么希望下一场雨啊。可太阳每天比你起得还早。有时天上偶然飘来一朵云，就有人对着它打降雨弹。但是那亲爱的云儿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不知哪家的录音机传来“你不要像/天上的云/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此情此景，咱贫下中农不禁想起那恼人的江南好——不是文人骚客的这个红那个绿，也不是流香汗者的这个雕楼那个玉砌。江南好，好就好在它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和池塘，尽管有时你会对冰冷刺骨的水恨之入骨。

不管怎么说，靠着肩挑手提，总算把那些个“杂种”给播下了。这些杂交种一颗颗一粒粒都是宝贝。可麻雀却并不这么认为，它们才不管你种的是什么杂交种不杂交种，能填饱肚子的就不是孬种。这一下又把人给害苦了，整天得盯着这些宝贝。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造成某一族杂交种的断子绝孙。当时，杂交水稻在中国方兴未艾，农业界对它寄予厚望，我们的任务就是培育杂交水稻新品种。

讲到杂交种，有必要把水稻的杂交进一步交代一下，免得让人误解。其实，水稻是一种十分规矩的植物。规矩到什么程度呢——其雌蕊只认属于自己的花粉，只要有自己的花粉存在，她绝不接受其他花粉。事实上，水稻的花是雌雄同苞的。我们平时见到的稻壳，在开花（我们贫下中农称扬花）季节，里面藏着一个雌蕊和六个花药。花药里有无数花粉，用来传种接代。因此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要使水稻杂交，得先把尚未开花的雄蕊烫死（雌蕊比雄蕊耐温）或者干脆把花药整个给掐了，留下雌蕊（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只有人才想得出来），用套子套起来。等到雌蕊长成二八姝丽时，硬把素不相识的花粉抖上去。此时，虽然雌蕊是几千个不愿意（对花粉的识别能力），也无可奈何了（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

言归正传。哥儿俩起早贪黑，看着播下的种子从发芽、成苗、分蘖、抽穗，一天天长大，也自有一份乐趣。接下来的事就是做手脚。具体的手脚就不介绍了，反正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周围的含羞草都闭上了眼睛。最后，终于到了开花季节。水稻一定要见到阳光才开花，大概在十点左右，原来合上的壳开始分开，六个雄蕊慢慢伸出，同时散出无数的花粉。到十二点左右，虽然雄蕊伸得最长，最大，但花粉已全部散尽，显得苍白无力，耷拉着脑袋。而此时稻壳也开始闭上。我们那哥们儿挺会充积极，每天过了十二点，顶着中午的烈日，去瞄有没有开花。等到刚开始开出稀稀拉拉几朵花，就用那已萎了的花去给人家授粉。我跟他讲了几次萎花无用论，他却不屑一顾，我行我素（后来我接触的人多了，才知道自己脸上有“书呆子”三个字）。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自是成竹在胸。等到花开得最盛的那两天，我十点半左右到作案现场，也不用顶烈日，也不用担心花源不足，稳稳当当地就把那事给办妥了。带着饱满的种子向领导报功的当然不是我。说不定我还被向领导汇报怎么怕顶烈日，怎么偷懒的呢。

在海南岛的半年多时间，使人忙得团团转的当然不光是水稻，其他事情像“骗”几个椰子啦，“偷”几个芒果啦，拣些个贝壳啦，还有向渔家姑娘讨价还价买未经加工的珊瑚啦，等等。不过，海南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那“赶集的牛车”。为找水，我们到过许多小村镇。住在招待所，每天清晨，那吱呀吱呀的牛车声就会把你从睡梦中唤醒。那牛车包括轮子全部是用木头做成的，轮子和轴之间，没有任何减少阻力的机制，难怪滚动起来发出吱呀吱呀之声。当时我就心想，要是在轮子和轴之间，装上一个滚珠轴承，那老牛该省多少力气。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我很想问一下眼下去海南的人：在远离海口，三亚的小村镇上，当年那些牛车是不是都换成机动车了，或者至少装上了滚珠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