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落英山峦1

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芳。这种追忆，不是切切的思念，只是不经意时，心底就会飘过一点点小芳若有若无的影像。

我于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俯首于命运的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力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红太阳”的革命目的已达到，但四百万血气方刚“拿起笔作刀枪”的中学毕业生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看得他老人家心烦意乱，于是挥挥大手，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地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拿起锄头作刀枪。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乡的热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下乡再煽高潮。不像“老三届”的知青，我们不需穿林海，过雪原，去“支边”，也不用到偏远的苏北农村去“插队”，我们去的只是近郊的农村或农场。不幸的是，此时已形成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则是每家“两丁抽一”。不过这时也体现了进步，这“丁”男女皆宜，决不重男轻女。此外，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这样，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乡的只是少数。

这时的人也学乖许多，人人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艰辛。春节过后一开学，学校里本来就靠边站的数理化全部取消，下乡的政治挂帅，大张旗鼓开会动员，小组讨论，人人表态，忙得团团转。班主任家访，父母在单位被叫去开座谈会。

我校还出了个想顺杆往上爬的猴，是某军区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调，随着“山丹丹那个开花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窑洞也要住上个南京娃（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闹腾得十几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也跟她报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时已变得透心凉，对台面上的慷慨激昂不感兴趣，表面随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几声。当然，饭得吃，屎照拉，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山村干革命的都是家里“两丁”中该下乡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个。一哥留城，一哥下乡，我成了动员的重点对象。但我对笔、对锄头、对刀枪都不感兴趣，就像对入红卫兵、对入团都不感兴趣一样，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几个月的病退，实在不行后，我“幸运”地搞到一个去国营林场的名额。那年头，去农场等于吃皇粮，十二元／三十八斤粮票一个月，旱涝保收。于是，一过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县的一个国营林场的水果大队，桃子小队。第一次看见小芳，就被她的美丽、鲜活震住了。那是到农场两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和小李、小刘被分配去给桃树施肥。当我到达时，远远看见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见过她。记得第一天下午抵达分场，几个同来有几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场。晚饭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里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达水果大队。“广阔天地”在城里听起来还有点诗情画意，空旷的山野，几十里不见人烟，走起来令人心寒无比。短小精悍脸色阴沉的程队长给我们介绍了队里所有的人，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还暗自懊恼，新老知青中一个漂亮的也没有，一个个都像蔫了的黄花。

每年开春前，队里集肥要“干塘”，挖出鱼塘积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负责挑的，有负责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问：“新来的？”

我老老实实地答：“唉。”

“挑过担子吗？”

“没得。”

“先试试。我和老王挖，你们挑。”她三下两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担泥。

小芳是个漂亮的农村女孩，天色无饰，漂亮得健康、自然、朴素。辫子又粗又长，摆动在腰下一点，走路时很有节奏的颤动幅度，恰到好处。一双不大却很传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洁白的牙齿，嘴合起来就像一个红红的樱桃。宽松的衣裤掩藏不住那令人羡慕的身材。

小芳的话音像山间的小溪，虽然带点土，却非常清脆，和南京人处长了，学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肤色好，淡黄色的皮肤非常细腻，干活一热，黄里透红，让人好不心怜。年轻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个人带活，带出一轮青春，一种光泽，一种韵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头的大美人，电影《春苗》里的形象：健康、敦实，能干活、能挣工分。

老王却对我们不大理睬，乍一看，很“夹生”。他动作慢，躬身用铁锹卖力地切割，挖起一方一方的泥，搁到我们的竹篓上。看我们很累，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给他敬烟叶也不收。

收工时，小芳在我耳边悄声说：“老王是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当时，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非常重要。后来晓得，这队里还真有不少阶级敌人。老王是一九七五年最后释放的国民党战犯。还有个和尚，被迫离庙，虽还俗，但又一直不结婚，于是上头有令，他在场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能乱说乱动。还有一个名中医，因为书记的大儿媳也是医生，一村不能藏二医，于是被勒令不许再走资本主义单干老路。

队里情况复杂，自己又非根红苗正，除了装聋作哑之外，阶级敌人这根弦更要绷得紧。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和阶级敌人一起说话办事，要格外小心。

据说小芳原来和刘老师的儿子好，后来，小蒋一出现，就把她的心夺走了。刘老师是我们分场唯一的果树技术员，专门负责全场的苗圃，大家尊称他为老师。我们的果树育苗、嫁接、修枝等技术都是他教的。刘老师为人极为客气，总是悔人不倦，但他说话从不正视别人，即使在讲课时，脸上也鲜有笑容，也从不和人主动打招呼。他的状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他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分场的小学教书，是个聪明、憨厚的小伙子。

小蒋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属于“老杆子”。身高一米八，皮晒得铮亮，浑身是肌肉，做农活，打篮球，搞宣传，都是好手。工人出身，一心想向上爬。咋咋呼呼，一脸的春风得意。我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认识他了。

小蒋在苹果小队，干活时和小芳没有接触的机会，倒是我们桃子小队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干活。小芳是“老职工”，我们的师父，领我们干活，一见我们做得不对，马上就甜甜地大声吆喝：“哎，看你累得噢，这样做。”（“累”是南京话，相当北方话里的“累赘”、“笨拙”的意思。）

知青谈恋爱是犯双重错误。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乡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没什么两样，都是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

知青和农村人谈恋爱更是致命，这意味着一辈子都甭想“上调”（即回城工作）。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医务室的赵医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当地人结婚而至今没能回城。其他“老三届”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没走的也都在总场、县城的工厂里，只有结婚的她还在偏远的队里。平时常常念叨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此时听着像醒世警言。

小蒋和小芳的爱情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死去活来的，而是眉目传情、心照不宣的那种。由于事关重大，竟也没人开他俩的玩笑。当然这种“恋爱”决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种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来往床上跳。

对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产阶级，这叫“谈朋友”，或叫“搞对象”。这种关系也很简单，说好听的是比较含蓄，说不好听的叫压抑：只要俩人经常在一起，看电影、聊天，干活时相互帮助，生活中相互照顾，就是好上了。当然“好上了”也不是现在人所说的“搞上了”的意思。事过境迁，要想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不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看来很难。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关系都这么简单。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不过还得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饱暖思淫”。当时，知青想回城的压力都很大，小蒋也不例外。他不仅有回城的压力，还有向上爬的雄心。他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眼睛却盯着分场团委书记的位置，每次分场场长或书记来，他都忙得屁颠颠的。据说入党报告也呈上去多时，还忠实地每月一次地写思想汇报。因此，他很小心谨慎。

对性爱的自然向往，被熏红了的政治压抑着，化作无尽的、不着边际的闲聊。如果发现哪对男女可能有实质性的关系，更有好事者跟踪、窥探。如程队长和女知青“二吨半”的床头关系，就硬是被我同宿舍的小李和小刘发现的。

程队长土生土长，参军、复员后做队长也有五六年了，早就把农民兄弟的淳朴和善良磨了个精光。他长得古里古怪，还一天到晚拉着又黑又长的脸，好像别人都欠他的钱，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人，随时要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中有好斗打架、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但都不敢得罪程队长。他掌握着本队知青的户口和档案。

“二吨半”是个胖姑娘，在吃得半饱的当时可是个稀有动物。说得一口悦耳的北方普通话，为人爽快，在男女关系上据说也是如此。父母显然是军队上的，但肯定不得志，说不定是林彪线上的人。

“二吨半”和程队长的事在知青中绘声绘色地扩散，结果，新鲜感和好奇心被满足后，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出身“根红苗正”，屁股上“没尾巴”的人，关上门恨恨地骂两声。胆大的对着程队长的老婆纵情高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胆小的只好在心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家沉重的心情就来自于这知情后而又没处发泄的悲哀，谁也没胆量告发大权在握的“党的干部”。农村经过“四清”、“文革”，领导班子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比城市稳定。诬蔑党的干部，是现行反革命罪，轻则开除，重则判刑。和他顶梁子，给小鞋穿，是便宜了你。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他的需要，就是革命需要。于是，这故事就像空气中回荡了大半年的哀乐那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农场的日子很有规律，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一、三、五晚上政治学习两小时，星期天休息。知青们不开伙，食堂里大锅煮菜，大桶淘米，五分钱一盘素菜，一毛钱一盘搭荤的素菜，一毛五分钱一盘荤菜。

星期天，洗衣服，洗澡。夏天，跳到水塘里又游泳又洗澡。春秋冬洗澡，总是成群结队、男男女女一起走到汤泉镇上，来回走二十里路，连自行车都没有。好处是洗的是免费的温泉浴，特解乏。洗完即在小镇上撮一顿，出了馆子，再在地摊上顺便买个好吃得一塌带一抹的旺鸡蛋。我常和其他几人加入小蒋和小芳的行列。

做活的女人，此刻最美。平时干活，长发碍事，总是扎起辫子盘在头上，此刻，人如出水芙蓉，发似柔情万种的柳枝，长长的、密密地披垂下来，迎风飘逸。再饱餐一顿，更是满面红光。回来的路上要是能爬上个时速不到五公里的手扶拖拉机，那比在城里乘红旗轿车还风光。

便车不是每次都有，常常是十里路走下来，没见一辆手扶拖拉机。或者是人家在坐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上向你招手。更糟糕的是爬错了车。

有一次，我急猴猴地第一个爬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心里还很得意，但觉味道有点不对，再回头一看，同来的人，一个也没有跟着我爬上来，还个个都捂着嘴，只有小芳在招手叫我下去。我赶紧又跳下车，擦身而过的手扶拖拉机送来一股恶臭的巨浪，我差点儿被熏昏过去，定神再看，才知是运尿素的。身上、手上的浓烈的骚味，几个星期都没散尽。

周末吃饱喝足后，大家有时在一起“提壶”。我知道，“提壶”在八十年代的南京又有了新的含义。汉语的优越性在于语义随环境和音调而产生特殊的意义。男知青站在山冈上扯着嗓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不由得不让女知青打个冷战。或者，男知青笑眯眯地看着女知青说：“奶奶，你听我说。”这种流行的革命的句子，一下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意。言归正传，在当时的知青中，“提壶”就是打扑克。因为小芳喜欢“提壶”，我也常混迹其中。不论吵吵嚷嚷，大声吆喝地打，还是在一旁做小芳的参谋，我都不亦乐乎。

开春后的一个周末，吃饱喝足后，大家聚在山冈上。有男有女，空气中自然就弥漫着暧昧，兴得一头核子又有文艺才能的人，开始即兴表演（核，读hu，指脸上的青春痘）。起先唱的歌都很“主流”，如八个样板戏片段、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些歌曲铿锵有力，和八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港台靡靡之音有天壤之别。

小芳的二胡独奏，是一曲知青不敢拉不敢唱的《苦菜花》，丝丝扣扣，如诉如泣，把众人带入了一个不同的境界。在小芳的带动下，胆大的开始唱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不知谁领头唱起了《三套车》，立马把大家唱得如痴如醉，情绪低落，两眼发直，深感自己的前途和那匹百十年前的俄罗斯老马没什么不同。

孤月昏暗，天幕低垂，夜渐深了，女知青都先回去睡觉了。走了女知青，大家唱歌的兴头也没了，就转为吹牛聊天。我和几个男知青也悄悄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回房后，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夜风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苍凉且悲怆。我禁不住心生好奇，披了件外套，回到那山冈。这时只有三四个神情凄凉的男知青，地上多了半瓶山芋酒。他们看到我，也不觉意外，也不避讳。小李冲我欠意一笑说：“吵醒你了？”

“唱的什么歌？”我问。

“我们知青自己的歌。”平时吊儿郎当的小李，此时很严肃。吸了口烟，又唱了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滔滔的扬子江畔，有我那可爱的南京古城，是我的故乡……”小李音色浑厚，略带嘶哑，透着苍凉。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感受到当时内心的震撼，那种从心里往外渗透的寒意……

过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叫《南京知青之歌》，是南京五中知青任毅插队江浦时创作的。它表述了知青悲怆的思乡之情和强烈的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任毅因此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刑。

这首歌是知青心声的自然流露。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的知青之歌是：“走革命的金光大道，向广阔的天地进军，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拜工农为师，担革命重任，开一代新风，做一辈新人。”（《向广阔的天地进军》）。播放的知青诗词是：“胸怀朝阳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战斗在广阔的天地里，脱一身皮炼一颗心，为消灭城乡‘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如今读起来，甜酸苦辣，百味俱全。

我从没敢公开和别人一起唱过《南京知青之歌》，只敢躲在被子里，含着热泪在心里哼道：“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我们队位于半山腰，四排平房。一间宿舍四张床，放上桌子，撑起蚊帐，挂上毛巾，立马显得很挤。春天一到，我常常一人到山冈上，图个清静，看点书。一天，我带着本英语书，独自坐在山冈上，痴痴地望着山下唯一的一条马路，蜿蜒南去，心神随公路上的车，驶往南面家的方向。

一片绿叶掉在我头上，我一抬头，小芳笑呵呵站在我身后。我挪了挪身子，她就在我身边坐下。异性的芬芳扑面飘来，让我心头一颤。还从没有和自己暗恋的姑娘这么靠近地坐过。表面上我却装得满不在乎。

“吃过了？”她开启芳唇，露出碎玉般的牙齿。

“嗯。”我飞快地瞥了她一眼，点头答应道。

“哎哟，学外语呀？”她有点吃惊。那年头，外语就是英语。在读书无用的气氛里，学外语很邪门。

一驾飞机划过旷野的宁静，从头上飞过。

“坐过飞机吗？”小芳温柔地问。我本想幽默地哄她说坐过，但话到嘴边，又变了老老实实的“没有”。过了一会儿，我又加了一句干巴巴、酸溜溜的话：“但坐过火车，去过北京、上海。”

旅游在当时几乎不存在。即使城里长大的年轻人也很少到其他地方去玩。小芳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除了南京，哪儿都没去过，也没坐过火车，对北京、上海憧憬无比。

一时无语。我偷眼看小芳那透明的眸子，充满向往地注目着飞机消失。那年头，我不敢胡天胡地吹牛，给人的印象是说话不多、老实巴交的读书人。见到女孩子，尤其是漂亮的，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惊慌，话未说脸先红。作为狗崽子，要想不受伤害，只有把自己深藏起来，时间长了也就变得很木讷。暗地里，活跃的思维常让我感到自己像《海港》里的钱有为。和小芳在一起的愉快就包括不言的默契，宁静中的自在。

“你家老头是干什么的？”（“你家老头”是南京方言，指爸爸。）

“烧锅炉的。”我从不告诉别人爸爸的真实工作，已成习惯。

“不告诉我拉倒。”小芳嘴一撇，不再说话了。

小芳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那年头，多数人连小学也都没能好好上。她特别相信鬼魂，对科学解释天文现象绝对不信，而一口咬定有“人”操作日月星辰的起落，四季的变化。我常常想，如果让她去问“动脑筋爷爷”几个问题，保证能让“动脑筋爷爷”张口结舌，哑口无言。

同时她又很有实际生活的经验。我问她为什么到桃子小队工作，她说这儿离家最近，她又最爱吃桃子。她告诉我“桃饱李伤人，杏子树下抬死人”的民谚，还活龙活现地教过我一个治便秘的偏方：空腹吃俩梨子后，再喝一大杯凉开水，保证十分钟内拉肚子。

来这儿一个月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她提醒我要晒被子。结果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暖和，并做了个梦，梦见过去妈妈为我晒被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