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小姐

阿申登，一位职业作家，在战争爆发之初被迫流离国外，直到九月伊始才千方百计地回到英国。回国后不久一次偶然机会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中年上校，与之交谈了几句，可惜他没记住上校的名字。当他要离开时，上校走过来问他：“嗨，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来见我，我倒是很想再跟你聊聊。”

“当然。”阿申登回答，“随时愿意奉陪。”

“明天中午十一点怎么样？”

“没问题。”

“我把地址写给你，你带名片了吗？”

阿申登给了他一张，上校在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下了街道的名字和房子的门牌号。第二天早上当阿申登应邀前往时，发现自己走在一条满是破旧红砖瓦房的街道，这里曾经是伦敦非常时尚的街区，现在却沦为那些居无定所者向往的好地方。在阿申登被指定要拜访的那所房子前放着一块纸板，上书“吉屋出售”，百叶窗紧闭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有人居住。他一按门铃一位士官就把门打开了，速度之快令他瞠目结舌。他没有受到例行盘问，而是立即被带往后面一个狭长的房间里，这显然是个餐厅，原本绚丽花哨的装饰与屋子里少量破旧不堪的办公家具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奇怪。阿申登恍惚觉得这房子曾经被经纪人拥有过。上校——阿申登后来发现他在情报部门工作，姑且用字母称他R.先生吧——站起身跟走进来的阿申登握手致意。他中等偏上身材，精瘦，棱角分明的黄色脸庞，稀薄的灰色头发，修剪得像牙刷般整齐的胡子。他最明显的特征是那双靠得很近的蓝色的眼睛。还好他没有斜视。这是一对严厉得近乎冷酷的眸子，并且非常警觉；它们此时给了他狡黠而又诡诈的一瞥。这真是个让人第一眼看去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的家伙。但他的行为举止倒是给人愉悦而热忱的感觉，令人如沐春风。

他问了阿申登许多问题，并且单刀直入地建议他从事情报工作，因为他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阿申登通晓欧洲多国语言，他的职业是个很好的借口，以写作一本书为借口他可以到任何一个中立国而不会引起怀疑。正当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R.上校说：“你知道的，你能从中获得很多对你的写作有用的素材。”

“我倒也无所谓。”阿申登回答道。

“我告诉你一件前两天刚发生的事，并且我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我想它应该会是一个绝妙的好故事。有一个法国部长到尼斯去治疗风寒，并且把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的确非常重要！然而，在他到达后的一两天，他在餐馆或其他什么地方通过跳舞结识了一位金发女郎，并且对她十分友好。长话短说，他把她带回自己的宾馆——当然这么做是十分不谨慎的——当他第二天早上恢复知觉时才发现，女郎已离去，公文包也已不翼而飞。他们在他的卧室里喝了一两杯酒，他的解释是当他转身时那女人把药片放进了他的酒杯。”

R.上校说完后看着阿申登，靠得很近的双眼透着一丝狡黠的光芒。

“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他问道。

“你是说这件事刚发生不久？”

“上上周。”

“这不可能。”阿申登叫道，“这种故事早在六十年前就被我们搬上了舞台，数以千计的小说里都有类似的情节。你还想说这样事刚刚才发生？”

R.上校稍稍有一点不安。

“好吧，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名字和日期。相信我，协约国[2]对公文包里的文件丢失这件事并没有善罢甘休。”

“唉，先生，如果你在特工处没有更好的故事，”阿申登叹了口气说道，“这个故事对于激发小说作家的创作灵感来说恐怕已经没用了。我们真的无法就此写出更好的小说。”

他们没用多少时间就把一切都商量妥当。阿申登起身要走时已十分清楚他的任务。他明天启程去日内瓦。R.上校最后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他说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

“在你接受这个任务前，有件事我想你必须知道，并且不要忘记。如果你做得好，没人会感谢你，如果你有麻烦了，没人会帮助你。你能接受吗？”

“再好不过了！”

“那么再见了！”

阿申登在返回日内瓦的途中。这天晚上雷电交加，寒风从山顶吹来，但这艘小小的蒸汽机船一如既往稳稳地行驶在波浪起伏的湖面上。一条飞速而来的雨带转眼变成雨夹雪，怒吼着横扫过甲板，就像一位喋喋不休的妇人怎么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话题。阿申登此前去了法国写作并发送了一篇报道。就在一两天前下午五点左右，他的一个印度情报员来他的房间找他；这也是凑巧，他正好在，因为他们并没有事先约好，而且给情报员的指令也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到宾馆找他。他告诉阿申登，德国特工处有个孟加拉情报员最近从柏林来，他随身携带一只藤条箱，里面有一些文件也许是英国政府感兴趣的。那时同盟国极力在印度煽动一些骚乱，这样英国就只能把军队留在印度，也许还会再从法国增派一些来。这个孟加拉间谍已在伯尔尼受到某项指控并被逮捕，这样他能暂时“安全”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发现他那黑色的藤条箱。阿申登的情报员是个既勇敢又聪明的家伙，他整日混迹在他那些对英国的利益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同胞们中间，自如周旋。他刚刚得知这个孟加拉间谍在去伯尔尼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把箱子留在了苏黎世车站的行李寄存室。既然他现在在监狱等候审判，也就无法发布消息让他的盟友去取箱子。而对德国情报部门来说，当务之急是确保箱子里的东西安全。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得到它，他们决定夜闯车站去把它偷出来。这真是个大胆又巧妙的点子，阿申登听完后为之鼓掌叫好，并跃跃欲试（因为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极其无聊）。他也知道伯尔尼的德国特工处处长残忍而不择手段，但这次夜盗计划在凌晨两点进行，现在已经没有一点时间可以浪费了。想要与伯尔尼的英国当局取得联系，他既不相信电报也不信任电话，并且印度情报员也不可能亲自跑一趟（他已经冒着生命危险来见阿申登了，如果他再被人发现离开他的房间，极有可能某一天他的尸体就会漂浮在湖面上，背上插着一把刀），他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去一趟。

他正好能赶上一班去伯尔尼的火车，于是他赶紧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跑下楼。他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他按响了英国情报局总部的门铃。总部的人几乎都认识阿申登，只一人除外，而此人正是阿申登想要拜访的。一位他从未见过的面带倦容的高个男人出来，一言不发把他带到办公室。阿申登告诉他此行的目的。高个男人看了看手表。

“现在我们做什么都太晚了。我们不可能及时赶到苏黎世。”

他沉思了一下。

“我们可以让瑞士当局来做这件事。他们可以打电话，我可以保证当你的‘朋友们’想实施夜盗时，他们会发现车站已被重兵把守了。不管怎样，你现在最好还是赶紧回日内瓦。”

他跟阿申登握了下手把他送出了门。阿申登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将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上一枚小小的铆钉，他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整个行动。也许他会参与事件的开始或结束或中间的一些行动，但他所做的事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从来无从知晓。这真令人沮丧，就像那些现代小说给了你一些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片段，却指望你通过拼凑自己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

尽管阿申登穿着毛皮大衣裹着围巾，他还是感到寒气刺骨。餐厅里比较暖和，并且有适合阅读的良好光线，但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坐在里面，万一有些常客认出他来，会好奇为什么他常常来往于瑞士的日内瓦和法国的托农；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他找到的隐蔽处，他决定躲在甲板的黑暗处打发单调沉闷的时光。他往日内瓦的方向看去，但看不到一丝灯光，而此时雨夹雪已变成雪花，更加妨碍他辨认地标了。晴日里整齐又美丽的莱芒湖[3]像法国花园里人工开凿的一汪平静的水面，在这样暴风雪的天气里却像大海一样神秘而暗藏危机。他暗自决定，回到宾馆后要在客厅把炉火点上，洗个热水澡，穿着睡衣和睡袍坐在壁炉旁舒舒服服地享用晚餐。与自己的烟斗和书本共度一个夜晚这样的期盼是如此美好和谐，这让他觉得横渡湖面再怎么悲惨也值了。两个水手拖着沉重的脚步从他身边走过，他们的头低垂着以便躲避直面吹向他们的雨雪，其中一人朝他喊道：“我们到了[4]。”他们走到一边拉开一根木栅栏以便空出上下船的舷梯通道。阿申登再一次透过无尽的黑暗看见了码头上迷离的灯光。这是个欢迎的标志。两三分钟内，蒸汽机船快速地靠岸，阿申登用围巾围住口鼻，加入等待上岸的旅客队伍。虽然他旅行如此频繁——他的任务是每周到湖对面的法国递交报告并接受新的指示——但当他跟众人一起站在舷梯边上等待上岸时总有一种隐隐的惶恐不安。他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地方显示他到过法国；蒸汽机船绕湖行驶时在法国的两处地方停留，但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瑞士，故他的行程不是沃韦[5]就是洛桑[6]；但他从来也不敢确定秘密警察是否注意过他，如果他被跟踪并被发现登陆法国，那么他护照上没有盖章的事实就很难解释得清。当然他也准备了一套说辞，但他知道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并且即便瑞士当局无法证明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游客，他也很有可能被关进监狱两三天，受非人待遇，然后会被送到边境遣返，这更令人感到羞辱难以忍受。瑞士当局心知肚明，他们的国家就是一个阴谋筹划地；秘密机构情报员、间谍、反革命、煽动者聚集在主要城市的旅馆里，忌妒他们的中立国身份，于是他们决定避免任何有可能把自己卷入任何好战一方的举动。

像往常一样，两个警察站在码头上看着乘客上岸，阿申登尽量装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从他们身边走过，待平安走过后他长长舒了口气。暗夜吞噬了他，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旅馆。狂野的天气轻蔑地将原本整齐的街道吹得凌乱不已。商店都已关门，他只遇见一个行人，那人蜷缩着侧身向前走，好像在逃避某个未知的无名怒火。在这痛苦的黑夜里你会有种感觉，矫揉造作的文明也会在大自然的狂怒面前退缩。现在下冰雹了，打在阿申登的脸上，人行道上又湿又滑，他得小心翼翼地走。旅馆正对着湖面，当他到达时一个门童为他开了门。他走进大堂，带进的一阵风把门房桌子上的纸都吹到了空中；阿申登被灯光照得有些晕眩；他驻足问门房是否有他的信件，得到否定回答后他准备走进电梯，这时门房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在他的房间等着见他。阿申登可没有朋友在日内瓦。

“哦？”他不动声色地回答，“他们是谁？”

他平时非常注意跟门房搞好关系，在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上他给的小费十分丰厚。门房露出一丝谨慎的笑容。“告诉你也无妨。我想他们应该是侦探。”

“他们想干什么？”阿申登问。

“他们没说。他们问我你去哪儿了，我告诉他们你去散步。他们说他们要等到你回来。”

“他们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

阿申登的心有些往下沉，但他竭力不让他的表情表现出担忧。

“我上去见见他们。”他说。电梯员站在一边让他进电梯，但阿申登摇摇头说：“我很冷，我要走上去。”

他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思考。但当他慢慢走了三级台阶时他的脚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为什么两个警察如此执意要见他，这真是令人疑惑。他突然感觉非常疲劳，觉得自己无法应付大量的问题。如果被当成特工遭到逮捕，他就要在牢房里至少待一个晚上。他多么想洗个热水澡，然后在壁炉旁享受一顿晚饭啊。他几乎要调转身子走出旅馆，把一切抛在脑后；他的护照还在口袋里，他知道开往边境的列车时刻表；在瑞士当局还没决定前他还是安全的。但他还是继续艰难地向上爬着楼梯。他并不想放弃他的工作；他被派到日内瓦，知道从事这行的一切风险，而且在他看来他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当然在瑞士监狱待两年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这就是做他这行可能会发生的坏的概率之一，就像刺杀国王失败一样。他终于走到三楼并走向自己的房间。阿申登有点玩世不恭（这也是评论家经常攻击他的一点）。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自己的艰难处境有点滑稽可笑。他打起精神，决定硬着头皮挺下去。他嘴上带着一丝真诚的微笑，转动把手，走进屋子面对他的来访者。

“晚上好，先生们。”他说。

屋子里光线充足，所有的灯都亮着，壁炉里的火也在燃烧着。空气中有些灰色的烟雾，因为访客发现等他太久了，就抽了味重而价廉的雪茄。他们穿着大衣、戴着圆顶礼帽坐在那儿，仿佛刚刚进来似的；但单单桌上烟灰缸里的烟灰就足以证明他们俩待在屋子里很久了，对周围情况已了如指掌。他们是两个强壮的男人，黑色的胡须，体态结实健硕，他们让阿申登想起法夫纳和法索特，《莱茵河的黄金》[7]里的巨人兄弟；笨重的皮靴，横七竖八的坐姿，表情上生硬的警觉，无一不显而易见地告诉人家他们是警察局的侦探。阿申登快速而完整地打量了一下他的房间。他是个整洁的家伙，立马就发现他的东西虽然没有杂乱无章，但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原状了。他估计为了了解他的底细已经被彻底搜查过了，这并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困扰，因为他没有留任何文件在房间里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他的密码早已烂熟于心，在离开英格兰时就销毁了。从德国来的消息经由第三方传递给他，并马不停蹄地被送到妥当的地方。对于搜查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这倒让他证实了自己的猜疑，有人向当局指控他是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