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完成自我与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

——关于当代诗歌传达与接受关系的沉思

当我想着进入这个题目文章写作的时候，偶然看到了电视里转播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深圳演出的部分节目。它们震撼人心的精彩给了我超越于创造艺术美之上的意义与启示。这些孩子们的演出，用美丽的艺术的形式，将人自身潜在的顽强的精神力量与心灵的高尚和美诠释到了最高的境界。它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创造的一首最完美的诗，一首令人震撼的生命与精神的赞歌。由此我联想到，比起他们在生理上与肢体上的自我残缺中创造出的完美来，在当前，我们的诗歌创作，却似乎在自我完美的追求中，总给人们一种令人遗憾的残缺感。

20年来，我们的诗歌，在与传统思想和艺术束缚的抗争与探索中，走完了从没有主体没有个人到书写个人与主体的美学追求确立的过程。从舒婷、北岛、顾城的“朦胧诗”的艰难崛起，到“后朦胧诗”浩浩大军的众声喧哗，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写作”与“平民写作”的第三代、第四代诗人的创造与纷争，新诗经历并战胜了巨大的历史挑战，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历史图景：一个以政治呼喊代替艺术美的探求，以集体意志的声音代替个人心灵悸动的歌唱的时代终于永远结束了。代之而起的个体性写作，或纯“私人化”的写作，成为许多青年诗人诗歌创作新的生存状态与美学原则。无论是知识分子书写，平民口语的书写，还是其他无论什么姿态的边缘性的书写，这种个性化与主体性统一的追求，几乎成为他们创作中的一种共同的梦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发展，虽然有许多混乱，但仍在突进中获得了可以自慰的成绩。诚然如有的诗歌评论家说的那样：“‘个人化’意味着自我的解放！”“从服从于、服务于某种统一的创作原则，到个体主体性的普遍确立，近十年来新诗的发展极其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历史进程。‘回到人本身’、‘回到诗本身’早已成为公认的创作原则，它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道德规范。”（唐晓渡《不断重临的起点》）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诗人和喜欢诗歌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私人化”书写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异彩纷呈局面的同时，也带来了与广大个人的精神需求，与整个民族精神建设需求之间越来越大的疏离。

我们不能不这样追问自己：在充分地获得了诗歌创作的主体与个性之后，诗人的艺术创造，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确立自我主体与个性以外，诗歌自身究竟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

我总是这样觉得：忧患于个人生命与艺术的创造者也应该忧患于民族精神的铸造。当然不能期望诗歌像其他艺术品种那样走进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起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诗与时代的“蜜月”期来，我们的诗歌确然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了。这也是伴随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发展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为此而采取平常心的姿态的时候，也总是伴随着一些真诚的艺术创造者的深层忧虑。当我们为诗歌的这种边缘化忧心忡忡的时候，更使我们忧心忡忡的应该是民族精神所受的物质生活的病态挤压。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物质的进步与民族精神的提升之间的极大不平衡。膨胀的物质及其文化挤压着人们的心灵。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王晓明：《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常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20年来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了，物资极大地丰富了，我们人的精神生活怎样呢？民族的整体素质怎样呢？

20年前，从国外任教归来，有人问我：“我们和人家比较一下，究竟还差多远？”当时我信口说：“物质上，要赶上人家，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而民族素质，没有50年，甚至100年，不花大功夫的努力，要完全赶上人家，是没有希望的。”20年的光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我的这种感觉并不是自暴自弃的胡说。今天，可以这样说，就某些地方来讲，在物质的发达上，在先进科技的运用上，别人有的，我们有了；别人没有的，我们也可以拥有了。但是，社会的文明呢？人的精神呢？民族的整体素质呢？有的提升了，有的改变了，有的几乎是原地未动，有的却越来越倒退了。近20年前的1985年，我国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到2002年，我们的艾滋病患者，已经增加到了200万。如果搞不好，预计2010年要达到1000万！至今，我们还有成千万计的适龄儿童因为穷困而不能上学，其中失学女童就占80％的大半边天。一个乡下来北京谋生的外地青年农民，夜里偷窃高速路、立交桥上的路牌，把它当废铁去卖了，国家损失的是二十几个亿。警察问他：“你一共卖了多少钱？”他木然地答道：“2000块钱。”这些，仅仅是我偶然从媒体上看到的个别的极端事例。这样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很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愚昧，无知，贫穷，落后，甚至是没有一点文化知识和教养，没有一点法律意识的最原始人的精神与生活状态。而且，即使有了先进的物质与科技，人的头脑里的意识又怎样呢？还可能是一片“沙漠”。有一件也是媒体上报道的小事，让我深思。北京一家麦当劳店，贴出供应最简单的免费早餐的招揽生意的广告，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许多人去排队领取。有的老太太，领完了一份，再到队尾，重新排第二次；有的人，一边排队，一边给家里人打手机，告诉他们：“快来！快来！”和他一样排队领取这份“可怜的”免费早餐。对于至今还生活在水平线下的穷苦的老百姓来说，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节省，也是很在意的。我无意嘲笑他们的占小便宜、贪婪与自私，而是觉得这幅图景中隐含着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生存现状：一面，是使用着最现代化的手机，一面，传达的却是人的精神深处存在的令人酸苦的信息。在这幅图景中，我看到了某种象征：人的精神素质落后与物质发展先进的极度倾斜。在讲解中国现代新诗的课堂上，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学生听，并且告诉他们说：在今天的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提升民族精神是多么重要。无论将来经济发达到了什么样子，一个民族，决不能成为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我们研究诗歌，研究人类精神美创造结晶的奥秘，应该在这一方面，尽到一点微薄的责任。

新诗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样一点：诗歌美的追求与诗歌在民族精神铸造中的作用，始终是同步而行的。鲁迅在上个世纪初年写出的辉煌论文《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就针对当时一些革新者存在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文化偏至”，提出了让拜伦等摩罗诗人唱出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伟美之声”的诗歌，承担起呼唤反抗黑暗压迫的民族精神觉醒和改造国民精神的责任。从五四运动“凤凰涅槃”的蓬勃高潮，到三四十年代诗歌的多向探索，无论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甚至颓废主义，只要是有良知的作者，都能以不同的姿态与声音呼唤着、启发着民族精神的“再生”，开掘着人的精神深处的大爱、美丽、睿智与善良。80年代以来，这个传统也并没有割断。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神女峰》，海子的《亚洲铜》，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也都能以不同的文化信念与历史内涵，不同的内心声音与艺术姿态，回应时代或内心的呼唤，给人们一种精神上更高的美与升华。

回顾这样一些传统，并不是要诗歌再重新回到被“工具论”所窒息的艺术樊笼，让诗歌去过分地承载什么它不应该承担的使命与责任。但是艺术不承担不等于艺术不要任何承担。艺术没有不承担的承担。换句话说，诗歌的拒绝承担本身也是一种承担。我们的诗人，在更多注意于自己的生命玄思，注意一己情感世界的自足天地，注意个人情趣与爱好的愉悦与满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也注意一下更多的人的爱心，人的美丽的爱情，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的情谊，人性深处所存在的爱别人、爱自然、爱一切宝贵的或弱小的生命、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操。是不是可以更多注意一些人的精神世界中理想的渴望、信念的渴望、爱的渴望、美的渴望，是不是可以更深地思考与开掘在日常事物和普通生命中所蕴藏的那些属于永恒性的和“哲学化”的东西？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无限广阔的境界与美好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于社会生活中，人的日常生活中，乃至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联的琐碎事物中，存在的许多落后的、狭隘的、丑恶的、自私的，甚至黑暗与肮脏透顶的东西，也能以深切的人道之心，给以充满真情与艺术深度的表现，像闻一多的《死水》，像穆旦的《蛇的诱惑》一样，在诅咒与鞭挞中，在自我的警醒与拷问中，给人以充满大爱与大憎的灵魂启示与震撼。

社会学家、北大的袁明教授近期在一次讲演里这样说：“追求‘精神高度’，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从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滋养中走出新的高度来？”“在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高度在哪里？这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世纪猜想。”（《“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我理解，这里的“新的精神高度”，包括各种学科的“哲学化”倾向的追求，它们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新的境界；同时，也应当包括整体民族精神素质的提升。我们的诗歌，在这个伟大的“世纪猜想”中，如何以自己的姿态与声音，介入这种民族精神素质的提升呢？

呼唤在多少心底运行。呼唤来自更多个真诚的心。我尊敬的老师，一个几乎与世纪同行的诗人林庚先生，在1996年春节时，给远在异国他乡的我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获手书，山川道远，多蒙关注。神户地震之初曾多方打听那边消息，后知你们已移居东京，吉人天相，必有后福，可庆可贺！惠赠尺八女孩贺卡，极有风味，日本尚存唐代遗风，又毕竟是异乡情调，因忆及苏曼殊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今日之诗坛乃如过眼烟云，殊可感叹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

这封如一首美丽的诗的信，说出了一位真诚的老诗人对于传统诗歌具有的性灵之美的深深依恋，对于新近诗坛由于过分疏离读者接受而缺少真实生命的现状的不满和叹息。这里隐含了多少久经沧桑的忧心与期待。还是在戴望舒领袖诗坛的那个年代里，颇具先锋意识与姿态的青年诗人林庚，就是一个既忠诚于艺术也忠诚于民族良知的探索者。他的远接世界现代诗歌潮流，又深浸着民族传统血液的诗作，当时就被赞誉为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更重要些”，这是因为，“他的诗比我们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废名：《谈新诗》）林庚的诗完整，深刻，蕴蓄，洒脱和大气，富有性灵与意境美，充满了美丽的情思与青春的气息，与他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中所一直弘扬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脉相承，相映生辉。他的诗，不取媚读者也不拒绝读者，有深入而浅出、朦胧而透明、难懂而可以走近的美学特征，他的创作所体现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这一现代性追求，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当前诗歌如何介入民族精神建设以某种艺术的启示吗？

让我们诗人的精神追求与民族的精神饥渴进行亲切而自然的“对话”，让诗在完成个人完成艺术探索的过程中也完成它光芒与美的辐射。当诗人走进人的精神世界深处的时候，它的美也就成为永恒了：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这是戴望舒写于1937年3月的一首小诗。一首美丽、朦胧而倔强的小诗。它告诉人们，我创造（思想）着，故我是美丽（蝴蝶）的。即使我的生命匆匆地死去了，即使我可能被人很快地遗忘了，即使我被诅咒为贵族阶级或唯美主义的“恶之花”而掩埋进历史的尘埃里了，但是，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只要有理解者（小花）的轻轻的呼唤，我就会透过无梦无醒的死亡的境界，重新向人们展示我的永恒的美丽，重新震撼我创造生命的斑斓的彩翼。当时也在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苦苦探求，把诗歌看成是个人梦的隐秘泄露的戴望舒，受到主流诗歌贬抑与批评的戴望舒，他在努力完成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以美的诗歌对于人的心灵美、民族的精神美铸造的介入，写下了《雨巷》、《我的记忆》、《寻梦者》、《乐园鸟》、《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许多不朽篇章，为我们的现代诗歌史留下了一份艰难探索的记录，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份精神美的馈赠。他代表的传统被后来者所承继与弘扬、认同与超越。

我们今天的诗歌，就先锋性现代性的探索来说，比起过去几十年的成就和足迹，已经有很大的超越。我们迈上了新的层面的探索与创造之路。我们努力凝聚于一点：在探索民族诗歌走向现代性的新的辉煌的多种可能性，努力创造着并期待着有诗歌新的辉煌时代或诗歌的高峰性人物的诞生。但是有一点却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些先锋性诗歌在完成自己本体与个性塑造的同时，却过分地淡漠了对于人的心灵美的凝聚与开掘，对于民族精神升华再造的更大介入和参与。诗歌过多地远离了读者，读者因此也冷漠了诗歌。“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并非过时的嘲讽性笑话。这种情形与我们诗歌的特性不相称，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天地不相称。我们的民族曾拥有过辉煌的诗歌传统。我们最杰出的叙事经典书写中也浸润着非常浓厚的诗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民族血脉里、记忆里处处闪烁着诗的灿烂星光。诗给民族以爱与美。诗自古与中华民族同在。一个不读诗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种不关注民族精神的诗歌，也是令人悲哀的艺术。我渴望着我们这个有着辉煌诗歌传统的民族，在呼唤诗歌的美走进自己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诗人们也应该走进更广大的精神天地，在“个人书写”与“大众书写”的默契与共生中，在自我与他人的精神交汇与理解中，在中外诗歌、现代与传统诗歌的吮吸与融化中，在诗人创造和读者接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中，自由自在地，多彩多姿地，来震撼自己“斑斓的彩翼”。

200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