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当兵的朋友，几年前在希腊患热病去世了。他生前给我讲过他参加的第一次战事。我对他的叙述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一有空便凭着记忆把他所讲的写下来。下面就是故事的内容：

我于九月四日晚间抵达团队，便到宿营地去见上校。他对我的态度最初比较粗暴，但看过B将军的介绍信以后态度便有所转变，和我说了几句客气话。

他把我介绍给刚执行侦察任务归来的上尉队长。这位队长当时我还不认识，生得身材高大，头发棕色，脸上表情严厉，令人望而生畏。他是行伍出身，在战场上挣得了官衔和十字勋章。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和他巨人般的身躯很不相称。听人说，他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奇怪是因为伊埃纳一役喉咙被子弹打穿的缘故。

听说我是枫丹白露军校毕业生，他做了个鬼脸，说道：

“我的中尉昨天刚刚战死……”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接替他的位置，但你难以胜任。”一句带刺儿的话已经来到我的唇边，但我强自咽了回去。

切维里诺棱堡与我们营地有两倍大炮射程的距离。此刻月亮已从堡后升起，又大又红，初升的月亮一般都是这样，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它特别大。棱堡在光华闪烁的月轮衬托下，黑黝黝的，像火山爆发时圆锥形的山峰。

我身旁的一个老兵注意到月亮的颜色。

“月儿很红，”他说道，“这是个信号，要攻占这个坚固的棱堡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一向迷信，这种预兆，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使我深感不安。我躺下来，但睡不着。起来踱了一会儿，遥望切维里诺村外蜿蜒起伏的山峦上无边的灯火。

当我觉得夜间清凉刺骨的寒气已经凉透了我的血液以后，便回到篝火旁，把身子紧紧地裹在斗篷里，闭上眼睛，希望能一觉睡到天亮。但睡意久久不来，我的思想不知不觉地蒙上一层忧伤的色彩。我自忖，在这平原上十万大军当中，我没有一个朋友，假如受伤，一定会被送进医院，受到一些不学无术的外科医生马虎的治疗。我想起了过去听到的有关外科手术的传闻，一颗心怦怦直跳，便下意识地把手帕和公文包当作铁甲放在胸前。我疲倦极了，时刻都想打盹，但不祥的念头却又不断地猛烈袭来，使我霍然惊醒。

困倦终于占了上风，当起床鼓敲响的时候，我已经酣然睡着了。我们排成战斗队列，点了名，然后又把枪架起来，从一切迹象看，当天将可以平静度过。

三时左右，一个副官带来了命令，要我们拿起武器。狙击兵在平原散开，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缓缓前进。二十分钟后，俄军前哨全部撤回到棱堡去了。

一队炮兵布置在我们右面，另一队在左面。两队的阵地都突出在我们前方并开始向敌人射出猛烈的炮火，敌人也坚决还击。不久，切维里诺棱堡便消失在滚滚的硝烟之中。

我们的团队有洼地作掩护，俄军的炮火几乎对我们构不成威胁。再说，射过来的炮弹很少(因为他们主要向我们的炮兵射击)，都从我们头顶飞过，顶多爆炸时溅过来一些泥土和小石块而已。

我们一接到前进的命令，我的上尉队长便注意地看着我，使我不得不用手捋了两三次我刚留的胡子，尽可能装出无所谓的神情。再说，我并不害怕。我惟一感到担心的是别人以为我会害怕。那些毫无杀伤力的炮弹更进一步使我保持英勇镇静的形象。但我的自尊心告诉我，我正冒着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我的确处于炮队的火力之下。我非常高兴自己如此镇定自若，而且正想象将来在普罗旺斯大街B夫人的沙龙里叙述攻占切维里诺棱堡时那种得意的心情。

上校来巡视我们的连队，他对我说：

“这样的开始，你会感到不够劲儿的。”

我威风凛凛地笑了笑，一面掸着衣服的袖子，因为一颗炮弹落在离我三十步远的地方，掀起了一点尘土，把我的袖子弄脏了。

看来，俄国人已经发现他们的炮弹没有奏效，因为他们改用开花弹，这样就比较容易击中我们所在的洼地。一块相当大的弹片打掉了我的军帽，把我身旁的一个兵打死了。

“我祝贺你，”当我去捡军帽的时候，上尉对我说道，“你这一天算是平安无事了。”

我知道军中流行一种迷信，认为“罪不二罚”这一格言不仅适用于法庭，也适用于战场。我傲然地把军帽戴上。

“这简直是毫不客气地要人脱帽致敬。”我尽量说得有风趣一点。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一谐而且谑的笑话显得妙不可言。

“我祝贺你，”上尉又说道，“你不会再有什么事了，你今晚就指挥一个连，因为我觉得我的大限到了。每次我受伤的时候，我身旁的军官总会中颗流弹，而且，”他压低声音，几乎有点惭愧地接着说道，“他们的姓都是以字母P开始的。”

我不以为然。换了别人，也会和我一样做。也会和我一样，听了这些预言般的话语而怦然心动。作为新兵，我觉得不能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任何人，而且应该总摆出一副冷静和果敢的态度。

半小时以后，俄军的炮火显然已经减弱，于是我们从掩蔽处走出来，直取棱堡。

我们的团队由三个营组成。第二营奉命从入口处迂回，包抄棱堡。余下两营负责正面攻击。我属于第三营。

我们从掩体里冲出来时遭到多次火枪的扫射，但损失不大。子弹呼啸使我有点惊讶，不时回过头去。伙伴们因此和我开了几句玩笑，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不管怎样。”我心里想道，“打仗并非如此可怕。”

我们跟在狙击兵身后跑步前进。突然间，俄军大喊了三声乌拉，清清楚楚的三声，然后便不响了，射击也停止了。

“我不喜欢这种沉寂，”上尉说道，“对咱们来说，这并非好兆头。”

我觉得我们的人声音太大了一点，内心不禁把他们乱糟糟的喧闹声和敌人庄严的沉默作了一番比较。

我们很快便冲到了棱堡的下面。周围的栏栅已经被我方的炮弹击毁，泥土也翻了起来。战士们一面冲向这些新造成的废墟，一面高呼“皇帝万岁”，喊叫过那么久的人居然还能叫得如此响亮，简直使人出乎意料。

我抬起眼睛一看，当时的景象叫我一生难忘。大部分硝烟向上升起，像顶盖一样悬挂在离棱堡二十英尺的上空。透过一层淡蓝色的烟雾，可以看见俄军的精锐部队举着枪，像雕像般纹丝不动地站在半毁的胸墙后面。我还看见每一名士兵都用左眼瞄准我们，右眼被举着的步枪遮住。在离我们数英尺的一个炮眼里，一名士兵手拿点火棍，站在一门大炮旁边。

我战栗了一下，觉得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

“舞蹈即将开始，”上尉大叫了一声，“晚安！”

这时我听见他说的最后几句话了。

棱堡内一通鼓响。只见所有步枪一律枪口朝下。我闭上眼睛，听见一声可怕的巨响，接着是阵阵的叫喊和呻吟。我睁开眼睛，很奇怪自己居然还活着。棱堡重又被笼罩在硝烟里。我身旁的战士死伤枕藉，上尉躺在我脚下，头被炮弹打得粉碎，脑浆和鲜血溅了我一身。全连人只剩下六个战士和我自己。

这场大屠杀之后，有一阵子大家都惊呆了。上校用剑尖挑着自己的军帽，率先爬上胸墙，一面高喊：“皇帝万岁！”所有仍然活着的人立即随他奋身而起。后来发生的事我几乎都记不得了。我们冲进了棱堡，也不知怎样进去的。我们就在彼此都看不见的浓烟中展开肉搏。我觉得自己砍中了人，因为我的军刀沾满了鲜血。最后，我听见有人喊：“胜利了！”浓烟逐渐消失，我看见棱堡地上满是鲜血和死人。尤其是那些大炮，简直就被掩埋在尸骨下面。大约还有两百人没有倒下，都是穿法国军服的。他们乱糟糟聚拢在一起，有的往步枪里装弹药，有的揩拭自己的刺刀。他们一共抓了十一个俄国俘虏。

上校仰面朝天，浑身是血地躺在棱堡入口处的一辆弹药车上。几个士兵在他周围忙碌着，我走上前去。

“那个资格最老的上尉在哪儿？”他问一位中士。

中士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膀。

“资格最老的中尉呢？”

“昨天到的那位先生在这儿。”中士的声音十分安详。

上校苦笑了一下。

“那么，先生，”他对我说道，“您就全权指挥了。请您迅速用这几辆车子加固棱堡的入口，因为敌人还有力量。不过C将军会派人支援您的。”

“上校，”我问他道，“您的伤很重吗？”

“完……亲爱的，不过，棱堡攻下来了。”

1. 一八二一至一八二九年法国曾出兵援助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统治。
2. 伊埃纳，德国地名，一八○六年拿破仑曾大破普鲁士军于此。
3. 枫丹白露军校，一八○三年为拿破仑所创立。
4. 即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