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世界中的讽刺家

一

1720年10月。乔纳森·斯威夫特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人们开口就是‘南海事件’和国家的毁灭，此外什么都不谈。”千真万确，那时轰动朝野的“南海气泡”（South Sea Bubble，或称“南海骗局”）刚刚破灭，正搅得全英国鸡犬不宁呢。

南海公司创建于1711年，从一开始就是官方发起的。其最初的设想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长达30年的战争行将结束，政府在和西国媾和时将为该公司争得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做交易的垄断权，而公司则为国家的上千万镑的战争债务支付略高于法定私人借贷利率（为百分之五）的年息。虽然后来两国的和约对这一官办公司并不那么有利，它的生意也算不得怎么红火，但英王乔治一世于1718年亲自出任公司的总督（govennor），人们不由不对它信心大增。1720年，南海公司提出要直接全面经管国债，它表示将把5000余万镑国债中的大半增值后转化为本公司股份，它的提议在议会通过了。一时间草民百姓深信它有秘密的生钱方略，纷纷抢着购买股票或用国债券兑换，公司也乘机大肆发行新股。其股票年初每百镑售价约为128镑，随着投机狂热席卷上下，价格扶摇直上，4月卖到三四百镑，到7月已突破千镑，六个月中几乎涨了七倍，形势如烈火烹油。南海股票的卖价总额高达5亿镑，而当时全英国一年的地租收入据估算超不过1400万镑。此时，明眼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开始抛售，于是立刻引起股票一路狂跌，如江河泻地。到9月时已跌回150镑，12月落到124镑，并连累其他各种股票一起下跌。不到半年，全民的投机狂欢迅速地拆台收场了。待政府最后收拾残局，每百镑股票只能换回30余镑了。

乔纳森·斯威夫特

随之而来的是信用危机。所有的金融票据（包括各种票据债券）都贬值甚至被拒收，公司、商号和企业之间拖欠严重。成千上万的人破产了，1721年破产的人数是1719年的两倍。

“在这举国迷狂的灾难之年，当人们期待着从南海公司捞到甚至远远超过秘鲁财宝的巨额财富，当贪婪如流行病感染了所有人的头脑，当诗人们也个个都渴望着发家致富时”（约翰逊博士语），斯威夫特们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在商海历练已久的笛福1719年就卖掉了自己的一份股，后来没再参与这场投机；但他当时正主持数种与政府有密切瓜葛的报刊，因而自始至终是个活跃的“局内人”。他曾批评说，这些计划、买卖和活动都是些“气泡”，结果没有造成“从事有益的商务的商人，却见大批的托儿骗子和傻冒憨大蒙来骗去”；“卖者是骗子……他收了钱，却什么也没给；买者也是骗子……因他意在骗别的人；他买的是空无，卖的是气泡”。更年轻一茬的文人，如斯威夫特的朋友蒲柏和盖依等则都卷进了投机浪潮。蒲柏总算明智而又幸运，在大灾变来临以前及时地出手了部分股票；贫寒的盖依则因急于一举获得梦寐以求的经济独立，把出版诗集所得的上千镑收入全部投入购买南海股票而又迟迟不肯抛出，结果满盘皆输，落到“赤贫”边沿。他1728年的一部剧本被定名为《乞丐的歌剧》，实属“名”出有因。

远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教长斯威夫特恐怕是受影响最小的人之一，然而连他也感到了这场风波的巨大冲击力和象征意义。因为人们所感受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损失。这是利令智昏的时代，是钱成为中心、一切最终都归结于“钱”的时代。“南海骗局”以最充分、最戏剧性的荒诞形式向世人宣告这一时代的到临：整个事件从官方最初开始策划，到公司运作人一路打通关节，直到全民热情参与，无不是围绕一个“钱”字。投机风潮鼎盛时关于作弊的传言就四下蜂起，事后披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更是触目惊心。下院的调查表明至少有三名大臣和若干议员接受了贿赂并参与投机。辉格、托利两党都有不少人曾在这场骗局中渔利，在公众手中的国债被兑换成股票以前就有价值50余万的股份被两党政客瓜分，从而买到了议会的支持。后来有关的账目和文件被严重破坏销毁，更有一批肆无忌惮的投机者和作弊者借此大发横财，腐败和追逐金钱的狂热成了最触目的社会景象。风波过后，作为政府雇佣文人的笛福表现了顾全大局的精神，协助当局稳定人心，纾解危机；而蒲柏等一干人却因这场搅浑水的闹剧而痛感社会败坏失序、亟待整顿和救赎。恐怕古罗马的贺拉斯和朱文奈尔批评都市文明弊端的讽刺诗正是因为针对这样一种世界图景，才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典范文章。18世纪英国也因此才如巴瑟尔·韦里所说“特别出产讽刺作品”，并得了“奥古斯都时代”之称。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新古典主义文学主张，恐怕不是对井然有序的世界的“反映”，更大程度上倒是对失范而多变的世界的一个应对，是一种追求秩序和和谐的企图。

二

若干年后，画家威廉·霍加思专门作了一幅关于南海事件的讽刺画。画面正中是玩旋转木马游戏的人群，左边有熙熙攘攘的人拥向魔鬼的店铺争相赌一把，右面是一座纪念碑，上刻“此碑纪念‘南海骗局’1720年毁灭本市”。还配有一段诗文，点明主题是“金钱的魔力”：“荣誉和诚实成了罪过／公然遭到来自／私心和邪恶的打击。”这正好和蒲柏在《道德篇·致巴赫斯特》中的愤愤之言相呼应。蒲柏说，“两边”（指辉格、托利两党）都被南海公司收买，社会中上上下下一时全财迷心窍：

终于，腐败犹如洪水铺天盖地

……

将淹没众人；贪欲潜行不止

像雾霭从地面腾起，遮蔽了天日

政治家和爱国者全都玩股票

贵妇人和仆役头儿一同把难遭

此外，他的《仿贺拉斯讽刺篇（第二卷）》和盖依的讽刺诗《致托马斯·斯诺的赞辞》等也都一再明言抨击“南海骗局”。（斯诺是当时众多的兼营钱庄业务的金匠之一，他不失时机地在“南海事件”中兴风作浪，发了大财。）

“钱”自然也就成了诗的主题。《乞丐的歌剧》中的皮彻姆充当了彻底商业化的经济人的代表，这个人物以大名鼎鼎的乔纳森·魏尔德为原型。有关贼党头目魏尔德的案子曾轰动一时，菲尔丁就此写了《大伟人魏尔德传》。剧中的皮彻姆一面为众盗贼销赃，一面和监狱看守等人勾结，出卖那批好汉收取告密费。而所有这些举动都完全出于经济动机，全看当时怎样干收益更高。全剧中除了两个陷入情网的年轻姑娘外，其他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互相出卖，互相算计，正如其中的强盗头子麦基斯所说：“选对时机，用得恰当，钱就无所不能。”

蒲柏说，神谴来金钱，为的是让“傻瓜们耍闹不息”。他的议论有时不失新古典主义的平衡：“它或许能促进商业，发展社会；但也引诱海盗，腐蚀友朋；它聚起军队为国效力，但也收买议员，从而出卖国家。”但更多的时候，他笔下出现的似乎是近乎无奈的展示：

天助纸通货，最后最好的财源

有了它，腐败便能高飞翅展

黄金如添翼，所向皆披靡

国家入囊中，君主呼来去

区区一纸便能把大军调遣

或将议员送往遥远的海岸

如西伯的叶子，一片就能操纵

我们的命运财产，使之摇摆随风

内藏千百隐秘交易和勾当，无声无臭

就卖掉某个国王，或收买一位王后

斯威夫特由于被放逐到了帝国的边缘，所以较少卷入风波本身，但却由此见证了这场金融骗局更深更广的后果，即被压迫者的苦难。当时，爱尔兰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1721年的头几个月里失业、贫困和饥馑日益严重，南海骗局造成的连锁破产使之更是雪上加霜。按斯威夫特的计算，仅都柏林就有超过1600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挨饿。“南海事件”成了当代社会的问题和弊端的一种象征，在他看来，当今的世界被“权术、‘南海气泡’、聚会、歌剧和假面舞会所主导”。这个短短的单子里前两项指的是统治者的政治经济骗术，后三种涉及的则是他们的奢华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斯威夫特个人完成了某种立场的转变。此前他几乎一直在卓有成效地为英国的王室和两党高层政客效力，并一次次指盼得到一个好职位作为回报。此时，这位向来对被“放逐”到爱尔兰耿耿于怀的教长终于开始在他的作品中把爱尔兰人称为“我们”。

耐人寻味的是，斯威夫特在爱尔兰参与各种政治性宗教性事务无不是以笔为工具或武器，又都围绕经济或钱这个中心。他自1707年以后曾一次次代表爱尔兰圣公会向安女王请求豁免上缴初次收益；在多年沉默之后的1720年，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的主旨是号召爱尔兰人普遍使用国货。即使不是对历史的变化和所谓“现代化”有充分的自觉，殖民地的处境显然也使他明白了经济已成为政治、人生和思想舞台上最被关注的问题。《布商的信》（1724年）借一布商之口猛烈地抨击英政府出卖向爱尔兰提供铸币的特权，损爱尔兰大众的利益以肥少数人的私囊。“布商”得到了爱尔兰民众的热烈支持，最后当局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信中满页触目的“钱”字，固然是由于话题决定，但也说明金融问题波及上下民生。《爱尔兰状况简述》（1727年）则首当其冲地力陈对爱尔兰的经济剥削：英国剥夺爱尔兰的出口权、攫取了爱尔兰年收入的二分之一等。在著名的《一个小小的建议》（1728年）中，“建议人”一本正经地论证有钱人食用爱尔兰贫民的婴儿在经济上如何合算，如何有助于解决贫困、饥馑和失业问题等等，以无比辛辣的讽刺笔触鞭笞了造成爱尔兰民不聊生景况的英国统治者。

可以说，在诗人中，唯有斯威夫特由于处境不同，没有止于从道义和道德出发谴责浇漓败坏的世风，而是进一步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政治、经济秩序本身。

三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人们目睹了统治者的腐败、人性的贪婪和不可理喻；另一方面又像“南海气泡”投机过程中的热烈气氛所示，全社会洋溢着不可思议的乐观情绪和勃勃的生机。笛福笔下人物的不间断的积极行动印证着这个时代的活力。蒲柏、盖依及霍加思等人作品中的“狂欢”成分（这在《乞丐的歌剧》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也证实着这一点。斯威夫特的文字虽然如伏尔泰所说，缺一点“欢快”，但其中怪诞因素的使用，想象的自由不拘，亵渎神明的大胆言辞，以至大人国、小人国的构思与民间文学和拉伯雷的《巨人传》的血缘关系，都无不披露了某种深层的狂欢因素。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时代的两面性。他们的作品中使用的夸张手法和如此戏剧性、如此夸张的事态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关系。

但也许更自相矛盾，也更能说明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是，在私人生活中，这些抨击金钱罪恶的诗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已经非常“资本主义”化了。且不说蒲伯是英国第一位在新型出版市场上靠写诗、译诗挣得可观家业的诗人，也不必再提诗人们介入股票投机的事实。就是以“保守”闻名的斯威夫特，虽然在“南海风波”中介入最少，揭发挥斥贪婪物欲和金钱关系最力，但他本人在处理财务、经营家产以及处置和他人的关系时，其方式、态度也都被强大的市场逻辑一脉贯通了。“我请我手下的牧师吃晚餐。”他曾这样记述，“并付给他太太一先令，让她每月两次陪我下一小时的双陆棋。”他不假思索就把共进晚餐、陪伴消闲等都列入了等价交换的范围之内，而且在掂量这些交易时颇为“抠门”。他1733年为仆人制定家规：男仆喝醉，扣工资一克朗；外出超时，每半小时罚六便士；仆人撒谎，扣伙食费一先令，等等。如此量化而又缜密的管理是否简直能让我们的某些当代企业家自叹弗如？在这里，我们恐怕很难把家规看作是斯威夫特的独创，而是应透过它看到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人与人的关系已在何等程度上市场化了。霍布斯在17世纪中叶申明“劳动力是商品”，看来不过是对已经相当通行的社会关系的总结。

对于自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目光犀利的讽刺作家们未必没有相当清醒的自觉意识。有一个关于斯威夫特的小插曲似乎颇能说明这一点。

据蒲柏说，有一天傍晚他和盖依去看斯威夫特。他们一进门，博士就招呼说：二位何故光临？“你们怎么丢下了你们所衷心爱戴的达官贵人，跑来看一个穷教长？”客人答道，较之那些大人物，他们更愿见他。“要不是我知你们甚深，也许就信了这话。”他回话说，“不过，你们既来了，我想我还是得招待你们吃晚饭吧？”客人说他们吃过了。“已经吃过了！不可能，还不到8点呢。不过如果你们没吃晚饭，我总得给你们吃点什么吧。让我想想，我会提供什么呢？两份龙虾？龙虾实在满不错了——两先令；果馅糕饼，一先令。你们虽然提前早早吃过了，但是，就算只为分享分享我的钱袋，也总得和我一起喝杯葡萄酒吧？”客人说他们更愿意和他聊天。“但是，按理你们本该和我一道吃饭，如果吃饭你们就一定得和我一起喝酒了——一瓶葡萄酒，两先令。二二得四，添一作五，每位正好两先令六便士。蒲柏，这是你的半克朗；而这一份是您的，先生。我拿定了主意，决不在你们身上省一分一厘。”他态度严肃郑重，不由客人分说，强迫他们收下了钱。

蒲柏把这作为斯威夫特的“古怪做派”的例证。看来教长让他的朋友也觉得难堪了。但我更愿意把这理解成是精彩的自我讽拟的表演，那么熟悉斯威夫特和讽刺文体的蒲柏、盖依竟没体会到这一点，并有兴致地参与他的“演出”，多少令人感到意外。斯威夫特欢迎朋友的头两句话显然是在开玩笑（虽然调侃中未必没有几分认真），这一点两位客人不会误解，否则他们也就不会登门了。这一段前奏定下了讥讽夸诞的基调，为说话人申请到了小丑装疯卖傻的特权。于是有了后面匪夷所思因而也绝妙无比的算账和付钱。如果联想前边提到的斯威夫特管理仆人的方式和出钱请人做伴的行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对那类举动的夸张的戏剧化的模拟。如果不是金钱关系渗透并主宰万事，便不会有此类的举措；另一面，如果不是对这种事态乃至自己本人的做法都有充分的认识和批评的态度，斯威夫特又何必那么荒诞地当着人面数计“二二得四”。即使朋友们确有为主人节约开支的考虑而斯威夫特不想领这番好意，他也不必仨瓜俩枣地“结算”现金。

斯威夫特冷眼察人看己的讽刺有时激愤得近乎绝望，尖刻得几至荒唐。然而，难道不正是一代代人对生活和世道的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反响和深思，才为我们保留了另外一种眼光、理路和可能的世界图景？只要人们面对的仍是这个从18世纪继承来的“现代”社会，也许就还无法把斯威夫特们的古怪忘诸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