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卑微的开始

勇气就是做你害怕的事。如果你不害怕，就谈不上勇气。

——爱德华·V. 里肯巴克，《纽约时报》，

1963年11月24日

我是乘着二战后的第一波婴儿潮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出生在斯肯索普战争纪念医院的产科，生日是1948年7月27日，狮子座。斯肯索普是个好地方，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八岁。那是一座钢铁城市，也是下流笑话的长期笑料。

我亲爱的母亲在漫长而痛苦的分娩之后筋疲力尽，但是她很高兴有了第一个孩子，从惨烈的产房把我安全带回了家。我这个粉红健壮的儿子，从刚刚张开的肺叶深处发出嘹亮的哭声。

我母亲是一位聪慧的女性，举止文雅，富有爱心，很受大家欢迎。战争期间，她在城里的商业街上打理一家小小的银行。就算其他柜台前面都空着，老顾客们也喜欢到她那里排队，对她倾诉自己的烦恼。我父亲十六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人作战，战后在我们当地的合作杂货店找了一份工作，努力改善一家的生活。那段日子很不容易。

我们当时穷得要命，住的是肮脏的公房，房门号是13号。那种房子的墙上都挂不了画，因为灰泥会掉下来。房子的后院有一间波纹钢板防空棚，我们用来养鹅养鸡。厕所在房子外面。

我的外祖父母就住在街对面。外婆为人亲和，处处护着我，只是身子很弱。外公在炼钢厂工作，战时是我们这一片的防空队员。每到发薪日，他总会带我到厂里领工资。我对厂里的景象着了迷：白热的铁水倒进铸模，男人们戴着扁帽，光着上身，大汗淋漓地往锅炉里加煤，蒸汽列车喷着火焰，在轧钢机和矿渣场之间叮叮当当来回行驶，到处都是飞溅的火星。

外公耐心地教我用硬笔和软笔画画。当我画出烟囱上方的红色夜空、一盏盏路灯和一道道铁轨时，他就坐在一旁抽着忍冬牌香烟。外公一天要抽二十支烟，加上一辈子都在烟火缭绕的炼钢厂工作，实在不利于养生。

1955年，我们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是一只十寸的方盒子，播放画质粗糙的黑白节目，只能收到一个台，就是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大大扩展了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就在那一年，剑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描述了DNA的分子结构。在牛津大学，医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发现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联系。有一档名叫《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Your Life in Their Hands）的节目宣布了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它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消息说，美国的几位外科医生靠一部新机器补好了一颗心脏上的破孔，他们管它叫“心肺机”，因为它能替代心脏和肺发挥功能。电视里的几位医生穿着拖到地面的白大褂；护士们穿着上了浆的考究制服，戴着白色帽子，很少说话；病人以僵硬的姿势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床单都折了回去。

节目里介绍了心脏手术，还说伦敦哈默史密斯医院的外科医生很快也会试着做一台，同样是修补心脏上的破孔。我这个七岁孩子在电视机前看得入了迷，简直像被催眠了一样。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要做一名心脏外科医生。

十岁那年，我通过了本地文法学校的入学考试。这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安静、顺从而怕羞的少年了。老师把我归进了“前途光明”的一类，督促我用功学习。我天生有艺术才能，但这时只能从艺术课上退出，专心主课。不过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我有一双灵巧的手，我的指尖和大脑直接相连。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我和外公还有他的高地梗犬“威士忌”一起到市郊散步。走上一座山丘之后，他忽然停下步子，抓住自己的衬衫领口。他的脑袋垂了下来，皮肤变得惨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像一棵砍倒的树那样瘫软在地上，说不出话来。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恐惧。我想跑去找医生来，但是外公不许。他不能丢掉工作，即便他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只好搂着他的脑袋，直到痛苦平息为止。这次发作持续了30分钟，等他恢复之后，我们才缓缓走回家。

外公的病我母亲早就知道一些。她告诉我，他骑车去上班时，常会“消化不良”。外公不情愿地放弃了自行车，但他的健康并没有改善多少。他的症状更加频繁了，就连休息时也会发作，爬楼梯时发作得尤其厉害。他受了寒气胸口就不舒服，于是我们把他的旧铁床搬到火炉跟前，还把便桶放进屋里，省得他还得往外走。

他的脚踝和腿肚都因为积液而肿得厉害，必须穿更大的鞋子，每次系鞋带都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那时起，他变得不太外出，只在床和火炉前的一把椅子之间挪动几步。我常常坐在他身边，给他画几张素描，好让他的心思从这恶劣的症状上分散一会儿。

我到今天还记得11月那个阴沉潮湿的下午。那是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前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外祖父母家的屋外停着一辆黑色的奥斯丁希利。那是医生的车，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透过水汽凝结的前窗朝屋里张望，但窗上拉着帘子，于是我绕到屋子背面，从厨房门口悄悄走了进去。我听见了抽泣声，心沉了下去。

起居室的门半开着，透出昏暗的灯光。我定睛朝里望去，只看见医生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只注射器。我的母亲和外婆站在床脚，搂紧彼此。外公面如死灰，胸口不停起伏，脑袋向后仰着，嘴唇发青，鼻子发紫，里面滴出发泡的粉红液体。他痛苦地咳嗽一声，喷出带血的泡沫，溅落在床单上。接着，他的脑袋歪到一边，睁大眼睛注视墙壁，目光落在写着“祝福这一家人”的海报上。医生在他的手腕上搭了搭脉，然后轻声说：“他去了。”一股平静与释然的氛围降临房间。痛苦结束了。

死亡证明上说死因是“心力衰竭”。我避开大人的视线，悄悄走进外面的防空洞，和小鸡坐在一起，悄悄地崩溃。

那之后不久，外婆诊断出了甲状腺癌，肿瘤开始封堵她的气管。医学上有个术语叫“喘鸣”，专门描述肋骨和膈肌努力将气体送过狭窄气道时发出的嘶嘶声，我们听见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她去了六十多公里外的林肯医院接受放射治疗，然而射线烧坏了她的皮肤，使吞咽更加困难。医生建议给她做气管造口术，这给了我们一些希望。但是手术开始之后，医生却发现气管变窄的面积太大，无法在下面找到造口的地方。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挣扎，直到死去。要是他们允许她使用麻醉安乐死就好了。在这之后的每天晚上放学后，我都会坐到她身边，尽我的努力让她舒服一些。很快，阿片类药物和二氧化碳麻醉模糊了她的意识。她在一天夜里安详地走了，死因是大面积脑出血。外婆终年六十三岁，是我的祖父母辈中最长寿的一位。

我十六岁那年在炼钢厂找了份工作，学校放假时就去上班。但是，一次卸料车和拉铁水的柴油火车相撞之后，他们就解雇了我。我发现医院在招临时搬运工，就争取到了一份手术室里的搬运工作。手术室里分成几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每一个都需要好好对待。病人们穿着病号服，为准备手术而禁食，战战兢兢，缺乏尊严。对待他们就要和蔼友善，安慰尊重。年轻护士友好风趣。年资较高的护士自大专横，公事公办，对我的要求是闭嘴听话。麻醉医生不喜欢等别人。外科医生态度傲慢，眼里根本看不到我，至少起先是这样的。

我的一项工作是将麻醉了的病人从推车搬上手术台。我事先总要读手术清单，了解每个病人接受的是哪类手术。然后，我会调整上方的手术灯，使灯光正好照在切口上（作为画手，我对解剖很感兴趣，也知道一点各个器官的位置）。渐渐地，外科医生们开始注意我，其中几位甚至问起我的兴趣。我告诉他们有一天我要当心脏外科医生。没过多久，他们就允许我参观手术了。

我很喜欢在夜里工作，因为急诊病例多：有人断了骨头，有人破了肠子，还有人动脉瘤出血。动脉瘤出血的病人大都死去了，护士为他们清洁遗体、穿上寿衣，我负责把他们从手术台上抬起来，放到铁皮太平间推车上，每次都发出“扑通”一声闷响。然后我再把遗体推到太平间，堆进冷库。我很快就熟悉了这份工作。

我第一次去太平间，免不了是在死一样寂静的夜里。那是一幢没有窗户的灰色砖楼，和医院主楼是分开的。老实说，想到里面的东西我还是怕的。我转动钥匙，打开了那扇沉甸甸的木门，门后面就是太平间了。我进了门，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灯的开关。幸好事先领了一只手电筒，我壮了壮胆，跟着摇晃的光柱走了进去。

手电在黑暗中照出绿色的塑料围裙，锋利的器械和光亮的大理石地板。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至少我认为死亡的气息是这样。终于，手电照到了一个电灯开关，我打开了头顶的几盏氖灯。这并没有让室内的气氛轻松多少。我看见墙上有许多方形的金属门堆叠起来，从地板一直排到天花板——这就是冷库了。我需要找一只冰柜把尸体放进去，但不知道哪一只是空的。

有的门上插着一张硬纸卡片，上面写着人名，我心想那里面一定是有人了。我找了一扇没有名字的门，扭动把手，但里面赫然现出一个裸体的老太太，身上盖着一条白色亚麻被单——一具无名尸体。真倒霉。我又试了第二层的一扇门。这回运气不错，里面是空的。我拉出滑动的铁皮托盘，把吱吱作响的升降机推到带来的尸体旁边。这东西要怎么操作才能不让尸体掉到地上？用皮带、手摇柄和一把蛮力。我放好尸体，然后把托盘重新推进冰柜。

太平间的门还敞开着——我可不想被独自关在里面。我快步出门，推着吱嘎作响的推车回到医院主楼，准备去装下一位“乘客”。我心想，病理学家可真不容易：要在那种环境里度过一半的职业生涯，在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挖出死者的内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我哄一个老太太病理学家让我旁观了尸检过程。虽然我之前就见过病人被手术弄得面目全非，或者遭受可怕的重创，但是一开始旁观尸检还是令我不太适应：一具具年轻的年老的尸体从喉咙切到耻骨，内脏掏空，头皮从左耳切到右耳，拉下来盖住面部，就像一只只剥了皮的橘子。一把振动骨锯锯开颅骨，仿佛敲破一只煮熟的鸡蛋。接着，一个完整的人脑就暴露在我的眼前。这一团柔软的、灰色的、布满褶皱的东西，它是怎么支配我们人生的呢？这样颤巍巍的一团胶体，外科医生又到底是怎么给它动手术的呢？

我在那间昏暗荒凉的解剖室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明白了人的身体是何等复杂，生与死的界限是何等微妙，病理学家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冷静超然。病理学是容不下感伤的。他们对死者或许有一丝同情，但对尸体的亲近是绝对没有的。我却在心里替来这里的年轻人难过：那些婴幼儿和少男少女，有的得了癌症，有的心脏畸形，他们有的注定要度过短暂而痛苦的一生，有的因为一场悲惨的事故而突然丧命。看见一颗心脏，你要忘记它是爱和奉献的源泉；看见一个脑子，你也不要把它视为灵魂的容器。忘记这些，统统切开。

很快我就能辨别尸体上一些常见的迹象：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瓣膜，切开的主动脉，还有扩散到肝脏或肺部的癌细胞。烧焦或腐烂的尸体气味很坏，这时就要在鼻孔里涂满维克斯软膏，好让嗅觉神经轻松轻松。在所有死因里，我觉得自杀是最令人伤心的。我把这个感想说给老太太听，她叫我“要做外科就要克服这种想法”，还说等我到了可以喝酒的年龄，心里就不会这么沉重了。我注意到酒精是外科医生放松消遣的首选之一，这一点在他们夜间急诊的时候尤其明显。然而我能说他们不对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考进医学院。我在学业上并不出色，数学和物理都念得很辛苦。在我看来，这两门学科才是测量智力的真正标杆。不过我生物学得很好，化学也过得去。最后我通过了好几门考试，都是些从来用不上的学科，像是拉丁文和法国文学、附加数学和宗教研究之类。这些我认为都是努力的结果，和智力无关，但也正是努力让我得以搬出公房。另外，在医院打杂的这段时间也开阔了我的眼界。我还没有出过斯肯索普，就已经了解了生命和死亡。

我开始在医学院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每到学校放假就回医院兼职。我当上了“手术部助理”，成了一名清理血液、呕吐物、骨屑和粪便的专家。这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我意外收到了剑桥一所著名学院的面试通知，一定是有人替我说了几句好话，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剑桥的街道上满是生机勃勃的年轻学子，他们穿着长袍，用私立学校的口音大声交谈，个个看上去都比我聪明得多。教授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戴着眼镜和学位帽，骑车经过卵石铺成的路面，去学院晚餐会上喝了葡萄酒再喝波特酒。我一下想到那些浑身污垢的炼钢工人，他们戴着扁帽，围着围巾，在灰霾中沉默地骑车回家，晚餐只有面包和土豆，饭后或许喝一杯司陶特黑啤。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面试官是两位杰出的研究员，面试地点是一间四壁镶着橡木的书房，窗外就是学院里最大的方院。我们都在磨得很旧的皮革扶手椅上坐下。面试氛围相当轻松，没有人谈到我的出身。我满以为他们要问我“为什么想学医”，结果根本没问，我白准备了。他们倒是问了我为什么美国在不久前入侵越南，有没有听说美国士兵可能患上什么热带病。我不知道越南有没有疟疾，于是答了“梅毒”。

这让气氛热络了起来，尤其当我说这对健康的危害或许比不上燃烧弹和子弹的时候。他们接着问我，雪茄烟会不会是丘吉尔死亡的原因（那时他刚刚过世）。我对吸烟的话题早有准备，于是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大串：吸烟会导致癌症、支气管炎、冠心病、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烟民的尸体在解剖室里有什么样的特征。“问我看过尸体解剖吗？看太多了。”我还在解剖后清理过脑子，肠子和体液。“谢谢。”他们说，“我们会在一两周后通知你结果。”

接着我又给叫去了查令十字医院，它坐落在河岸街上，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和科文特花园之间。建立这家医院的初衷是服务伦敦中部的贫苦市民，它在战时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很早就到了，但面试是按姓氏字母排序的，所以我照例又是最后一个。我焦虑地拨弄着大拇指，打发漫长的等候时光。一位和蔼的护士长用茶水和蛋糕接待面试者，我和她礼貌地交谈了几句，问了问医院在战争期间的情况。

面试在医院的会议室里举行。我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另一头坐着总面试官，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来自名医云集的哈利街，身上穿一件晨礼服。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以脾气暴躁闻名的苏格兰解剖学教授，系列剧《医生当家》（Doctor in the House）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我挺起腰杆坐在一张直背木椅上——这里可容不得松松垮垮的坐姿。他们先是问我对这家医院有多少了解，我答得很好——这要感谢上帝，或者刚才的护士长，也可能两位都该感谢。接着他们又问了我打板球的纪录如何，会不会玩橄榄球。问完这些，面试就结束了。我是今天最后一个面试对象，他们早不耐烦了，对我也没有掩饰。

我在路上闲逛着，经过市场上花花绿绿的摊位和繁忙的酒馆，走到了科文特花园。这里众生云集：流浪汉、妓女、街头艺人、银行业者、到查令十字医院就诊的病人，各色人等会聚；黑色的出租车和鲜红的伦敦巴士在河岸街上穿梭往来。我在人群和车流间漫步，不经意走到了萨伏伊酒店的气派大门前。我不确信自己有没有胆量进去——当然，我身上穿着面试的正装，头上涂了百利牌发乳，模样应该够精神了。正在犹豫之际，那位一尘不染的看门人替我做了决定。他把旋转门一推，一声“先生，请进”将我迎了进去。这是接纳的标志。我从斯肯索普一脚踏进了萨伏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