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 - 绪论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经从发生到不断被知识化、学科化的发展过程，成绩斐然。下面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以及当下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学科的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源于制度环境和民间资源、作家队伍及其话语模式的建立两个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产生，基于少数民族的确立，而这又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现代民族国家与具有国家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以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决定了作为民族国家想象方式的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必然被纳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成为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策应”。因此，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是经过国家识别后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的总称。

基于此，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在民间资源挖掘、作家队伍整合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模式建立中产生。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发现贯穿了整个20世纪，历经从地方到全国、由点及面的规模与范式。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钟敬文、闻一多、凌纯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搜集、整理南方少数民族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各省区分会作为主力和组织者开展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就是这一时期发掘而出。从1958年的新民歌采风运动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编写少数民族“三选一史”（《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选》《少数民族民间歌谣选》《少数民族文学史》）到1978年以后空前活跃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活动（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丛书”故事和歌谣两个系列），再到2009年发掘的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跨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欣欣向荣。对于作家文学，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视域下，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纷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本民族与新中国命运的紧密相连，创作了一批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题的作品。例如锡伯族文学正是通过对国家政治地理、历史革命、国家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兄弟民族友好关系以及自然地理风情的赞颂，表现自身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多民族文学情怀。同时，民族国家也积极推进作家由民族作家向人民作家身份的转换。如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摇旗呐喊，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的确立。

在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民间话语和作家话语在进入国家话语过程中存在矛盾关系，“民间”和“个人”这两者与民族国家之间呈现出两组置换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模式”的建立，即民族国家话语对民族民间意识话语的一种覆盖和作家话语在进入民族国家话语中的一种升华。简言之，民族民间思想意识会部分消解在民族国家话语中，作家文学的个人思想意识会比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更具思想艺术性。

至此，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合法性地位后，国家知识范畴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知识体系当中获得合法和应然地位，然后通过学科化进入国家教育体制。这就是在知识化和学科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20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末，已经出现包括55个民族的族别文学史、7部综合类通史、7部断代史、2部涵盖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通史、2部专题研究史著作。这些成果已经构成了族别、综合史论、专题三个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知识体系。我们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凡是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何种题材、体裁、主题，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从知识化走向学科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学科命名、学术机构的建立和走进高校教育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化的三种表现。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下属8个二级学科之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到随后省级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群众性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等的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步入正轨。同时，以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各高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逐层设置，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

这样，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学科化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分置格局，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学无法有机融入中国文学中。对此，学界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行了反思。面对传统“中国”观念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事实的遮蔽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在各大综合性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中的缺席这些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学界开始倡导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力图打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中国文学学科的壁垒。以邓敏文、李晓峰、关纪新、刘大先为代表的学者纷纷撰文、著书或主持科研项目致力于此。李晓峰、刘大先指出，多民族文学史观就是要打破“中国文学史即汉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即汉语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强调多民族的、多语种的、多样式的文学史。当然，打通中华多民族文学民族、语种、地域等各处血脉，这无疑任重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这需要一辈辈学人不断探索。

（二）母语文学备受关注

整个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多语种的文学。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母语文学的在场并且良好的发展状态促使学界不断探索“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种观念的正式提出，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发展。目前，中国56个民族中54个民族有本民族语言，23个民族有本民族文字；11个民族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其中新疆占有6个民族，锡伯族是其中之一。总体上看，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集中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壮族、景颇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对于母语文学创作园地情况，毕桪在《关于母语文学》提供的一些数据对此给予比较乐观的回应——我国现有99种少数民族报纸，用13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其中维吾尔文36种，蒙古文18种，藏文16种，哈萨克文11种，朝鲜文8种，傣文2种，傈僳文2种，壮文1种，柯尔克孜文1种，彝文1种，锡伯文1种，景颇文1种，载瓦文1种。我国现有223种少数民族期刊，用10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其中维吾尔文72种，蒙古文58种，藏文28种，哈萨克文35种，朝鲜文20种，柯尔克孜文3种，傣文2种，彝文2种，壮文1种，景颇文1种，锡伯文1种——“置民族母语文学而不顾，却奢谈所谓少数民族文学，显然是舍本求末的空谈”。而对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研究情况，却是与其存在状态很不对称的一番情形。李晓峰论证以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萨克族为首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写作缺席于中国文学史知识空间、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空间、中国文学传播空间的岌岌可危境况，进而强调“各民族母语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汉语文学写作共同”缔造“世界文化文学中的中国意义与中国形象”，用精确的数据、翔实的材料向我们展示出前辈对母语文学境地的痛心疾首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情怀。“几乎每一个具有母语文学书写传统的民族，都形成自己民族的作家群”，“各民族母语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乃至对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意义，终有被认知和被证明的一天”，这是学者个人的期望，也是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

目前为止，锡伯族母语文学的研究，仍然以为数不多且零散的论说形式出现在诸多锡伯族文学研究者的著述中。这正是笔者对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做整体研究的动因。

二、研究现状

清代康熙年间，包括《旧满洲档》《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老档》在内的满、汉文官方史书及档案文献，地方史志、民间游记、家族谱牒，诸如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石碑碑文、辽宁凤城市蓝旗乡吴氏墓碑和白旗乡王家村何氏墓碑等保存完好的碑刻，以及蒙古文史料等文献中都有关于锡伯族的记载。

现代意义上的锡伯族文化研究始于清代晚期。19世纪80年代，俄国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拉德洛夫曾收集了锡伯族13篇民间故事和5首民歌。俄国学者克罗特科夫于1898年设立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克罗特科夫档案室”，存有一些关于锡伯族萨满教、民歌、文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资料。20世纪初（1906—1907），俄国学者穆伦诺夫茨基收集了大量锡伯族词汇、民间故事、民歌等方面的资料。而后华沙大学东方语言学家卡鲁仁斯基教授以这些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于1977年出版《伊犁锡伯族语言资料、民间文学集》一书，其中收集有80个故事和100余首民歌。这成为各国学者研究锡伯族、满族语言和民间文学必备的原始资料。1992年，意大利满学家G．斯大里与塔特雅娜·A．潘将长期流落海外、于光绪三年（1877）用满文抄录的《萨满场院书》及其德译文公之于众。这部萨满神歌共600余行，是锡伯族萨满教珍贵的资料。

在国内，1956年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当代学者开展对锡伯族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从1963年《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到以此为基础的1986年肖夫执笔的《锡伯族简史》，不断完善、修正的史料为锡伯族族源、历史、习俗、语言文字、文物古迹、宗教、经济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源。伴随中国锡伯族档案史料的逐渐发掘、整理和出版，国内对锡伯族的研究热潮掀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取得历史性突破。与此同时，锡伯族文学研究也取得长足发展。以下从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总体的文学发展四个方面对锡伯族文学研究成果作出梳理：

第一，锡伯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取得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锡伯族谚语》和《锡伯族情歌》拉开了锡伯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十卷本《锡伯族民间故事》（锡伯文）先后出版；这期间，金炳喆、何玉秀编译的《锡伯族民间故事》和忠录主编的《锡伯族民间故事选》同样丰富了锡伯族民间文化遗产宝库。21世纪初，关宝学主编的《锡伯族民歌集》《锡伯族民间故事集》《锡伯族谚语集》三部民间文学作品集是锡伯族民间文化得以挖掘、整理的重要成果。世纪之交，佟中明、承志、王凯丽、赵洁、佘吐肯等学者对民歌的社会功能、语言特色、民俗特质、内部不同类型的特点比较等问题予以关注。

第二，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并行推进，是锡伯族作家文学研究取得丰厚成果的体现。

著名作家郭基南和著名叙事诗《西迁之歌》是锡伯族作家文学个案研究的主要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黄川、吴克尧、何坚韧、黄向群等学者对郭基南的生平及其创作皆做过评述，总结其文学创作之于锡伯族文学史的重要贡献。此外，老一辈创作者柏雪木、哈焕章、高风阁与新一代作家、诗人赵春生、阿苏、傅查新昌的创作特征也受到学者关注。学者对《西迁之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佘吐肯、赵志强、吴元丰对其进行评述以及关丽萍、仲高对其进行多角度阐释等方面。此外，对于清代散文《来自辉番卡伦的信》，永志坚基于自己的翻译、考察，在作者、内容和创作背景等方面有了新发现；韩育民、佘吐肯对《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及其音乐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

锡伯族文学的整体研究包括断代作家文学研究和作家群体研究。张凤武、贺灵分别对锡伯族古、近代作家文学的内容和特点作出细致梳理，佟中明对新疆锡伯族当代中青年作家群的汉语创作进行了评述。

诗歌是锡伯族作家文学重要的创作分体。贺元秀是对锡伯族文学、诗歌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在锡伯族第一部文学史《锡伯族文学简史》中，贺元秀对诗歌历史的梳理占有很大篇幅：民间叙事诗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作家诗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锡伯族诗歌创作在国内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锡伯族诗歌研究由以个案为研究对象慢慢拓展到整体研究。锡伯族诗歌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清代锡笔臣《离乡曲》、近代郭基南的创作与当代管兴才、阿苏的创作上。1995年，赵志强、吴元丰对锡伯族著名叙事诗《西迁之歌》作者管兴才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内容、思想、艺术形式、历史价值作出全面评述。1996年，仲高对满文民歌《告别盛京》、汉文诗歌创作《离乡曲》、民间叙事诗《西迁之歌》所构成的“西迁歌”诗歌现象予以关注，认为“西迁歌”是锡伯族的精神家园；同时他倡导从语言角度介入“西迁歌”诗歌现象研究，比如对西迁诗的语言结构及其意义单元、从口语到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从词汇到句式的演化等问题的讨论。1998年，吴孝成、佘吐肯对郭基南创作作出述评，尤其对他精湛的汉文、锡伯文创作技艺予以高度评价。1999年，黄向群撰文提出，郭基南早期诗歌创作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和现代新文学的继承和发扬。2005年、2011年，贺元秀与夏雨、吴孝成与翟新菊分别撰文总结阿苏诗歌创作的忧郁性特质，对其诗作中“牛录”意象予以美学阐释，指出“乡土”是其创作的底色。锡伯族诗歌整体研究主要体现在，以张凤武和贺灵为代表的学者从2000年开始关注锡伯族诗歌的断代发展及其特征。2000年，贺灵对锡伯族近代诗歌创作予以整体论述，张凤武对锡伯族古代诗歌的创作意识和历史文化底蕴进行透视与评析。2005年，贺元秀首次对新时期新疆锡伯族诗歌进行分门别类，并概括其主要特征。2011年，夏雨撰文指出，新时期锡伯族诗歌创作呈现出明显现代性和多元性特征。可以看出，一方面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不论是个案还是整体，学者对锡伯族诗歌的关注已经出现“史”的研究趋势；另一方面，锡伯族诗歌研究大体上仍是一些描述性研究，大多是对作品的整理和对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没有形成体系性、问题意识研究。

第三，学者开始尝试锡伯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研究。

继2013年王志萍以“性别书写”视角考察锡伯族文学后，吴晓棠于2014年撰文尝试将锡伯族民间文学的女性形象的原型与锡伯族现当代女性创作勾连起来，从而说明女性之于锡伯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很明显，这开辟了锡伯族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第四，学者积极探索锡伯族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关注“双语”创作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丁子人、张跃、郭基南、何坚韧、贺灵等学者陆续地着眼于民族文化交流中锡伯族文化、文学总体发展格局与发展规律的探索。2011年，祁晓冰、杜秀丽以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为切入点，对锡伯族文学研究成果作出整体而细致的述评，并指出锡伯族文学研究存在作品翻译困境、研究队伍单薄、批评方法传统单一的问题。2013年，贺元秀将新时期锡伯族文学研究整体纳入锡伯族文化研究的框架下，既打开了俯瞰文学研究成果视野，也补充了2011年至今锡伯族文学研究的新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锡伯族学者对翻译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等作品汉锡对照版的出版；二是学者对锡伯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及文学古籍文献的挖掘、整理，如贺灵主编《锡伯族濒危朱伦文化遗产》（锡伯文）在201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贺元秀《论新疆锡伯族文学古籍文献》一文刊发于2012年《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三是锡伯族作家文学个案研究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如冯庆华对傅查新昌长篇小说创作的研究。

“双语”创作，是锡伯族重要的文学现象。在锡伯族文学研究中，最初明确提出“双语”这一问题的学者是佟加·庆夫。在《双语与锡伯族文学创作》中，他认为“双语”是锡伯族创作文学的主要手段，并呼吁更多、更高品位的双语作品问世。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锡伯族作家、诗人开始转向汉语写作。而佟中明恰巧就在稍后几年系统讨论了新时期锡伯族文坛上出现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汉语作品的风格、思想、题材的共性与特性。最早整体研究锡伯族诗歌的学者是贺元秀。他在《论新疆锡伯族诗歌创作特征》一文中指出，诗歌是新疆锡伯族文学的主要样式，也最具民族特色；诗歌具体表现在民歌、西迁诗、卡伦诗、萨满诗、念说诗、牛录诗、双语诗和新潮诗这八类诗歌的创作上。在这里，贺元秀教授采取了广义的诗歌定义，将民间歌谣与个人创作的诗歌兼而论之，全面展示了新疆锡伯族文学中诗歌分体创作样貌。他首次把“双语诗”作为一个诗歌类型专门划分出来论述，并肯定双语诗取得的成绩。同时，他提到的西迁诗、萨满诗、念说诗都是锡伯族特有的文学种类，某种程度上隶属于母语文学。贺元秀教授的研究给予笔者一定的启发。笔者在搜集、整理锡伯族诗歌作品时，将民间集体创作和文人创作分开，然后根据统一的标准（比如内容、风格）分别对其进行层级分类。

进而言之，锡伯族文学研究中并未出现系统的母语文学（或某一分体）研究样态，但母语文学研究一直零散地渗透在个案研究中。比如民间文学中的西迁歌、萨满歌、念说诗很大程度上都是母语作品。根据仲高的考察，以锡伯族西迁历史为素材的满文大型民歌《告别盛京》、汉文抒情创作《离乡曲》、锡伯族民间叙事诗《西迁之歌》三者构成了锡伯族文学、文化独特的“西迁”现象，成为锡伯族后世文学取之不竭的源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是锡伯族母语文学（诗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成果。

总结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锡伯族文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译介、评述锡伯族文学史料、创作是研究主流。

第二，研究中日渐凸显问题意识，比如文化交流、互动问题，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问题。

第三，对于作家文学而言，研究方法依赖于社会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

第四，母语创作研究缺失。

这四点是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伴随2010年《锡伯族文学简史》和2014年《锡伯族文学作品选》的问世，可以说锡伯族文学才开始正式走向21世纪的勃兴。文学史料的搜集、挖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是锡伯族文学研究的重心，所以文学史料的译介、评述作为一种主流研究形式自在情理之中；进而，研究方法就会显得比较单一，即偏重于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方法。对于已经成熟的译介成果（如《西迁之歌》），学者会更关注其背后掩藏的理论问题与可能的多种研究方法。作为最能体现锡伯族特色的文学形式，母语诗歌创作在锡伯族文学研究中的整体缺失意味着其自身被整理、译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锡伯族母语文学（诗歌）研究仍然未能系统地走进学者眼中。郭基南是锡伯族文学史上以双语进行创作的重要作家，他的创作在锡伯族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主要收录在《心之歌》《诗集》《诗歌选集》中的母语诗歌作品，一直未能受到学者关注。不管是在民间文学方面还是在作家文学方面，锡伯族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学者的个案研究上。锡伯族民间文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为笔者进行母语诗歌作品研究提供了借鉴，并引发一些思考——在民族语言艺术表达中探究其源流、传统、情感，从而找到既能科学地走进并反思历史又具现实意义的学术生长点。比如，农耕文明背后的文学价值，母语在民族社会中的表达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作家文学方面的已有成果集中于作品的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基础资料的平面介绍，为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提供译介及其评析式的范本。所以，系统译介母语作品并把握其特征、规律，从而管窥锡伯族自身文化传统的文学架构、文明积淀、历史使命，这已经是一种适宜的应然选择，而且是一种迫不及待的选择。

可以说，以文献阅读和诗歌作品（笔者搜集到的近706篇短诗）的本体阐释为核心，综合运用文献、文本分析与统计方法反映当代锡伯族母语诗歌生境、特征及其意义，相应形成基于诗歌本体研究语音、语意、语象的三维讨论，具体指向诗歌的韵律、主题与风格、意象三个层面，是一项兼具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看出，整个锡伯族文学研究工作较为单薄，尤其是部分书面创作者以及民间文人基于搜集、整理的创作与翻译工作比较滞后。母语文学（诗歌）是新疆锡伯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出的极具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之一。笔者对其进行整理、翻译、评析以及美学批评、社会历史考察，这对丰富少数民族文学宝库、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翻译在一定意义上是再创作。笔者将部分重点诗作翻译成汉语诗歌，第一手、第二手文本材料并行，某种程度上创作与研究并重，这具有原创意义。同时，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是锡伯族传统文化血脉的语言艺术表达，也是中华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独特样式的呈现，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母语诗歌作品对研究新疆历史文化变迁中的锡伯族文学、文化立场具有重要意义，对考察边疆地缘文化、多元民族问题、多元语种问题的发展和变迁具有积极意义。这些母语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边疆多元文化的发展，见证了新形势下国家话语中边疆文艺建设的发展轨迹。

此部分内容参见李晓峰、刘大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201页。
参见汪立珍：《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建设回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钟进文：《关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见《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和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90周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毕桪：《关于母语文学》，见钟进文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毕桪：《关于母语文学》，见钟进文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李晓峰：《不在场的在场：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处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李晓峰：《不在场的在场：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处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年第5期。李云霞：《锡伯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贺元秀：《论锡伯文化研究》，见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编：《锡伯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苏德善：《在波兰出版发行〈伊犁锡伯族语言资料、民间文学集〉一书的曲折经历》，《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73页。对此，佘吐肯在《锡伯族民间文学传到欧洲去的始末》（《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81-82页）一文中也做了说明。
仲高等：《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金炳喆、何玉秀编译：《锡伯族民间故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忠录主编：《锡伯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关宝学主编：《锡伯族民歌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关宝学主编：《锡伯族民间故事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关宝学主编：《锡伯族谚语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也有译为“辉番卡伦来信”，见贺元秀主编：《锡伯族文学简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贺元秀主编：《锡伯族文学简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吴晓棠：《从女性形象到锡伯族女性文学创作》，《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祁晓冰、杜秀丽：《锡伯族文学研究综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冯庆华：《选择的延宕——论傅查新昌长篇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佟加·庆夫：《双语与锡伯族文学创作》，《满族研究》1995年第1期。
佟中明：《论新疆锡伯族用汉语创作的当代中青年作家群》，《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贺元秀：《论新疆锡伯族诗歌创作特征》，《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仲高：《西迁歌：锡伯族的精神家园》，《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第103页。
贺元秀主编：《锡伯族文学作品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郭基南：《心之歌》（锡伯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文室编：《诗集》（锡伯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郭基南等：《诗歌选集》（锡伯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韦勒克、沃伦二人认为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源自声音层面（节奏、韵律等）、意义层面（语言结构、文体风格等）、表现的事物层面（意象、象征等）。笔者根据研究对象特点，依韦勒克、沃伦二人观点做此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