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赋”（一）

本文所言之“赋”，乃是“辞赋”之“赋”，是指古代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应当说是我国所独有的。

最早提到“赋”的，当是《诗·周南·关雎序》：“所谓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这里所说的赋，只是诗之所谓六义中的一义，与比、兴同列。历来解释很多，大致意思是：铺陈其事曰赋（见《辞源》）。六义中的赋，不是指一种文体，而是指我们的古人常用的一种写作方法，或者说修辞手法。

最早指出赋是一种文体，而且指出它的产生也是渊源有自的，是汉代的班固。他在《两都赋》前面《序》的开头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接着两句，“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于是赋就产生了。“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其中“雍容”一词，似可用来描述赋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即铺陈描写。

《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登高能赋之赋，是一个动词，指作赋。所作之赋，不可歌而只供朗诵，这说明赋的又一个特点，它和诗不同，诗是可歌的（指当时），赋是不可歌的。

《毛诗正义》云：“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这说的是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只直陈其事，不譬喻（没有隐喻寄托）。

到了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在《情采》篇中说：“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他把“六义”之赋，与文体之赋联系起来，并且说明了赋与诗的区别：赋重在铺陈描写，所谓“淫丽”，所谓“烦滥”，大约即指此而言。我们只要看一看汉代的所谓大赋，包括上文说到的班固的《两都赋》，大概就不难体会到赋作为文体的这一特点。

宋代的朱熹在《诗集传》中这样解释“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他说的是赋、比、兴之“赋”，但正好道出了作为文体之赋的两大特点：一、敷陈其事；二、直言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宾于在他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就直书：“赋之所以为赋，应有两个条件：一，从其命意上说，则贵直陈；二，自其形式上说，则贵铺张。”

赋自诗出，分流异派，“六义附庸，蔚为大国”（刘勰语）。其创始者，论者以为，一为北派的荀况，一为南派的屈原。而荀况虽为赵人，但后适楚，为兰陵令，其著述亦多撰于晚年居楚时，是否可以说，始作“赋”者，应都属南派？

《汉书·艺文志》载荀况有赋十篇，今《荀子》一书，有《成相》一篇、《赋篇》（分咏礼、知、云、蚕、箴）一篇，论者以为即是早期之赋。

楚辞亦称楚骚、骚体赋，屈原作品称屈原赋或屈赋，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即有此称名。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当不可歌，但寄托遥深，《九歌》则应是可歌的。刘勰区别诗、赋特点，“为情造文”“为文造情”云云，在屈赋并不明显。但屈赋中天上地下、东西南北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也是人们认屈赋也是赋体的源头，屈原亦为赋体之创始人的原因。而且，由于荀况在楚著书时代比屈原略晚，论者有的甚至认为荀况之作还受到屈原骚体赋的影响。（参见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

赋作为一种文体，涵盖面广，变化也多，约而言之，主要可分作两类，一曰骚赋，一曰文赋。骚赋以楚辞中屈原《离骚》《九章》、宋玉《九辩》为代表。从结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看，它们都是一种抒情诗体，只是或两句中上句句末带“兮”字（或“些”字），或句中带“兮”字，与不带“兮”字的诗有所不同。故今人也把它们称为诗，古人则称为“骚”，或称为“辞”，或称为“骚赋”。骚赋由楚地民歌发展而来。论文体，骚赋近于诗。

以相传为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为代表，传为宋玉所作的《风赋》《高唐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荀卿的《赋篇》等，属于另一种。这类赋基本上是一种有韵的文，所以可以统称其为文赋。其直接源头当是战国纵横家的说辞和诸子中的问答体。东汉以后产生的骈赋和唐以后形成的律赋，以及唐宋以来兴起的新的赋体，皆应归入文赋。论文体，文赋近于文。

赋，依其体制规模，又分作大赋、小赋。像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那样大规模地描写大国都会、宫廷苑囿，排比堆砌，铺张扬厉，人们习惯称之为大赋，或曰宫廷大赋；而将宋玉《风赋》、贾谊《吊屈原赋》、张衡《归田赋》这一类形制短小，描写对象具体而微，或只是抒写个人怀抱的，称作小赋；或者与宫廷大赋相对，称作民间小赋。

刘勰《文心雕龙》说到赋时，有“兴楚而盛汉”的说法。所谓兴于楚，无论骚赋还是文赋，都是产于楚地，屈原、宋玉不必说；就是北人荀卿，也是适楚后才作的《赋篇》。所谓盛于汉，《昭明文选》即以汉赋开篇，选赋多至十九卷，且多为汉赋。后人多以汉赋与唐诗、宋词等并提，所谓“文章一代有一代之胜”（清焦循《易馀龠录》）。汉赋也得到了近代的大学者王国维、章太炎诸人的宣扬和推崇。汉赋多为文赋。《文选》另有“骚”部，收录骚体作品。赋也就离诗愈远，而离文愈近了。但仍然是“不歌而诵”的韵文，这应当是赋语言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汉代大赋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甘泉》《解嘲》、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为代表，马、扬、班、张，称为汉赋四大家。对于这些体制博大、铺张扬厉，以堆砌辞藻、罗列名物为能事的宫廷大赋，现代的读者读起来，可能一是望而生畏，二是味同嚼蜡，而难以卒读。但是这些大赋，反映了一种阔大的境界和磅礴的气概，有助于今天认识两汉极盛时期的自然和社会情形，以及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是后人认识汉代社会形态的形象教材，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

汉赋以宫廷大赋为代表，并不是说这类大赋是赋的极则或最高成就。尽管当时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对这类大赋推崇备至，所谓“洛阳纸贵”；而用今天欣赏文学作品的观点看来，虽然排比堆砌了不少名词和形容词，但这类大赋并没有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也没有能很好地发抒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见证。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长门》三赋，有大型文赋开创之功，后人要写出那样的大赋，恐怕也还不是那么容易呢。

汉代后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赋体文学持续发展，表现出新的特色，取得了新的成就。特色之一就是抒情赋的大量出现。像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如曹植的《洛神赋》、潘岳的《哀永逝文》、陶渊明的《闲情赋》；抒发个人离情别恨的，如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哀悼逝者、表达追思的，如向秀的《思旧赋》、陆机的《吊魏武帝文》；描写山水景致、归居田园的，如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还有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和对重大历史变故的深沉感慨融为一体而加以表现的，如王粲的《登楼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等。这些抒情赋的空前发达，应当说是同当时抒情诗与抒情文的兴盛相适应的，也是文学“自觉”的开始。文学脱离经史而独立，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文心雕龙》的撰成，《昭明文选》的编就，是其明证。

抒情赋之外，还有一些用赋作来批评社会、抨击现实的所谓讽刺赋。像曹植的《蝙蝠赋》《鹞雀赋》、阮籍的《猕猴赋》《大人先生传》、鲁褒的《钱神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这些讽刺赋善于把讽刺之意渗透在客观事物的描述之中，与之前所说一些大赋在赞颂之余加一个讽喻的结尾不同，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单纯从形式上看，汉末、魏晋南北朝的赋坛上，骈赋盛行起来。像陆机的《文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就都是讲究排偶而又不乏变化的骈赋的名作。这一时期，骚赋、骈赋以及其他文赋的作家们，已经不满足、甚至不屑于用名物罗列、辞藻堆砌的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表现，他们追求用生动传神的形象描写，来创造意境，把情意与景物融为一体，并且采用多种修辞方法，驱使典故，来增强艺术表现力，包括词采和音律之美。

一般论者都认为汉魏六朝是赋的黄金时代，其实唐、宋在唐诗、宋词这所谓“一代之文学”之外，唐赋与宋赋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阔，表现的思想感情更充实，体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语言趋于平易的新文赋，以及篇幅短小、对仗严整、限定韵字的律赋。艺术构思、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也更加灵活多变。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瓶赋》《牛赋》、李商隐的《虱赋》、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王安石的《思归赋》、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唐宋时期有名的赋篇。

唐宋而后，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赋，应当说有式微之势，但直至清代，黄宗羲的《海市赋》、王夫之的《霜赋》、夏完淳的《端午赋》、蒲松龄的《屋漏赋》、袁枚的《笑赋》、张惠言的《黄山赋》、龚自珍的《哀忍之华赋》、王闿运的《嘲哈密瓜赋》、章炳麟的《哀山东赋》等，即从题目，亦可见赋的题材丰富而多彩，正所谓源流未断，连绵不绝。至于今人以纯白话写作的散文，如《茶花赋》《雄关赋》《秋色赋》之类，当然不是古人所谓的赋，但其中偏重于铺陈描写，词采飞扬，或可视作赋体对当今散文的一种积极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