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名士教科书

——读《世说新语》之一

读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笔者总是想起《菜根谭》的名句：“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倒不是因为《世说新语》中的《赏誉》篇有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雅望，真后来居上”的说法，也不是因为《品藻》篇有袁侍中认为韩康伯“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的记载；而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讲演稿中的一句话，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名士风流，这风流当然包括风度、仪表，但风度、仪表不等于风流的全部。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中说，风流是一种人格美，而构成真风流需有四个条件，即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满足这四个条件，而又风度翩翩，那当然是风流出众；而即使是外表邋遢，也无碍名士风流。当然这种人格美或所谓真风流，是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的。

那个时代，即汉末、魏晋到刘义庆生活的时代。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指晋室南渡），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郑振铎先生在他的《描图本中国文学史》里，对这些汉末以来魏晋名士的言谈做派，有这样一段想象的话：

我们悬想，那些名士们各执着麈尾，玄谈无端，终日未已。或宣扬名理，或臧否人物，相率为无涯岸之言，惊俗高世之行。彼此品鉴，互相标榜。少年们则发狂似的紧追在他们之后，以得一言为无上光荣。

郑振铎先生的“悬想”不是没有根据，从《世说新语》随便举出一则，即可见一斑：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言语》）

今人《世说新语校笺》本前言亦云：

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所以汉末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劭有“汝南月旦评”；魏晋士大夫好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

人们对于“美谈”，当然期其流播地域更广、时间更长，于是“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鲁迅语），鲁迅先生遂名之为“志人”小说，以别于以前的“志怪”。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都是志人笔记，但今已失传。流传至今而广播人口乃至海外的，只有《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志人笔记小说的代表作。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403～444），是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道怜之子，出继临川王道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他尊崇儒学，晚年又好佛，爱好文义，喜招文学之士，《宋书》说他“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世说新语》应是他组织门下的文人学士，杂采众书编纂而成（《中华文学通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谓“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刘义庆（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今本《世说新语》凡三卷，每卷又分上下（《世说新语校笺》本去其上下）。全书分三十六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言今本三十八篇，未知何据）。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九篇，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二十三篇。上卷四篇，正是孔门四科（见《论语·先进》），当然是正面的褒扬，说明此书虽然释、老杂出，但思想倾向还是有崇儒的一面。中卷九篇，也是正面的褒扬。下卷二十三篇中，《容止》《自新》《贤媛》褒扬之意比较明显；《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惑溺》诸门看似有贬义，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汰侈》中的一些条目；还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编撰者只是将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采集来汇编成书，态度是比较客观宽容的。今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评论其思想内容说：

《世说新语》按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尤重于晋。所记事情，作为史实看，绝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可藉此窥见人物精神面貌某些特征的，则为数不少。书中表彰了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的事迹，也揭露和讽刺了士族中某些人物贪残、酷虐、吝啬、虚伪的行为，体现了一些基本的评价准则。但就全书来说，并不以宣扬教化、激励事功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以人为本体，对人的行为给予宽泛的认可。高尚的品行，超逸的气度，豁达的胸怀，出众的仪态，机智的谈吐，或勉力国是，或忘情山水，或豪爽放达，或谨严庄重，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即或忿狷轻躁、狡诈假谲、调笑诋毁，亦非必不可有。从而也就反映出士族阶层的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趣。

据载，《世说新语》原名只有《世说》二字，流传中有《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两个名字，唐代尚是如此，大约自宋初开始，《世说新语》的书名即已通行。这当中的因由已无法考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只是说：“殆（大概，推测之辞）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连同刘孝标之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引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凡例），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隐逸、僧侣，都包括在内。《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的爱好或嗜欲，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称《世说新语》是名士的教科书，实为切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