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鲁迅

一、激烈反传统——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化的诞生

1. 鲁迅=现代中国

大家知道，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以前有个说法，“鲁、郭、茅、巴、老、曹”，意思是指中国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按照贡献大小——碰巧大致也是成名先后——依次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虽然这个“排行榜”经过80年代以后不断的“重写文学史”而有所调整，部分作家的评价也有所变化，但唯独鲁迅，迄今为止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首席第一位。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方面，“鲁迅=中国”；我们中国的文学界和学术界持类似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无疑是毛泽东，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1938年10月9日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讲辞），又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月刊，延安）。茅盾说：“如果我们把他仅仅当作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来研究，他在地下一定要说我们‘太乏’；我们必须认明，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他是‘中国民族有前途的明显的保证’。”（1936年12月1日《文学》载茅盾文《研究和学习鲁迅》）

这只是鲁迅死后评价鲁迅的冰山一角。从那以后，鲁迅研究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可动摇的重心。绕过鲁迅而研究现代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讲鲁迅当然要联系中国现代文化；讲中国现代文化当然要联系鲁迅。某种程度上，鲁迅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没有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化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

2. 从源头说起：鲁迅早期对中国传统的论述

那么，什么是鲁迅精神？

许多关心中国现代文化的人，许多喜欢鲁迅或者希望客观地了解鲁迅的人，都想对此有一个干脆利落的解答。可惜，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许多学者也曾试图一言以蔽之，对鲁迅精神提出高度概括性的说法，但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不奇怪，因为——

鲁迅远比我们后人的想象要丰富复杂得多。

了解一个事物，最好从源头开始，这样才能根本、透彻地了解它。要想知道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也应该回到鲁迅思想的起点，看看他的思想在起步阶段是什么样子。

大家知道，鲁迅思想是留学日本时期（1902—1909）起步的，——通常称为“鲁迅早期思想”。

鲁迅早期思想，牵涉问题甚多，今天我们既然讲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不妨先看看他早期是怎样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到鲁迅对即将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设想。

鲁迅早期集中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是《摩罗诗力说》。

在这篇1907年完成的长篇文言论文中，鲁迅首先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但是“庄严”、“崇大”的中国传统，到了现代，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以至于对于广大国民不再有积极价值了。为什么？因为——

呼吸不通于今，则取以供览古之人，使摩挲咏叹之外，更何物及其子孙？

就是说，中国传统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生活严重脱节，放在博物馆供考古家鉴赏家研究鉴赏，当然还行，却不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实际的好处。因此鲁迅又说——

故所谓古文明者，悲凉之语，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语，孰不腾笑？（《坟·摩罗诗力说》）

这和他后来小说所描写的阿Q形象，何其相似！阿Q不也是动辄抬出虚幻的祖宗来吓唬人，求得一时的心理满足吗？阿Q的口头禅是：

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呐喊·阿Q正传》）

《摩罗诗力说》写于鲁迅26岁那年，《阿Q正传》写于1921年，那时鲁迅正好40岁。可以看出来，鲁迅前期思想的许多内容，后来都延续下来了。

中国传统之所以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除了“呼吸不通于今”，与现代世界隔绝，以至于失去功效之外，它本身也确实有严重的缺点，今天的人不必替自己的传统的缺点刻意避讳。

在《摩罗诗力说》中，关于中国传统的缺点，鲁迅主要认为，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理想的宗旨，都是“不撄”。“撄”的意思，就是“挑动”、“刺激”，所谓“不撄”，就是尽量不挑动人民的内心，也就是不敢给人心以自由，拼命禁锢人的思想感情，实行愚民政策，维持虚假的稳定。尽管古人早就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历朝历代圣君贤相与鲁迅所谓“帮忙和帮闲”的读书人，还是一个劲地想方设法“不撄”。如何才能“不撄”？那策略，除了压制以外，就是鲁迅后来所批判的“瞒与骗”。结果，造成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无声的中国”——“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二十年代一篇讲演的题目，我们看到，早期思想的主题在这篇讲演中再次被奏响。

鲁迅是文学家，所以关于“不撄”，他也主要以文学为例证。他认为《诗经》三百篇，按舜的说法，本来是“言志”的（《尚书·舜典》），即自然而然地抒发人的思想感情，但到了孔子却变成：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鲁迅对孔子这个说法非常不满：“强以无邪，即非人志”，意思是说，你把《诗经》的内容都归结为“思无邪”了，作者无论说什么，都中规中矩，即使“关关雎鸠”，也是“后妃之德”，那还谈什么“言志”！所以鲁迅认为这以后的中国文学都“辗转不逾此界”，“不能舒两间之真美”，不能把人生天地之间的真实美好的感情表达出来。他甚至说，几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真正畅快自由的“言志”的文学：

上下求索，几无有矣。（《坟·摩罗诗力说》）

就连鲁迅最佩服的屈原，也不能例外——屈原是有牢骚的，他专门写了一部《离骚》，而“离骚”者，就是“牢骚”也。可以发发牢骚的屈原，仍然是怨而不怒，反抗挑战的声音最终还是发不出来，所以鲁迅后来干脆说，在楚怀王面前发牢骚的屈原，就相当于《红楼梦》中贾府的焦大，虽然骂骂咧咧，但对于主子还是忠心耿耿。屈原和焦大，都只有想帮忙而不得的牢骚，区别在于一个会写诗，一个只会酒后吐真言。

显然，《摩罗诗力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价值几乎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与后来五四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激烈反传统的立场，是一致的。

3. “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言论

“五四”时期，鲁迅是激烈反传统的一员干将，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

1918年，在谈到“保存国粹”时，他认为必须仔细甄别，因为许多“国粹”恰恰就是“国渣”。

字面意义上的“国粹”，就是一个国家文化中最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就好”——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热风·随想录三十五》）

1925年，在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时，鲁迅甚至大胆倡言：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目》）

关于这些激烈反传统的言辞，向来都有不同意见。最常见的意见是说，鲁迅自己读了许多中国书，旧学功底过人，由此成就了他的学问和文才，但他却叫别人不读中国书，这岂不是很不公平吗？

其实，正如我们上面介绍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本身是很崇敬的，认为它并非不“庄严”，并非不“崇大”。就传统言传统，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他否定的，是传统的一部分，以及传统在现代的价值。他只是说，中国传统不大懂得尊重个人的精神和言论自由。但这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世界变了，而且越变越快，如果死死地抱住“呼吸不通于今”的传统或“国粹”，就会永远和世界隔绝，最后自己灭亡。鲁迅指出中国传统的许多不足，并不是要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他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认为中国历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的目的，是唤醒千千万万仍然沉睡在古代的传统中不知进取的阿Q，告诉他们在现代世界仅仅夸耀“国粹”是不够的，应该把国粹暂时放下，甚至忍痛割掉并非国粹的国渣。

当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时，我们今天的读者应该知道，对于曾经辉煌、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文化，他之所以要“全都踏倒”，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这些宝贵的遗产已经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严峻问题了；在他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到了要保存文化传统还是要保存自己的生死攸关的关头。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鲁迅那一代人的“忧患意识”。所以鲁迅曾经说过，你要让我们保存国粹，那么好，请问你要我们保存的国粹这个东西，它能不能保存我们？如果我们因为要保存国粹，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不是非常不合算，而且滑稽可笑吗？《庄子》有个寓言故事：

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其为布与？赤子之布寡矣！其为累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

鲁迅用这个寓言故事说明，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放弃国粹，而争取中国人在地球上的生存权，就是像庄子描写的林回这个人物那样，“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反之，就是“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了。

无数清醒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批判了自己身上的阿Q精神，努力向世界看齐，认同人类普遍的价值理想，也就是鲁迅说的，“同别人一样”。

传统虽好，但死守传统只有自取灭亡。认识到传统的不足，就必须（也才能）义无返顾建设现代的新文化。

所以鲁迅——

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了建设现代的中国文化。

4. 反传统是为了建设新的传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事实证明，鲁迅的话还是对的。今天的情况和鲁迅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了，中国人已经没有鲁迅式的害怕被开除出“球籍”的忧患意识了，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确实没有他那个年代那么严峻了——或者我们今天的人自以为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已经不那么严峻了，所以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普及学术，普及文化知识，竟然吸引那么多老老少少的粉丝。这一方面固然说明，老少粉丝们多么缺少文化知识，他们对文化知识多么的如饥似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和鲁迅的观念确实已经大大的不同了。在他们看来，文化传统与生存、温饱和发展，并不像千金和赤子那样，处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立关系。

果真如此，那倒要晓得，现在之所以可以上上下下大发文化热，今天品《三国》，明天讲《论语》，后天说《西游》，就是因为几十年之前，有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的结果！

这倒应了鲁迅的一个论断：要想“保古”，必先改革。改革到一定的成绩，才能优哉游哉地弄“百家讲坛”——别管他们在坛上坛下说或听些什么东西。

二、创造现代中国文化——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化理想

1. 两套方案

但是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呢？

这方面，鲁迅有两篇文章，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共识。一篇是《拿来主义》，一篇是《论“旧形式的采用”》。

前者说——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后者不必引用，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知道，鲁迅赞同文化艺术上适当地采用旧形式——旧的表现手法。

有选择地拿来域外的新文化，有批判地采用中国固有的文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拿来”的新知和“采用”的遗产二者融合起来，创造现代中国的新艺术和新文化。

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妥的构想，我想大家都能接受。

其实这个想法，鲁迅早在1907年就已经提出来了：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取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坟·文化偏至论》）

就是说，现代中国真正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应该广泛吸取世界上的进步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优秀遗产，将二者融会贯通，同时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造成一种“新宗”：新的现代中国的文化传统。

这个共识，说起来容易，具体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

2. 标准问题

首先是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的新文化，既然又采用中国旧有的传统，又拿来世界进步文化的新因素，那么如此创造出来的“新宗”里头，这二者各占怎样的比例才算合适呢？这个“新宗”，是中与外的杂糅，还是和中外都无关的另一种（第三种）方向？无论中国传统还是世界文化潮流都是现成的、可见的，因而也是可以用现成的标准来衡量的，但如果二者在中国现代的融合造成了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亦中亦西、亦新亦旧的第三种文化，不就没有现成的标准了吗？没有现成的标准，应该如何衡量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得失成败呢？

对如此复杂的问题，鲁迅并没有作长篇大论，他只是在谈论当时一个年轻的画家朋友的画作时，顺便谈到新艺术与新文化的标准问题，非常智慧，切中要害——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褫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中国现代文化向古代和世界吸收现成的养料，最后造成的却是崭新的文化形态。文化是新的，衡量判断文化的标准也该是新的。

这个道理，其实也就是鲁迅在小说《故乡》结尾所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 心态问题

其次是心态问题。

我们知道，人类有好奇心，有不可遏止的探索的冲动，但人类同时又有对新鲜和与未知事物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人类总是习惯于根据旧经验来判断新问题，总是根据已知世界来想象未知世界。中国现代新文化，这是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严格说来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是一种文化理想，而实际创造出来的现代文化产品往往很不成熟，很粗糙，不仅比不上外国的，也比不上古代的。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对于不成熟的粗糙的中国新文化应该保持一种信心和宽容，不要动不动就感叹不如古人，不如外国人。只有坚定地走下去，现代文化才能慢慢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从粗糙到比较精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今天还处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如果信心不坚定，是很容易悲观失望的。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鲁迅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小故事。他常在上海（30年代）的街上散步，看见西洋人和日本人的儿童玩具非常精致，上海有钱人都喜欢买，而“江北人”制造的粗糙的儿童玩具常常遭到嘲笑。鲁迅却很重视江北人的粗糙的儿童玩具，他在有钱人的轻蔑的目光中买了这种玩具，在大街上边玩边走，“毫不愧恧”，因为他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江北人敢于“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天才与文明的玩具争”（《花边文学·玩具》）。拿到现在来讲，就是合格的“中国制造”必须兼收并蓄，在一开始并不合格的粗糙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最后造成合格的产品。关键必须要有一个稳定自信健康质朴的心态。

小到儿童玩具，大到整个现代中国文化，都需要有这种心态。

三、“人”与“我”的自觉——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

1. “五四”话语：两个“先生”

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千头万绪，任重道远。

但是，有没有相对更加重要乃至基本的任务、内容和目标呢？

现代中国文化从“五四”开始。“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任务、内容和目标，就是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science）、“德先生”（democracy）。科学改善我们和外部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肉身的关系，增进外部物质文明包括国民身体素质的进步和提高；民主改善我们的政治生活，建立更加合理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法则。

陈独秀的说法，不仅是“五四”最流行的观点，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这么说的。学术界不断有所谓“回到五四”的提法。“回到五四”，在许多人看来，就是要重申“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而今天仍然没有很好实现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想。

也许有点令人吃惊，鲁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2. 尊重个性和精神：鲁迅的主张

鲁迅并不反对科学和民主，他也反复阐明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但他提醒人们注意，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也会酿成错误，甚至悲剧。

这主要表现在，因为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科学和民主在西方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他认为这个原因仅仅从科学技术和民主体制本身是看不出来的，必须深入了解西方的人文思想发展的历史，否则只是片面地学习科学与民主，这样一来，科学和民主在现代中国很可能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发展也发展不了，反而会催生一些既不科学也不民主的怪胎。比如，片面地讲科学，往往会导致科学万能、迷信科学，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而如果片面地讲民主，就很容易把整个社会的智慧水平降低到平均数以下，就高不就低，用多数人的平庸来压制少数人的杰出。

无论科学万能和民主迷信，本质上都是轻视个人的才能和个人的个性以及个人的内心生活世界。用“五四”时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尊重个性。

如果从鲁迅的立场看问题，“五四”的共识，除了科学和民主以外，还必须加上个人或个性这一条。如果说，陈独秀强调科学和民主，是建立现代中国文化的外壳，那么鲁迅强调必须让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变得“深邃壮大”，就是要建立现代中国文化的内核。

鲁迅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强调，不能简单等同于“五四”新文学初期比较幼稚的“个性解放”，而应该按照鲁迅自己的著作脉络，理解为个人的深刻的精神自觉。

个人或群体的精神自觉，用我们最熟悉的古希腊德尔腓斯神庙的格言来说，就是“认识你自己”。这，才是鲁迅所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鲁迅终生未曾改变的文化建设的总的信念。

他说：

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至矣。（《破恶声论》）

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

3. 有关翻译和创作的两个比喻

作家鲁迅无论翻译创作，都是为了获得个人与群体的自觉。

比如他说他作翻译，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崇高，像希腊神话里头的普罗米修司（Prometheus），从天上盗得火来，把别人照亮；他搞翻译，本意，倒是为了用西方文学的精神之火引起自己精神上的自觉：

但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