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由于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发生重要转型，社会剧变中的中国人寻找精神依赖和文化根基的迫切心理，以及生态文学这一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得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呈现出一种异常迅猛的发展态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历经政治、经济与文化诸多因素影响，绵延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

应该看到，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生态文学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一是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的著作，如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等。这些著作分别从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着手，分析了生态文化之于中国文学的渗透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是出现了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对中国生态文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如韦清琦的博士学位论文《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吴笛的博士学位论文《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王静的博士学位论文《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王军宁的博士学位论文《生态视野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等。三是涌现了众多关于中国生态文学的论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鲁枢元的《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杨剑龙和周旭峰的《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汪树东的《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雷鸣的《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几个问题的省思》等。上述研究成果，多从文学史的书写、生态思想和意识、创作反思等角度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尤其是生态小说，固然角度较多、论述也较为到位，但在当代生态文学研究领域内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既有的成果对古今中外的经典生态文本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关系虽有所谈及，但要么是短文宏论的泛泛而谈，缺乏对具体文本的明晰阐述，要么是未能深入、系统地阐释经典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为令人忧虑的，或许还在于一些研究的重复，以及对文本分析的热衷，缺乏一种宏盖古今、勾连中外的大文学视野，因而有的研究成果并未提供多少真正的创见。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生态意识和传统的国家，生态智慧渗透至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故此虽有外界因素的诸多限制乃至打压，而终不至断绝。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向自然索取、挑战自然成为许多作家表达的主题。而当环境危机迫在眉睫之际，作家们又往往表现出对生态智慧的认同，并希望借助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来振奋民族的生态文化影响力。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时代语境的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宽松，生态文化在中国迎来了一个复苏和发展的契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二十七年，政治对文学的改造和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清理，将传统的生态文化扫入历史的边角。极左政治结束之后，中国的生态文化及其文学表现复苏了，并由此形成一个连绵不绝的文学现象。但是随之必将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持续性繁荣，除去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因素，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传统文化之于生态文学的影响，又如何作用于那些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作家，使他们表现出某种创作思想的一致性？一代有一代之生态文学，这些不同时代的生态文学，它们在表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之外，自然也表现出时代的、文化的相异性，何以理解此类文化相异性的产生与接受同一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剥去政治、社会、文化的外在影响，究竟存在哪些文学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是如何影响、渗透至作家的思想深处，又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更为关键之处，或许还在于中国作家对经典文本的接受与认同，又怎样内化为创作的资源之一种，既体现出对经典的接受，又呈现出作家的创造性。而对诞生于不同文化环境的生态作品而言，这种文学的影响、整合、超越、创造的过程必然更为繁复和隐晦，我们需要探究的是，经典文本进入作家的思想视域之后，怎样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如何与作家既有的思想资源融会贯通，熔铸成新的文化特质；进而言之，这种文化特质，怎样生成了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文化传统难舍难分而又质地鲜明的成分。

对于这样一个跨越较长时期的生态文学问题，研究者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眼中，一些经典自然文本被视为古代人与自然关系写照的代表，研究者对它们的艺术成就也有精深研究，然而囿于学科的限制，这些经典作品对当代生态文学的影响却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在外国文学研究者那里，世界经典名著的光环使那些生态文学具有了典型的“晕轮效应”，国外经典生态文学的光芒遮蔽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本土语境和文化渊源，强行地比较和照搬也成为一大通病。正是在这样一种双向眼光的审视下，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生态文学的文化共性与各自的文化特性、中国生态文学的呈现方式及跨文化研究，尚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正是目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亟待研究的领域。

时下生态文学批评专著、文章已经出版、发表不少，但这些专著、文章的切入角度、思想观念、材料发现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有关著作也是鱼龙混杂。一般的生态文学批评著作、文章，通常停留在“画皮”的层次，即仅仅以理解小说内容、诠释主题为旨归，缺乏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精神世界更深入的分析。这种生态文学批评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趋热而作，却又未及反复咀嚼生态文本的文化意义，仅仅抓住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人物的噱头，争夺报刊发表的阵地，造成生态文学批评文章蜻蜓点水、浮皮潦草的弊病；另一类虽不追逐当下热点，却以生态文学作品中的轶闻奇事为目标，看似在谈论生态文学现象，实则在絮絮叨叨的阴柔文字中抒发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与上述生态文学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生态文学批评界有一些执着于自然情结的批评家，执着地进行冷峻思考、去伪存真，以时代体验与生命观察为根底，脚踏实地地跟踪研究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动向，从而使自己的生态批评建立了一个坚硬的精神根基。优秀的生态文学批评应该不跟风、不趋时，坚持用内心感知自然，用时代记忆定位生态作品，在一种细腻而又大气的文化语境中，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历史留下一份精彩档案。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的批评家可以通过生态文学批评来探究时代变迁和文化心理在生态文本中的历史痕迹，以考量当前语境下的人性、心理为重点，力图透过浮华的自然表象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种对于生态文学内在风骨的雕刻，可以深入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坐实。

在现有的不少生态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认知范式，即外在文化、时代语境对生态文学的阐释框架。这个阐释框架更多地注意的是当代生态文学之间的内在一贯性，即强调的是不同国别、地域、时代的作品之间的共通性，而不太注意不同地域、时代、国家的生态文学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整合。但事实上，地域问题在生态文学研究中同样值得重视。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也使得很多研究较多关注学科内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而缺乏一种贯通古今中外的大文学观意识。即便是一些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涉猎了中外生态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由于研究者本身的中外文学素养和文化积累所限，难以真正深入到其中一端的民族心理、生态文化深处，遑论兼顾中外生态作品两端。

在这种思维范式制约下，关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专业的断裂性，在文学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也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过于强烈的学科特征、研究视野的狭小，是不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的一些生态文学的研究，往往较多选择以生态眼光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容，或是选择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细致而微的研究，这样既能保证撰述的丰富性，又较为容易处理不同专业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如此一来，却会极大地简化人们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理解深度——以文学史的断代眼光、学科界限，赋予了不同时期的生态文学以既定的内容功能、生态概念，这无疑等于将指向人心世界的生态文学作品进行某种提纯，使之镶嵌进某种范式。

在一些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研究中，从研究者们的思维范式看，不难发现一种“中/西”思维范式的立场。在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看来，现代作家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格局，因此古代经典文化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眼中，西方生态文化的强势地位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不断冲击，使得中国文学中诞生出了某些与古代文学相异的质地，而形成了某种类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以西方生态文学的标准来研究、评价中国生态文学。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值得商榷。将古代文学视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化根基的思路固然存在偏颇之处，但一味凸显西方文学的输入也不过是重弹民族文化虚无论的老调子。而较为理想的研究应是从规避这两种常见的陷阱为前提的，以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生态文学，或者说对中国生态文学进行古今比较的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宏观的角度，也可以是微观的维度，从一部部具体作品的传播、接受、影响、整合、创造等角度展开研究，以期厘定古今中外经典生态文学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走向的潜在线索或显在影响。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不是尊于中西生态文学的一端，也不是毫无立场的杂糅，而是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细致的观察，来呈现出古今中外经典文本对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的内在影响，力图驱除笼罩在某些作品之上的思维定势，还原文学史上的真实侧面。目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中较为缺乏的是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古今中外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选择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经典生态文学，以此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它不是将文学的传播、接受、影响作为一种孤立的文学研究方式，而是将之视为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视为中国生态文学时代特色与思想新质的产生根源之一。

就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而言，其价值和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此类研究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具体的生态母题、生态叙事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关系，进而深入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探究中国生态文学所体现的艺术手法、思想观念等重要问题，关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来影响，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其次，此类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长期纠缠于中国学者思想深处的“本”“体”观念，不从孰为“体”孰为“用”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以当代生态文学作品为基点，淡化跨文化研究中常见的过于突出继承既有资源的做法，而是强调作家的主体地位，凸显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存在和内心体验的共通性，即不是从文学的外部而是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精神世界着手，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既考察作品的接受与影响，又考察不同时代、国别、地域的作品之间的独立性；同时，在凸显经典文本的精神内涵时，也不忘从体裁、叙事、文化等外部因素分析文本交流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再次，此类研究可以注意到当代生态文学背后隐藏着的作家知识结构和人生态度因素，并对这一问题所体现出的时代文化氛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性采取了跨文化对照的态度。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传播与接受是文本比较的关键。然而，由于时代语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等条件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同时期的作家面对同一文本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同时，不同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也使不同的作家选择了自己更为认可的生态文学。中国当代作家，“与其说是指向作家的个体，指向个体的审美、风格等问题，还不如说是指向当时社会文化转型临界状态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局，指向文化动荡与语体选择”^[1]。也由此，新时期之后的中国作家许多是从情感、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对经典生态文本的认可，这与当前作家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正是这种背景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家在选择和接受古今中外的经典生态作品时往往会有所侧重。

以往的生态文学研究较多侧重从同一国别、同一类型，或从较为宏大的中西母题等角度进行分析，而缺乏对中国生态文学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关系的分析。因此，选择从中外经典生态文学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可以打开生态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展现不同国家、时代的文学经典在不同时期的作家创作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生态文学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之间的沟通、继承与创新，当是一项极有价值的课题。

不言而喻，研究者所持有的文学观、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作为“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而存在，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学科意义。由传统的杂文学观到纯文学观，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走上现代性道路的。居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难以绕开的道路，研究者也多依据西方文化、文学理论来观照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学，通过寻找符合西方视野的材料、方法来印证某种观念、方法。很显然，生态文化包含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很难从单纯的文学立场进行解读，而必须借助于大文学观的视野和方法来还原文化现场。杨义先生如此界定大文学观：“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深知和融会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要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2]。这种大文学观的提出和方法论的运用，为我们重绘中国生态文学地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大文学观来体认和阐释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消除了中西理论对照时的错位与文化变形，在还原文学丰富内蕴和民族全貌的同时，也得以让某些唯西方文化是从的研究者得以跳出一维的思考范式，从更宏伟的视野上审视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和资源，为中国文学敞开久已模糊的面貌。

在当下的学院派研究中，义理、考据、辞章逐渐占据了学术研究的重头，而作品中最为根本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向度却被简单化，研究者可以从作品中看出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民族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却唯独忽视了作品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具体的生态文学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仍应努力捕捉作品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在这种生命体验中，人情事理古今实有相通之处，而这种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心灵共鸣往往对于后来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通过关注人的生存体验、精神状态，来寻找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契合点。在充斥着玩弄学术术语、制造概念而缺乏生命体验的文学研究中，这种思考或许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在分析古今中外的生态文学中存在着的古今贯通的文学现象时，研究者应注重从一个同样或者相似的文学要素中，寻找到与其处于类似文化结构、具有相近价值的精神要素，并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文学研究，不仅要关注相关的材料，更要能深入到作品的精神内核，进行意义的透视，从而把握古今中外生态文学的特质。这种古今贯通的方法论，注重对文学作品与现象的细致分析和精神研究，努力突破中国文学研究僵硬的学术范式，而代之以对生命意识和精神价值的关注。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在现今缺乏更多的具体作品研究的情势下，似乎更适宜从细小之处即具体的经典生态文学作品着手，通过对具体作品与中国生态文学关系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中外文学因素，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古代传统等对生态文学创作的影响情况。考虑到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时代性与独立性，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型加以阐释，而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探讨其多方位的影响，尤其是微观研究的积累更为迫切。应该看到，由于中外经典生态文学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关系尚较少为人所研究，因而存在着一些学术难度。横亘在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是作品选择的艰难。当研究者挑选的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却较少有人阐释的经典生态文学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对照研究时，比较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者必须综合考虑：哪些经典生态文本是尚缺乏比较视野的深入研究，其比较对象如何确定，理论应从何种角度展开？怎样规避文学史的成见，在材料和阐释方面进行新的发掘，并确保对作品精神内涵的分析与文本操作层面的统一？研究者如何找寻经典生态作品与中国作家的潜在精神线索，并使之与具体的中国生态文学产生情感、逻辑和分析上的关联，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阶段，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研究追求的不是宏观论述上的面面俱到，而是着眼于经典作品与中国生态文学之间的深层逻辑、精神价值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勾勒中国生态文学发展中受文学影响的诸种类型及其吸收、转换过程。

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著作隔代却长期的影响，一边是西方文化和世界经典作品的时代性辐射，身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生态文学在文化的矛盾、冲突、整合中悄然发展。文学经典与中国生态文学之间的这种内部影响，较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影响更为深刻、内在。经典的力量是巨大而潜移默化的，历代作家们接受了经典作品的熏陶，最终以其创作实践构筑了中国生态文学长河中的一段段历史。对古今中外经典生态文学的接受和内化，不仅是中国生态文学书写的诉求和发展，更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精神自我更新的契机和新阶段。在当今思想观念不断多元、既有秩序不断被突破的转型时期内，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的演变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之间碰撞、融合的复杂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1] 邓伟：《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6页。

[2] 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