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海明威，小说艺术，第21号

采访者

乔治·普林顿

《巴黎评论》( The Paris Review )
1954年5月

海明威 你平常看赛马吗？
采访者 偶尔会去。
海明威 那你可以读读《赛马新闻报》^[1]……在那儿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小说艺术。
——于马德里一家咖啡馆中的对话，1954年5月

欧内斯特·海明威总是在他位于哈瓦那郊区——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家中的卧室写作。虽然他在住所西南角的塔楼上有一间特地布置的工作室，但他更倾向于在卧室写作；只有当被“人物”驱动时，他才会爬到塔楼上的房间里去。

卧室在一层，和房中的主厅相连。当间的门总是半开着，门缝间夹着一本名曰《世界航空发动机大全》的厚重大开本。卧室宽敞明亮，阳光从朝向东面和南面的窗户中径直透进来，照耀在白色的墙面和淡黄色的瓷砖地板上。

房内一对齐胸高、和墙面呈直角的书柜将卧室分隔成两边。一张大而矮的双人床占据了其中一边，床尾整齐地摆放着大号拖鞋和乐福鞋，床头两张小桌子上堆满了书。另一边放着一张宽大的平板写字台，两面各摆了一张椅子，文件和备忘录在桌面上有序地摆放着。目光越过桌子就能看到，在卧室尽头有一个顶上盖着豹皮的大型衣橱。一个个漆成白色的书橱倚在房间另一侧的墙上，里面的书一路溢出到地面，堆在旧报纸、斗牛杂志和一叠叠橡皮筋捆好的信件之上。

在这些凌乱不堪的书橱中，有一个靠在东面窗户边的墙上，离海明威的床大约一米——它的顶上，就是海明威的“工作台”；大约一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一边被书包围，另一边则放着成堆被报纸压着的文件、手稿以及小册子。书橱顶上所剩无几的空间刚好能放下一台打字机，其上架着一个木制阅读板、五六支铅笔，还有一块镇纸用的铜矿石，以防东面窗户进风时，纸被吹走。

海明威自写作伊始，就一直保持站立写作的习惯。他脚踩一双大号乐福鞋，站在一张破旧的小旋角羚皮上——打字机和阅读板正对着他胸口的位置。

海明威每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总是先用铅笔，在阅读板上铺好的薄打字纸上书写。他在打字机左边放了固定着一叠纸的纸夹板，要用时便从贴着“亟待支付”的金属夹下取出一张来。他将纸倾斜置于阅读板上，左臂倚着板子，手压住纸，随着时间流逝，纸上的字迹变得更大也更孩子气；标点缺失，大写极少，常常用“×”标记句号。写完一页后，他会将纸反过来，夹在位于打字机右边的另一个纸夹板上。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海明威才会移开阅读板，改用打字机：当写作进展快且顺利，或是内容较为简单时。这种简单是于他而言的，例如对话创作。

他在一张大表上记录自己每天的进度——“免得欺骗自己”——这张表由某块硬纸板包装箱的侧面制成，挂在墙上，位于羚羊头模型鼻子的正下方。从表上的数字能看出每天产词量不等：450，575，462，1 250，然后又回落到512。较大的数字一定是因为海明威当天做了额外的工作，如此他第二天便可以毫无负罪感地去墨西哥湾流上钓鱼。

作为一个固守习惯的人，海明威从不用另一边那张完全合适的写字台。虽然它为写作提供了更多空间，但同时也堆积着许多杂物：成沓的信件，百老汇夜店里卖的那种毛绒玩具狮子，一个装满食肉动物牙齿的小麻布袋，猎枪用的弹壳、鞋拔，木雕的狮子、犀牛、两头斑马、一只疣猪——最后这些整齐地陈列在桌面上。当然，还有书：堆在桌上，放在桌边，不加区分地塞在架子上——小说、历史、诗集、戏剧、随笔。看一眼这些书的标题便能知晓它们的种类之繁杂。当海明威站在“工作台”前时，他膝盖正对着的书架上摆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2]，本·艾姆斯·威廉姆斯的《分裂之家》^[3]，《党派评论读本》^[4]，查尔斯·俾尔德的《共和国》^[5]，塔尔列的《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6]，佩姬·伍德的自传《你看起来真年轻》^[7]，奥尔登·布鲁克斯的《莎士比亚与染匠之手》^[8]，鲍德温的《非洲狩猎》^[9]，T.S.艾略特的《诗集》^[10]，以及两本关于卡斯特将军在小巨角战役中全军覆没的书。

虽然这间房间一眼看上去乱七八糟，但经仔细审视后，能觉察出主人是一位本质上热爱整洁，却舍不得把任何东西丢掉的人——尤其是那些附着了情感的物件。其中一个书架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纪念品：木珠做成的长颈鹿，铸铁小乌龟，火车头、两辆吉普车和一只威尼斯贡多拉的小模型，背后插着钥匙的玩具熊，拿着一对钹的猴子，一把微型吉他，还有一架美国海军双翼机（少了一只轮子）歪歪扭扭地停在草制的圆餐垫上——这些东西如此琐碎，和某个小男孩在衣柜鞋盒中收藏的零碎物件相仿。但很显然，这些纪念品各有各的价值，正如海明威放在卧室里的三只水牛角亦有除了尺寸大小以外的价值：在灌木丛中狩猎的过程极为不顺，但结果终究是圆满的。“看着它们让我开心。”海明威说道。

海明威可能会承认自己诸如此类的迷信，但他倾向于不说起它们，因为他认为说多了这些价值也就消减了。在写作方面，他的态度亦是如此。在这篇访谈的进展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写作技巧不应被过度审视所干扰——“虽然写作有一部分是实打实的，谈谈也无伤大雅，但其他部分很脆弱，如果说多了，结构就会崩坏，导致结局一无所有。”

因此，虽然海明威极为健谈、幽默，对于感兴趣的话题知识储备惊人，他仍旧认为谈论写作是一件难事——并非因为他对这一主题思考不多，而是因为他强烈认为诸如此类的想法应予以保留，问及此类问题会“吓到”他（引用他最爱的口头禅之一），让他几乎变得口齿不清。这篇访谈中的许多回答，海明威都倾向于通过阅读板表达。这些回答间或有一丝刻薄的腔调，也表现出了他对于写作是一项私密且孤独的工作，在终稿完成前无需他人在场这一观点的强烈认同。

从这种对自己作品的全身心投入中，可以瞥见一个和大众印象中吵吵闹闹、了无牵挂、周游世界、游戏人生不一样的海明威。事实上，海明威明着享受人生的同时，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同样投入——这一态度本质上是严肃的，唯恐有什么不准确、失实、虚假，或考虑不周。

他给予自己作品最多投入的地方，是那间铺着黄色地砖的卧室——清晨，海明威起床，百分百专注地站在阅读板前，只有在将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时才会动弹，写作进行顺利时他会满头大汗，像小男孩一般激动，灵感消失片刻时焦躁不已、心烦意乱——他始终如奴隶般受制于自己设立的铁律；直到晌午时分，他才会拿上圆头手杖，离开房子前往游泳池，他每天在那里游八百米。

采访者 实际写作过程是否令你愉快？

海明威 非常。

采访者 你能否谈谈这一过程？你什么时候写作？有严格的进度安排吗？

海明威 创作书或故事时，我在每天早上第一道光照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写作。那时没人打扰，可能有点凉，甚至冷，开工后写着写着就暖和起来了。我会读一下写完的内容，通常停笔在已经对接下来的故事走向有数的地方，然后就从那儿开始接着往下写。我会一直写，写到又进入那种文思尚在，并且知道文后的事情会如何发展的状态，便停下来，努力熬到第二天灵感再次乍现的时候。假设从早上六点开始写，我可能会一直写到中午，或者提前完成。停笔的时候，会感到特别空虚，但同时又非常充实，仿佛一点都不空虚，就像刚和情人做完爱一样。从那时一直到第二天你开始继续写作之间，什么都伤害不了你，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没有意义。最难挨的就是一直要熬到第二天。

采访者 你不在打字机边上时，是否能做到完全不去想手头的工作？

海明威 当然可以。但这需要自制力才能做到，而这种自制力是后天得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采访者 当你读到前一天结束的地方时，你会对那部分进行修改吗？还是说全部完成之后才会？

海明威 我每天都会修改写完的部分。全部完成之后，肯定要再过一遍。在别人把稿子打出来后，我还能多一次机会对着干干净净的打印稿修正改写。最后是看校样。能有这么多不同的机会，我很感恩。

采访者 你会做多大程度的改动？

海明威 这要看情况。《永别了，武器》^[11]的结尾我重写了三十九遍才终于满意。

采访者 是否存在某些技术问题？是什么难住了你？

海明威 把词用对。

采访者 是不是重读能让你的“文思”更加“泉涌”？

海明威 重读让你不得不继续写下去，因为你知道你还没有到达最好的地方。文思总会有的。

采访者 那么你是否还是会在某些时候毫无灵感？

海明威 那必然。但只要是停在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的地方，总能继续写下去。只要能落笔，就没问题。文思自然会来的。

采访者 桑顿·怀尔德^[12]提起过某些助忆手段，能让作家精神抖擞地整天工作。他说你有一次告诉过他，你削了二十支铅笔。

海明威 我压根就没同时拥有过二十支铅笔。用掉七支二号铅笔就意味着这一天成果相当不错了。

采访者 在你心目中，哪些地方对你的写作有帮助？两世界旅馆^[13]肯定算一个，你在那儿完成了那么多著作。还是说周遭环境对你的作品几乎没什么影响？

海明威 哈瓦那的两世界旅馆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写作地。庄园^[14]也很不错，或者说曾经很不错。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写得很好。我是说，在不同的处境下，我都能视情况尽可能做到最好。电话和访客是最影响写作的。

采访者 想写得好的话，情绪稳定是否必要？你曾经跟我提过一次，你只有在恋爱中才能写得好。你能再详细地解释一下这个论点吗？

海明威 好一个问题。不过你问出来了，给你满分。在任何没有他人干涉或是打扰的时候，人都能好好写作。或者说只要够狠心，就一定能做到。但恋爱中的人肯定写得最好。如果答不答对你来说都一样的话，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采访者 那经济保障呢？会不利于写出好的作品吗？

海明威 如果钱来得很早，而你爱写作又爱享受生活，就会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拒绝这些诱惑。一旦写作成了你最大的恶习，同时也带来最多的愉悦，那就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保障帮助会很大，因为它免去了你的种种担忧。担忧能够毁灭写作的能力。健康状况的糟糕程度和担忧的多少成正比，而担忧会攻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采访者 你能回忆起决定要成为作家的具体时刻吗？

海明威 不能，我一直都想成为一名作家。

采访者 菲利普·杨在他评论你的书^[15]中提出，1918年你所遭受的严重迫击炮伤带来的创伤性休克，对你的作家生涯影响极大。我记得你在马德里的时候简单谈及过他的论著，并不以为然，还说你认为艺术家的才能并非后天获取的，而是依据孟德尔法则先天遗传的。

海明威 显然那年在马德里，我的脑子不太清醒。唯一说对的话可能是我只是非常简短地评论了杨先生的著作，以及他的文学创伤理论。大概是那年我经历的两次脑震荡和一次颅骨骨折导致我说话不怎么负责任。我的确记得告诉过你，我相信想象力可能来自遗传的种族经历。如果光把这话当作脑震荡后的趣谈，好像没什么问题，不过它也不怎么靠谱。所以在下一次能让我清醒的创伤到来之前，这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你同意吗？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没提及任何我可能牵扯到的亲戚名字。聊天的乐趣在于探索，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及所有不负责任的话，都不应该写出来。一旦写出来，你就必须为它负责任。有时可能只是说出来看看自己是否相信而已。关于你问的问题，创伤的影响区别很大。简单小伤，骨头都没断一根的那种，不值一提。它们有些时候还能带来信心。严重伤到骨头和神经的那种创伤对作家来说就很不好了，对其他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