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如果进一步明晰研究对象，从时间跨度来看，本书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的彝族汉语诗歌。近三十余年，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文化生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文学的生产与这次转型息息相关。尽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进程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进程，然而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冲击。因此，本项针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话语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

从地域空间来看，彝族诗人的汉语诗歌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划分。本书所研究的诗人群体来自此次民族识别中被统一认定、命名为“彝族”的族群。彝族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人口约776万。其中广西彝族人口约7000，四川彝族人口约178万（分布在凉山、峨边、马边等地），云南彝族人口约502.8万（分布在楚雄、红河、石林、禄劝等地），贵州彝族人口约84.28万（分布在毕节、六盘水等黔西地区）。本书所涉及的彝族写作，包括生长在云南、贵州、四川大小凉山、广西等地区的彝族诗人的写作。他们在地理空间和居所方面分布不一——甚至由此导致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差异，如凉山地区彝族诗歌写作与云南、贵州彝族诗歌写作之间的差异性。同一族群内部的共性或许被许多评论家注意过，但是他们之间的民俗文化以及创作的差异性却鲜有学者研究，本书的研究会有所涉及。

从语言范围来看，彝族诗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1949年以后涌现的彝族诗人，大多数用汉语写作诗歌（仅具备用汉语写作的能力），少部分从事彝汉双语诗歌创作或是纯粹的彝文创作。因此在当代彝族文学史的语境下，囿于笔者语言能力所限，本书仅研究彝族诗人书写的汉语诗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得愈加严重之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土崩瓦解，承载两重边缘化角色的少数民族的“原乡”也渐渐消逝，而诗歌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给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观察提供了参照。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原因有三：首先，转型期的彝族诗歌在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极具代表性，通过这项考察，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趋向和特征；其次，对转型期彝族诗歌的考察，能够以一个地处西南边疆的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的角度透视出中国自80年代以来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转型；最后，出现于21世纪的彝族汉语诗歌的多元化写作能够反映转型期中国彝族社会出现的诸种问题和现状。因此，这项研究是迫切而必要的。

为了全面进行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本书将围绕以下五个主题展开：第一，对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发展阶段和总体创作情况的考察。第二，对不同内容和风格的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以及四川、贵州、云南几大彝区之间由于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创作差异性的分类考察。第三，对彝族诗歌的多重生产机制和评奖机制的考察，本书将从公开出版的期刊、民间诗歌期刊、网络发表情况、高校诗歌社团等方面进行分析。第四，对彝族汉语诗歌中折射出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本位性趋向的剖析。第五，对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生产、运作和驱动力的概述。

1. 本书所提到的“转型期”定义参考自姚新勇在《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提到的观点。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使用“新时期”来定义70年代末至今的文学，而笔者认为“转型期”的定义更为明晰地指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进程。
2. 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在彝族同一族群内部，即可分为六大方言区、五大次方言区，口语尚且不同，行政区划也不尽相同，在历史上凉山地区彝族和云贵地区彝族与中原的互动关系亦不同，那么文化心理的差异在所难免。有关方言的数据引自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 这并不影响学术的严谨性，因为单独使用母语创作却不会汉语创作的彝族诗人很少。原因在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彝族诗歌。这一部分诗人几乎都是在1949年以后接受过汉语教育的彝族人，他们更擅长汉语写作而非彝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