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的源流：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研究

晚清“经今文学”（简称“今文学”）或“今文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对晚清政治改革也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说到我们今天拥有的有关晚清“今文学”或“今文学”运动的知识，沿波以讨源，其源头则不能不溯及梁启超。正是任公通过其所著“清学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首次系统地评述了晚清“今文学”，建构了今日已成为常识的我们对于晚清“今文学”的基本认识框架。继任公之后的“今文学”研究著述，虽于任公之说或作引申或为反对，然大端不离梁著清学史所界定的基本概念和范围（详后）；而晚近的相关研究，更有奉梁著为典要的趋势（亦详后）。

章太炎曾指出历史叙述的这样一种现象：“世儒以后之所订，而责前之故然。虽皮傅妄言，逾世则浸以为典要。”[1]简单地以太炎此论比附任公有关清学史（包括“今文学”）的论述及后来者的研究，诚未免过当；然以太炎此说为警示，系统清理自任公以来的晚清“今文学”研究，检讨我们已有的晚清今文学知识的源流，无疑是继续推进这一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一）梁著“清学史”中的晚清“今文学”

1.梁著“清学史”三种及在当时的影响

梁启超向被称为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论及学术贡献，则首推其史学论著，尤其是有关“清学史”的著述。

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著述以《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为代表作，此外则有早年所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1904）。正如已有论者所指出的，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这些论著，于“清学史”研究有“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2]已成为“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3]

1902年，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下简称《大势》），连载于当年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于该著作的“总论”中，将有史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划分为八个时代，其中“清代学术”属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在其刊于篇首的目录中，列有“八、衰落时代/九、复兴时代”，依此则所谓“清代学术”应为该著作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但实际情况是，《大势》于1902年12月的《新民丛报》22号刊毕“第六章第四节”后即中辍；至1904年9月《新民丛报》53号续刊该作，则题为“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对此，梁启超于该章篇首作这样的解释：

“本论自壬寅秋阁笔，馀稿久未续成，深用歉然。顷排积冗，重理旧业。以三百年来变迁最繁，而关系最切，故先论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续补焉。”“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4]

故《近世之学术》一篇，应是梁任公最早的“清学史”著述。

梁著“清学史”影响最大者，当属《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于1920年。学界通常接受梁启超本人的说法，即该著原是为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言”，后因篇幅过长，遂单独成篇。《概论》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改造》杂志；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迄1932年，商务版《概论》先后印行八版，足见销路之畅旺。《概论》甫出，即有好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评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5]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亦见之于胡适友朋信札。傅斯稜曾告知胡适他的计划：“……闲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批评批评也未可知，因为他那部书太糟，就是梁氏太无学问，只以滑头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尽可欺的。”[6]然据现有资料，除却李详的《<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篇[7]，公开报刊上少见有对《概论》的专门评论。胡适、傅斯稜二人拟议的书评似亦未作。

继《概论》之后，1924年梁启超将其在清华等校讲授“清学史”的讲稿整理后分别交《晨报》《国文学会丛刊》《史地学报》《东方杂志》等陆续刊载，此即梁著“清学史”的又一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近三百年学术史》）。如同《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后，当时的公开评论亦不多见。

1929年梁启超逝世，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中，几无例外地都谈到他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如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称：“惟其关于中国佛学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亦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8]被丁文江推许为当时纪念文章“第一”的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则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对于梁氏晚年的清学史研究，郑振铎认为“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一部分加以放大的”。而《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9]。郑氏推崇任公《大势》之作，胡适则以切身感受印证此说，胡适回忆：“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0]在其他纪念文章中，郑师许认为，《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几种书，“实在是梁先生最后的贡献予学术界的成绩，而后来研究梁先生的学术的人们所不可不读之书”[11]。缪凤林也称梁任公晚年“专精于《三百年学术史》及《文化史》”，天假余年，“其造福于史学界将无量”。[12]至1936年，郭湛波在其再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评价梁启超：“我以为他最大的贡献，要算他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的整理，非他人所可比及。”[13]郭氏此论，或可代表当时青年一辈对任公学术的认识。[14]

当然，也有对任公清学史著述不以为然或加丑诋者。张尔田评论《概论》即云：“尚论一代学术，谭何容易！梁本妄人，又笃信其师，安得不妄。”[15]钱基博则不满此前李详“举正”《概论》之“毛举细故，引绳及于字句”，而直指所谓“梁氏症结所在”，以为《概论》“于清学之前因后果，实未睹其大体”，具体言之：其一，“梁氏只知以清代考证学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学疑古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胥出宋儒”。其二，“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即“不知前公羊今文学而非议考证学者”，有浙东史学一派；“并公羊今文学而批评考证学者”，则有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一派。其三，“戴震理欲之说，梁氏极意张大，以迎合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纵欲长敖之私”。其四，“梁氏于桐城家备极轻薄，不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书，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胆的假设，由方苞引其绪者不少”。其五，“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学所自出，著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其六，“梁氏叙孙诒让得统于高邮王氏父子，以为清代考证家之后劲”，不知“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16]然而，张氏评论见于友朋通信，属于私议；钱氏批评引据有征，却影响有限，很少为人提及。[17]

2.三种“清学史”之关系及其特色

在梁著“清学史”三种中，《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虽为梁启超有关“清代学术”的最早论述，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一则或由于后来的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势》视为一整体，强调其作为近代体例学术通史的“垂范”意义[18]；二则或由于后人听信了梁氏本人这样的说法，即晚年所作《清代学术概论》乃承《近世之学术》而来，其“根本观念”“无大异同”，而“局部的观察”则更为“精密”[19]，于是认《概论》为梁著“清学史”的成熟之作，而忽略了对《近世之学术》的追究。

《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公认的梁著“清学史”的代表作。有关二者的关系，任公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我三年前曾作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20]但通行的看法则以为，《概论》“带有综论的性质，富有‘理论’色彩”，《近三百年学术史》“侧重于史料的梳理”，二者互为补充，“相映生辉”。[21]既然如此，且相信并推衍梁氏在《概论》中所说，以为梁著“清学史”三种，“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22]，那么以“论”见长、明晓畅达的《概论》，在梁著三种“清学史”中最受重视、影响最大，也就不足为奇。朱自清在20世纪30年代曾著文批评当时“青年的读书风气”，说他们只愿意读粗制滥造的“概论”“大纲”“小史”等“架子书”[23]。此种“风气”，迄今并无太多的改变，自有其原因所在，兹不赘述。

作为梁著“清学史”中最具影响力的《概论》，其与《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直观上的显著差异，实在于它的“完整”面貌。现通行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乃梁氏逝世后的整理之作。[24]其篇幅虽远远超过《概论》[25]，但在内容上却有明显的欠缺。即，其有关概论“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的叙述（“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仅占三节的篇幅；叙述清初学术的部分共八节，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而以乾嘉为主（包括清初与晚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则占去全书一半的篇幅。《近三百年学术史》如此这般重“清初”“乾嘉”，而略“晚清”的结构，显然与《概论》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为清代学术之“两潮流”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比之于《近三百年学术史》，《概论》的“完整”端在于其有关晚清学术——“晚清今文学”的叙述。

的确，梁启超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清代学术概论》。说到《概论》的作意，人们往往乐于重复梁氏所谓原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因篇幅几等于蒋著，遂独立成篇的逸事，而忽略了任公所以作《概论》的最初或第一“动机”：记述晚清“今文学”运动。首载于《改造》的《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开篇即云：

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省胡适之病，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适蒋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新成，来索序……吾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思所以自淬厉也。[26]

此段文字，在随后商务版单行本中略作改动，移入“自序”，成著作《概论》的两个“动机”，且仍以“胡适语我”一段居首。《概论》成书后，任公亦曾致书胡适云：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拟]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27]

由上述可知，所谓记述晚清“今文学”运动，实为《概论》的最初著作“动机”，乃有意为之；而为蒋著作序则为“适逢其会”，多少有点偶然了。[28]正因如此，记述晚清“今文学”运动也就成为《概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任公于此三致意焉，即先言其大，树立“今文学”之地位，云：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而对于篇中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内容，又特作强调声明，标举记述的公正，云：

“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29]

或许正是这种“亲历”的身份、“客观”的态度，加之简明扼要、长于论断的风格，致使《概论》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自刊行始，即被视为“信史”，并深刻地影响了后继的“清学史”研究。[30]

诚如许多论者已指出的，《概论》并非“清学史”研究的首出之作，且其中一些论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受到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等同为“清学史”开创者一辈相关著述的影响。[31]然而，将《概论》与章、刘同类著作相比较，毫无疑问，《概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仍在其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论述。就影响而言，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在有关“清初学术”“乾嘉学术”的部分，容或征引章、刘的论断，或以章、刘论述为研究的起点，但有关晚清的论述，尤其是“今文学”的论述，则更多取自《概论》的基本观点和框架，或以《概论》所述作为讨论的对象。因此，若说《概论》在同类“清学史”经典中，其价值及影响端在其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或也并不为过。

3.《清代学术概论》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

既然梁著“清学史”中以《概论》最为著名，而《概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又在其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以下即撮录其要点，以方便同后来相关研究著述的比较。

（1）《概论》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作为清学前后期的两大潮流。即，由“启蒙期”转出的考证学是清学“全盛期”的代表；由反叛考证学而来的今文学是清学“蜕分期”的旗帜，并因其对清学“正统派”（考证学）的批判而使清学进入“衰落期”，最终结束“清学”。

（2）清学之特质或思想意义，“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以此衡量，“今文学”运动实担当第三、四步的“解放”重任，且“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故“今文学”比之于“考证学”，显然更具“解放”的特质。

（3）“今文学”兴起于道、咸之际，其兴起之原因，一则因考证学学派本身缺点使之已趋末路，再则由内忧外患之环境所促成。故今文学之兴起，既是两汉经学今古文旧案之新翻，以西汉今文学反对考证派（正统派）宗主的东汉古文学，又是鸦片战争后逐渐输入的“极幼稚”之“西学”与重新复活的清初启蒙期“经世之学”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4）“今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其学术传承则渊源有自。今文学的中心在《公羊》，清代公羊学的启蒙大师为庄存与，传其学者有刘逢禄、龚自珍及魏源等。“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自珍、魏源虽言经学，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相异，“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后之康、梁等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5）“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康有为集今文学之大成，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独立“创作”则有《大同书》。

《伪经考》主旨在证明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为王莽新朝所伪造；其影响在于“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改制考》以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罔不改制”。其影响于思想界者，如同“火山大喷火”：其一，教人读古书，当求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其二，使人知孔子之伟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从而鼓舞创作精神；其三，以六经为孔子托古之作，则使数千年来经典的神圣性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其四，以为先秦诸子皆托古改制，则实际上“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打破“别黑白定一尊”的观念，启发人们作比较的研究。

不同于《伪经考》《改制考》的综集诸说、整理旧学，《大同书》则是康有为的独立创作、自得之学。康氏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以“大同”为孔子理想社会，其说与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多合符契”。然而，康有为虽著《大同书》，却又以为方今之世只可行“小康”，不能言“大同”，其毕生实践仅在“实行其小康主义的政治”。

（6）“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师事康有为，却对其师之武断和“以神秘性说孔子”不以为然；以为孔门之学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故与夏曾佑、谭嗣同发起“排荀”运动。又创办《时务报》、“时务学堂”，鼓吹变法、民权。戊戌政变后，亡居日本；唐才常起义失败后，“复专以宣传为业”，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三十以后，不谈“伪经”“改制”，反对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说，主张思想的独立自由，“康、梁学派遂分”。启超在晚清思想界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旧思想的批判，“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

（7）“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熔佛教思想、科学知识、今文家说为一炉，号召“冲决罗网”、摆脱旧思想之束缚，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尽见于《仁学》上下篇，“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

晚清尚有一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提倡“排满”种族革命，其治学“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影响学界甚巨。“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32]

（二）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对于后世的影响

由上所述，梁启超既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又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者。惟“亲历”更增其叙述的权威性，而又由其“叙述”的权威，则晚清“今文学”运动及梁氏于其中的作用亦遂成定论，深刻影响于后世。以下依时间先后，于后来相关研究中仅择其主要者，略作比对，以见其影响。[33]

1.20　世纪80年代以前的晚清“今文学”研究

（1）《经今古文学》与《国学概论》

周予同于1925年发表的《经今古文学》[34]，是较早的有关“经今古文学”的专门著述。该著共分八节，其中五节为今、古文合论，即“经今古文的诠释”“经今古文异同示例”“经今古文的争论”“经今古文和其他学术的关系”；另辟三节专论经今文学，即“经今文学的复兴”“经今文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评价”“经今文学的重要书籍”。如此结构，恰印证了周氏所谓“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今文的”[35]立场。

《经今古文学》用以区分经今古文的标准，主要取自廖平、康有为和章太炎诸人的著作（《今古学考》《伪经考》《清儒》等），有关今、古文的解说分析，则多以康有为、章太炎为各自的代表，也就是说，其所用今古文标准更多的是援据晚清以来的诸界说撮述而来。

经今文学尤其是晚清经今文学，是《经今古文学》叙述的重点。尽管周氏以为梁启超“对于国内思想界的贡献另有所在，实在不能称为今文学者”[36]；也尽管其后更曾指出，梁著“清学史”多取自章太炎的《清儒》、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37]，但这并不妨碍《经今古文学》在有关晚清今文学的评述方面，几乎“全盘”接受梁著《概论》的基本框架和观点[38]。具体来说，其关于清学的特质和分期（“以复古为解放”的四期）、关于今文学复兴的学术和社会原因、关于常州学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评价、关于集今文学之大成的康有为及其著作等的叙述，均有极显明的取自《概论》或由《概论》引申发挥的印迹。至于被认为是周氏创见的有关今文经学历史作用的评价[39]，其基本判断——“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40]，则显然与《概论》一再张扬的晚清“今文学”运动“思想解放”的意义和对康有为“二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在思路和表述上都如出一辙。

周予同有关清代今文学的叙述，还可见于其所作《“汉学”与“宋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国经学史讲义》等，但若论流布之广、影响之大，仍当首推《经今古文学》。而周氏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基本叙述和评价，前后似也无太多变化，这由《经今古文学》1955年的重版本可以知晓。

钱穆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清学史大家，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影响广泛的清学史名著。但钱氏最早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则首见于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

如钱氏自述，《国学概论》“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41]以“学术思想潮流”“变迁大势”而概论“国学”，由此可见任公所谓学术史叙述以“时代思潮”为主及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影响。

《国学概论》第九章专论清代学术，其标题为“清代考证学”，且认同梁启超对清学“以复古为解放”的概括，[42]则其对清学的整体把握与梁氏以考证学为清学中心的判断正相契合。[43]循此思路，钱氏《国学概论》对清代学术的叙述也大体与梁氏《概论》相同。其论清初学术亦以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为主旨（所谓“正值宋明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所不同者在以为“汉学”开山非顾亭林一人之力，黄梨洲影响不在亭林之下（钱氏于此处，两引章氏《清儒》、梁氏《概论》，一并驳之）[44]；其论乾嘉学术，则兼取章氏《清儒》、梁氏《概论》，间出己意（如，言吴、皖二派均未能“舍古以成学”“舍古以寻是”，故“根本非异趋”；又如表彰章学诚，以为可比王充、叶适，并为转移一时风气之人物，等）[45]；至于其论晚清今文学，则几全取梁氏《概论》诸说[46]。钱氏对于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亦不越梁任公、胡适之的范围，即以为清代学术论方法颇合于科学的精神，言思想则缺乏空所依傍的创造。[47]

要而言之，《国学概论》虽不乏创获，但其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尤其是晚清今文学的论述），则明显受到《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以至钱基博对其有佞梁氏《概论》过甚的批评。[48]该书于20世纪50年代“一仍其旧”在海外再版，成为了解“国学”的入门书，则实际于无意中扩大了梁氏《概论》的影响。

（2）《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北平文化学社重印《新学伪经考》所作的长篇“序言”。该文首以《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为题刊于重印本之前，署1931年11月16日；后经删改刊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改为今题。钱玄同此文虽自居“超今文”、超经学（以“经”为研究古史的史料）的“学术”立场，但却由于对《新学伪经考》的充分肯定，而成为最具影响的从“学术”价值和意义方面表彰晚清“今文学”的专门论述。

钱玄同以为，《新学伪经考》“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其“证据之充足，论断之精覈，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辨，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49]因而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其意义在于打破“宗经”的观念，鼓励疑经、辨伪、求真的精神。钱玄同对《伪经考》评价之高，甚而超过了梁氏《概论》，但其评价的尺度、意旨与《概论》并无二致。虽然钱玄同自有“今文”师承（师从崔适），其如此评价《伪经考》更有其现实的意谓，而未必就一定是受到了梁氏《概论》的影响，但客观上却不啻为《概论》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做了一个具体而翔实的注解。[50]

蒋维乔编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是继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又一部以“近三百年”标题的专史著述。该书1932年1月由中华书局印行，至1936年已出三版，可见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该书所谓“近三百年”的概念（明末至民初），与任公相同；虽标目“哲学”，内容实为“学术思想”（于各期人物介绍，多笼统以“学说”为题，间或以“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标目），其“总论”云：

综观近三百年之学术思想，可分两大时期：一复演古来学术；二为吸收外来思想。[51]当宋明理学颓衰之时，有考证学派出，排斥宋学之空疏，自唐溯汉，提倡许郑之朴学。无论治经治史，以及诸子，皆重训诂，凭实证，用科学的精神，整理古籍，是即考证学之特长。清代自康雍以至乾隆时，考证学发展至极点，特尊之曰汉学，以示别于宋学。实则复演前代之学术，自宋以倒溯至东汉也。至乾嘉以后，考证之途已穷，学者无可致力。且域外交通大开，中外思想接触，觉我国所以贫弱，外国所以富强，必有重大之原因在。才智之士，对于政体与社会根本组织，均起怀疑；而以清廷禁网尚严，不敢公然反对，乃为文艺复兴之运动；即道咸以后所产生之公羊学派是也。此派庄存与刘逢禄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于后，而大振于康有为。实则推倒考证家东汉之古文学，而复演西汉之今文学也。至于今日学者对于周秦诸子之研究，极盛一时……此则由西汉而复演及于周秦也。[52]

由此可见蒋著三百年史的基本论述框架和主要观点，均取自梁著《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所以自署“编述”，或即此意。其对于晚清公羊学派之评价，一则谓其“与西洋民主思想携手，以鼓吹共和革命之精神，遂为辛亥革命之大动力”；再则谓其“将自来无人注意之汉族民主大同之说，尽量发挥”，使得孔子之真精神得以显现。[53]比之于《概论》，虽表述略有不同，精神则大体一致。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最有影响的“清学史”著作，是与梁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同名，成书于全面抗战前夕的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著亦是授课讲义，其自述云：“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54]与前述《国学概论》论述清学多袭梁著《概论》不同，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主要论点均由对任公有关清学论说的“反动”而来，称其为梁著“清学史”的“翻案”之作，或不为过。[55]然细绎钱著，又正可以从其与梁说“相反”处发现彼此“相合”的线索，恰如一枚钱币的两面。试以钱著有关晚清今文学的论述为例，稍作辨析。

钱著综论晚清学术云：“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即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56]钱氏于晚清常州公羊、今文学评价极低，似与梁氏相反，然以今文学为晚清学术之中心，且将其作用极力夸大的思路实为一致。钱著述常州学派的传承与特点，则与梁氏说无大异，云：“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而变于龚、魏，然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57]钱氏以康有为“为三百年学术之殿军”，其评述亦循梁著《概论》以康氏三书为主。其评《伪经考》《改制考》，详揭康著袭廖平之隐曲，并多引朱一新语驳斥其伪经、改制说，称康氏之治经“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学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其评《大同书》，则反对梁氏所谓“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勦袭”之说，以为“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为墨子之兼爱无等，又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分析《大同书》含义，虽若兼容并包，主要不过两端：一曰平等博爱，此西说也，而扬高凿深之，乃不仅附会之于墨翟，并牵率之于释迦。一曰去苦求乐，此陈义甚浅，仅著眼社会外层之事态，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深微。”[58]虽然如此，钱氏亦充分承认康氏著作的巨大影响，以为谭嗣同《仁学》，即为“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之作，而“伪经”“改制”之说，更为维新变法时期盛行之风气，并影响于后世。即“不谓时过境迁，今学者治考据，言汉人经说，尚守其论不变，则所谓惑乱后学之罪，长素亦不幸终不得而辞也”。[59]钱氏又以“扫地赤立”结括康氏及于晚清思想学术之影响，云：“当长素时，师友交游，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已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60]凡此种种钱氏之论断，实与梁氏《概论》所谓“飓风”“火山”“地震”之比喻，及引导怀疑、解放思想、鼓励创作之评判，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钱氏“三百年学术史”之所以与梁氏《概论》及自著《国学概论》力求“反动”之缘由，则大体不离钱氏对当时学术界状况的极端不满，这从该书中对“近人”的屡屡批评和对康氏等“惑乱后学”的指责可见其用心。此一用心，更见之于其“自序”对现实的批判：“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汙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覈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呵而揶揄之，为贤矣！”[61]由此，则钱氏“三百年学术史”对于梁著“清学史”之“反动”，又是其“以求合于当世”的有为之言。[62]

（3）《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及《经学讲演录》

1945年，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7年再版，改题《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以下简称《学说史》）在重庆出版，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系统研究清学史的大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清学史”研究的代表作。该著以对“启蒙”思想的表彰为重心，高度评价以王、黄、顾、颜为代表的17世纪思想的近代启蒙意义，以为其“气象博大深远”，“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对18世纪的“汉学运动”则反对任公所谓“清代学术极盛时代”的判断，指为“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其特出人物如戴东原、章实斋等，“不过是清初大儒思想的余波”；于晚清思想巨变（所谓“文艺再复兴”）中的诸家学说，虽承认由常州一系而来的公羊学派的巨大影响，但又视康有为公羊学派为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代表，而更多地肯定“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在其具体论述中，于钱穆、胡适等有关清学史的论述皆有引证、批评，而尤以对梁著清学史的引述、辩驳为最多，几见于各章、节，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也多由梁说引出，足以表明作者对梁著的熟悉和钻研。以下仍以晚清为例，稍作排比。

《学说史》共三编，分述明末清初、清中叶和晚清的思想学说。其第三编“中国第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变”，叙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文艺再复兴”，各章章目为：“第十二章，经今文学家的兴起与龚定庵思想”；“第十三章，百日维新派自由思想家康有为”；“第十四章，维新思想的健者谭嗣同”；“第十五章，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公羊学派的批判”；“第十六章，反映十九世纪末叶社会全貌的太炎哲学思想”；“第十七章，古史学家王国维”。由此章目，可见侯氏论述晚清思想学说的框架与重点与任公大体相同。在具体论述方面，《学说史》与梁著清学史的异同，有如下可注意者：

其一，在有关晚清思想学说的总体判断上，侯氏亦承认“今文学”运动（公羊学派）的地位和影响，云：“从公羊学派兴起以后，康氏之学，复以公羊学建立政派，经过百日维新运动，至于民国初年，确实对于中国士大夫发生了很大的影响。”[63]与梁氏说不同者在于，侯著强调“改良”（保皇）与“革命”的界限划分（梁氏恰要泯化此一界线），故借用“经今古文论争”的“形式”，对古文家的“最后重镇”章太炎的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学说予以特别的表彰（以两章的篇幅），从而突出并首次系统、具体化了晚清所谓“今古文之争”的命题。[64]

其二，侯氏述晚清今文学之兴起及早期传承，引太炎《清儒》为基本依据[65]，然对今文学的评价，又不尽从章说。侯氏云：“按章氏所述晚清今文学家，其评今文学家的荒唐处，自有道理，而以为文采代替朴学，诡辩代替实学，是学术的毁灭，则不尽合于历史了。”侯氏以为，“公羊学派的今文家有怒吼的精神，而在激进主义的色彩中，隐藏着改良妥协的本质。……破坏方面是历史的，建设方面则为反历史的”，并将今文家言比作“好像醒酒吐剂的煤油”[66]，因而肯定其批判现实、以学经世的时代意义。据此，侯氏对龚、魏均予表彰，尤其注意于龚自珍“揭露封建黑暗，预言民族危机”的社会批判论，并赋予其“最富人民性”的解说。这样，在对公羊今文家的评价（尤其是对龚、魏的评价）方面，侯氏实际上更多采取了梁氏《概论》而非章氏《清儒》的观点。

其三，对于任公所谓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中心”——康、梁、谭一派人，侯氏称之为“公羊学政派”（即“维新派”），并将其学说判定为与“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改良自由主义”，亦即“商业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侯氏以为，甲午战后“维新运动者大声疾呼变革以求活路的宣传，在当时是一把号筒，启蒙思想之功甚大，他们的自由平等思想虽然在保皇立宪的歧途中散布着，但进步的成分在朝气中，在浪漫主义的气氛中，是具有‘过渡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极其短促，所以他们之受批判而为时代所吞灭亦极其迅速，他们‘变’之信条，就在现实的百日维新变法中，已经因为没有‘质变’的观念，而自己动摇，不能贯彻。任公说自己是思想界的陈涉，嗣同亦希望做陈涉、杨玄感，皆自知之明。”[67]这样的评价，除却政治标准的不同外，在对“今文学”运动的思想解放意义的肯定方面，侯氏至少是有保留地接受了梁氏《概论》的说法。

其四，侯氏对“今文学”运动的评价有政治与学术两个向度。在政治上既肯定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又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在学术上，则否定其正面的学术价值，而仅承认其“背面”的客观影响。《学说史》叙述康有为的学术，多借用梁氏之批评，以为“南海的基本治学方法，即任公所谓‘自由进退古今’者，‘万事纯任主观’者”，其《新学伪经考》“诡辩多端，任公亦谓‘好博好异，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在考据学上而言，可谓之狐狸精”；其《孔子改制考》牵引比附，“纬书之荒唐不经，已经不足为据，而他的推演更类于推背图了”。但同时又指出，《伪经考》也作了“一番秦汉学术史的检讨”，其“勇敢地镕取材料”，因而有“不规则飓风的意义”；《改制考》则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在中国学说史和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影响了近代学人。[68]这正是“二考”的“背面影响”，即“上至学术思想史的背面检讨（如任公言孔子与诸子平列研究），下至制度沿革的背面寻求，在当时确实无意之中成了一种飓风和火山”。这里，《学说史》也就从“背面”肯定了任公《概论》对“二考”影响的概括。侯氏对康有为学术的评价，与任公全然相反者，在《大同书》。侯氏云：“《大同书》与前二书（指‘二考’）绝异，前二书成书甚早，尚为南海青春时期著作，故若探求其背面影响剥去其主观的幻想，在客观上颇具一种风雨气候，任公所谓风火之比者是。此书不然，……成书甚迟，民二《不忍》杂志始印一二两卷。先前在他的维新运动时代，他以‘尚有待’而不允问世，然到了他的思想硬化时代，则尽（竟）然允印两卷，这就含着此书的意义。按此书是他公羊三世之义与礼运凑合的一种乌托邦，表面化装了甚有进步的样式，而内容则是否定了反清民族战争的政纲，任公推崇为‘地震’的著作，不但过火，而且被此书的化装所蒙蔽。”[69]尽管“著者最初研究此书，因受了任公推荐的影响，颇欲寻出点有价值的东西”，但最终认定《大同书》是康有为“改良妥协与投降封建的挡箭牌”，是“据以反对当时革命者的‘平均地权’主张”的反动理论。

其五，与对康有为的评价不同，侯氏对“维新思想的健者谭嗣同”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学说史》虽然说到了康、谭之同（公羊学旨、宗教思想、重商思想、浪漫气氛等），但更注意揭示、阐发的是二人之异。侯氏指出，“如果把嗣同认为是有为的忠实信徒，而忽视其独立自得之思想，那便是一种诬蔑。”在他看来，谭嗣同有一套冲决罗网、反封建君主制度的理论，“他的解放思想，已经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辉，而且已经有人民事业的预感”。“所以，《仁学》和《大同书》不可并论，《大同书》为反动的思想，而《仁学》往往发抒着进步的要素。”[70]侯氏也分析了谭氏思想的驳杂（宗教思想的泛神论，人生哲学的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政治思想的继承黄宗羲并参以西洋近代的民权论，方法论的接受王夫之和焦循思想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历史观的服膺公羊大义而极不忠实等）和矛盾（如反清与保皇，激进与改良），但最终又不赞同章太炎对《仁学》“拉杂失伦，有同梦寐”的评价，而取梁任公“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的对康、梁、谭辈思想的基本判断。

其六，对章太炎思想学说的评述，是《学说史》着力最多的部分之一，而此前如此细致梳理太炎思想学说的著述极为少见，故《学说史》于太炎思想研究实有创辟之功。《学说史》对太炎思想学术的评述极尽全面、丰富、详至之能事，此不赘述；其贯穿叙述的中心是太炎作为古文家的“最后重镇”，以“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对公羊学派（改良派）的批判及其取得的“科学成就”。侯氏认为，“太炎之为最后的朴学大师，有其时代的新意义，他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而是抽史以明因果，覃思以尊理性，举古今中外之学术，或论验实或论理要，参伍时代，抑扬短长，扫除穿凿附会，打破墨守古法，在清末学者中卓然凌厉前哲，独高人一等。”[71]针对任公所谓“对于思想解放的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之说，《学说史》更屡屡强调太炎思想学术在打破传统、拆散偶像、诉诸理性方面的巨大功绩，明确指出太炎是五四打孔家店的先导者，且其对孔子的评价较五四新青年的反孔思想，更富学术价值。[72]由此而言，注重晚清思想学术之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任公以来，几成思想学术史叙述的共识与标准。

要而言之，《学说史》之晚清部分，如同全书，长于材料的排比和理论的辨析，精识睿见，多益后学。其于“今文学”运动的评述，虽运用唯物史观予以剖析并推崇章太炎对公羊学派的批判，但其叙述的框架及对其意义影响的估量，则更多地以梁任公的“清学史”为参照，或借取或辩驳，若论前人研究的影响，仍以任公为最。

在《学说史》出版之前，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讲演。其讲演提纲，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称“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十分反动，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73]由此可知范氏讲演的“批判”主旨，而其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自然亦不例外。[74]应该提到的是，1963年，范氏重作“经学讲演”，态度趋于平和；现存《经学讲演录》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亦接近任公说。[75]

2.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晚清“今文学”研究及其他

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清学史研究几近沉寂，有关晚清“今文学”的专题研究更为少见。同一时期，海外的相关研究虽未中断，亦乏有影响的佳制。[76]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却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在中国大陆，清学史及晚清“今文学”的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著述陆续出现，且有增多的趋势；海外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也有所进展。与此相关联，有关梁启超著“清学史”的专题研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长期以来梁著清学史虽影响颇巨却缺少专门研究的状况得以改变。以下仍从梁著清学史之影响的角度，对于相关研究论述，择其要者予以综述。

此一时期，率先于大陆学界作清代“今文学”专题研究的当属杨向奎先生。杨氏的《清代的今文学》[77]将今文学的兴起置于乾隆时期社会矛盾和危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清代今文学兴起时期的主要命题、师承递进及代表人物作了较细致的叙述和分析，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后继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78]在《清代的今文学》的基础上，杨氏又著成《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卷，以“学案”体逐一介绍、评析自庄存与、孔广森迄廖平、康有为等清代今文学一系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与著述。[79]该著集基本材料和评述于一，是为了解、研究晚清今文学的必备参考。杨氏出顾颉刚门下，喜晚清今文家言，尤注意《公羊》之“三世说”“大一统”，欣赏其具有理想的政治思想，[80]故于今文学之评述，虽指出其考辨史实之粗疏，但仍充分肯定其关于社会政治改革思想的巨大影响。关于章太炎与康有为之争，杨氏以为“仍然是古今文经学思想内容之不同及方法上的歧异”，而倾向于今文学，云：“今文经学闳肆的思想内容，枝叶扶疏的风貌，论影响远远超过古文经。后来梁启超在评论章太炎的时候，也曾指出这一点。”[81]此处所说梁启超评章太炎，即梁著《概论》所谓“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之说。由此可见，在对晚清今文学评价的基本精神方面，杨氏与任公是相通的。大体而言，杨氏对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分析，循任公所述线索而深入广出，多有深刻自得之见解（如对孔广森之不守“公羊家法”的分析）[82]，予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且杨氏知识广博、学养深厚，于晚清今文学之研究，不仅能发其思想意蕴，亦能于经训经义作详细的考辨，比之于后来的相关研究，大多仅能在“思想”的层面上分析评述，而难以进入“学术”的（即“经学”本身的）内里辨析异同，杨氏的研究更显示其特色和价值。

同样学养深厚的著述还有张舜徽的《清儒学记》。张氏自忆早年“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尤好之不忍释手”；[83]20世纪40年代任教兰州大学时，曾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有所撰述”“属稿未完”。此后，陆续刊发《清代扬州学记》（1962）、《顾亭林学记》（1963）、《清人文集别录》（1963）、《清人笔记条辨》（1986）等有关“清学史”的著述。《清儒学记》作于晚年，是为张氏清学史研究的“总结性专书”。该书用戴望《颜氏学记》之“学记”名目，而不从戴氏“学记”但事抄录、全无论断的体例，对于记述对象既有学行的综合概括，又有思想的分析批判，于特立拔起之人物，分别表彰；于自成风尚之学派，则综合叙述，用以“统括”有清一代之学术。[84]《学记》记述人物，除顾炎武、颜元、戴震外，特意提出张履祥、钱大昕、孙诒让予以表彰；叙述学派，于常州之外，则为浙东、湖南、扬州三派立记，如此择别，显示张氏对于清学有着不同前人的独到见解。虽然，《学记》对前人研究所得，亦多有取舍。大致说来，于清学史研究先驱之太炎与任公二人的论断，张氏多袭任公而弃太炎。[85]张氏熟悉梁著《概论》与《近三百年学术史》，《学记》评述人物、议论学派多援引且认同梁氏说，其“常州学记”即关于晚清今文学的叙述，更是沿用了梁氏的叙述框架和基本结论。

此一时期，大陆学界在清学史尤其是晚清学术史研究方面卓有贡献、深具影响的学者还有朱维铮先生。朱氏曾师从周予同多年，周氏经学史著述得以结集出版，嘉惠后学，朱维铮为力尤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氏沿师门路径而上，于清学史尤其是晚清学术史研究领域创获颇丰，其成果散见于《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文集。朱氏治学首重文献整理，曾先后整理校注如《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多种，于方便后学、推动晚清学术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朱氏论晚清学术，力求高屋建瓴，知人论世；其议论之深刻、自信，予人启示良多。细读朱氏诸作，虽然于清学史著述源流强调章太炎、刘师培一线的贡献，于晚清今文学人物、著述的评述也时见反拨俗议的新得，但就晚清今文学的基本判断而言，其大端仍在梁任公论述的范围之内，于此尤见其师承的影响。[86]

与清学史与晚清学术史研究的进展相关联，对于清学史研究的学术史追述也日渐增多。其中有关梁著清学史的专门研究，更有多种成果出现。

如上述，梁著清学史自面世起，就有绝大影响。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后出的清学史著述，无不受到梁著的启发、导引，但以梁著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却极其少见。这一状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较早的有关梁著清学史的专题论文，或属萧萐父、黄卫平《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3期）一文。作者视梁著《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思想学术的开创性著作”，分别从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定位、近三百年学术的主流和意义、历史进程和兴衰根源、主要代表人物的评价及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等五个方面，对梁著《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相关内容和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继梁著之后的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总体上并未超出梁启超已达到的水准，甚至还有所不逮”；同时，作者也以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为比照，具体分析了梁著的不足，并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启蒙思想运动史的研究。萧、黄之作有现实的指向。这种指向，由李锦全《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术研究》1987年1期）一文表示的更加鲜明。该文着力于对梁著“以复古为解放”论断及其影响的分析，认为这样的分析，对于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思想解放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如何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可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同于萧、李二文的取向，祁龙威的《梁启超与清代学术——<清代学术概论>疏证发凡》（《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2期）更注重对《概论》文本的研究。该文认为，《概论》的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至今尚无可以取而代之的著作；“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祁文梳理《概论》的形成过程，对《概论》的粗疏、陋错作了部分注解、补充和纠正；虽或限于篇幅，仍嫌简略，但“发凡起例”，确有贡献。

以上数文虽取向有异，但其对梁著清学史的地位和影响予以积极的肯定则又是相同的。此种“相同”，还可见之于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陆续出版的数种梁启超传记。[87]这些传记有关梁著清学史的叙述，侧重内容的介绍，且对其于清学史研究的贡献作了较高的评价。传记之外，还有研究专书的出现。易新鼎著《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辟有专章讨论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分析”。易著对于梁著清学史的批评，其内容之详细，可谓前所未有，但其用以批评得失的尺度，似较多受到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影响。易著之后，蒋广学的《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又一部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专书。比之于易著随处可见的讥弹，蒋书对梁著清学史给予了几无贬语的复述和肯定；然而有意思的是，易、蒋对于梁著清学史性质的判定却又大体一致，这从蒋著论梁启超清学史一章的标目——“向科学与民主的新‘人学’匍匐前进的清代学术”——可见一斑。这好比同用一把尺，度量同一块布，不同的人量出了不同的尺寸。

世纪之交的梁著清学史研究，在更为开阔（通贯）和更加细密（具体）两个方向上均有进展。陈祖武先生有关梁著清学史的研究，一则注意于梁氏诸作源流的梳理，将前后相继的《近世之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结合于梁氏际遇、思想的转换迁移，以观察彼此相因相异的变化线索，讨论其间得失互见的世故缘由；同时，又将梁著清学史置于近代清学史研究的“学术史”序列之中，通过对梁著与章太炎、钱穆清学史论著的比较研究，来界定任公清学史的贡献和缺失。[88]以为“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后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陈先生的如此结论，未必不可商榷，但其力求通彻的研究取向，对于梁著清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应是正当的指示。同样的取向，也见之于朱维铮为《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所作的“导读”。该“导读”清楚地勾勒了梁启超于民初至五四前后政治生涯的沉浮和心路历程的转换，回顾并分析了晚清以来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清学史研究及其与梁著清学史的关联，试图使读者能够在一个开阔、“立体”的环境中了解《概论》作者“以史论为政论”的心意及《概论》之于清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此这般的“知人论著”，无疑有助于丰富对《概论》的解读。后来者循“导读”引出的端绪而做更全面深入的追究，其必有新的创获是可以预期的。新近出版的李帆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则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至于海外的清学史著述、晚清今文学研究及梁著清学史研究，就笔者所见，一则论著有限，[89]再则其基本状态与大陆的研究亦大致相同，此处仅举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数种，以见一斑。

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陆宝千著《清代思想史》，其基本取向大体类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然亦多有自得之见。其叙述重点在“经世”之学，尤对合“内圣外王”为一的明末清初诸子和晚清湖湘理学特加表彰，以为二者间实有一以贯之之精神（即“所述经世之道，皆植根于心性”）。此议正与任公所谓晚清思想变迁之“最初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90]相合。循此思路，将“清代公羊学之演变”（第六章）别立于“琐屑纤细”“是术而非学”的“清代经学”（第四章）之外，而充分肯定其“经世”的意义，也就理所当然。《清代思想史》论清代公羊学之谱系及精神（“借经术文饰其政论”），均与任公无大异；其以《公羊》“三科”（“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为纲，梳理晚清公羊学之演变、提示各期之特点（如龚、魏所据为“通三统”，康、梁所重为“张三世”等），以及康氏“大同”“三世”说影响于孙中山革命党人，[91]等等，则属独出新意之处，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

陆著稍前，有吴康《中国现代哲学初编》（1975）。该“初编”虽名为现代哲学，内容仅述及晚清今文经学“思想”，而以康有为、廖平、谭嗣同为主。吴氏以为清学之中坚“考证学”以经传小学为中心，较少涉及纯哲学问题；晚清学术界思想主流今文经学，以通经致用、援引西学而成其经世建设理论，开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之先河。[92]因此，“初编”于今文学及代表人物，即着力于发现其“现代”（或现代化）意义，而突出其“进化革新，不主故常”的思想。吴氏对于今文经学的基本评价，其精神实与任公相近。

陆、吴之后，孙春在的《清末的公羊思想》（1985）是又一专门论述晚清今文学的著作。孙著的论述框架近陆氏论公羊学，而材料更丰富、析论更详密；其力图将公羊思想置于“现代化”理论模式中考察的取向则略同吴氏，而更为“系统”又不免机械。[93]然瑕不掩瑜，孙著仍不失为台湾学界有关晚清公羊学研究的最系统因而也最具参考价值的著作。

有关梁著清学史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台湾学界的注意。其中可以詹海云《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研究》、吴铭能《梁启超清代学术史研究述评》二文为代表。[94]前者于任公有关清学史的各类著述、著作体例、中心概念等均有较详细的叙述和讨论，尤其注意到梁著清学史前后观点上的差异，以及梁氏在清学史评价方面与胡适、太炎、钱穆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异同；其不足或在对这些差异、异同的所在及原因的讨论仍嫌粗略。后者则详述任公清学史的基本见解、主要特色和治学方法；作者于任公清学史的缺失也试作分析，但亦嫌简单且思想的分析似非其所长，而更大的不足则或在没有注意到梁著清学史诸种间的差异，混一的分析尽管细密，亦不过“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总结上述种种，梁著清学史的开创性地位及长于论断的特点，使得后来有关清学史的观念性讨论和个案研究，或正或反、或引申或辩驳，多以任公的相关论述为出发点；其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研究，更因任公以“亲历者”身份所做叙述的“权威性”，而成为后来研究的基本凭借或起点。时事推移，梁著清学史已成清学史的经典论著，后继的研究愈益表现出在精神、框架或基本判断上对梁著的继承、肯定和认同，因而也就使得梁著之为清学史研究之“范式”的意义更加凸显。近年来，以梁著清学史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渐增，虽然其中一些研究已具“范式”研究的意味，但有待进一步深入者尚多，而梁著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即是其中之一。以上侧重于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影响”的挂一漏万的综括，旨在说明梁著清学史的此类叙述已成为一种“范式”或“基本知识”这一事实，从而为本书立意于检讨此“范式”和“知识”提供“意义”（必要性）的支持。

（三）重新检讨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构想

如前述，梁启超既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又是晚清“今文学”的叙述者。惟“亲历”更增其叙述的权威性，而又由其“叙述”的权威，则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遂渐成一知识性的常识，其被采信的程度亦与时俱进，愈后而愈深广。本文意在检讨这一“知识”本身，所以如此，基于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梁著清学史三种，其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前述，梁著清学史影响最大者为《清代学术概论》。比之于章太炎、刘师培等清学史先驱的同类著述，《概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亦是后来研究者认同度最高的部分），又莫过其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一则，《概论》以“今文学”为清代学术的两大潮流之一，有关“今文学”运动的记述，实为《概论》的重点内容。二则，任公以“今文学”运动之一员的身份“超然客观”地记述其亲历，益增其“记述”的真实可信。[95]

《概论》又非梁启超唯一的“清学史”著述。《概论》之前，有被列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的《近世之学术》（1904）。梁氏在《概论》“自序”中曾这样说：“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梁氏此说，值得注意者在于：一曰“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一曰“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或许正是过于相信了梁氏这些说法的诚实性，后来的研究者多以《概论》为正论，既无意于《概论》与《近世之学术》在“根本观念”上的仔细比对，也忽略了对《近世之学术》的那些“有为而发之言”的追究。[96]其实，《概论》与《近世之学术》不仅存在“根本观念”上的差异，二者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更有相当大的不同。认真检核、条理这些差异和不同，讨论其所以不同的原因，不仅试图解释《近世之学术》的“有为之言”，也尝试发现《概论》的“有为之言”，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通行的晚清“今文学”知识的了解。

继《概论》之后，梁启超的又一部清学史名著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主观意图“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97]。然就其内容来看，其有关概论“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的叙述，仅占三节的篇幅，即“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叙述清初学术的部分共八节，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而以乾嘉为主（包括清初与晚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则占去全书一半的篇幅。《学术史》如此这般重“清初”“乾嘉”，而略“晚清”的结构，显然与《概论》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为两大潮流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梁氏本人曾对《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概论》的不同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三年前曾作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98]《学术史》之所以“略晚清”或与“组织”有关，然而在其不多的有关“晚清”的叙述部分（如“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也几乎少有所谓“今文学”的内容和字样，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组织”的问题了。为什么时隔三年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概论》会有这样的不同，至少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而至今已有的有关《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不同，当然也就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其二，与梁著三种“清学史”对晚清“今文学”彼此有异的叙述相关联，三种清学史中有关梁氏本人与晚清“今文学”的关系的论述也颇有不同。唯一较详细叙述和肯定梁氏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梁著清学史是《概论》，但《概论》的相关叙述，似又于有意无意之间，特别提出“梁、谭”（或“梁、谭、夏”）一派的说法，以显现其别样的（不同于乃师康有为的）色彩。其实，梁氏在戊戌期间有关“今文”“公羊”的言论，确有独特之处。如少言“伪经”，张扬“排荀”；于孔子改制说的宣传，更多地突出和倡言其“太平”和“大同”的别解；以及以孔子为教主、儒学为孔教，提倡“保教”“传教”等等。然而，既有的关于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的研究，大多满足于依照《概论》来罗列梁氏所谓“今文学”的论述及其在“今文学”运动中的贡献；虽也有论者试图归纳梁氏“今文学”宣传的特点[99]，也有论者曾对梁氏在戊戌期间的“今文学”观念和活动（如“三世”说，如“排荀”运动）作了较详细、深入的考察[100]，但全面、通彻的研究仍不多见。因此，以梁氏自述及其变化为线索，认真解读梁氏及“梁、谭、夏一派”人有关“今文学”的论说，辨析其要点，揭示其底蕴，将有助于对梁氏所谓“今文学”运动之意旨和特点的把握和理解。

在综括梁任公有关今文学叙述的种种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叙述中前后一贯、始终不变的内容，即对今文学和康、梁一派在晚清思想解放和新思想引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循此“变与不变”的方向做些粗略的讨论，或可作为重新认识晚清今文学的初步。

根据以上的思路，本书此后各篇，将分别排比和讨论的问题如下：

“形象的变化”一篇，比较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差异，即通过对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条理和细致比对，指出梁著清学史三种在晚清“今文学”叙述方面的差异所在。

“政治与学术”一篇，分析《近世之学术》的著述动机及其针对性，并试图从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关系、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以及梁氏本人的思想变化等多个角度，揭示《近世之学术》及其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命意和用心所在。

接下来的“偶然的背后”“两种兴味”二篇，则分别考察《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主旨和言说对象，着力从梁启超五四时期的心思、志业及其与胡适的“交往”等的梳理中，探讨《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之所以彼此相异的缘由。

“自述的检核”一篇，以梁著清学史中有关其本人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的自述为线索，将其与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在戊戌期间的著述相比照，以求更准确地把握梁启超及“梁、谭、夏一派人”有关“今文学”言论的含义和关注所在，试图以一个侧面揭示所谓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实像，从而丰富对于晚清“今文学”的了解和认识。

最后一篇，“变化与不变”，总结本书的讨论，并归结为这样的“开放式”结论：被后世奉为“典要”的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其本身存在着前后不一的差异；在梁著清学史中，所谓晚清“今文学”实际是一个有着演化和生成过程的概念，自然也就与所谓晚清“今文学”的实像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对我们已有的关于晚清“今文学”的知识，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虽然，所谓晚清“今文学”运动，如果超出经学派别和名目的纠葛，其实际内容和意义仍可大致确定，即亦不过任公所云晚清“新思想的引入”之一端，及由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