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诗和她的爱情

——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小传

伊丽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1806年3月6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显现了好学的天性和文学上的才能。蒲柏的荷马译本是她童年时代最好的伴侣。她读着希腊的史诗，有时候甚至忘了吃，忘了喝，晚上睡熟了，还在睡梦中和她崇拜的希腊英雄在一起。8岁的时候，就学着写诗了；14岁，“发表”四卷史诗（父亲特地给她印了50册私印本），模仿蒲柏译诗的格调，咏叹希腊的“马拉松战役”。

她从没受过正式教育——当时女孩子入学念书还很少见。^【1】她热爱希腊古典文学，凭着自修，精通了古希腊文，^【2】后来她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其他古希腊诗人的诗篇。她颖慧，又很努力，还学会了拉丁文和欧洲好些国家的语言。

她在英国西南部乡间长大，本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爱好书本，也爱好大自然；浓荫如盖的林子里，映着垂柳的清溪边，都是她最爱的去处，她也爱骑着小马在绿原上驰骋——我们的女诗人是有过快乐的童年的。但是在15岁那年，她有一次骑马，不幸跌损了脊椎，从此就失去了可贵的康健，二十几年来一直是禁锢在床上的病人。

现在只有书本是她的天地，只有诗歌，能让她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她的生命够悲惨了，然而苦难并不就到了尽头，她还得一次次遭受意外的打击。

先是她的母亲去世了，以后她的弟弟爱德华就成了她最亲爱的人，他陪着她在乡间养病，不幸溺死在她窗前望得见的那条河流里。哀痛和内疚的心理，使她接连几个星期神志不曾完全清醒。有一阵子，仿佛她自己也活不成了。接着，她回到伦敦的温波尔街，和家里的人住在一起。伦敦的阴寒潮湿的气候对于患慢性疾病的人是有害的，她的身子越来越坏了。在夏天的时候，她坐在椅子里，难得让人抱着，下楼一两次，见见天日；到了冬天，她蛰居在房里，就像一头冬眠的睡鼠那样动弹不得。

但是她还是承担起人生的辛酸，坚忍地活下去，把她的悲哀和希望都写进诗歌里。她在1833年和1838年先后出版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英译本和诗集《天使们及其他诗歌》（The Seraphim, and Other Poems），平时也经常在伦敦的文学杂志上投稿。可是虽然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的女诗人很清楚自己的不利的创作条件，在后来给勃朗宁的信上，她这样恳切而沉痛地说道：

世上的年轻姑娘，无论她怎样少不更事，她的见闻和阅历也总比我来得广博些……我一向只是蒙着眼站在这个我将要离开的“圣殿”里，我还没有懂得丰富的人性，人间的兄弟姊妹对于我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高山大川我都不曾瞻见——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过。我像一个将死的人还不曾读过一行莎士比亚，想读，已经太晚了！……这种简陋无知，对于我的诗艺是怎样一个致命伤啊！

正因为生活经验不幸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虽然她以早熟的颖慧，曾经取得过很可注意的成绩，可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她却发展得很迟缓。她并不灰心，也不曾因为在文学圈子里已经获得一点诗名而感到自满；她在自身所能达到的限度内，总想使诗歌向现实生活更靠拢些。1843年，她读到一篇关于工厂和矿区的童工问题的报道，那悲惨的记载引起了她极大的愤慨，促使她写成160行的长诗《孩子们的呼声》，她先于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像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等人，在文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剥削提出了控诉；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向人们诉说，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底层深处一群童工的悲惨遭遇。小羊儿正在牧场上自在地叫着，小鸟儿正在窠巢里快乐地啾鸣，可是那些本该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却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绝望地挣扎着：

整天都埋在漆黑的地下，

沉重的煤车拖垮了我们；

要不然，整天在工厂里

把大铁轮转动得滚滚不停。

那铁轮子，整天在转、在吼，

卷起的风，在我们脸上飞旋，

脉搏便跟着狂跳，心儿发眩，

四周的墙壁在跟着打转。

…………

那铁轮子又整天在吼！

轰隆隆的一片喧闹，有时候

我们祈求，像是疯狂的呻吟：

“停下吧！今天，请你静一静！”

你就静一静吧！就让孩子们

嘴儿凑着嘴儿，听听自己的呼吸吧！

就让他们臂儿挽着臂儿，

像青春的花叶交接着花叶吧！

让他们感觉到，这阴森的金属声响，

并非上帝所铸造、昭示的整个生命；

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内在的印证：

他们并非生活在你底下——你，大铁轮！

在最后一节诗里，遭受残酷剥削的童工“抬起他们苍白消瘦的脸儿，/他们的神色看着都可怕”，向那个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了愤怒的诅咒：

残酷的国家呀，难道你们打算永远

用孩子的血液来灌溉你们的世界；

把他那悸跳的心践踏在铁靴下，

大踏步地跨向商场上的宝座？

啊，暴君！我们的鲜血在飞溅！

锦绣的前程展开在你们的眼前！

可是孩子们在暗里的哭泣，那谴责，

比了壮士在愤怒中的诅咒，还激烈！

这诗歌最初发表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上，引起很强烈的反应，这期刊物销售量骤增三倍。第二年（1844），英国国会被迫通过了禁止雇用童工的附加条款，社会呼声取得胜利，这里也有女诗人出的一份力。这首诗第二年又收在《诗集（1844）》内。

1844年，她的两卷本诗集出版，这在她长期的创作生活中，是一块可纪念的里程碑。她的才华到这时候，趋于成熟了，开始发光了；她的热情、她的活跃的想象、清丽的笔调、戏剧性的意趣都在这诗集里表现出来。从女诗人的个人生活说来，更可纪念的是，由于这部诗集，她结识了另一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她那充满着哀怨的生命从此打开了新的一章。

1844年的两卷本诗集，把她一下子抬举到当时英国诗人最高的位置上，接替衰老的华兹华斯，而与丁尼生齐名。在当时的诗坛上，勃朗宁还是个没有名声的青年诗人，知道他的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可是他的诗篇虽然还不为世人所看重，却已经有幸得到我们的女诗人在深闺中的赏识和共鸣。在《诗集（1844）》里，有一篇长诗叫作《吉拉婷郡主的求爱》（Lady Geraldine's Courtship），在诗里，她提到了他的近作《铃铛与石榴树》（Bells and Pomegranates），还给了这样的赞美：

要是把它直解剖到中心，

就可看到，那里有一颗鲜红的心——

一颗筋脉满布的人道主义的心。

勃朗宁读到了她的诗集，他跟女诗人的远房表兄凯尼恩（Kenyon）是世交；因此，虽然还不相识，他有机缘先得悉了她的生平。他本就钦佩她的诗才，现在读到了这出自衷心的评语，一股强烈的喜悦流遍他的周身，汹涌的热情驱使他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巴雷特小姐，你那些诗篇真叫我喜爱极了。……如今在向你——直接向你本人说话的当儿——而这还是第一次，我的感情全都涌上了心头。我已经说过，我爱极了你的诗篇——而我也同时爱着你……

这是他们中间的第一封信，看邮戳是1845年1月10日。第二天，女诗人回了他长长一封信，语气谦逊而又亲切。《派拉司塞斯》《皮帕从这儿经过》的作者、当代一位气魄雄健的诗人，对她这样热烈地表示敬仰和爱慕，她感到难言的喜悦，^【3】也不能不为这份至诚所感动！她写道：

亲爱的勃朗宁先生：我从心坎深处感谢你……这样的一封信，又出自这样的手笔！心灵的共鸣是值得珍贵的——对我说来，尤其值得珍贵；可是一位诗人（而且又是这样一位诗人）的共鸣，对于我更是达到同情的极致了！……

他们真挚纯洁的友谊就从这时开始，从此他们继续不断地互通信札，对彼此的诗创作交换恳切的意见，又从文学谈到人生，从倾吐早晚的灵感，到追叙童年的情景；这两个希腊的爱好者还在信里讨论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她早先那个不很成熟的译本，又谈论了当代乔治·桑等人的作品，他们发觉他们俩处处都是情投意合；在不曾会面以前，他们先听熟了彼此的心声！

她本来是一个残废的病人，从床边走到沙发也得有人搀扶着才成；生命，只剩下一长串没有欢乐的日子；青春，在生与死的边界上黯然消逝。现在，这最初四个半月殷勤的通信，替她一片昏暗的生活忽然打开一个窗口——她一天里最光亮的时辰，就是每当黄昏降临，在期待中听到邮差的那一声叩门。

每天晚上八点钟，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这时，我总是悄然一人，四周寂静无声，在十户人家以外（甚至不止十户呢），我就听到你的书信的脚步声了。^【4】

经过几次请求，他终于使她克服了怕见生人的癖性，在五月下旬，风和日暖的暮春天气，来到她的病房中。他见到了她，可怜瘦小的病模样，蜷伏在她的沙发上，贵客来都不能欠身让座，一双深沉的大眼睛里透着几分哀怨的神色。可是怀着一片爱慕之心来看她的，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情人，疾病和愁苦并不能叫他望而却步：

无论是罪恶、是哀怨，甚至上帝的谴责，

死神的逼近的威胁——不管这一切，

叫人们一看就掉首而去，叫自己

想着都厌恶……却没什么能吓退你；

亲爱的，那你教我吧，教我怎么样

把感激尽量倾吐，正像你把恩惠布施。

（第39首）

万没想到在会面后的第三天，她竟接到了他的一封求婚的信。

哪一个少女不怀着甜蜜的爱的梦想？可是我们的女诗人不再是年轻的姑娘了，她已经39岁，是一个对生命完全放弃了希望的人；而她的“情人”比她年轻了6岁，奋发有为，正当人生的黄金时代，千百双明眸在羡慕地望着他迈步健行的雄姿，整个广阔的天地都是他活动的场景；那么他只是凭着一时的怜悯，一时的高贵的冲动，说了不知轻重的话，想入非非的话罢了——那是他决不会开口再说，或是改口否认的，而只是说过就完事，随即就忘了，永远都记不起来了：

是那年深月久的孤僻，像遭了

当头一棒，从你面前尽往后退缩，

迫使我眩晕的知觉涌起了疑虑和

恐惧，盲目地舍弃了你纯洁的面目，

最崇高的爱给我歪曲成最荒谬的

形状。

（第37首）

她拿着信，痛苦了一夜，第二天拿起笔来悲哀地，可是断然地拒绝了他。同时请求他以后别再说这样“不知轻重”的话吧，否则他们俩的交谊就没法维持下去了。

勃朗宁慌忙写信去谢罪，也顾不得自己从来没说过谎，解释前信只是感激话说过了分，只是一时的有失检点，“求你给我写这么一行吧：‘噢，原来不过如此！’请不要为了一次过错（只此一遭，以后再也不犯了）叫我失去了你的眷顾吧！你的友谊，我相信我没有失去吧。”信末附言，请求退回原函。信果然退了回来，随即遭到了毁灭的命运。^【5】

一场风波算是暂时过去，但他们俩实在谁也舍不下谁，他们的通信甚至比以前更殷勤了，往往每天都得写上一封以至两封信。在没有得到对方回音之前，往往寝食难安。

有一次，女诗人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长得可以比得上一篇小小说），把满腔辛酸都倾吐在一张张信笺上——“那是我从来没跟别人这么说过的”。勃朗宁读了大受感动，对她的信任十分感激，想用知心话报答知心话，把藏在心里最迫切的一句话吐出来，可是又不敢旧事重提（求婚），因此踌躇了两天；两天的沉默却使他的诗友不安起来了，她有什么话叫他不高兴吗？还是他得了病了？于是又写去一封短简，一开头就是“求你舍施一行字给我吧！”，他每天写给她的信，已经成为她少不了的“每天的粮食”了。

直到这两个诗人终于共同生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他们的通信从没有间断过。每个星期中有一天（对于勃朗宁，“一整个昏暗的星期中最明亮的一天”）是他们俩会面的日子。

从春天到夏天，勃朗宁不断地从他花园中采集最好的玫瑰给女诗人送去。花的鲜艳，花的芬芳，加上送花人的情意，给本来昏暗的病房增添了多少生趣啊。为了让那些可爱的鲜花更有生气些，向来关得紧紧的窗子竟然打开了，^【6】病房里开始有了一股流通的空气。

现在，女诗人的病情有了些许好转。“昨天本该给你写这信，我却下楼去了（或者不如说，让人抱下楼去），倒并没垮下来。”于是勃朗宁去信鼓励她：“下次再试试吧！你周围的一切都在这样恳求你啊。”另一封信又鼓励她出外去透透风，“当然，最初是会有些累的，但是坚持下去——你是会坚持的，是吗？——一定会大有益处。”隔一天就得到回信，写道：“昨天我当真出去了，而且还当真活着回来——那是更令人惊奇的事了——我是说，居然还有这活力在晚上写这封信……只是我原来的伟大抱负是要上公园去，却失败了，只能半途而返。”还说这次没有发生昏厥等事，也许下次能表现得更好些吧。^【7】

在这一段时期里，女诗人的健康飞快地进步着，萎缩的生机重又显示出生命的活力，大夫们不知道这是爱情，这是生命的新的欢乐，新的希望所创造的奇迹，对这现象只能感到惊奇而已。

恰好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在正月里的一天，她自己走下楼梯（而不是让她的一个弟弟抱着），走进了会客室，“我叫人人都大吃一惊，好像我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而是从窗口走出去了”^【8】。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二月初，丁香花和山楂已经爆芽了，接骨木已经抽叶了，画眉和“白喉鸟”已经在枝头尽情歌唱了。四月里，女诗人向未来表明她的信心，悄悄地买了一顶妇女出外戴的软帽。五月中旬，这顶软帽的主人，由她妹妹陪着，闯到公园里去了。阳光从林子的树叶间漏下来，显得分外柔和，斑斑点点，洒满了她一身。她下了马车，踏上绿油油的草坪，从树上采下了一朵金链花。大自然的清新的空气叫她如痴如醉了一阵，四周活动着的人们忽然都成了幻梦中的点缀，仿佛这会儿，只剩下她自己和不在她眼前的心上人才是真实存在的。那朵小小的金链花她放在信中，寄给了勃朗宁，回报他不断送给她的那许多鲜花。

那时候大西铁路刚通车，她居然有勇气让表兄凯尼恩陪着去参观新奇的火车，谁想那怪物进车站时一声吼叫，把她吓得要命；这实在难怪她，连大教堂里管风琴洪亮的和鸣都叫她有些受不住呢。不过能挤到人海中去长些见闻总是好的。她的健康和对人生的信念都在与日俱增，文学批评家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她的诗创作，在那一个阶段，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的情绪更饱满了，风格和形式也比以前明晰、完整了。也就在那一段时期里，她开始写下献给她情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她的才华在这里更达到了顶点。

这部感人的诗集倾吐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她只是流着泪，用无情的沉默来回答一声声爱情的呼召。但是爱情战胜了死亡，从死亡的阴影里救出了一个已经放弃了生命的人儿。就像神话中的英雄在悬崖边救出了被供奉给海怪的公主，替公主打开了裹在她周身的铁链；她那不知疲倦的情人也帮着她摆脱了她的惊慌、她的疑虑、她的哀怨，扶着她一步步来到了明媚的阳光底下。她动荡不安的感情逐渐变得稳定了，她对于人生开始有了信心，产生了眷恋。未来的幸福，不再是一团强烈的幻光，叫她不敢逼视，不敢伸出手指去碰一下了。她敢于拿爱情来报答爱情了：

征服爱如果费事，征服怨，那就更难。

怨是，爱不算，再得加上个怨。我的怨，

唉，那么深，就那么不轻易爱。可是，

你依然爱我——你愿？敞开些你的心，

好让你那羽翼湿透的鸽子扑进来！

（第35首）

她的情人——把生命的意义教给她的恩人，却又是那样地谦逊，他一开始就只希望能和她天天见面，每天在她的病床边陪她一小时，称呼她一声“我的爱妻”。这就是他最大的幸福了，此外再没有更高的期求。她的疾病，即使是终生的痼疾吧，也不能把他吓退。哪一个妇女能不为这一片至深至诚的爱情所感动呢？当他第三次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再也没法拒绝了，她已是一个被征服者，心悦诚服地答应着她情人的呼唤：

就这样吧，最亲爱的，如果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我的健康还可以，那么到那时候（现在可不行），由你决定吧，而你的决定将是我的责任和愿望……^【9】

本来，敢于拿爱情报答爱情，这在女诗人，已经非同小可，表现出她最大的勇气了；她最大的美德也仿佛尽在于此，谁也别想向她这样一个可怜虫提出更高的奢望了。万难想到的是，现在这两个心心相印的诗人还要从同声相应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生命、把他们俩不同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把爱情和婚姻合而为一。而她，听从了爱情的召唤，居然答应了——差不多是答应下来了。这真是不平凡啊，难道一年前，即使在最荒唐的春梦里，她敢于想望这样的幸福吗？这封信标志着女诗人的生命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三月初，她终于明确地表态了，一切顾虑都抛弃了，没有一点躲闪，没有一点保留。这真是一封少见的、别有韵致的情书！信中渗透着女诗人的特有的感情色彩和她特有的风趣——那种感情色彩是和她整个十四行诗集相呼应的，但是那种风趣却在她诗集中不大能看到，而在她的书信中处处流露出来。她假装生气道：好吧，既然你总是信不过我的好意，“那我可要立即惩罚你了，我要捆住你（你本来希望被捆起来嘛），钉住你——你可感觉到那细细的链子在你周身一道道绕起来吗？你可听到一锤一锤敲打钉子的声响吗？现在完事了——现在你给捆住了……好吧，你总该满意了吧，既然你嫌‘自由自在的生活担子太重’。现在你也许该相信了吧：我是信任你、爱你的。”她还说，万一他感到后悔，那她可以立刻松了绑，放他走。勃朗宁夫人最初开始写这十四行组诗大概就是在她答应了她爱人的求婚以后的这一段时期。在诗稿的最后一首诗上，她留下的日期是：“1846年9月，温波尔街50号”。她不让勃朗宁知道她的工作，只在信上隐约提到过“将来到了比萨，我再让你看我现在不给你看的东西”。

当她去信表示“你的决定将是我的责任和愿望”时，紧接着还这样表白道：“我决不会留难”。这里有弦外之音，对这段婚姻留难的是她家里的父亲。女诗人是敬爱她父亲的，她把《诗集（1844）》献给了他；可是这个经营牙买加殖民地种植园的奴隶主却不能想象，他的儿女们除了像对上帝那样对他唯命是从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感情活动。奴隶制名义上废除了之后，他无意经营，迁居伦敦；这位家长成了家庭里的暴君，他的子女就是他统治下的一群奴隶；他说一句话，谁也别想在细枝末节上违背一下他的意旨。譬如说，他以为黑啤酒对于伊丽莎白的病体有益，规定她每天都得吞下两大杯黑啤酒，他的大女儿对于这饮料有多么厌恶，他却不管。凡是温波尔街50号的来访者，都得经过这一家之主的批准，勃朗宁被同意上门来看他大女儿，那是因为他万没有估计到这个小伙子竟会来盗窃他家里的东西——他女儿的心。

在跟勃朗宁见面后的三个月，伊丽莎白的健康大有好转，两个大夫向老巴雷特建议，让她到温暖的意大利去过冬，在病室里囚居了五六年之后，也让她换一换环境；他却当面和大夫顶撞起来，他认为他女儿要考虑的不是到意大利，而是早日进到天国去！

他的大女儿如今并非14岁，而是年已40了，可还是不能在他的奴隶王国里取得独立的人格。最使女诗人痛心的是，她不能尽到做女儿的本分：终身大事没有能征求父亲的同意，而是隐瞒了下来。然而叫她又怎样开口呢？她的神经可不是铁铸的啊。上一次家里已经演出过一场活剧了，那是她亲眼目睹的。她妹妹亨丽埃塔禀告父亲她有了一门亲事，不料他老人家顿时大发雷霆，就像他女儿干下了伤风败俗的勾当一样，把旁边的女诗人吓得当场昏了过去。^【10】她宁可到大西铁路去再忍受一次火车进站的吼叫，也决不愿面对这样一个暴跳如雷的父亲。

比谁都厉害，上帝的那一声“不行！”

（第2首）

当女诗人写下这一痛苦的诗行时，在她的形象思维里，那暴虐的上帝一定是以她父亲的一副嘴脸出现的。

夏季已尽，第二个冬天又快来到了，这一对情人为了自己的幸福不能不拿出一个办法来。勃朗宁是永远与恶势力为敌的。他主张抗暴锄恶，即使暴虐来自亲尊和家长也决不迁就。屈服于别人的意旨究竟容易，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做去，要难得多；人应该表明自己是有意志的人，消极服从只是逃避自己的责任罢了。女诗人可不赞成那样偏激的主张。在对于恶势力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命题上，二人在信上展开了争论。要说这两位心心相印、处处共鸣的诗人也曾有过什么小小的争论，那么这就是唯一的一次。不过在具体行动上，女诗人还是受了勃朗宁的鼓舞，克服了重重犹豫，准备冲出家庭的牢笼了。

1846年9月12日，女诗人经过一夜无眠，由她忠心的女仆陪着，两腿发抖地走出家门，雇了一辆车，来到附近一个教堂，和她的情人悄悄地结了婚。没有娘家的一个亲人在场，可是她内心激动，只觉得自从那个教堂建成以来，有多少妇女站在她正站着的地方举行过婚礼，可她们中谁都不及她那样幸福，那样有理由全心全意地把敬爱和信任献给她的丈夫。尽管她们结婚时有父母等亲人在旁祝福、祝贺，她却没有，她并不遗憾，觉得这也是公平，“因为我太幸福了，用不到呀！”

这对新婚夫妇走出教堂，只能暂时分手。将要踏进家门时，她万分舍不得地捋下了新娘的结婚戒指。一星期后，她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她忠心的女仆，她的爱犬——在英国文学中留下名字的“弗勒希”^【11】，还有她怎么也舍不得留下的这一年又八个月积聚起来的一封封情书，^【12】悄悄地离开了家，在约定的地点和她的丈夫会聚了（他们婚后还没见过面），赶车前往南安普敦港口，正好赶上轮船，于是这对新人离开岛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奔向欧洲大陆去了。

*　*　*

他们俩先到法国巴黎，勃朗宁夫人又疲劳又兴奋，小住一周后，南下马赛，乘船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十月初，到达了目的地比萨，从住所里可以望见著名的斜塔。在这阳光灿烂、安静得像睡去的山城，他们一住半年；生活也是安静、幸福，几乎忘了世事。有一天，早餐过后，勃朗宁夫人照例上楼去工作，把楼下让给勃朗宁。他在窗前站了一会，眺望街景，忽然觉得屋子里有人偷偷地走着，正要回头，身子却给他的妻子推住了。她不许他回头来看，一面却把一卷稿子塞进了他的口袋，要他看一遍，还说要是他不喜欢，就把它撕去好了。她说罢就逃上了楼去。

这就是那完成了的十四行组诗的原稿。勃朗宁没读到一半，就跳起身来，激动地奔向楼上他妻子的房中去了。他嚷道：“这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出色的十四行诗！”他不敢把这文学上的无价之宝留给他一个人享受。可是勃朗宁夫人却很不愿意把个人的情诗公开发表。结果这诗集就在那年由私人（她的朋友）印行了少数本子，未标书名，内封面上简单地写着“十四行诗集，E. B. B. 作”。

1847年4月，他们俩移居佛罗伦萨，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比萨已经够美丽了，谁想佛罗伦萨还要美，美到叫勃朗宁夫人觉得说不出话来了。她后来怀着对于这个城市的深厚感情，说：“我爱佛罗伦萨的每一块石头”。那年夏天，他们搬进了比较凉快的“吉第居”（Casa Guidi），定居下来。在这新的家里，勃朗宁夫妇热情地接待过不少文艺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