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经历与思想形成

——小泉八云的精神分析

以漂泊和游历闻名的小泉八云本身就是一个跨国婚姻的产物。其父查尔斯·赫恩（Charles Bush Hearn）是一位英国驻希腊军队的军医。不过更准确地说，查尔斯其实是爱尔兰人，他的家人都在都柏林居住，大致属于当地的中上阶层。其母罗莎（Rosa Cassimati）则是希腊塞里古岛（Cerigo）土生土长的姑娘。

据说罗莎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是个文盲，而且她信仰的是希腊东正教，但爱情忽略了这一切差异，查尔斯在塞里古岛驻防的时候，遇到罗莎，两人结合了。1849年6月，查尔斯被调往圣莫拉岛（Santa Maura，当地人称为Leucadia），第二年的6月27日，小泉八云降生于此[30]。

1852年8月，由于查尔斯常年派驻西印度群岛，罗莎带着小泉八云，迁往都柏林的婆家。但罗莎很难融入这个家庭，后来又搬到查尔斯的姨母布雷奈夫人（Mrs.Justin Brenane）家里居住。1853年10月，查尔斯终于回到都柏林。但就在查尔斯回来的第二天，罗莎精神似乎出现了问题[31]。

罗莎的问题可能是由于长期精神上承受的压力的爆发。在希腊时他们的婚姻就没有受到家人的祝福，小泉八云在书信中说父亲曾遭到过母亲兄弟们的袭击，差点死掉。更重要的是，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多数时间罗莎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远离父母家人的环境中生活，迁往都柏林之后，更要面对语言不通、气候阴郁、风俗信仰不同等种种麻烦，这对于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妇人来说，其痛苦不言而喻。虽然罗莎的精神后来有所恢复，但此事显然在婚姻中埋下了巨大的阴影。

1854年3月，查尔斯又奔赴克里米亚战争前线，而再次怀孕的罗莎则在当年夏天回到希腊，并在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生下了小泉八云的弟弟詹姆斯（James Danial Hearn），在此期间，小泉八云被留在姨祖母布雷奈夫人家。1856年7月，查尔斯回到都柏林，开始谋划与罗莎离婚。而且此时，家庭外部还有着强烈的诱惑：查尔斯年轻时曾有一个恋人叫做艾丽西娅·珀西（Alicia Posy），后来艾丽西娅嫁给了别人。如今，艾丽西娅的丈夫去世了，这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富孀又回到了都柏林。两人见面之后很快再续前缘。查尔斯开始努力解除自己的婚姻羁绊。他向法庭提出离婚诉讼，法庭支持了查尔斯的诉求[32]。次年7月，查尔斯就与艾丽西娅再婚了。结婚后一个月，查尔斯带着后妻一家，前往印度赴任。小泉八云则被留在了姨祖母家。查尔斯死于1866年，罗莎据说死于1882年，但这些跟小泉八云已经关系不大了，因为他从4岁起，就没有再见过母亲；从7岁起，就与父亲永远地分离了。

第一节　母亲与小泉八云

幼年时期与母亲的分离，造成了小泉八云一生中对于母亲的渴望与追思。与母亲的关系影响了小泉八云的女性观、家庭观，影响了他的性观念和两性关系，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表述，小泉八云一生都没有摆脱“恋母情结”的影响。“恋母情结”或曰“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创造的一个术语。弗洛伊德观察到，儿童往往将双亲中的异性作为自己幼稚的性欲的对象。“女孩的最初感情针对着她的父亲，男孩最初的幼稚欲望则指向母亲。因此父亲和母亲便分别变成了男孩和女孩的干扰敌手。”[33]弗洛伊德借用古代希腊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将男性的这种无意识冲动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34]。“恋母情结”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曾说：“根据我的广泛经验，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其心理生活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在童年形成的精神冲动的原料中，对父母爱一方恨一方是其中的主要成分，也是决定后来神经症症状的重要因素。”[35]对于小泉八云来说，不管他是否符合弗洛伊德的“精神神经症”的标准，但“恋母情结”是理解其思想与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小泉八云与“恋母情结”

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如今已饱受质疑，因为他的许多观点还停留在描述的阶段，很难为科学所证实，但“恋母情结”的引入，的确给我们考察小泉八云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小泉八云的情况可能比字面意义上的“恋母情结”更加复杂，因为小泉八云对母亲的依恋更多的是一种渴望和想象。

如前所述，小泉八云4岁时便与母亲分开了。他对母亲的记忆很少，而且大都是一些零碎的片段。在给弟弟詹姆斯的信中，他急切地与素未谋面的弟弟分享着回忆：

你不记得曾经趴在你摇篮上的那张深色而美丽的脸吗？有着大大的褐色的野鹿一样的眼睛？你不记得每天晚上把你的手指按照希腊正教的方式交叉成十字，对你念诵“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的声音吗？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她按照她那孩子气的信仰，在你身上弄了三个小小的伤口，让你能处在那三种神力的护佑之下……你对她什么都不知道吗？这真的很奇怪。[36]

其实与母亲分离的时候，詹姆斯的年纪更小，他对母亲不太可能有什么记忆。小泉八云在与詹姆斯的讨论中，与其说是在询问弟弟，倒不如说是在追索和验证自己的回忆。难怪有人会对此评价说：他“似乎更在意描绘出母亲的形象而不是寻找兄弟情谊。那遥远无法达到的东西总是距离他的心灵最近。”[37]

小泉八云还记得母亲的脸，他在致异母妹妹阿特金森夫人的信中说，他之所以记得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记忆：

有一天她亲切地躬身贴近我。这张脸肤色深沉而精致，黑色的眼睛很大，非常大。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孩子气的冲动要扇她一下。可能我扇她只是为了要看一下结果。结果就是我立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记得当时一边哭一边又感到这种惩罚是罪有应得的。我并没有感到怨恨，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惹事的人通常是最愤怒的。[38]

而他与妻子小泉节的谈话，也印证了这段描述：

4岁左右的时候，我曾经做过许多非常无礼的事情。妈妈用她的巴掌在我脸上打了一下，很重。我很生气，瞪着妈妈的脸，那张脸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正是这样我才记住了妈妈的样子。她身材娇小，有着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就像个日本妇人一样。[39]

这段记忆的核心是淘气而好奇的儿童试图挑战大人的权威而受挫，说穿了，这是一种创伤性——至少是挫折性——的体验，所以小泉八云才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但可悲的是，对于深自敬爱的母亲，他所拥有的较为完整的记忆却只有这一段[40]。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小泉八云对于母亲的爱，更多地不是一种感受和体验，而是想象和移情。

小泉八云其实对父母的记忆都很少，“这个男孩当然只能复述亲戚朋友们告诉他的东西”[41]。他对于父母关系的了解主要源自周围知情人的转述，其中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布雷奈夫人。布雷奈夫人同情罗莎的遭遇，反对外甥离婚，据说她因此取消了查尔斯对自己财产的继承权，还逼他还债，不许他上门。布雷奈夫人对查尔斯的怒火可能源于对罗莎的同情，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笃信天主教，那时离婚对于天主教来说还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但不管原因如何，她在转述中更多地回护罗莎，谴责查尔斯，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在抚养问题上，其实查尔斯和罗莎都回避了抚养孩子的责任，但小泉八云只怨恨父亲，对母亲却表示理解，他在信中跟弟弟解释说：

关于你说到的母亲对待我们的问题，我必须跟你说，当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老姨奶，还有其他人——特别是家里的老仆人——都会对我说：“不要相信任何关于你母亲的坏话。她爱你们，就像任何母亲一样，她只是没有办法。”后来我听说，跟她结婚的那个人，跟她提了这样的条件：“我可以跟你去任何地方，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但是我不会抚养那个男人的孩子。”母亲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收入，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再者，孩子们似乎被照料得很好。我是奶奶的继承人，她很有钱，父亲关于你做过一些承诺。至于说她后来再也没问过我们，我不相信。我怀疑她一直都在打听我们的下落和状况，至少直到20年前。不过即便母亲后来真的没有表示过我们希望受到的那种关心，我也不能怪她。她一定痛恨跟父亲在一起的那段记忆。即便我听说她犯了什么过错，我也不能怪她或是不再爱她。她的境遇是如此特殊，如此不幸，而她的天性又是如此轻信，感情用事。[42]

不难看出，布雷奈夫人的解释对小泉八云的确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很容易得到解释：一则小泉八云接受这种解释的时候还在幼年，先入为主的印象是很难改变的；二则对于被遗弃的少年来说，在父母都无情地抛弃自己和至少母亲还爱自己只是无能为力之间，显然后者更容易接受。且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即便后一种解释中存在破绽，小泉八云也更愿意维护和保持它的完整。

对母亲境遇的同情，在小泉八云内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小泉八云之所以加入日本国籍，从英国人拉夫卡迪奥·赫恩变成了日本人小泉八云，也跟对母亲的同情有莫大的关系。1891年，刚刚跟小泉节结婚的小泉八云就开始考虑入籍的事。因为如果他按照英国法律注册结婚的话，妻子就变成了英国人，未来如果生活发生变动（例如小泉八云先于妻子去世，而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妻子继续留在日本将无法立足，但如果把妻子带到国外，小泉八云认为，这对妻子来说就太过悲哀了[43]。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把这个小妇人带到另一个国家将会使她非常不快乐；因为她将失去自己的社会氛围——那种思维和感觉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是任何关心和舒适都不能补偿她的。”[44]显然，妻子可能面临的境况让他想起了母亲的经历。后来，在与小泉节的谈话中，他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

妈妈多可怜。多么不幸，多么可怜！想一下吧：你是我的妻子，我带着你和一雄、严[45]回到我的祖国去。你听不懂那儿的话，也没有朋友。你只有自己的丈夫，而他对你又不好。你一定会非常不开心的。而此后，假若我又爱上了某个本国的女人而跟你说再见的话，你的内心会多么苦恼！这就是我妈妈遇到的情况。我没有那么残忍，仅仅想想这样的情况都会让我伤心。[46]

正是由于不希望重演母亲的悲剧，小泉八云开始考虑入籍，只是一些细节问题阻碍了他，后来在长子出生后，为了家人考虑，小泉八云最终决定入籍日本。

父母离婚后，小泉八云被留给姨祖母布雷奈夫人抚养。孤儿（事实上的）又兼隔代抚养，这样的儿童本来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异常，而布雷奈夫人又是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富孀，她一心想将小泉八云培养成一位神父，教育比较刻板，所以小泉八云缺失的母爱并没有在这里得到代偿（某种意义上说，母爱本来就无法代偿）。而后来被抛弃的心理体验及生活的艰辛使得小泉八云更加怀念他曾经短暂拥有的母爱。终其一生，小泉八云对他的母亲罗莎有着一种执著的眷恋和近乎圣化的崇拜。

然而小泉八云对母亲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却未必站得住脚。尼娜·肯纳德就曾对此提出质疑：

那些给予了公正评价的人的描述，却抹去了赫恩在对母亲的回忆中涂上的诗意浪漫的色彩。根据这些描述，罗莎很漂亮，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但脾气暴躁，不知自制，有时甚至比较极端。她有音乐天分，但太过懒散，没能培养自己的才能。人很聪明，却毫无教养。她过得是一种东方妇人的生活，整天躺在沙发上，抱怨环境的沉闷、爱尔兰的天气和学习英语的困难。对孩子，她是反复无常而且有点粗暴的，经常用严厉的惩罚来管教孩子。[47]

不管肯纳德的这种说法是否真的公正，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国人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到底如何，已经无从得知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小泉八云对于母亲的回忆中的确有许多想象和美化的成分。

小泉八云将自己身上的一切品质都归功于母亲的遗传，他在给弟弟詹姆斯的信中说：

我身上任何好的东西——而且我相信，包括你身上任何更好些的东西——都来自那个我们所知甚少的深肤色的种族的灵魂。我对正确的喜爱，对错误的厌恶；我对美丽或真实的事物的赞赏；我对一个男子或女子的信任；使我多少获得了一点成功的对于具有艺术气息的事物的敏感；甚至那以我们的大眼为身体标志的语言能力——都来自于她。[48]

小泉八云终其一生都在梦想拥有一张母亲的照片，他之所以急切地跟弟弟联系，有一个原因就是想看看弟弟手里有没有母亲的照片。当他看到詹姆斯的照片时，小泉八云为他们的相似之处而倍感激动，认为这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共同遗传的明证。他从不承认父亲那一半的影响，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当我看着父亲的照片的时候，看着那张严肃冷峻的脸和钢铁一样坚毅的眼，我根本感觉不到生命中跟他有多少相同之处。我想，我不爱他……我内在的灵魂不是他的。”[49]小泉八云说自己一切好的品质都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哪怕不那么好的，比如嫉恶如仇，也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他几乎否认自己与父亲的一切关联。“我想我身上没有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50]但有意思的是，其实不光是詹姆斯，“再婚而生的赫恩姊妹们与这位异母长兄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51]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无疑彻底否定了小泉八云的断言。无论他承认与否，他的身上都打着父亲的烙印（而不仅只是母亲），至少在长相上，父亲的影响反倒更多一些。

因为希腊是母亲的故国，母亲后来又回到了希腊，所以希腊对于小泉八云来说，永远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他对于南方、拉丁的偏爱，都有因迷恋希腊进而爱屋及乌的成分，他有时甚至会声称自己就是一个希腊人：“我自己作为南欧种族的一员，一个希腊人，我觉得更认可拉丁民族而不是盎格鲁萨克逊”[52]；他热爱希腊的艺术和文化，尽可能地了解关于希腊的种种知识，伊丽莎白·比斯兰曾评价他说：“他身上那希腊种族的灵魂总是促使他去追求美和真。”[53]移居日本之后，他经常将日本与希腊进行类比，在情感上和评价上提高日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日本试解》中，他经常将日本社会的种种方面与希腊做比，几乎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小泉八云一辈子也没有踏上过希腊的土地，他也没能掌握母亲的语言，对于真实的希腊，他并没有多少了解。希腊对于他来说，就如同他常常挂在口边的“老日本”（old Japan），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境地罢了。

二、与女性的关系

“恋母情结”对小泉八云最大的影响可能体现在他对女性的态度及与女性的关系上。母亲被父亲抛弃的凄惨经历，使得小泉八云对于母亲乃至类似的女性，都充满了哀婉的同情，这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关于创作的部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做更为详细的论述。而在与女性的关系上，我们可以说，小泉八云直到赴日之前都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与稳定的程度。

儿童时期，由于对爱抚的情感渴求及幼稚的性欲，男童往往会将欲望目标指向母亲。但这种欲望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一般不会发展到过分的程度，而且由于乱伦禁忌和理性的成熟，男童最终会逐渐克服和超越恋母情结，而将欲望指向家庭外的女性。而无法摆脱“恋母情结”的人，在两性关系上往往会保持其幼稚状态，即希望在两性关系中寻找母亲的替代品，他们往往倾向于比自己年长、成熟的女性。小泉八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很早就与母亲分开了，后来由亲戚们，主要是布雷奈夫人抚养。这就导致儿童期幼稚的欲望一开始可能就是投向家庭外的年轻女性的，而这种欲望由于没有伦理的禁忌，得以无限制的生长，从而导致对于女性和性欲的异常关注。在充满宗教气氛的家中和宗教学校完成的教育，未能压抑，反而加剧了这种状况。

小泉八云幼时曾经在布雷奈夫人家的藏书中发现过几本关于希腊神话的艺术画册。这些藏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始料不及：

但这种新发现的快乐很快就变成了新的忧伤的起源。我和我的一切都处在宗教的监护之下，当然，我的阅读也要受到严格的审查。有一天那些美丽的书都不见了，我也不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多星期之后，它们又被放回了原来的地方。我重新发现它们的快乐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因为到处都被无情地涂改了。我的审查者们受到了那些神癨的裸体的冒犯，他们必须要纠正这种错误。有一些人物，如森林女神、泉水女神、美惠女神、缪斯女神们，因为太迷人而被用小刀刮掉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坐着的美丽的人物，她的乳房就被这样切除了。显然“树丛中的宁芙女神的乳房”被认为是太诱人了，森林女神、泉水女神、美惠女神、缪斯女神们也都没有了胸部。而且，多数神癨们都被画上了衬裤，连小爱神也没能幸免。肥大宽松的泳裤，用鹅毛笔交织而成，目的是为了遮掩一切美丽的线条，尤其是那修长的大腿。[54]

实际上这种封锁政策根本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反倒反向地强调了它想要遮掩的东西，引发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证据之一就是小泉八云此后很久都在试图恢复那些被涂改的线条。当然小泉八云谈及此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溯自己对美的追求和对宗教的厌恶，但我们也不妨拿来作为小泉八云性问题的一个注脚。小泉八云对于性的特别关注在其童年时代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我小的时候必须要去做忏悔，我的忏悔都非常诚实。有一天我跟听忏悔的神父说，我有罪，因为我希望那个变成美女去诱惑沙漠里的隐士的魔鬼能来诱惑我，那样的话我会屈服于诱惑的。那个神父是个很阴郁的人，很少动声色的，但那一次他竟然气得站了起来。

“我警告你”，他喊道：“我警告你，绝不要妄想这个！你会悔之莫及的！”

他的认真让我又害怕又高兴，我想那种诱惑说不定真会出现呢，他看起来那么认真……但那美丽的女妖一直待在地狱里，没有来过。[55]

成年后的小泉八云显然持续并发展了这种倾向，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他对于性的浓厚兴趣，乔治·古尔德（George M.Gould）说：

明眼人一定会发现赫恩的世界太过千变万化、五颜六色，同样，接受正统教育的人们也一定会发现，他的世界太过富于肉欲和感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将描写变成幽玄神秘的风格，但即便在这种时候也总是与女性相关的。山像曲线玲珑的臀，树像苗条的发育中的少女，不一而足。色彩也充斥着整个世界，即便是那些看来暗淡无光的地方也是如此。而且，即便是颜色，也经常通过奇妙的联想和暗示被赋予了肉欲和性的意味。[56]

爱德华·廷克（Edward Tinker）甚至说：“性欲的情结完全支配了他的生活。”[57]当然这与小泉八云讲述的这件童年趣事倒未必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小泉八云的这种幻想对一个发育中的男童来说并不算特别出奇，只是在跟宗教的碰撞中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但这其中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小泉八云对于女性的欲望，显然过于沉浸于幻想之中了。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早就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父母离异和隔代抚养的孩子相比于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叛逆、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障碍等。小泉八云的童年兼具了多重不幸[58]，而他的性格和心理上也几乎囊括了所有这类儿童容易出现的问题。被姨祖母收养后，小泉八云其实只是在生存上有了保障，真正陪伴他左右的是几个仆人，而且很早又被送到寄宿学校过集体生活，所以小泉八云没能享受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失去了在最佳的年龄和环境中学到人际交往的机会。所以终其一生，小泉八云都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尤其在面对女性时更是如此。

在古尔德的《关于拉夫卡迪奥·赫恩》（Concerning Lafcadio Hearn）中，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件事：小泉八云希望找人记录一首歌的曲谱，于是古尔德就帮他找了一位女士，但晚上去那位女士家拜访的时候，小泉八云却打起了退堂鼓。“虽然最后他已经挪到了门口的台阶前，但就在我敲响门铃的时候，他的勇气消失了，门还没开，我就看到他仿佛逃命一般，已经跑出去半条街了！”[59]文学家往往异于常人，有几件轶事倒也不算稀奇。但古尔德记录的这件事已经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几乎可以算是病态了。因为此时的小泉八云已经39岁了，而且早已有过一次婚姻。

因为无法与女性正常交往，这种欲望只能在想象世界中得到曲折的释放。刚刚抵达美国时，小泉八云曾在火车上偶遇一个好心的北欧姑娘。小泉八云说她是个挪威人，19岁，白皙，红润，健壮。小泉八云很喜欢这个陌生的漂亮姑娘，“从一看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愿意为她而死”[60]，但碍于语言不通，再加上羞怯，小泉八云一直没有与姑娘交谈过。因为兜里没钱，小泉八云在长途旅行中一直没有吃过东西，正在苦捱的时候，姑娘递过来一块很大的面包，吃完后，小泉八云试图向姑娘表示感谢，却引起了姑娘的误解和愤怒，于是故事在尴尬的沉默中结束了。这段没头没尾，几乎都算不上艳遇的经历，却给小泉八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35年之后，也即临死之前，他还以《我的第一次罗曼司》（“My First Romance”）为名将其记录下来。在这件小事中，固然没有什么浪漫可言，但它打着青春的印记，对于小泉八云来说，当然有触动心灵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则可以从中看出小泉八云面对女性时的自卑、慌乱、羞怯，以及与此相伴的过分想象的才干和将一切浪漫化的倾向。在文章的末尾，小泉八云充满怀念地写道：

即便是到现在，一想到让那颗同情我的仁慈的心灵生气、面红耳赤的那一刻我还会脸庞发热，为了她，我会满心欢喜地献出我的生命……但她的身影，那金色的身影，永远与我同在；而且因为她，即便是她出身的那块土地的名字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亲切。[61]

这些语句可能只是小泉八云的一种文学表述的手法，我们当然不能过于穿凿，认为他对北欧文学的热爱仅仅是因为这个在人生中擦肩而过的挪威姑娘，但对一个四个孩子的父亲来说，当回忆起35年前的一段青涩的往事，动不动就说要为之献出生命，这显然不是一种常见的表述。

第二节　父亲与小泉八云

要理解小泉八云，就不能不谈到小泉八云与父亲的关系。跟母亲一样，这个从7岁起就未曾谋面的父亲，同样是小泉八云在一生中无法摆脱的心结，对他的人格、心理乃至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小泉八云在辛辛那提时的友人约瑟夫·图尼森（Joseph S.Tunison）曾回忆说：“他总是带着最深的敬爱谈论他的母亲，而对于父亲他却不喜欢，如果不说是憎恨的话。跟他相处日久的话，不可能意识不到，他的童年就是常年的苦涩。”[62]小泉八云对于父亲抛弃母亲和家庭一直怀着怨怼之心。某种意义上说，小泉八云“恋母情结”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母子的过早分离造成的童年时的幼稚欲望无法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克服、超越，反倒被固着、强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父亲的憎恨导致的移情，也即小泉八云对母亲过于热烈的爱其实部分源自对父亲过于强烈的恨。

这种情感大致依然可以在弗洛伊德式的“恋母情结”框架中得到解释。因为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本身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娶母”欲望是从属于“弑父”冲动的，也就是说儿子对父亲地位的挑战和取代才是这种情结的核心及目标，“娶母”本身就是一种取代父亲的行为，是对父亲的模仿和超越。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甚至用“恋母情结”来解释人类文明起源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如禁忌、道德、社会组织、宗教等。不过，相比于普通人，小泉八云的情况可能更加特殊一点。

小泉八云对父亲的怨恨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父亲对于家庭的破裂负有责任。1856年7月查尔斯从克里米亚战场回到都柏林，1857年1月查尔斯与罗莎正式离婚，1857年7月与艾丽西娅再婚，8月即携后妻一家前往印度。无论内情如何，查尔斯对于家庭责任的背叛是无可否认的。而且不同于对母亲模糊的印象，对于这一年中发生的许多事，小泉八云已经有了自己的记忆，并相应地，会有自己的判断。

例如，对于查尔斯的后妻艾丽西娅，小泉八云就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对童年的回忆不仅包括他那黑头发、黑眼睛的母亲，还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她以某种方式将他的幸福变成了痛苦。”[63]在给弟弟的信中小泉八云回忆道：

有一天父亲来到姨祖母的家里，带我出去走走。他带着我走到一个安静的巷子，那里有座很高的房子，门前有长长的阶梯。之后就有一位女士下来迎接我们，她穿着一身白，金黄的头发，很苗条。我觉得她像天使一样漂亮——

可能是因为她亲了我，抱了我，又送给我一本很漂亮的书，还有玩具枪。当我们走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不要跟姨祖母说我们来过这里。但姨祖母发现了，把书和枪都拿走了，并且说那是个很坏的女人，父亲也是个很坏的人。她就是那个后来成为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后来死在了印度。[64]

关于这件事，在给阿特金森夫人的信中有大致相同的描述：

那天有太阳，天上有雨云，不过没下雨。我穿着童装。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父亲最后停在一座高高的房子的石阶前面，我记得他敲了敲门环。进去后，一位女士到楼梯下面来迎接我们。她似乎很高，不过对于小孩来说，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印象可能也不太准确。我清楚地记得，她似乎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人都可爱。她弯下腰亲了我，我似乎现在还能感觉到她的手的触碰。然后我记得她送给我一把玩具枪和一本画册。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买了李子蛋糕，并且告诉我决不要跟姨祖母说这件事。我不记得我说了没有。但姨祖母后来发现了这件事。她非常生气，把我吓坏了。她把枪和画册没收了，我还记得那本画册里有张画是大卫杀死歌利亚。姨祖母十多年之后才告诉我为什么生气。[65]

不难看出，除了措辞和细节上稍微有些差异，小泉八云对于事实的表述大致是一致的。从天气、穿着、第一次见面、赠送礼物、姨祖母后来的反应等种种情况分析，这件事可能发生在1856年的夏秋之际，即查尔斯与罗莎正式离婚之前。其实这次会面艾丽西娅给小泉八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常年缺乏母爱的男孩，对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而又温柔慷慨的女士，不但没有任何的抵触，而且是非常喜欢和渴望的。但他本能地感觉到这次事件的不同寻常。小泉八云在两次表述中都对姨祖母发现真相的原因含糊其辞，这显然是一种遮掩或是选择性遗忘，事实可能就是他自己吐露了真相。而且从常理分析，对于孩子手里多出的玩具，监护人不可能毫无觉察。如果说这时懵懂的男孩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件小事中蕴藏的危机，那么在成年之后，小泉八云对于此事的回忆，一定夹杂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这是他童年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另一方面这件事更加印证了父亲的罪恶，而且自己竟参与其中，毫无警觉，并对“敌人”一直抱以好感，这可能也让小泉八云对母亲怀有负罪感。一个证据是在1890年写给弟弟的信中，小泉八云说：“我不会爱他（指父亲）跟那个小时候亲过我的金发女人在印度生的孩子的。”[66]事实也的确如此。

查尔斯与艾丽西娅再婚后，生了三个女儿。根据尼娜·肯纳德的记述[67]，在这三个异母妹妹中，利拉最早给小泉八云写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此后，布朗夫人也给他写过信，同样石沉大海。后来最小的妹妹阿特金森夫人给小泉八云写信，不知为什么，小泉八云终于回信了，而且后来与这个妹妹保持了很久的通信。但他只肯跟这一个妹妹联系，在1893年的信中，他很严肃地正告阿特金森夫人：

我只想要一个妹妹，在我心里没有更多的地方。她们很漂亮，也很可爱。我乐于知道她们的成功，等等等等。但不要要求我给每个人都写信，也不要给每个人看我的信。我的交际做不到那么广。你说你会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这样多好！假如我告诉你我是个非常嫉妒，非常小心眼的哥哥，如果我不能只有一个妹妹，我就一个也不要，怎么样呢？是不是非常任性呢？不过这是真的。[68]

在1896年的一封回信之后，小泉八云突然毫无征兆地跟阿特金森夫人断绝了联系。阿特金森夫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她揣测，哥哥曾经多次对自己强调“一个妹妹就够了”，有可能是自己反复建议他与其他妹妹联系才导致了这种结果。而传记者肯纳德则分析有可能是与阿特金森夫人的联系引发了小泉八云的思乡病，影响了他的心理平衡，进而才引起他的退缩和自我保护。[69]

在笔者看来，其实阿特金森夫人的揣测可能更加接近真相。阿特金森夫人姊妹三人与小泉八云之间的联系只在于查尔斯的那一半血缘，她们三人乃至于詹姆斯彼此之间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出乎血缘的亲情。但小泉八云却了解更多的家族历史，他对于父亲一直是怨恨的，而属于艾丽西娅的那一半血缘，对于小泉八云来说更是一种刺激。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小泉八云与最小的异母妹妹产生了亲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是违反小泉八云的理性和原则的，他必须将其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才能避免良心的拷问。而阿特金森夫人却单纯地希望他与另外两个妹妹甚至是艾丽西娅的两个前房女儿也保持联系，共建“和谐家庭”，这对于小泉八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历史的忘却和对母亲的背叛。而且，小泉八云也清楚，这些姊妹就个人而言，可能并不讨厌，如果与她们联系过多，产生感情之后，自己将陷入情感与原则冲突的尴尬境地。所以他才会将自己封闭起来，以保护自己敏感的内心和惨痛的过去不受触动。

相比于母亲，小泉八云对父亲的记忆稍多一些，因为父亲从克里米亚回国的那一年他已经6岁，颇能记住一些事情了。但由于小泉八云当时已经在姨祖母家，查尔斯又忙着离婚和追求新欢，父亲留给他的印象仍然很淡薄。他给弟弟的信中回忆说：“我记得父亲跟部队进入城区的时候把我放在马上。我记得跟一群穿红外套和条纹裤子的男人一起吃饭，我就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掐他们的腿。”“我只记得见过父亲四次——不，是五次。他从来不跟我亲热，我老是觉得很怕他。”[70]在给妹妹的信中，他也说：“他从来不笑，所以我有点怕他。”[71]

在对妻子的讲述中，他珍藏着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只记得一次，我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的。是的，就那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可能就像严或是清那么大。我正在跟我的保姆玩。后面传来一阵齐刷刷的脚步声响。保姆笑了，把我举了起来。我看到我的爸爸经过。我用我的小手（现在却这么大了）跟他打了个招呼。爸爸把我从保姆手里接过来，把我放在马背上。我看到马后面跟着许多士兵，迈着正步。那一刻，我幻想着自己是一个将军。只有在那一次，我觉得他是个多么好的爸爸。[72]

每当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笔者都会有一种为之心酸的感觉。残酷的生活让小泉八云选择了憎恨自己的父亲，然而在那个被抛弃的孩子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像其他人一样，渴望着父亲强壮的臂弯呢。

小泉八云还记得自己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特拉莫尔，他请假来看我。我们在海边散步。那天很热，父亲那时候已经开始秃头了，当他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看到他头顶上布满了汗珠。他说：“她很生气，她永远不会原谅我了。”她是指姨祖母。我再也没有见过他。[73]

这就是小泉八云关于父亲几乎所有的记忆了。我们当然可以看出这其中隐藏的父子之情，但由于见面太少，查尔斯又不善表达，父亲留给小泉八云的就只是一个威严的印象。年纪渐长之后，小泉八云对于父亲有了自己的判断。查尔斯在印度的时候曾给儿子写过一封长信，里面谈到蛇、大象、老虎之类，还提到一只老虎怎样进了他的房子。查尔斯显然希望能跟儿子缓和一下关系，据小泉八云的回忆，父亲还很贴心地用印刷体工整书写，以便他能看懂。但小泉八云没有领情。“我从来没给他写过信。我记得姨祖母曾跟我这样说：‘孩子，我并不禁止你给你父亲写信。’但她看起来并不像是希望我写的样子，而且我很懒。”[74]显然，懒惰并不是小泉八云拒绝给父亲回信的真正原因——被抛弃造成的心理创伤当然不是一封示好的书信所能弥补的。

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小泉八云的名字了。关于小泉八云的姓名有很多说法[75]，但根据最权威的资料，也即小泉八云受洗的文件来看，他的姓名应该是帕特里克·拉夫卡迪奥·赫恩。帕特里克（Patrick，小泉八云有时也拼成希腊化的Patricio）是个带有强烈爱尔兰色彩的名字。因为帕特里克是在古代爱尔兰传教的圣者，传说中爱尔兰的保护神，每年3月17日的圣帕特里克节，如今已经成为爱尔兰的国庆日和全世界爱尔兰人的节日。这个名字显然是父系的象征，也是小泉八云真正的名字。从出生直到赴美之前，家人、朋友对他的称呼就是帕特里克。而拉夫卡迪奥则是作为小泉八云出生地的希腊岛屿的名字。然而赴美之后，小泉八云却自己改了名字。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说我的名字是‘虚构的’是不对的：这是妈妈给我的名字。我一来到这个国家就把Patricio那个名字放弃了。”[76]姓名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但对于人的心理来说，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物。改名往往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剧烈变化。小泉八云舍弃了代表着父亲、爱尔兰及在欧洲度过的一切的“帕特里克”，而将自己的中名，代表着母亲、希腊、童年以及他所失去并渴望拥有的幸福的“拉夫卡迪奥”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显然宣示了一种态度。

其实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小泉八云对父亲的态度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坚决。前往美国时，他身边带着父亲的照片。抵达辛辛那提后，由于无力交纳房租，小泉八云曾被房东扫地出门，并失去了所有行李，这其中也包括父亲的照片。小泉八云对此显然是非常遗憾的。多年后，弟弟詹姆斯与他取得联系，寄给他一张父亲的照片，小泉八云马上就回信要求复制一张。在跟阿特金森夫人联系时，他又向妹妹索要父亲的照片。如果小泉八云真的对父亲那样漠然，那么父亲的照片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小泉八云与父亲的关系，有一篇文章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即1874年1月25日发表于《寻问者》的《在鬼魂之中》（“Among the Spirits”）。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件：一位《寻问者》报的记者——“他”，应邀前去参观一个灵媒组织的降神会。没想到真的招来了鬼魂——记者先生死去的父亲。他试着跟父亲的鬼魂进行对话：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是的。”

“是什么呢？”

“原谅我。”——长时间的低语。

“我没有什么要原谅的。”

“你有，真的。”——非常模糊的。

“是什么呢？”

“你很清楚。”——说得很清晰。

……

“我不该那样对你：原谅我”——声音较大，很清晰的低语。[77]

记者希望父亲更加清楚地讲明需要原谅什么，鬼魂却表示不愿意当着他人的面讲述。在争取让鬼魂写下来的时候，降神会被闯入的人打断了。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寻问者》记者与父亲的交流”，小泉八云在整篇文章中都使用了第三人称视角，但这位记者其实就是指他本人，因为文章中出现了父亲的真实姓名、经历等非常明确的信息。不过即便如此，这件事情的真伪依然无法判断。因为文章中描写的通灵之事显然与我们的常识和理性相悖，此外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到底属于新闻纪实还是文学创作。但无论这件事是小泉八云的亲身经历还是小说家言，它的文本价值是一样的。《在鬼魂之中》描述的是小泉八云内心的隐痛，宣泄的是他对父亲的怨恨之情。父亲的道歉显然是小泉八云内心欲望的一种外化，他并不愿意永远背负着被抛弃的委屈和对父亲的憎恨，他希望与父亲和解，希望拥有父爱，希望拥有正常的家庭、童年、生活……

所以父亲对于小泉八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将这父子俩的人生轨迹做一对比，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成年之后，查尔斯和小泉八云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们的一生都在四处漂泊中度过；他们都很短命，最终都客死异乡；他们的第一次婚姻都发生在异国，都娶了与自己不属同一阶级的异族妇人；他们的第一位妻子都不识字；他们的第一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并最终在第二次婚姻中稳定下来……这些当然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同样存在着其他可能，如小泉八云继承了与父亲类似的性格与气质，或者，是小泉八云潜意识驱动下对父亲行为的模仿与追随？

如果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不管父子情感如何，儿子将父亲作为行为的摹本并不奇怪。譬如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在父亲暴力下成长的男孩，尽管对自己的父亲深恶痛绝，但当面对麻烦时，却非常自然地倾向于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因为父亲就是成熟后的儿子，儿子就是幼稚期的父亲，父亲不仅为儿子提供了成长的榜样，甚至提供了规则和范式。儿子如果崇拜父亲当然是如此，即便是在俄狄浦斯情结式的父子冲突模式下，儿子对父亲的模仿和超越依然是应有之义。我们不妨看一段小泉八云写给妹妹的话：“比起英国，我更加希望能去印度看看，探究一下它的传统。直到去年，我才确切地知道，父亲曾经去过西印度群岛。我去那里时，有一种最最奇怪，最最神秘的感觉，好像似曾相识一样。我想在印度我会有更加奇异的体验的。”[78]

小泉八云写这封信是在1893年，而在赴日之前，他曾在西印度群岛待过两年。有意思的是，查尔斯也去过西印度群岛。他曾被派驻多米尼加和格林纳达，而且待在那里的时间比儿子还要长一些。这又是父子间的一个共同之处。小泉八云在提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很谨慎的说法：“我才确切地（positively）知道。”那么在此之前，小泉八云是否“不太确切地”知道点什么呢？促使小泉八云前往西印度群岛的，除了机缘，是否还有隐秘的追随父亲脚步的无意识冲动呢？小泉八云对于东方的迷恋，乃至最终前往日本，是否是在模仿父亲，寻找自己的“希腊”呢？

第三节　小泉八云的渴望与焦虑

小泉八云无疑是个个性鲜明的人，他敏感、羞怯、温和、善良，喜欢独处，但有的时候他又热情如火，多疑、暴躁、尖刻。这种性格与他的人生轨迹、文学创作都有密切的关系。但如果细心考察，我们会发现，小泉八云身上的许多特质，都可以在其童年经历中找到渊源。

在刚刚能够对世界形成较为清晰的判断的年纪，小泉八云就与自己所有的家人——母亲、父亲、弟弟永远分开了。后来，他被姨祖母收养。公平地说，姨祖母对他还算尽心，他衣食无忧，还是大笔财产内定的继承人，这部分地弥补了小泉八云被父母抛弃的缺憾。然而由于他的“顽劣”以及围绕姨祖母财产的明争暗斗，小泉八云逐渐被姨祖母疏远、放弃，最终被送往美国。这时的小泉八云已经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幼儿，这种再次被家人抛弃的痛感深深地伤害了他。在给一个日本学生的信中，他回忆道：

当我还是个16岁的男孩的时候，虽然我的亲戚中有些非常富有，但没人愿意为我掏钱完成我的学业。我不得不变成了你们绝不会去做的佣人。我失去了部分视力，有两年的时间都病倒在床上。我不得不克服一切困难自学。但是要知道，我是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长大的，身边到处是西式生活的奢华之物。[79]

惨痛的童年经历给小泉八云造成了一生的影响，使他对家庭总是抱着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渴望获得家庭的温暖，渴望亲情，而另一方面，他又为不安全感所包围，对身边的幸福充满了疑虑。

初抵美国的小泉八云，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脉，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直到一个印刷商人亨利·沃特金（Henry Watkin）出于同情收留他作杂役，生活才逐步走上正轨。小泉八云对亨利·沃特金尊敬、热爱，离开辛辛那提后，他们还保持了多年的通信。米尔顿·布朗纳后来将小泉八云的书信收集起来出版，即《乌鸦来信》。

在这些书信中，称呼很有意思：“长着狮子般大脑袋的沃特金先生，被亲昵地叫做‘老头’或是‘爸爸’，而男孩，则因为他黑色的头发和肤色，他思想的阴郁，以及他对爱伦·坡的热爱，自称作‘乌鸦’，这是他所钟爱的一个名字。”[80]

沃特金比小泉八云大26岁，他对小泉八云的照顾和宽容，使小泉八云体验到了从未拥有的父爱的感觉。他对沃特金的称呼几乎都是“亲爱的爸爸”（dear Dad），“亲爱的老爸”（dear old Dad），偶尔会称为“亲爱的父亲”（dear old father），有时会亲昵地叫“老头”（old man）。而自己的署名，有的时候干脆会写“你的儿子”。显然，沃特金已经被小泉八云当作了父亲的替代者。在小泉八云的书信之中，即便是与弟弟、异母妹妹，也没有过如此轻松亲密的语气。而更多的时候，小泉八云会将自己称作“乌鸦”，有时署名的时候，干脆就画一只乌鸦在上面。之所以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上文已经做了介绍，更详细一点说，“乌鸦”来自爱伦·坡的名诗《乌鸦》（“The Raven”），青年时代小泉八云曾为爱伦·坡而着迷，他的怪谈类作品也颇有爱伦·坡的味道。但有意思的是，在给沃特金的书信中，小泉八云不仅会署名为“乌鸦”，甚至经常将其当作自称。比如在1881年年底的一封信中，小泉八云整封书信都用“乌鸦”代指自己，比如他会说“乌鸦希望见到你”，“乌鸦不能到北方去”，“乌鸦的日子是这样过的”[81]等等，甚至连代词，他都会改用“它”（it）。从心理学上看，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是幼稚状态的表现。儿童一般需要先经过这个阶段，才能发展到用“我”认知自己的程度。而成年人用第三人称自称，一般是故意或无意识地将自己降格的一种撒娇行为。可见在小泉八云心目中，已经将沃特金当作可以依赖的家人、长辈来看待了。

1874年，年仅24岁，刚刚从贫困潦倒中稳定下来的小泉八云与黑人厨娘福丽（Althea Foley）结婚了。这段婚姻不管怎样看来也不太般配，而且小泉八云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当然，作为旁观者，而且是百年之后的旁观者，我们无法确定让他们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无权进行道德评判——爱情本来就是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的，尤其对一个浪漫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但仅从心理上揣测，如果说小泉八云如此急于与福丽结婚（不是同居，而是要建立一种正式的、稳定的、合法的婚姻关系），是出于一种对未曾拥有的家庭乌托邦的渴望，大概是不错的吧。

但这段婚姻没有满足小泉八云对于家庭幸福的想象，反倒给了他一个非常现实的教训。此后，小泉八云一直保持单身（当然这不仅是一种主动选择，也有生活所迫的原因），直到前往松江，遇到小泉节。

在多年的漂泊之后终于品尝到了家庭幸福的小泉八云，似乎并没有更多的奢望。在1892年6月7日写给阿特金森夫人的一封信中，小泉八云说：“我没有孩子，也没指望会有。”[82]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八云没有说自己不想要孩子，他只是没“指望”（expect）会有，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有孩子的。小泉八云很幸运，就在第二年，他的长子出生了。在1894年春写给妹妹的信中，小泉八云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当我还只有3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对有孩子的朋友感到嫉妒。你可能会笑我，也可能会觉得这很奇怪。我知道他们的麻烦、焦虑和艰难，但我看到他们的儿子在长大，成长为帅气、聪明的小伙子。我曾对自己说：“我是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对我来说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孩子，那他死了就算彻底拉倒了，对这样的人来说，我想（有些国家的人的确是这样思考的），死亡将会是一种彻底的永恒的黑暗。然而，当我听到我的儿子——过去这些年一直梦想的儿子——的第一声哭声的时候，我一下有了一种神奇的“双人”的感觉。就在那一刻，而且只有那一刻，我不是想到的，而是感觉到“我是两个”了。这很神秘但却给我提供了改变一切前世观念的思想。我儿子的目光对我来说依然是一种奇妙的美丽的东西：当他看我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我在看着自己一样。[83]

由此我们知道，小泉八云不仅不是不想要孩子，反而是特别希望能够有个孩子。妻子的怀孕、生产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幸福。既然小泉八云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他没有做过规划呢？尤其是当他说没有“指望”的时候，早已与小泉节结婚了，为什么不能“指望”呢？

这可能依然源自他的童年经验。因为从来没有拥有过幸福，小泉八云可能多少对幸福有些恐惧感。他不敢指望自己拥有幸福，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当幸福来临的时候，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幸福又会失去。他对幸福充满渴望，但又容易焦虑。查尔斯可以说是给儿子竖立了一个榜样，一个父亲形象的负面榜样，小泉八云无意识中可能在模仿父亲的行为举止，但另一方面，他又在与这种模板角力，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父亲那样的父亲。但可惜的是，父亲只教给小泉八云怎样不成为一个坏父亲，父亲对两个儿子都没有尽到责任，小泉八云知道自己要负责任；但另一方面小泉八云却不知道怎样才是一个好父亲，无边的责任感让他充满了焦虑。

在写给沃特金的一封信中，小泉八云谈到一雄出生后自己的感受：

当然，我为他十分焦虑。他不能成为一个日本人——他的灵魂、长相完全是一个英国人。我必须得让他在国外受教育。……我绝不会再要孩子了。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责任太重大了。但孩子就在那里，活生生地存在着。我必须要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他。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做他爸爸曾经做过的那些蠢事。……他让我对他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焦虑。[84]

所谓焦虑，是人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状况的一种担忧。当然，这种不确定状况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它肯定是负面的，没有人会为飞黄腾达而焦虑，不确定的是坏事何时发生，怎样发生，到什么程度。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人们无法预先准备应对方案，所以才会有焦虑。小泉八云在前半生中承受的一切，让他对世界的残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对生活缺乏安全感，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定感。小泉八云对成功的追求，对金钱的渴望，对家庭的向往，其实都是在追求一种安全感。儿子的出生，一方面让小泉八云体验到了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但另一方面，失去这种幸福的可能和对儿子未来的担忧交织起来，却产生了更大的焦虑。这种必须保障儿子幸福的责任感和其实根本无法保证这一点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小泉八云甚至都不想再要孩子了[85]。

随着孩子逐渐成长，小泉八云的责任越来越大。“我渴望成功——首先是为了儿子的缘故。要创造别人的未来，感受到这种责任——这显然改变了生活的面目。当然，我总是感到害怕，但我努力并怀有希望。”[86]

但小泉八云的焦虑却无法减轻，因为他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担心了。1895年2月，在写给沃特金的一封信中，小泉八云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了，他的头发开始变白，身材也发福了：“换句话说，我已经翻过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前面的地平线已经变黑了，冷风嗖嗖的。不过我一点也不关心那神秘的结局——只有一点，如果我活不到跟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我的儿子会怎么样呢？”[87]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小泉八云已经45岁了，而他的父亲查尔斯只活了47岁，这显然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在1896年的另一封信中，小泉八云甚至说：“我只祈求神明能让我活到他18岁或是20岁。”[88]死亡本身并不是小泉八云最在意的，他焦虑的是死亡之后家人，尤其是儿子的未来。为此，他也做了一些规划和应对。其实小泉八云转职到神户《纪闻》报、加入日本国籍等，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身后家人的前途谋划。为了家人，小泉八云还开始攒钱。

总体来说，小泉八云不是个善于赚钱的人，他对金钱缺乏概念。跟金钱相比，他更热爱自由。在新奥尔良的时候，他收入不高，但小泉八云说“我每周只挣差不多十块钱，但这也比每周挣25块当报纸的奴隶强。”[89]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两年，小泉八云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但他却为那里的风土人情和舒缓的生活节奏而倾倒，几乎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他一生中只做过两次生意，都以惨败而告终。一次是在1874年，他在辛辛那提创办了一份叫做《眼镜》（Ye Giglampz）的漫画小报，但由于缺乏订户，最后只好歇业大吉。另一次是在1879年，小泉八云在新奥尔良开了一家饭馆，专营廉价饮食，不久也失败了。这两次创业，不但没有为小泉八云带来财富，反倒将他在文字生涯中积攒的一点钱都败光了。很显然，小泉八云的天分不在生意上。比如在《眼镜》倒闭之后，小泉八云利用自己在《寻问者》报工作的便利，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述了这份小报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在文中，小泉八云将杂志失败的原因归罪于美国读者的品位。他甚至说“如果这份报纸不能靠着我的品味存活下去它就必须死亡——这就是关于它的一切。即便把美国国库里的所有金子都给我，我也不会出卖《眼镜》的节操。”[90]显然，小泉八云并没有弄清楚他的目标到底是赚钱还是实现文学理想。

其实对自己的商业天分到底如何，小泉八云是清楚的。刚刚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他在给沃特金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根本不了解生意上的事情。关于生意，有什么好问我的呢？”[91]小泉八云之所以希望赚钱，更多地出自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安全感的追求。就像妻子小泉节所说：“他非常不在乎钱，直到晚年才有所改变，因为他的健康越来越差，他觉得可能活不长了，开始对家庭的未来感到忧虑”[92]。小泉八云自己也有类似的表述，在给沃特金的一封信中，他透露：

我已经攒了3500到4000块美金了，听到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没什么进步了吧。不过我把一切，或者说能够合情合理地做到的一切，都放在我妻子的名下了。未来看起来异常灰暗。反对外国影响的反应非常激烈，我每天都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最终是要离开日本的，至少在若干年之后。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才19岁，现在我已经44岁了，唉，在我涅槃之前，我估计还有好多麻烦呢。[93]

小泉八云写这封信是在1894年，长子一雄才一岁，他已经为未来积攒了一大笔钱，但这些钱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可以说，焦虑感对于小泉八云来说，是伴随始终的。

小泉八云的许多心理状态都可以通过他的梦境加以解读。小泉八云是个非常重视梦的作家，他的不少作品就干脆以“梦”“空想”等命名，比如《一个夏日的梦》（“The Dream of a Summer Day”）、《幻想及其他空想》（“Fantastics and Other Fancies”）等。除了作品，他在生活中也常常讲述自己的梦幻，而这些记录也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解析小泉八云思想与心理的素材。当然，与解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尤其是性欲的曲折表达不同，在笔者看来，小泉八云所记述的多数梦境，都与焦虑有关。

小泉八云的有些梦其寓意是相当明显的。例如，1889年，在致一位女性友人的信中，小泉八云谈到了自己的梦。他梦到在一所乡间别墅，自己的朋友克雷比尔（Henry Krehbiel）在那儿，他告诉小泉八云自己要到欧洲去了，再也不回来了。而这位女性友人也要离开了，小泉八云正在给她收拾东西。每个人都在说话，但却听不到声音。关于这个梦，小泉八云自己就做了很好的解释：“我记得最清楚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要走了，而我一个人被留在那里，或者是任何我喜欢的地方。……我想梦不代表什么，或者相反，像俗话说的，它意味着相反的东西，那就是我要离开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这是我还不知道的。”[94]这封信没有署具体日期，只知道写于1889年，即赴日的前一年。但在11月写于纽约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了这个梦，所以时间应该也相距不远。次年3月小泉八云就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所以此时的小泉八云即便不能确定赴日的事情，至少也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梦如小泉八云自己所说，显然是在曲折地表达与友人分离的不安。但有意思的是，在梦中，小泉八云一个人被留在了一个乡间别墅，这是一个“很大的”“温暖的”“舒适的”地方，这显然是因为小泉八云的目的地是他一直渴望的东方，有此作为补偿，他的分离焦虑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压力。

1897年，已在东京大学担任讲师的小泉八云，在给松江故友西田千太郎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一个梦。他在松江上课时，有个岛民常来听他上课，听完后就会过来与他亲热地交谈一番。

我经常梦到那个人，经常如此。而梦也总是一样的。在梦里，他是一个漂亮的不大的学校的校长，学校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周围有高高的白墙环绕。我穿过铁门进到那个花园里。那里永远是夏天。我为那个人教书，那里什么都是温和的、热心的、舒适的、美丽的，就像过去在松江一样。他也总是重复着很久以前对我说过的那些热情的话语。如果我能找到那个有着白墙和铁门的学校的话，我希望能到那里教书，即使付给我的薪水只是在课程结束后跟我说的那些热情的话也行。[95]

这个梦并不难理解。初到日本的小泉八云为了生存，误打误撞成为了一名教师，但以他的学识和经历，对这个职业是有畏难感的。没想到松江淳朴的学生、同事、市民给予了他最大的热情，这让小泉八云一生都难以忘怀。但出于生活的考虑，小泉八云离开松江，先后前往熊本、东京教书[96]，这些地方除了薪水，其他方面都不能让小泉八云完全满意，这也就使得松江的经历显得愈发珍贵。小泉八云的这个梦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渴望的一种非常直白的表现。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几个细节：他理想的这所学校有个很大的花园，那里永远都是夏天。花园被高高的白墙环绕，还有铁门把守。在上文提到的与友人分离的梦中，那个让小泉八云感到舒适的乡间别墅，同样有一个大花园，同样很温暖。虽没有铁门，但周围有高高的树篱，“比人还要高许多”。不难看出，小泉八云潜意识中的理想境地，大致有着固定的标准。花园和永夏指向他童年记忆中美好的部分，而能够与外界隔绝的围墙、树篱、铁门则代表了他的不安和寻求安全感的渴望。

1903年，在被东京大学解聘后，急着寻找工作的小泉八云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做了一个没钱的梦。他独自在一个美国的城市，身上就剩了10美分，还要拿出3美分寄一封信，身上只剩了7分钱吃饭。[97]而据小泉节回忆，在临死的当天早上，小泉八云还向她讲述了自己昨夜的梦：“我做了一次长长的、遥远的旅行。”[98]这样的梦无疑都是他对于生存压力的一种焦虑反应。

当然，小泉八云的梦也并非都如此明了。在《漂浮》（“Levitation”）中，小泉八云记录了一个自己常做的梦。开始他站在楼上的窗口，突然从窗口跌落了下来，恐惧感笼罩了他。不过这跌落的过程比他想象的要漫长，他不停地往下落，直到新的感觉取代了恐惧：他发现自己不是在下落，而是在漂浮。他慢慢地降落到地上，又飞了起来。“人们停下来盯着我看，我感到一种具有超人力量的狂喜，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像是个神。”[99]即便在快要清醒的时候，小泉八云还在对自己说，这是个梦，但飞翔的感觉是真的。“如今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飞翔，我不会忘记的，就好像会游泳的人不会忘记怎么游水一样。明天早上我会飞过城市的屋顶，让人们大吃一惊。”[100]

小泉八云说，自己常常做类似的梦，有时飞过田野，有时飞过街道，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他在梦里都会确定，自己醒来后真的会具有这样的能力。在《漂浮》中，小泉八云试图对自己的这个梦做集体无意识的解读，他怀疑这是人类从始祖时代遗留下来的记忆，他甚至猜想人类是否在某一阶段曾经具有飞翔的能力。但以笔者看来，小泉八云的这个梦依然是个人经验，而非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从高处跌落其实暗喻着失去原来的地位。如前所述，小泉八云一直对生存有一种不安定感，跌落的恐惧意味着他担心失去所拥有的东西。但赴日之后，逐渐向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妻子的大家族给他提供了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梦中的跌落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是缓慢触地，变成了漂浮和飞行。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八云在梦中并不只是飞行而已，他还需要观众，他的飞行能力引发了他人的惊讶，并且在意识到这是个梦的时候，他还在说服自己，希望醒来后依然具备这种能力。这可能是小泉八云欲望的表达，即他在潜意识中，有着强烈的通过自己的能力（写作）出人头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