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整理停当，又看一遍，忽有一种苍凉感。仿佛是转头间，年过古稀了。人生剩个尾巴，可能是兔子的尾巴。光阴真如白驹过隙，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呢，已近黄昏。其实，只是后半辈子过得快，前半生挨整、挨饿时倒度日如年。

我有幸(准确地说是不幸)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有幸(准确地说也是不幸)出生在一个偏僻乡村的普通农民家庭。三十岁后，才进了城市。四十岁后，才赶上改革开放。从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经历了许多事情。总体上说，前三十年迭遭风雨，多有波折，后三十年基本安定，日子过得平和。可以看出，国家的命运关联个人的遭际，时代的变迁牵扯个人的沉浮。六十多年来，我的足迹、心迹，与共和国的脚步及大多数草民的感受大体上应是一致的。我是个寒门出身的小人物，一辈子生活在基层，碰到的都是些小事件、小场面，小情景，小小的喜怒哀乐，小小的悲欢离合。这些“小”，和大的时代背景，大的历史过程，理当有些必然瓜葛。“大”影响到“小”，“小”反映出“大”。我没有宏大叙事的本领，只能写一己亲见亲闻亲历的若干“小”，希望以小见大，一叶知秋，一燕知春，一滴水中可见世界。如果说人生是个五味瓶，我尝过普通人都尝过的苦甜酸辣。如果说人生是一趟没有返程票的旅途，我看到的是普通人都看到过的一路跋涉的风景。如果说人生就像种庄稼，付出血汗，历经灾难，我和其他人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丰有歉，或者蚀了老本。如果说人生是个竞技场，我和其他人一样努力了，奋斗了，跌倒过，落魄过，至于得失成败，缘于自己，更缘于时运、天道。当然，我只是我，我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个小小的“个案”。

近三十多年的故事写得较少，内容似乎也欠深刻，欠沉重。这是因为，一来这些年国家发展总体还算平顺，我个人没有太大的颠簸；二来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揭示深层次的东西，我的生活阅历也没有提供揭示那些东西的可能。我写的是作为个体的“一个人”眼中、心中的存在，不是一群人、很多人的诸般情状。——这些辩解或许是多余的。

“编年史”云云，其实是比喻，是夸张，是文学化的说法。我不可能弄出什么“史”来，充其量只是零星的碎屑，是片片断断的史料、材料、资料。或者说，只是些现实生活的若干细节、情节、过节。老话说“隔代修史”，当代人只能积累并留下丰富的史料和细节，供后世人拣选、剪裁、使用。国家大事可能是历史的骨架，而黎民苍生的境遇，一个个小百姓的生与死，爱与恨，乐与忧，喜与惧，则是历史的血肉、魂魄和底色，是历史的表情、歌唱和呻唤。没有这些，历史可能失其真，可能变得冷冰冰的、硬邦邦的，不好接近。在著名的《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其他各书均很少写到后者，所以读起来未免疏离、干巴、寡淡。即便《史记》，陈胜吴广等人如果一直在垄亩间务弄庄稼，不是揭竿而起，狠狠地闹腾一阵子，也不会走进司马迁的笔下。史料、细节之类，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老死，很容易流失，泯灭。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再也难寻觅。趁当事人还在，真应该多留些活的记录。不少人都这样做了，我以为还远远不够。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也有一些短处，健忘就是其中之一。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就一再揭示“中国人是健忘的”“中国人没记性”。阿Q挨了打，受了第二次屈辱，“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了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面对民族的劣根性，鲁迅痛心而又无奈。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回望往昔是为了向前走得更好啊。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谚说：“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是可悲的。”我们不该忘掉了许多事，我们曾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多次啊。

我弄的是文学，凭借的是记忆。一切文学都来自记忆，即便写畅想未来的文章，也必以曾经的生活为依据。客观事物入眼、入耳、映于心，形成记忆。主观的记忆有可能遮蔽一些事物，改写一些情景，不太准确，不太精确，但大体上应是八九不离十。我的写作，坚守尊重记忆，绝不遮蔽记忆，改写记忆。即便错了，我也认了。

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是文盲。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劳苦辛酸，却没有留下片纸只字。我庆幸，读了书，识了字，学会了写文章，有能力把我的记忆写下来，尽管写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很不到位。毕竟写了，稍感心安。

2013年5月1日于南阳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