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河边

近半老师成了右派，大部分都斗垮了。只有一个不认罪，学校就组织学生去斗。我们班挑了十几个积极分子，当然没我，我也根本不愿斗他。那老师原来在图书馆工作，对我可好了，别人一次只能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三本，还可以到书架前找书。他的一脸微笑好似也有书香味，我想象不出他会变得凶恶。

带一本伏妮契的《牛虻》，出学校后门，漫步到河边。秋风里，水已消瘦，漂流些蜡黄的柳叶。坐一块肥猪状的石头上，埋头阅读，不一会儿，一颗心就纠缠到亚瑟和琼玛的爱情故事里，不知道夕阳已把天边的白云染成了玫瑰色。恍惚里，依稀觉得有人看我，猛抬头，正和一个女同学的目光相遇，同时看见一张含蓄的微笑的脸，脸上跳跃着美丽的霞光。似乎只一秒钟，她扭头去了，脚踩着仿佛金蛋的鹅卵石。凭着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敏感，我明确无误地读出了那一颦一笑里简单而丰富的内容。再也读不进小说，心怦怦跳，思绪纷乱，有一种甜甜的而又酸酸的味道……那女同学，家庭成分是富农，当然也不能去斗右派，不知为何也到河边来了。

回校后听说，虽然学生积极分子动手动脚，猛批狠斗，那右派老师仍不认罪。

我一直想着那个女同学，却不敢正眼看她，也不敢主动跟她说话。在班里，在校园，她也从不看我，更不说话。再也没有四外无人单独碰面的机会。从那天起，我悄悄为她写诗，不到一星期，写了数十首。刚在《沫若文集》第一卷里读过总题为《瓶》的42首爱情诗，自认为比郭沫若写得还好。却不敢拿给她看，也没机会让她看。

不多久，开始批判“白专道路”，紧接着是“交心运动”。我是重点，吓个半死，自己把自己定性为“反动透顶”也过不了关。在批判我的会上，飞溅的唾沫星子伴随着尖利的言辞落我满脸。想不到她也挤进包围圈斥骂我，因为紧张，声音颤抖，还没说完，就被别人截住。她不是积极分子，为了表示积极，只能抢着发言。我当即就原谅了她，不认为这样做是要摧毁不久前留给我的美丽记忆。

高中毕业，我升入一所十分寒碜的学校。她落榜，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通通落榜。那些积极分子，一个个去了大城市的大学。却原来，那次录取，不按分数，只看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听说她回乡不久就出嫁了，婆家是贫农，男人却又瘦又矮——这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