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研究对象的湖南

区域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第一步，当然是要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特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必须从价值论上给出合理解释。具体到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湖南，首先要厘清的是在近现代史上，湖南在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它的区域文化特征是否足够明晰独特。

张伟然在《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分析了自古以来湖南文化在国史上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湖南直到宋代还属于汉文化的边缘地带，至元明两代始有较大发展，入清以后，湖南文化开始空前发展，但清初和清代后期湖南在文化地位上又大不相同。 清代湖湘文化的崛起，当然与湘军的出现有很大关系，以此为标志，整个湖湘文化经历了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

近代湖南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则是咸同时代因镇压太平军起义而导致的湘军兴起。曾国藩和郭嵩焘都视湘军之起为“湘运之起”。可以说，以咸同时期为转折，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明显可见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由此进而产生了士人心态和观念的大变。

湘军的崛起，使得原来不入正统一脉的湘学也声名大振，湘学以其经世务实、推崇忠义之风的面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杨毓麟称：“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湖南文化地位的转变，使得晚清以来湖南知识分子开始习惯突破乡土界限，其眼光和责任感都志在全国，湖湘文化的这一传统使得近现代史上的湖南，虽然有别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但在文化心理上，确与一般地方级省市有别。而在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中，湖南亦随着本地政治、文化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以一种“游离”状态，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

刘少少在讨论晚清以来湖南风俗变迁时，曾提出湖南“向例为中省”，他的这一判断建立于对湖南的历史声望的考察。晚清湖南文化地位虽然得到很大改善，但并不能长久保持文化的“中心”地位。以文化或政治思潮的“输出”和“输入”为标准，湖南处于全国的中心位置，得益于几次政治变革事件良多。最早是湘军在咸同年间的兴起，湘学的地位显著上升；其次是维新运动期间，湖南成为全国变法运动之“先行者”，维新人才和思潮层出不穷，其影响及于后世，并在相当长时间作用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辛亥革命期间两湖是革命的中心地区，然至湖南光复，湖南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地位已不明显；特别是五四前后的张敬尧统治期间，因为陷入南北军阀的混战，湖南文化、经济发展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驱张运动胜利之后，湖南进入联省自治阶段，这一时期的湖南，借助在地方政治体制上的锐意革新，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1926—1927年间，湖南以相当激进的姿态成为革命中心地区之一。可以说，在这几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湖南摆脱了其“中省”身份，而获得与文化中心省份相抗衡的地位。

然而，如果撇开这些特定历史阶段中浓烈的政治因素，综合人口、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因素，湖南实则仍不够资格成为“大省”。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湖南在此时间段内所出的大量人才（特别是政治人才）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但以此为评判标准而断定湖南为“大省”，则需要站在这段历史之后。至少在当时，湖南地方人士对于本省在全国的地位仍没有那么自信。湖南的地位受政治局势变幻影响之深，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亦可看出，陶菊隐曾提到他为上海报纸写“长沙通讯”的经历，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佐证。当时上海在外省设立访员，依据各省地位而定，如民国初期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仅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四大埠设立专访人员，随后专访人员数量增加，但不同地区间的等级差别仍相当明显。北京为一等，天津次之，广州、汉口又次之，此外各地则均列位三等或以下。当时长沙虽然为南北战争之军事要地，仍被列位三等。但随着时局的变化，某些不重要的地区亦可变为重要地区，访员等级也可提高。以长沙为例，1920年的驱张运动和随后发生的省自治运动等大事，就使长沙的重要性上升。 可见，就常态而言，民国初期的湖南不脱“中省”地位，只是这种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局势的变化对该省的地位有相当影响，说湖南徘徊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就意味着这一地区于中等规模的省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因其特有的历史文化氛围而显得相当突出。

周锡瑞在谈到为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两湖地区时，特别提到了湖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关键性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十九世纪时，湖南被看做中国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中心；而在二十世纪，作为毛泽东和其它近代革命党人的家乡，湖南博得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声誉”。 一方面，湖南作为一个内地省，在综合实力方面无法与大省如广东、湖北、北京、上海等地对抗；另一方面，考虑到该地的区域文化经由个体或别的方式传播，影响所达的深度和广度，确实非一般地区可及。从不同角度依照不同标准进行分析，对于湖南当有不同定位，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湖南和作为一个文化单位的湖南，其地位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人眼中湖南的地位也各不相同的根本原因。湖南作为文化区域，其重要性一方面表现在晚清以来，在湖南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往往关联到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于这一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表现，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地区自晚清以来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氛围和传统，无疑是具有极大研究价值的。

关于湖南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性，已有不少相关论著，这里仅仅作简单的梳理。前面提到晚清湖湘文化随着湘军的兴起，影响力也开始突破省域界限，近代湖湘文化的传统开始形成，其影响所及，至于整个近现代史。如刘少少称“湖南士人最多热烈性质，喜从事政治活动，富于雄功伟业思想。此盖受咸同军兴时代之感化者不少”。在谈到湖南地域文化性格的形成时，咸同年间湖湘学派的兴盛实为关键环节之一，包括事功心理、从军热、容易产生激进思潮等等均被视为源于此时。继此之后，清末的维新运动成为湖南文化中心地位形成的第二阶段。维新运动在湖南持续时间不长，它对于湖湘文化的最大意义不是新政的具体实施本身，而是借由学堂、学会和报纸三利器，造就了大批维新人才，使得湖南一度成为全国开风气的省份。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从此时起至辛亥之前，湖南的赴日留学形成热潮，这一运动为原本处于内地的湘省输入大量最新思潮和文化，改变了相对封闭的文化氛围，从中产生出的社会思潮和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辛亥革命在湘省的胜利，湖南的政局陷入动荡期，二次革命中的反袁独立战争、汤芗铭督湘期间的暴政之后，湖南又陷入南北军阀的混战之中。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湖南的中心地带处于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之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陷入困境。但驱张运动的成功和随后而来的自治运动，将湖南文化的发展推向又一个高潮。自治运动使得湖南再次成为全国焦点之一，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思想潮流影响及于全国，湘籍人士的地方意识也在此时段达到高潮。周锡瑞指出这一运动的根源来自清末的保守主义和对地方民团的注意，此时转变为改良主义和对地方自治团体的关切，这种传统产生了种种革命潮流，某些倾注在毛泽东身上，他后来的实用主义和地方根据地策略，都可以视为这一潮流的派生物。从中既可看出湖湘文化传统的延续，也可看出这一地方传统如何影响及中国历史和文化。

在本书所划定的时间范围内，湖南的重要性在1926—1927年间的大革命时期再次得到体现，这一时期湖南境内形成了相当激进的革命风潮。大革命风潮本身在湖南存在的时间也不长，然而革命中出现的群众运动模式、发动农村革命的方式方法及一系列策略、思想的形成，对于后来中国的走向和命运，无疑埋下了相当重要的伏笔。从咸同中兴到大革命时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湖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地位的形成，又与该地文化传统的建立与加强相辅相成，从重要性和独特性两个方面，证明了湖南作为独立区域研究对象的可能和必要。

在这样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选择1917—1927年来作为研究的时间范畴，决定于本书最终是要从文学的角度进入这段历史。这里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关注中心是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出现大转折的时期，重要的文学思潮、人物、作品的产生或在此时间段内，或明显受到这一阶段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论述内容将以这一时段内湖南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为主，五四前后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在地方的展开因此成为本书的中心之一。将下限划到大革命时期，一是因为到这一时期为止，湖南区域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得相当明显；二是因为从湖南本地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来看，至1927年刚好经历完一个阶段；三是从大革命之后（至1937年之前），湖南本地的政治、文化发展进入相对的平静期，影响力及于全国的政治、文化事件都比较少见。

与历史学家的视角不同，本书所要探讨的是1917—1927年间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文学，这就必然涉及湖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从所产生的现代作家来看，湖南同样具备了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资格，《湖南文学史》论及的湘籍作家，包括陈衡哲、成仿吾、孙俍工、刘大杰、向培良、朱湘、刘梦苇、欧阳予倩、黎锦明、彭家煌、田汉、丁玲、谢冰莹、白薇、袁昌英、叶紫、张天翼、沈从文等多人。当然，仅以籍贯作为标准，将这些作家纳入湖南现代文学的考察范围，或以此为依据判断湖南文学的地位，将产生不小的偏差。其中如张天翼、袁昌英、欧阳予倩、陈衡哲等，或是从小就离乡求学，或基本不曾在湖南生活，对于这一地区文学史的建构的意义甚为微小。但仅从湘籍作家的数量和成就而言，即可知湖南文学的发展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当然，评价湖南现代文学的成就，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是什么样的区域文化氛围产生了这样的文学，文学作为社会象征表意系统又怎样参与区域文化的建构，并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想象、建构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才是本书所希望解答的问题。而这，需要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这一前提下，某些作品和作家将被排除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而另一些不太为人重视的材料和文学现象将被激活。从这一意义上说，湖南产生了多少重要的作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下的文化氛围（包括传媒、政治、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如何影响到区域内的文学创作才是首要问题。总之，这一时段内区域文学发展与本地区文化发展的关系是本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描述了一种文学存在形态，这种文学形态与我们所熟悉的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文学形态并不相同，而证实了现代文化、文学存在形态的多样性。

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如果局限在自己划定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研究格局的狭小。施坚雅在他的区域化研究方法中，建构了一个层级相当分明的体系，他将城市群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性城镇”的等级结构。 这种区域体系的中心观点在于，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每一层次内也都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施坚雅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注意到中心与边缘的互动问题，这也是湖南区域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价值所在。如果将湖南视为非中心地区之一，考察它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五四运动的影响如何传播，以及文化或文学思潮在一定区域内如何接受本地文化传统的改变，而带上新的色彩。

从“边缘”和“中心”（这里的“边缘”是相对性的存在）的关系着眼，将湖南设为研究对象的优势表现在，湖南在“影响—接受”这一过程中显示出相当大的能动性。由于本地浓厚的区域文化传统，湖南相对于其他省而言，对于外来思潮的“选择性接受”、“改造”和对“中心”地区的反作用都相当明显。以五四时期传入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为例，在1919年的赵五贞自杀事件所引发的争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五四新思潮对于湘省文化氛围的冲击，男女教育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社交自由等思潮或理论，作为批判之利器，在这次事件中被反复使用。然而湘省特殊的文化氛围，在此后将本地女性解放思潮推向高潮，其程度则又远过于包括文化中心城市在内的其他地区。借助自治运动所营造的氛围，湖南女性的参政权、教育权等多方面权益均得到保障，在全国独树一帜，被视为可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相匹敌。从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输入，到自治运动前后成为女性运动的先锋阵营，不难看出湖南区域文化对外来思潮的反作用。在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中，湖南显然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以对话者的姿态出现。胡适将《湘江评论》和另一份地方性报刊视为《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然而也特别指出《湘江评论》自有其特色。与其他的学生刊物相比，《湘江评论》的政治色彩——对政治的关注和远大之眼光，无疑相对突出，这似乎与湖南本地颇为激进的学生运动传统不无关联。借助对于中心—边缘关系的展示，本书希望能够突破区域研究本身所设定的地域范围，将研究对象带入更大的视野和背景当中去。

1.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参见其中“湖南文化在国史上的地位”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8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杨毓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

4. 刘少少：《湘中最近风俗迁变论》，《公言》一卷三号，1915年6月20日。

5.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 刘少少：《湘中最近风俗迁变论》，《公言》一卷三号，1915年6月20日。

8. 参见施坚雅：《导言：中国社会的城乡》、《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