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枚核弹诞生记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了一枚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投放了第二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这种威力无比的核武器造成了无数平民伤亡。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赞同的有之，谴责的有之。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投掷原子弹，原子弹是怎样造出来的，其中又有哪些隐情呢？

科学家上书美国研制原子弹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得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芬斯等在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发现，一克重的铀产生裂变后其能量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汽油所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爆炸力也是巨大和惊人的。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

然而，就在科学家们对这一科学的发现感到欣喜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把目光盯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上了。他们要利用这个科学的发现，把这一成果转移到战争中去。

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集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也就是原子弹。9月26日，德国正式制订了代号为“U”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让一些科学家感到担忧，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立刻联系了诸如西拉德、泰勒等人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他们向美国军方提出这项计划时，美国军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对这些科学家的看法没有引起重视。

费米等科学家心急如焚，他们深知核能的巨大威力，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而要制造原子弹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人才的，还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条件，就当时的世界来说，只有美国符合。

费米、泰勒等科学家决定直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有说服他采纳这个计划，才能尽早开始研究工作。他们还想到了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想请他作为代表向罗斯福进言，这样还可以增加说服的力度。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也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向罗斯福总统进行游说工作，他讲到了拿破仑不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而丧失进攻英国的时机的故事。

他说：“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原子能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控制并释放它那巨大的能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可能阻止他这样做，只能希望他不要把邻居炸飞。”

罗斯福听了萨克斯的话，幽默地说：“我明白了，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炸飞。”

12月6日，美国国会拨款20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正式启动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

德、美两国都启动了核计划，为了掌握对方的进程动态进而遏制对方，他们在自身的保密和置对方于死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间谍侦察和破坏活动。

美国研制原子弹工作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但他们居然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未被德国间谍机关了解到“曼哈顿工程”行动计划。

要知道，“曼哈顿工程”有成千上万热情的美国人参与其中，据统计，参加这项研制计划的美国人前后达60万之众，任何一个人如果口风不严都可能引起警觉性极高的外国间谍的注意。

“曼哈顿工程”的运作是分散在田纳西州、新墨西哥以及华盛顿等地秘密进行的。在这些人员庞大的研制队伍中，美国人组织了一批尽职合格的保密队伍。

这些经过训练的青年男女之间谈话用暗语，对核心研制人员的行动进行监控，负责检查每一份文件资料的收发，对散落在办公室里的每一张纸片进行详细检查处理，做到万无一失。

在60万参与人员中，他们与所有人员都有严格的保密协定，其中2000多个因口风不严、说话随便的职员受到了处分。在文职人员中，他们特别注意对每一位适应做这样高度机密工作的人的善后安排，做得周到、完满。使这些人在调离工作岗位后，也不会产生不满情绪而导致对“曼哈顿工程”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最为困难的是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的保密工作。

许多人在国际上是原子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德国人只要知道这些人的行踪，自然会尾随其后并容易推测出美国人在何时、何地进行什么样的工作。因此，“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机构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编上代号，并派专门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行动安全。

美国人的保密措施的确是十分出色的，他们不仅成功地使本国科学家的行踪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而且还十分成功地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带到了美国，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参与研制工作。

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们还把世界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从丹麦营救出来，化名贝克在美国秘密地从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研究。

与此同时，德国已经注意到，虽然美国从事核领域的研究是在德国的后面，但是德国却并不敢小视。因此，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派出两名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美国进行“交流”，但美国方面成功地阻止他们的企图，并利用科学家之间的这一“交流”，使德国人产生错误的判断。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期的阶段。

“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保密工作不仅仅针对德国人，就连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都难以窥其端倪。

英国物理学家阿兰对美国人的这项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曾三次前往参观。美国人立即引起警觉，迅速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并协助英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位科学家曾向苏联方面提供过铀标本和美国人研制的进展情况。英国方面立即将其逮捕，判以重刑。

“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的确是美国反间谍部门的一项成功大作，真可谓史无前例。人们在钦佩之余，也产生不解和疑惑，以德国间谍机构的高超水平，何至于对这一情报无所作为？其实，这也是美国反谍报部门的棋高一筹。

“曼哈顿工程”实施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德国人，其中最多地是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假情报，使德国人误以为美国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也与德国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分析失误有极大的关系。这批科学家自以为是地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科学家都未能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关键性突破，美国的科学家更是不在话下，他们只能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相反，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却十分出色，他们不但准确地把握了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而且还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重大的破坏活动，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阻滞了德国人研制工作的进展。

海森堡是否真的为纳粹卖命

美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除了政府的巨大努力外，还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科学家密不可分。“曼哈顿工程”中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家起初都曾经为纳粹德国服务，尤其是丹麦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教授，他当时并没有外逃，而是潜心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后来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努力下，幡然悔悟，并逃到了美国。

在“曼哈顿工程”中，玻尔教授带过许多学生，其中有些还是世界级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科学成就也是被人们所敬仰和尊重的，德国的核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起初人们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希特勒之所以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是海森堡阻碍了希特勒开发核武器的进程。然而最近，随着玻尔一封尘封多年的信，关于海森堡在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问题，又一次在世人中掀起了波澜。1941年9月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出现了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谜。

海森堡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天才般的见地以及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世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但无疑都是相当正面的。

然而，对于海森堡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他的为人处世，尤其是他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之行，却存在着许多针锋相对的评价：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绘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否定他的人，则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认为他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

多年来，人们对海森堡的看法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也在不断地左右摇摆，对立的阵营始终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解释。

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传》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该书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堡的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无论对与错、伟大与渺小都不放过，使得对海森堡的评价更趋客观。

1998年，米歇尔·弗赖恩出版了剧作《哥本哈根》，在剧中，海森堡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后来该剧被搬上舞台，在英国连演18个月，之后还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成功。

《哥本哈根》出版后，海森堡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不只是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更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2002年2月18日，弗赖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弗赖恩本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如此成功。

就在这种同情观占据上风的时候，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了最新消息，玻尔研究所新公布了资料——包括玻尔写给海森堡但一直没有寄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玻尔回忆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会面，当时，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导师说，希特勒已经成立了一个“铀俱乐部”专门研究原子弹。战争可能会由核武器的出现而结束，而希特勒正是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这与以往的一些说法大相径庭。据以往的说法，海森堡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为纳粹工作，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尽管当时海森堡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却避开原子弹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器，显然是有意拖延研制进程。

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那么，当年海森堡和玻尔在一起到底都谈了些什么？

1940年春，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汉堡同行——德国原子弹计划参与者、德国核试验计划关键人物之一的德国物理化学家保尔哈特克。在信中，海森堡请保尔哈特克和卡尔弗里特里希·冯·魏茨泽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同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玻尔商谈要事。

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师玻尔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谈话，但是谈话不欢而散。2002年2月，玻尔研究所公布的文献似乎仍对海森堡当时的动机持有疑虑：海森堡是否想从玻尔那里打探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但是，从海森堡写给保尔哈特克的信中看，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开始策划了。海森堡的学生魏茨泽克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玻尔的安全，他只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需要在他帮助下离开哥本哈根，或者说，他至少能让德国驻丹麦机构为玻尔提供方便。

直到1941年春天，魏茨泽克才找到机会去哥本哈根作报告。他利用这次机会为海森堡和玻尔会见积极准备。开始，魏茨泽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玻尔以保护。但魏茨泽克得到的回答是玻尔根本不愿意与冯克接触。后来，魏茨泽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这样，他就能邀请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来。德国公使采纳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在哥本哈根举办了一次天体物理会议。

应当时所谓“德国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海森堡与魏茨泽克于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但玻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并对海森堡产生怀疑。

玻尔的儿子阿格·玻尔后来回忆说，海森堡与他父亲和其他同事谈到当时的军事局势时说，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当时德军已占领了差不多半个欧洲，并正向莫斯科推进。对海森堡来说，他没法在公开场合怀疑德军会打败仗。最后，海森堡终于找到一个与玻尔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私下谈话。现在看来，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劝诫玻尔不要跟德国公使过不去。

这次谈话导致了玻尔对海森堡的疑虑，他认为海森堡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要将自己引向德方，两人之间的误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当时确实谈到了原子弹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海森堡参与了纳粹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因此，海森堡在与玻尔交谈时十分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这也因此给玻尔留下这一印象，海森堡全力以赴地为德国制造原子弹。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情况是，1939年9月，在陆军装备局领导下成立了“铀协会”，研究如何将铀裂变并用于军事，但许多技术问题根本没弄清，如制造一枚原子弹需要几千克或几吨裂变物。此外，德国手里当时除了有铀-235外，一无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铀反应堆基础理论，后来试验成功。魏茨泽克的理论也证明，反应堆在运行时可以产生用于原子弹的裂变物质钚。

但是，1939年玻尔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铀在获取核能时不会产生别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德国除了仅在进行核研究外，并没有一个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具体计划。

那么，海森堡是否真想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玻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迄今仍是一桩疑案。但是，玻尔当时肯定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结束谈话几分钟后对魏茨泽克说的那样：“全弄拧了！”

玻尔在谈话20年后写给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让人们感觉到，玻尔没有将海森堡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区别开来，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海森堡对待他的真实想法。直至战后，魏茨泽克在美国见到玻尔，并问起那次的谈话情况时，玻尔仍说：“唉，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围绕这个像谜一样的问题，海森堡的辩护者和谴责者有过激烈的交锋。辩护者称，海森堡从未主动要求去国外访问。他出使丹麦、匈牙利和瑞士等国，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称为“白色犹太人”之后，纳粹官方安排他出访，是对海森堡的承认和平反。如果拒绝，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海森堡进退两难，没有自主权。

对于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像海森堡这样的非纳粹人士，存在一个道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希特勒主导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强烈的爱国者，并不希望德国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德国能避免战败，军队最终摆脱希特勒的控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这种想法却是非常普遍的。由于纳粹的片面宣传和有意隐瞒，德国民众只知道苏联的斯大林搞过大清洗，对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一无所知。

一些高级将领甚至想通过刺杀希特勒来避免失败。通过与反对派接近的“星期三聚会”，海森堡本人知道这些情况。毋庸置疑，他内心是讨厌纳粹政权的。在无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对者则称，海森堡当时相信德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他根本没有掩饰过自己的态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劝说玻尔冷静地对待德国即将获得的胜利。

对于这一点，辩护者称，海森堡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经过初步计算后，他就不想再进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他并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

反对者称，海森堡并不是不想制造原子弹，他竭尽全力为纳粹服务，只是由于他的错误而导致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海森堡没有仔细计算“临界质量”。按他的计算，制造原子弹需要成吨的纯“U-235”，而他估计盟国一年只能生产30千克“U-235”。

辩护者认为，这种说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驳斥。在《部分与整体》中，海森堡对他当时的心态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对者称，玻尔档案馆公布的材料表明，玻尔在信中明确指出，海森堡曾说过，他曾竭尽全力地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原子武器。

辩护者的观点是，这只是玻尔自己的理解，玻尔当时并不清楚反应堆与原子弹之间的区别。海森堡所言是说，经过两年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很难制造，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这样；而反应堆除了理论上，实际当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较容易制造，以后他将只研究反应堆。在海森堡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玻尔就中止了谈话。很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反对者坚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海森堡不阻止纳粹的计划？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是想从玻尔口中了解盟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究进展。

辩护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着阻止纳粹的计划，因为早在1942年，纳粹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从海森堡处得知，研制原子武器需要许多年，并且投入非常大。纳粹没有耐心等待，他们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并不邪恶。

反对者认为，海森堡，还有他的那个“谋士”魏茨泽克，通过新闻记者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这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他在战后反对核武器，是一种不自然的表现。

辩护者认为，容克在他的书中作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张和推广，有许多失真之处。无论海森堡本人，还是魏茨泽克都给他写过信，指出书中的不实之处，但容克在该书1957年的丹麦版本中，只摘出了海森堡出于礼貌而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话。

可见，持不同见解的人的观点是何等的对立。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发生在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误解构成了一出悲剧。也许海森堡当时还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与玻尔交谈，但是他忘了当时的情形——丹麦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

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与玻尔已有两年多没有联系，玻尔把他看成是德国占领军的代表，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海森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心理差异。

在海森堡60岁生日时，玻尔给海森堡寄去了热情洋溢的祝寿信，高度赞扬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却很难将这种关系界定为仅仅是出于礼貌。当海森堡被关在英国的“农舍”时，玻尔也与海森堡保持着通信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玻尔还访问过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后来他们两家还一同去希腊游玩。可见，仅仅出于礼貌是很难维持这种关系的。

海森堡与玻尔在1947年又一次见面，他当时已获知玻尔对1941年的访问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按他的说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勾起双方痛苦的回忆，因而作罢。

不过，海森堡的言行确有前后不一，文过饰非之处，加上有些“谋士”的辩解，使本来就异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海森堡形象变得更加无从定位。他虽不热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进退两难，尽管在恐怖的纳粹德国没有人能保住尊严，但他的所作所为仍有需要检讨之处。正是由于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

斯大林怎会知道原子弹的秘密

1938年年初，苏联侦察局开始策划搜集美国核机密的情报。

当时，苏联政府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美国在搞原子弹，但美国人究竟使用什么东西来制造原子弹，在哪里研制和生产，进展如何，以及将来它的威力有多大，苏方对此不甚了解。

于是，苏联向美国派出了一位化名“阿杜尔·阿达姆斯”的特工，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阿达姆斯”的工作进展得十分不顺利，在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后来，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特工涉嫌“与国内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联系”的问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压下被从美国召回到国内。为继续搜集核情报，苏军情报部门开始物色替代“阿达姆斯”的人选，并为新的人取化名“德尔玛”。

1939年，物色候选人的工作已经进行到最后敲定阶段，“德尔玛”的热门候选人有好几个。最后，一个叫德米特里的年轻人被苏军侦察部门的考官看中。

德米特里是当年刚刚应征入伍的，参军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某技术学院毕业，并被保送读研究生。这一天，德米特里收到了一张入伍应征通知书。第二天，德米特里作为应征入伍青年来到区兵役局，准备检查身体参加苏联红军。德米特里的个人条件侦察机关十分看好。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来自苏联的移民家庭，通晓英语，熟谙美国生活。德米特里的父亲早年居住在苏联，是个木匠。

有一次，父亲遇上一位相貌出众的姑娘，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决定娶她为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又没有积蓄，无法举办婚礼，情急之下，父亲决定到美国打拼一番，等挣足了钱再回国娶自己的心上人。

德米特里的父亲来到美国后，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相对不错的工作，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排锯工。他省吃俭用，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电汇国内，交给自己深爱的姑娘。姑娘深受感动，很快就到美国与年轻的木工结了婚。

两人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他们一共生了3个孩子，德米特里是老大。随着孩子的增多和长大，开销逐渐增多，尽管父亲很勤劳，能吃苦，但毕竟靠他一人挣的钱仍难以养活5口之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933年，德米特里全家回到苏联，居住在苏联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德米特里在集体农庄里当钳工，修理各种农用机械，为农庄修建房屋。

1934年，德米特里决定到高等学校学习。他只身来到莫斯科，顺利考入了莫斯科某技术学院，直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研究生。

苏军侦察机关觉得德米特里是个可塑之材，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在征求德米特里的意见时，德米特里表示十分愿意到这个全新的又是未知的部门工作。

1939年夏天，德米特里被派到美国，单线执行“德尔玛”计划，并化名“德尔玛”。他的任务是搜集美国科研实验室研制化学辐射物质的情报。

当时，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美国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在美国潜伏了多年的德米特里，又被要求到美军部队服役。这让他感到十分为难，然而这次服役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德米特里到达应征处报道时才知道，他服役的地点不是野战部队，而是科研机构。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对德米特里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不仅如此，德米特里和苏军侦察机关还获得了意外收获——德米特里被选送去进修了。这次进修实际上是一个集训班，学员都是当时在美国生产放射性物质企业工作的年轻技术骨干。

德米特里所在的集训班里有30多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其他人则成为美国重要公司的资深分析专家。

1944年8月，德米特里顺利地从集训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家秘密单位工作，担任一家生产辐射材料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所生产的这种放射性材料是用于研制原子弹的。

德米特里初到橡树岭小城所看到的一切让他大为震惊，这里面汇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有数万名，大批的警察、联邦安全局特工和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在这里从事着安全保卫工作。

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禁区，进出这个城市要经过多道严格的检查。城市当时并没有名称，地图上也没有标志，对外只宣称某某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事的是研制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元素——铀。

在1943年，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就得知，美国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两个城市开办了核研究实验室，但对橡树岭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德米特里的情报非常重要，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据此掌握了这个被美国人隐蔽多年的原子能城的具体位置。

后来根据德米特里的进一步报告，苏联得知橡树岭生产铀，而生产企业分为3个实验室。德米特里所在的企业大约有1500人。

1945年年初，德米特里转到另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是完成美国核计划的一项单独研究任务。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也获得提升，新的职务使他拥有了接触更多资料、掌握更多情报的机会。

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根据看到的情况，德米特里判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德米特里立即将自己工作的变动及判断向莫斯科总部作了报告。

德米特里的主要贡献就是摸清了美国的原子能设施、结构、核材料生产量及参加的专家人数情况，并与美国其他秘密原子能计划及相关单位保持了联系。

难怪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很诡秘地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武器，而斯大林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看来，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核研究已经有了很全面的了解。当然，这些都与美国的实验室对“德尔玛”的信任有关。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德米特里所在的这家美国实验室举行了庆祝活动，实验室主任对大家说：“你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之后，这家实验室准备选派专家到日本察看轰炸效果，德米特里也被选中，但后来考察计划因故取消，德米特里未能到日本亲眼看看美国原子弹的威力。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米特里也很快从美军中退役，他想乘机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报纸披露说在美国潜伏着一些外国“核间谍”，实验室也开始对所有研究人员进行重新审查。

正如德米特里所担心的，美国反间谍机关很快查清德米特里曾在1933年与自己的父母回到苏联定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返回美国。德米特里回到美国后就一直在重要的秘密部门工作。于是当德米特里离开橡树岭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就开始调查他。

1949年至1951年，他们对所有在橡树岭实验室与德米特里熟悉的人都进行了审查。他们还找到德米特里的父亲原来居住过的城市里的邻居进行谈话。

因为德米特里的父亲有3个儿子，美国情报部门想要搞清楚1933年究竟是哪一个德米特里返回苏联定居，而后又是哪一个德米特里到美国的橡树岭秘密实验室工作，两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进展也不是十分顺利，他们没能找到德米特里的任何有用的证据，1949年5月，德米特里离开美国回到了苏联。

1949年6月，苏军总参谋部第二总局局长扎哈罗夫大将签发了一份涉及德米特里命运和他在军事侦察机关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列兵德米特里，1915年出生，按列兵军衔从武装力量中复员。”

不久，德米特里回到自己的莫斯科母校读研究生，两年后，他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但是，德米特里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没有一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也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接收他，因为“他的专业太偏了”。

后来他才知道，没人接收他的真正原因是，有些当权者对他的简历不理解，认为他可能是有什么过错的人。的确，从1939年至1949年的10年间，德米特里在苏联红军服役，最后却是以列兵的军衔退出现役。

德米特里知道自己不能对那些谨小慎微的官员说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不能说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服役那么长时间竟然在最后退役时没有戴上哪怕是少尉的军衔，却只得到一枚奖章。

1953年3月，这位好几年没有工作的技术副博士忍无可忍，他决定给苏军侦察机关的局长写信说明情况。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收到信后立即指示解决德米特里的工作问题，并在3月16日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斯托列托夫写信，说明情况。

信是这样写的：

兹证明德米特里在1939年至1949年10年间在苏军服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不便说出其服役性质。如果此事影响到高教部对他的分配，请直接找我们的代表，他将面对面向您解释一切。

事实表明，德米特里的特工经历的确是举世无双的，他能够在美国特工部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渗透到美国原子能机密组织内，而这个组织在美国也只有少数高层官员和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及技术专家才知道。

而且，这家军工厂当时属于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铀和钚的工厂。

由此可见，有关这家工厂的一切信息和资料都属于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德米特里所搜集的任何情报都是有着重大价值的。

由于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的干涉，德米特里终于在一所学院谋到了一个职位并一直工作到退休。

爱因斯坦为何被怀疑为间谍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间谍。

怀疑的主要内容是：曾在德国柏林给苏联当过间谍；支持民权运动、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研究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死光”；和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试图掌管好莱坞。因此，调查局一度对爱因斯坦进行跟踪、监视、监听等，但是，直至爱因斯坦去世也没有拿到有利的证据。

2002年9月，一本名为《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书与读者见面，它深入地剖析了当年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做的一切调查，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揭开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好奇心理。

《爱因斯坦的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是一名报道民权运动的记者，曾经当过教师和媒体顾问，并建立了一个促进记者和科学家相互了解的媒体资源中心。

杰罗姆说，他在美国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下，从政府和FBI那里得到了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经过仔细的研究，杰罗姆说，与他的想象相反，爱因斯坦身为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却又是一位见多识广、机敏而冷静的战士，他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样的组织。

在杰罗姆的书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确是一位干练的情报官，自1924年FBI成立，到1958年这长长的34年里，美国更换了14名司法部长、7任总统，但胡佛的职位始终没有变过。对爱因斯坦的调查就是他下的命令。

在他的授意下，FBI检查爱因斯坦的垃圾，监视他的邮件和电话。杰罗姆说，这些似乎是FBI的家常便饭。“情报人员打开别人的邮件并监听电话，就像他们早上起床、刷牙一样。”

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直至他1955年去世才终止。然而，FBI却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尽管调查没有什么成果，胡佛却在此期间根据个人的想当然，曾与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一起，动过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念头。无奈碍于爱因斯坦的威望，这一想法没有实现。

说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其实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并存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们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都在努力地缔造人类的和平。作为科学家，没有什么理由会像政治家那样去极度偏向哪一个政治制度。爱因斯坦也同样如此。

杰罗姆的书中提到了有关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书中提到：FBI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长达1427页。文件中说，爱因斯坦与共产党有关联。自1937年至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共产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联系往来、他还是3家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但FBI拒绝就此内容进行明确评论。FBI发言人表示，他们听凭公众评估这份材料。

在杰罗姆的书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位非常厌恶战争的人。爱因斯坦一生都没有掩饰过对战争的厌恶。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镇，父母都是犹太人。青少年时他曾在慕尼黑受教育，1895年10月，转到瑞士求学，据说部分原因便是不喜欢德国的黩武主义。

1914年4月，成名后的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回到柏林，当年8月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个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这个组织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大批被捕并遭到迫害，故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此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1914年10月，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

在“宣言”上签名的有93人，许多享有世界声望的德国名人，包括伦琴、普朗克、斯脱等都在上面签了名，但爱因斯坦却坚决予以拒绝。在拒绝的同时，他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告欧洲人书》仅有的4位国际知名签名者之一。爱因斯坦的这一行为当即震动了世界。

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致力于和平和裁军的活动。1931年，在牛津大学短期任教时，他参加的争取和平的活动甚至多于科学会议。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造成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灾难。消息传来，爱因斯坦极度震惊。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但他的著名质能方程式E=mc2就是制造原子弹的理论根据。

爱因斯坦当即写信给《大西洋月刊》说：“我在担心新的战争到来。”

1955年，爱因斯坦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继续积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1946年，他支持黑人歌手、演员和运动员团结起来反对私刑。1952年，他公开呼吁给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免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