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邹赞

一般认为，冷战年代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主要呈现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决，以及壁垒森严的意识形态区隔。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作为全球政治生态的冷战结构退出历史舞台，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尽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冷战思维犹如一个巨大的幽灵，徘徊游荡在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相比而言，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更显风云变幻：一方面，作为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文化摆脱了“机械决定论”模式，不再是政治、经济的被动反映，其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彰显，文化的位置被凸显，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竞争成为各种国际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的焦点；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交锋也常常由直接的军事对决转向意识形态渗透，谁掌握了话语权和阐释权，谁就在国际话语的跨文化场域中抢得了先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境外敌对势力加强了对中国内地的思想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妄图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疏离大众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准则，西方社会大肆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对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造成了消极影响，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西北边疆（本文所涉及的西北边疆特指“新疆”）突破了“中心/边缘”的传统文化地理格局，成为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地缘政治版图的核心场域。

我国新疆毗邻中亚、蒙古、俄罗斯、印度诸邦，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明的交汇之地。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向西开放”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新疆进一步成为热点受惠地区，也日益遭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觊觎。文化霸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断影响该地区社会与经济的稳步发展，边疆政治安定和文化安全成为我国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前沿阵地。面对新机遇和新情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在履行“固边稳疆”的政治使命中，作用不减反增。兵团在延续中国历代屯垦戍边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包容性、开放性、政治性”为显著特征的国家内部移民文化形态。一方面，兵团文化呈现为多民族、多宗教、跨地域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如果要消解文化冲突，建构起一种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兵团文化认同，就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而应该在倡导“一体多元”文化格局的前提下，确立起以屯垦戍边精神为内核的主体文化，妥善处理好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兵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是构建多民族地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关系到边疆文化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

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唯一集党政军企职能为一体的屯垦戍边社会组织，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渊源于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文化，有着绵延久远的历史印记。据史料记载，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最早始于汉文帝年间，为巩固北部边防、抵御匈奴侵扰，政治家晁错上书汉文帝，“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敌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晁错认识到“将士轮换”守边制度的不足，主张“募民实边”，以特赦和优惠政策从内地招募罪人、刑满免罪者、家奴、官奴以及自愿支边的农民，“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这种重视对屯民进行军事训练、鼓励他们扎根边疆的理念显现出“寓兵于民、屯田戍边”的农战思想。到了汉宣帝年间，军事家赵充国三次呈献屯田良策，“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赵充国所上奏疏的高明之处在于阐明了解决边疆地区民族矛盾的新思路，即要恩威并举，军事镇压和屯田戍边双管齐下。值得注意的是，赵充国历陈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兴办军屯的巨大益处，诸如“屯田得谷”、打击叛乱敌人并争取一般的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农桑、开源节流、弘扬国威等。如果说两汉屯田以军屯为主要形式，以巩固西北边防为政治目标；那么，曹魏的屯田之举则以民屯为主，垦荒屯田不是为了加强塞防，而是服务于“奖掖农耕、鼓励桑织”的内地发展战略。唐王朝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曾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瑰丽的精神财富，为了有效应对西北边疆突厥、吐蕃侵袭，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在天山南北大兴屯垦，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大发展和历史进步”。唐王朝吸取了“屯田兴，边境宁；屯田废，边境乱”的历史教训，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采取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形式，除了边防戍卒，还从内地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以及流放西域的犯人。北宋时期多边患，辽和西夏虎视眈眈，时常劫掠边民，虽然有陈恕、钱若水、范仲淹等有识之士秉笔谏言、呈献屯田戍边之策，但终因朝廷腐败，无暇顾及边防屯戍而导致朝政覆灭。明代屯田兴盛，且形式多样，有民屯、谪屯、商屯、军屯诸种。为了确保长久戍边，明代统治者还挖空心思安抚士兵，强化士兵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总是让军士在营，带家小随往，使之有‘系累’或‘系绊’”。清代是我国历代屯垦事业发展相当成熟的时期，中央王朝审时度势，认识到要抵御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叛乱，就必须在西北边疆大兴屯垦。除了沿袭汉唐以来的军屯模式外，清朝还特别重视发展民屯，“清代民屯的蓬勃发展，是清代新疆较之前代的重要战略转变，改变了汉唐以来新疆屯垦专为养兵的局面，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发”。1875年，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围绕“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展开了激烈论争，这一方面反映出晚清政府陷入遭受列强觊觎的险恶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也再度印证了屯田戍边对于固边稳疆、定国安邦的重要意义。民国年间，我国西北边陲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这一时期的新疆屯垦“两起两落，有过兴盛，也经历了衰退。屯垦事业艰难、曲折地发展着”。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坦诚争取和积极斡旋下，陶峙岳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伴随着新疆融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潮流，新疆屯垦事业也迎来新的机遇。应当说，当代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凝聚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屯垦思想智慧，科学吸收了历代屯垦经验和农战思想，是维护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王震率领的进疆部队会同国民党“九·二五”起义官兵，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部队整编工作，“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和人民的生活，稳定了新疆的局势，而且把那些复员转业回乡的内地军人，暂缓复员，留在新疆作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骨干力量，为新疆兵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十余万官兵就地转业，劳武结合、屯垦戍边，建成了一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永不转业”的生产队、战斗队和工作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业绩，迎来了当代屯垦戍边事业的黄金时代。兵团犹如一个大熔炉，融汇了解放军进疆部队、国民党部队起义官兵、西上天山的内地女兵、知识分子、支边青年、流民遣犯以及自流来疆人员，也凝集了新疆世居民族和内地来疆的各族群众，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典型场域。尽管新疆兵团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曾经一度被撤销，但自从80年代初恢复建制以来，新疆兵团一直都是巩固西北边防、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其所承担的政治使命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愈显重要。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继承了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历史实践，虽然二者在屯垦目的、屯垦主体、组织形式乃至屯垦绩效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历代屯垦实践对于当代屯垦戍边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屯垦戍边有利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加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内地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中西亚文明与东亚文明之间的互通有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其次，屯垦戍边所带来的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增进民族融合，更新生产方式，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意识。费孝通先生详细爬梳中华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源流谱系，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也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所谓“多元一体格局”，既指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在历史进程中的渗透融合，也意味着区域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比如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与西域文化间的对话。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到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关系到当下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基础。再次，屯垦戍边不仅加强了人口迁移、经济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互影响，广泛涉及宗教、文学创作、音乐歌舞、日常审美等。盛唐时的“文人出塞”热潮催生了以王之涣、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唐玄奘不畏艰难远赴西天取经，留下了广有影响的《大唐西域记》。佛经在中原的传播，影响了变文、俗讲等文学样式。西域歌舞、宗教绘画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跨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由于民族融合给文人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唐代开始，边塞诗人的心弦开始鸣奏出一种强音，即不再把边塞视为异域，把它和故乡对立起来，而是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边塞，甚至以那里为自己的归宿”。

综而论之，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渊源于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文化，这种文化在长久的传承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根本宗旨，以前仆后继的屯垦军民为主要载体，吸收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以及内地移民文化，兼具爱国主义精神、开拓进取意识和多元共生态势。

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变化。在50—70年代，兵团基本上是一个“劳武结合”的准军事化组织。“文革”之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历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文革”十年，兵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遭遇重大损失，并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党中央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屯垦事业穿越历史的雾障，重新与兵团初创时期相串接，以军垦第一代为核心力量、以内地新移民为新鲜血液的屯垦文化获得了长足进展。在文学创作方面，以杨牧、周涛、章得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登上中国文坛，其中杨牧的诗歌《我是青年》和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影响较大。西部第一家诗刊《绿风》也在“戈壁明珠”石河子安营扎寨，推出了著名诗人石河、杨眉、杨树、高炯浩等。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文化延续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内核，突显了理想主义和多元文化色彩。

20世纪90年代以降，市场化改革对兵团的高度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兵团人口主体构成的巨大变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兵团基层组织日趋松散，年青一代和新移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迷惘与动摇，屯垦戍边文化认同遭遇“代际断层”。

首先，兵团政企不分的计划管理模式极大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兵团经济不仅落后于内地许多省市，某些团场的经济发展状况甚至不及新疆一些地方州县，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观念相对滞后，兵团逐渐丧失了五六十年代的吸引力。

其次，兵团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内部移民使得兵团人口快速增长，70年代中后期，兵团被撤销建制，原本隶属兵团管辖的人员大量转移到地方。80年代初兵团恢复建制，人口格局相对稳定。90年代以来，兵团迎来了第二波移民潮，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投资、农业现代化等领域提供大量优惠政策，兵团的区域优势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随着军垦第一代退休（有的选择回内地或者南北疆各城镇居住）、部分军垦第二代选择定居城市或者改行经商，军垦第三代远赴内地求学谋职等，兵团劳动力供给严重匮乏。有数据显示，“兵团职工人数由1991年的101万人持续减少到2005年的66.54万人，十几年内兵团职工总人数减少了近一半。而从1990年到2005年兵团农场总播种面积从780.8千公顷增加到985.8千公顷。其中需要大量拾花劳动力的棉花播种面积从170千公顷增加到471.74千公顷，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大而劳动力却持续地在减少”。因此，为了补充劳动力的巨大缺口、确保屯垦戍边事业持续发展，兵团再度从内地引进大量新移民。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进入90年代以来新引进的劳工大多来自贫穷、边远、人多地少的地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占较大的比例，综合素质偏低”。与此同时，兵团还大量从内地招募拾棉花的短期季节工，每年九月，一列列满载拾棉工的列车西出阳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应当说，90年代以来的内地新移民为兵团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活力，但他们主要以盈利为目标，流动性很大，对屯垦戍边的历史疏于了解，很难形成自觉的屯垦戍边文化认同。

最后，随着兵团农场小城镇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加之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兴起的时代大背景，新疆兵团文化要想重塑影响力、适应新媒介的传播方式，就必须进行文化形态的更替。一方面，“军垦第三代”身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语境下，耳濡目染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身体快感、时尚狂欢、娱乐至死为特征的当下流行文化消解深度模式，离析瓦解传统价值观念，质疑宏大叙事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一来，“军垦第一代”铸剑为犁、“献了青春献子女”的伟大奉献精神在“军垦第三代”看来只是一种“神话”，一种远离现实情境的道德说教。与此同时，单纯依靠精英文化（比如屯垦文学）传播屯垦戍边精神的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以影视为主导形式的大众文化成为弘扬兵团精神、建构新形势下屯垦戍边文化认同的理想载体。近年来，《热血兵团》《戈壁母亲》《走天山的女人》《烈日炎炎》等屯垦题材影视剧形成集群效应，备受瞩目。屯垦题材成为影视剧挖掘的富矿，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充分把握时机，以大众文化的叙事模式、借助电影电视的传播媒介，将屯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其中，如何有效接合（articulate）消费主义的历史情境、兵团的红色文化内核以及受众的期待视野，成功地实现屯垦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与兵团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急剧的张力，兵团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兵团人的主体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兵团屯垦戍边认同的代际差异也致使新疆当代屯垦文化的主体性遭遇困境。为了建构一种契合于时代变迁的文化认同，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在当代文化生产（文学、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口述史、博物馆等）中被持续性重构与书写。因此，要详细考察兵团文化认同的建构策略，就必须重返这些再现的文本，借助于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发掘出那些蕴藏在文本深层的再现政治及其文化意义。

首先，应当以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在20世纪90年代兵团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类为对象，考察两种文类各自的演进脉络及其创作概貌，集中关注兵团小说与报告文学在表述对象、主题呈现等方面与50至7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及80年代知青小说、改革文学的承继关系，凸显其对于“兵团代际形象”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屯垦生活的勾描，并从90年代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结合作者的文化身份、文本叙述技巧以及此时期的文学热点事件，分析本阶段兵团小说、报告文学对于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重构。

其次，以《热血兵团》《戈壁母亲》等近年来颇具影响的屯垦题材影视剧为研究对象，将这些影视文本放置在文化怀旧、消费主义、重写红色经典的历史情境下，追溯屯垦题材影视剧在新疆军旅题材影视作品序列中的文学脉络，凸显文化生产机制的维度，比较分析兵团自我书写与外部投拍影视剧之间的关联互动，阐释这种互动对于兵团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

再次，以《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西部女人事情》等（准）口述史为研究对象，探析在口述史这种具有跨文类意义的历史叙述与历史文本中，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面对历史的大叙事，个人经验与个体记忆如何选择？叙述主体如何讲述？口述历史如何启动记忆/失忆机制，重构一种当下的历史叙述话语实践？通过对屯垦口述史的细读，探究这些文本生产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复活各种边缘的历史记忆的同时，直面与屯垦戍边历史相交织的性别政治与民族国家话语。

最后，以军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军垦第一连等屯垦历史的记忆符号为研究对象，详细考察博物馆作为一种被展览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何承载起“触媒”功能，唤起人们对于兵团初创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通过重组历史记忆的片段，有效借助日常生活的仪式叙事，将个体记忆上升为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进而服务于文化认同的建构。

四

应当说，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新疆兵团屯垦文学与屯垦题材影视剧，从文本叙事、期刊研究乃至文化分析的维度，探析此类文化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地域文化意味以及视觉再现的文化政治，取得了一系列比较有分量的成果。相比之下，新疆屯垦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显得相当滞后，甚至可以说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截至目前，有几部影响力较大的报告文学将视角聚焦在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与当下，比如丰收的《蓝月亮》《绿太阳》《最后的荒原》《铸剑为犁》《西上天山的女人们》《王震和我们》，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虽然这些作品大多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原型，有的甚至辗转天山南北，做过大量实地走访，但它们也只能算作“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具有文学审美价值却无法作为史料参考。此外，张吕、朱秋德编著的《西部女人事情》冠以“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的副标题，但由于该书访谈者众多，对提问标准的把握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了一些本该避免的讹误，因此算不上严谨的“口述实录”。事实上，兵团各相关机构长期以来都在进行零星的口述整理，相关内容收录在团场史志、报刊专题或者博物馆内部资料，但由于太过分散，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姚勇等学者在研究兵团历史的学术专著中附录了若干口述访谈，比如《湘鲁女兵在新疆》。从整体上看，王小平主编的《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比较规范并且受到学界重视，该书作为“新疆通史”的阶段性成果，采访对象集中在离（退）休前担任过兵团所属各师团主要领导的军垦老人，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视角追述兵团往事。这部“口述史”在行文框架上与新疆兵团的历史变迁紧密对应，为史书记载的一些历史事件增添了鲜活生动的材料，是对新疆屯垦史的有益补充。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口述史”或许受限于课题的总体要求，预设性太强，文字整理加工的痕迹比较明显，尤其是缺乏普通人的声音，未能观照到草根大众的日常生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兵团日报》在“星期刊”辟有专栏“实录兵团”，结集出版了《老兵故事》（王运华主编）等颇有分量的史料丛书。

“口述史”不等同于一般性的访谈录、回忆录、口述实录，它有自己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操作规范和价值伦理。1942年，美国人乔·古尔德发明了“口述史”（oral history）这个术语，后来被哥伦比亚大学内文斯教授加以推广利用。内文斯颇具慧眼，率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全美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机构，从此哥伦比亚大学被尊奉为口述史的重要发祥地。1967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口述史协会（OHA），该协会制定了口述史操作规范及道德伦理。20世纪70年代，随着“公众（共）史学”（public history）的兴起，“口述史”愈益频繁地运用于妇女生活史、劳工运动史、城市街区变迁、少数族群日常生活等微观场域，以“自下而上”的观照视角为官方正史提供“另类声音”。

“口述史”在中国最先是用作社会调查的一种手段，在书写“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当中发挥作用，如今广泛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城市研究、大家族研究、影像纪录等领域，代表性的成果有定宜庄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何蜀的“文革口述史”，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抗战老兵口述史”，深圳市政协发起的“深圳口述史”等。当前，以“口述史”“口述实录”命名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大多数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访谈录”“回忆录”“纪实写作”，距离严谨规范的“口述史”相去甚远。那么，“口述史”究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笔者不揣浅陋，姑且谈几点认识：首先，“口述史”有意突破“自上而下”的精英史观，将历史话语权赋予大众，其根本要义就是“共享话语权”。“口述史”以文字记录、影像、声音等方式保留“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言说，尤其注重将视角投向妇女、底层劳工、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草根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微观情境，有效弥补权威档案、历史文献主要关注宏大叙事的不足，张扬一种边缘立场和人文关怀，在城市街区、村落变迁、女性生活、灾难记忆等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口述史”强调大众参与，渴望聆听大众的声音，人们甚至经常引用卡尔·贝克尔的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试图表明这是一个大众狂欢、草根写史的年代。诚然，每个人都拥有“书写历史”以及“被历史书写”的权利，个体的经验、个体的生命故事，都有资格进入历史的观照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述史”没有门槛。“人人都来做口述史”，前提是“口述史”从业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历史专业素养、积极主动的沟通应变能力、合理规范的口述史整理技巧，同时还应当严格恪守口述史的伦理道德，比方说尊重受访者的知情权。再次，“口述史”的选题通常是“地方性”的，很少用来处理普泛性的话题，因为这样有便于在口述文本中创建一个共用空间，让不同的个体经验在此参照比对，形成有关某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者特定空间的多维视角。最后，应当理性看待“口述史”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估“口述史”的价值。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清单”。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无论是以权威面貌示人的档案文献，还是个体凭借记忆讲述的口述资料，都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这种“真实”永远只能是一个相对的理解。一方面，随着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记忆”不仅是一个再现的“文化文本”，它同时还关联着“行为、表演、实践的场地”，“记忆相对于以单个集体为单位的历史来说，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较统一性更趋向差异性。每个记忆由于立场不同，都是个体的、部分的，并由此决定了什么被遗忘、什么被记起”。记忆能否被成功激活？记忆中储蓄的材料能否尽可能摆脱屏蔽？如何处理受访者的创伤性记忆？如何在受访者欲言又止的时候迅速抛砖引玉？如何应对受访者讲述中的错误信息、无效信息甚至是有意而为的虚假信息？这些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要求访谈人做到“知己知彼”，擅于结合具体情景调动氛围，发挥积极的触媒效应，比方说访谈人要详细了解受访人的背景信息，要提前熟悉访谈主题并尽可能查阅相关档案文献以便和受访者的讲述相参照，既要善于倾听受访者的讲述，也要随时紧扣谈话主题，抓住时机提问，做到收放自如。另一方面，口述史料作为档案文献的一种补充，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应当加以认真甄别筛选，注重两种不同来源史料之间的参照比对。“口述史”的魅力，不在于它能够提供又一套戴着权威面具的话语，而在于它为同一历史事件的阐释提供了多元视角、多种可能，在众声喧哗的复调场域中逼近历史的“真相”。

五

基于本书著者对“口述史”的上述认知，《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部口述史的访谈对象集中在新疆军垦第一代，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从不同渠道进疆的兵团职工。“口述史”充分关注到受访者来源的丰富性，尝试全景式展示每位受访者的人生命运故事，重点突出受访者在新疆兵团的生产生活经历，通过引入新疆当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坐标，探察个体命运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口述史”分为上下部，上部侧重北疆兵团，下部转移到南疆兵团，访谈对象以普通职工为主，同时考虑到受访者的性别、籍贯、家庭背景、来疆原因、从事职业等因素，即便是采访陶先运、金茂芳这样颇有名气的老军垦，我们也尽量避免重复既有新闻报道的内容，在口述的广度和深度上下足功夫。针对“伊塔事件”这样的重要史实，我们采取“四人谈”的方式，邀约受访者从不同视角回忆事件的前后经过，形成“交叉互现”的效果。

其次，这部口述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简单概括为“四类故事”，即“男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孩子的故事、动物的故事”。究其详，本书收录的口述史包括杨新三、唐克英、刘继华、武来银、胡友才这样的战斗英雄，他们或参加过红军，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叱咤风云，或在新疆的历次剿匪行动中屡建奇功，真可谓“旌旗猎猎向雄师，黄沙莽莽追穷寇。戎马倥偬守边土，胡杨深处唱大风”。除了战斗英雄，还包括那些辛勤耕耘在农业生产、文化教育领域的军垦战士，比如“戈壁滩上育新苗”的刘方针、“梦里他乡是故乡”的邹立仁、“渡尽沧桑话当年”的王兴富。此外，这部口述史凸显了新疆军垦第一代女性的“戈壁母亲”群像，她们当年从湖南、山东、广西等地西上天山，在这孤寂荒芜的茫茫戈壁上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使得屯垦事业由“一代而终”变为“世代屯垦”。陶先运、华淑媛、戴庆媛、杜颂先等湘妹子不畏艰难、敢想敢做，她们或是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或是新疆最早的农艺师，或是兵团会计行业的奠基人，或是共和国第一代维汉女翻译，可谓“岁月如歌无怨悔，持筹握算建功业。踏冰卧雪傲昆仑，巴别塔上放歌声。万里悠悠西北望，莫向潇湘望故乡”。金茂芳、刘文卿、黄明德、伦瑛等山东、广西来疆女性豪爽大气、誓争先进，她们或勇当劳动英模，“巾帼垦荒尚功伟，谁言女子非英物”；或戍守大漠深处，“风雨南疆显豪情”；或坚守在最平凡的岗位，“世间无限丹青手，要留清气满戈壁”。这是一部关于女性命运、屯垦戍边历史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史诗，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那些悲情无助的“组织婚姻”，那些孤绝痛楚的“文革”记忆，那些变幻莫测的边境往事，纵然已消隐在历史深处，却通过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口述，鲜活再现，历历在目。关于“孩子的故事”，我们可以跟随刘文卿的讲述，走近20世纪50年代初“军垦第二代”的童年成长经历。关于“动物的故事”，既有戈壁滩上遭遇狼和蛇的创伤体验，也有“革命虫”（蚊子）这样的励志情节……

再次，这部口述史采取现场对话体，融入“表演民族志”理念，力求充分呈现访谈的整体背景，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受访人的讲述，以括弧补充的方式再现受访人在口述过程中的情绪变化、动作及其对周围环境的自我调适。每篇口述文稿末尾附录一个简短的“后记”，访谈人在“后记”中详细交代访谈背景及访谈人的主体性思考。针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政策文件等，采取查询既有档案文献资料，以注释的方式与口述史料达成交叉共振。

最后，这部口述史融汇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及汉文学12-1班的部分本科生参与了本课题，有的曾多次跟随我到石河子、奎屯等地采访，有的参与了访谈录音的初稿整理，他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及其对新疆军垦事业的满腔热忱让我深深感动。在此，我郑重写下他们的名字，真诚感谢他们为这部口述史付出的艰辛努力：郑豆豆、刘雪宁、胡佳佳、程遥、史津铭、潘旭、冯亚亚。

2015年10月1日于哈密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4. 详论可参见李福生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5. 张安福、郭宁等著：《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6. 张安福、郭宁等著：《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2页。
7.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8.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5页。
9. 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10. 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11. 李福生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2.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3. 张安福、郭宁等著：《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14. 有关新疆兵团文化的特征，可参见高静文、张春霞：《兵团文化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载《新疆社科论坛》2010年第4期；王小平、安晓平：《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载《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5. 本书对于军垦代际的划分，采取学界通行的模糊划分法，即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疆的这一批为“军垦第一代”，以这一时段出生并且在兵团长大、留在兵团服务的为“军垦第二代”，80年代后出生的军垦后代基本上划归为“军垦第三代”。但“军垦第三代”的命名本身很有问题，“军垦新生代”的提法可能更加合理。此外，笔者近两年来辗转天山南北寻访军垦第一代，通过对数十位老军垦的访谈，发现“军垦第三代”对屯垦戍边的历史产生了很深的隔膜，他们甚至不愿意了解或者不相信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艰苦创业事迹。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为了与学界通行的说法保持一致，绝大部分使用“屯垦”一词，其实新疆兵团的当代屯垦事业更适合使用“军垦”的说法。
16. 刘月兰、汪学华：《1954—2005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载《西北人口》2008年第1期，第100页。
17. 刘月兰、汪学华：《1954—2005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载《西北人口》2008年第1期，第101页。
18. 近年来，新疆兵团农场积极推广机械采棉，对内地季节性摘棉工的需求大幅减少。
19. 如今，新疆军垦第一代大多步入耄耋之年，有些老人已经去世，有的虽然尚健在，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清晰回忆和讲述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程。
20. 比如，该书将口述者“郑佩兰”误写为“关佩兰”，访谈地点也不准确。
21. 著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口述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性作品包括《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等。
22. 2015年7月，笔者参加了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班”，聆听了Philip Scarpino教授、李娜研究员等学者有关口述史的系列讲座。笔者对口述史的基本认识，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次师资培训班，特此指出并致谢。
23.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余传玲等译：《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