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

【俄国】果戈理

作者简介

果戈理(1809——1852)，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主要作品有《死魂灵》、《钦差大臣》。

现在我的神志完全清醒，思考能力健全，特立遗嘱如下：

(1)我的遗体如尚未出现明显的腐败迹象，不可埋葬。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的病中曾经有过生命暂歇的时刻，心脏和脉搏都停止过跳动……我一生中亲眼见过许多悲惨的事件是由于我们不加详察而草率从事所造成的，甚至在丧葬一事上也是如此，因此我在遗嘱一开始时就郑重地提出这一点，是希望我死后的声音也许能够提醒大家办事要细致谨慎。我的身体埋入土内即可，无须选择安葬的地点，遗骸听其自然，不必过问；以后有谁偶然注意到腐烂的尸体，那已非我所有，他向咀嚼腐肉的蛆虫致敬，是会羞愧难当的。我请求为我的灵魂多作认真的祈祷；也不要举行任何葬礼，用我的名义邀请几位无以为食的人吃一顿便餐即可。

(2)不要为我建立纪念碑，也不要考虑诸如此类与基督教徒不相称的无聊的举动。亲友之中有谁真正爱惜我，他应该为我建立另一种纪念碑，即在他自己身上以他那贯彻一生事业的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和周身奋发蓬勃的朝气为我建立纪念碑。有谁在我死后成长发展，精神境界比我在世时有了提高，那就表明他以前是真正地爱我，是我的朋友，这也是为我建立了纪念碑。因为无论我的力量多么薄弱、微不足道，我始终在鼓励朋友们；而近年来与我结交的人，从没有见过我在忧愁和悲伤的时刻垂头丧气，尽管我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我的苦闷不比别人少——他们之中如有人在我死后考虑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重读一年前写给他的每一封信，就让他去回想这一点吧！

(3)我要求大家不要为我哭泣，有谁认为我的去世是什么重大的损失或全民的损失，他的灵魂是要受到谴责的。假如我幸而做过一点有益的事、开始真正按我的本分尽我的职责，又假如死神在我的事业开始之初把我带走，而我这一事业并非为了博取某些人的欢心，而是真正为众人造福——即使如此，也不应该为此徒然悲伤。假如死去的不是我，而是俄国当今局势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生者之中也不应该有任何人为此而颓丧，因为过早被捉去的人即使是大家所不可或缺的，这也表示上天发了怒，使用这种办法夺去能帮助别人向那召唤我们的目标前进的工具和手段是公正的。任何时候遇到突如其来的损失，我们都不应当悲观，而要严格地反省自己；不要去考虑别人和整个世界的黑暗，要反省自身的黑暗。灵魂中的黑暗是最可怕的。但是直到铁石心肠的死神站在面前时才看清它，这是什么缘故啊！

(4)我向全体同胞说几句(唯一的理由是每个作家在身后都要赠给他的读者一个好思想)，我赠给他们我笔下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一部名为《告别的故事》的作品。他们会发现这部作品是属于他们的。我一直钟爱它，视同掌上明珠，视同上天以仁慈待我的象征。它是一口泪泉，从我童年以来就没有人见过。我把它当做遗产赠给他们。不过，如果有哪位同胞在书中听到了某种类似教训的话，我请求他不要以为受到了侮辱。我是作家，作家的职责不是单纯为读者描写赏心悦目的事；如果作家的作品不能传播某种有利于心智的思想，不能留给人们一点教益，就应该严加惩罚。同胞们也不妨回忆一下，我们那些离开人世的兄弟，他们并非作家，但每人都有权利留给我们兄弟般的规劝之类的遗言。在这种场合，不论他的身份多么卑微，他的规劝多么无力、多么平庸浅陋，只需要记住：一个躺在病榻上奄奄待毙的人，有时能够比在尘世中周旋的人看得更清楚。然而，尽管有这种权利，我仍然不敢说出他们将在《告别的故事》中听到的话，因为可以说这些话的，不是我这个灵魂锈蚀超乎常人、自身修养有亏以致满身是严重缺点的人。而促使我这样做的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同胞们！可怕啊！……事先单是听说阴间的恢宏伟大和上帝在精神方面最精巧的创造(与它们相比，一粒灰尘也是上帝创造出的伟大，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和为之惊讶的)，我的心就由于恐惧而缩紧了。当我得知我们一生中播下的种子长成了大树、结出了果实，没有看到或听说它们变成可怕的怪物……我全身垂死的每一部位都为之松了一口气。也许，我的《告别的故事》对那些至今仍认为生活是游戏的人可以产生一些影响，他们的心灵将会听到生活的严肃的真谛(哪怕只听到一部分)和它所包含的上帝那极其珍贵的乐音。同胞们！……我不知道在这种时刻怎么称呼你们，我也不会称呼。抛开虚浮的礼节吧！同胞们，我爱你们，我用上帝赐给我而旁人无法形容的爱来爱你们。我感谢上帝赐给我的爱，把它看做无上的恩典，因为它对处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的我是一种快乐和安慰。我以这种爱的名义，请求你们诚心听完我的《告别的故事》。我起誓，它不是我的虚构或想象，而是从我的内心深处烤制出来的。上帝通过各种苦难的考验锻炼了我这颗心，它的呼声又是从我们共同的俄罗斯血统中那隐秘的力量中来的；正因为有共同的血统，我才是你们大家的亲人。

(5)我死后，不要急于在报刊上赞扬或谴责我的作品，一切如同我在世时那样地各执一端。我的作品中应当加以谴责的地方，比值得赞扬的地方要多得多。过去对它们的抨击，大体上都是正确的，程度或大或小而已。任何人在我面前都是无可非议的。谁要是为我去责怪什么人，无论针对哪一方面，都是不合适、不公正的。现在我同时公开宣布：至今为止，除了已经印行的作品之外，我再没有其他作品，因为所有未刊稿都已被我焚毁，那些东西没有力量、没有生气，是我在病中不自然的状态中所写的。因此，假如有人署上我的名字出版什么东西，请认为这是一种卑劣的伪造。但在此之外，我正委托朋友们收集我从1844年年底以来写的所有信件，加以严格的挑选，剔除那些空洞无物只供消遣取乐的信，把其余能够有益于心智的信件编辑成集出版。其中有些地方曾对收集人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上帝是仁慈的，它们也许会对别人产生同样的影响，我也可以因此而卸下心头沉重的包袱，哪怕减轻一点儿也好，因为我以前所写的一切对人毫无裨益，早已内疚于心。

(6)我的作品出版后所得的收入，在我死后无论送来多少，全部归我的母亲和妹妹们所有，但必须分出一半用来救济穷人。无论她们本身如何贫困，必须牢记世上有比她们更为穷苦的人。她们应当帮助穷人中那些诚心诚意要求改变现状力图长进的人，为此先须详细了解每个穷人的状况和处境，待明了于心后再予以扶助。这些钱来之不易，不应白白丢在水里。我所拥有的全部不动产，早已赠予我的母亲。赠予的契约是15年前所立，如果它的肯定性尚嫌不足，那么我在此处再次加以肯定，任何人不得对她的权利表示异议。我请求母亲和妹妹们在我死后重读我最近3年写给她们的全部信件，特别不要忽略那些似乎专谈家务的信，有许多信在我死后读来更容易明白。当我离开后，她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只管照顾自己，而应当去帮助所有为生活中的苦难所折磨而愁苦不堪的人。她们的房屋和村庄不应成为地主的宅院，务必用来接待住宿，收容流浪者；凡有来人，她们都应该当做亲人和知心朋友加以接待，热情亲切地询问每人的生活状况，以便了解需要给以何种帮助，至少应给以劝导、鼓励，使他们在离开村子时都能得到几分安慰。如果有一般的流浪者过惯了贫苦的生活，出于各种原因感到住在地主的大宅里不自在，可以把他引到村子里殷实富裕、心地善良、生活能起示范作用而本人又能够对这位兄弟提供忠告的农民家中食宿。这位农民也必须同样热情亲切地详细询问客人的各种情况，加以鼓励，增强信心，临别时以好言相劝，然后向主人禀报一切，以使主人能从自身角度再加以慰勉或救济，采取一种体面的方式，使每人离开村子时都能得到几分安慰。

(7)我吩咐……但我想起我已不可能安排这一项了。我的所有权在无法监督的情况下被窃取，不经我的同意和允许，登出了我的肖像。出于多种无须说明的原因，我不愿见到这种事。我不向任何人出让公开印行肖像的权利，也曾多次拒绝在此之前与我商谈此事的书商的要求。假如上天保佑我完成我终生都在苦心经营的这部著作，同时它的完成又能使同胞们异口同声地说我踏踏实实地做完了自己的事业，以致希望认识这个一直在默默无闻中工作、不愿沽名钓誉的人的面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允许自己这样做。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条件，即我的肖像在这种情况下能于顷刻之间大量销售，因而可以为雕刻它的画家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位画家在罗马为雕刻拉斐尔不朽的名画《基督变容》已工作了数年。他为了自己的工作抛弃了一切——他的工作是致命的，正在消蚀他的年华和健康，现已接近完成；而他的技艺之精湛，在版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但因为画价昂贵，识货的人不多，他的作品难以销售，收入不足以抵偿各项开支。我的肖像本可以对他略有小补。现在我的计划却遭到破坏，因为无论什么人的画像一经出版，都成了经营版画和石印画印刷的业主的财产。但是，假如在我身后出版的书信在我去世之后仍能够稍稍有益于社会(即使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设想)，同胞们又希望见到我的肖像，那么我请求所有这方面的印刷业主慷慨地放弃他们的权利；我也请求那些对于大小名人过于热心因而藏有我的肖像的读者，在读到我这几行字以后，立刻把它毁掉，何况它制作粗糙，又不像我，另去买一张印有“约尔丹诺夫刻印”字样的画像。至少这样做才是公正的。而如果富有的人把购买我的画像的钱拿去购买一张《基督变容》，这也更是公正，因为后者即使在外国人眼中也被公认为刻印事业中的桂冠，俄罗斯的荣耀。

在我死后，这份遗嘱应从速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以免有人因为没有及时读到而成为我的无辜的罪人，并以此而深怀内疚。

心路花语

“遗嘱”，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后的独白。果戈理的一生值得人们思考，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就连他的“遗嘱”也饱含了他坚持理念和愤世嫉俗的性格特征。可见，伟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影响更是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