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老家在河南济源，那里有太行、王屋二山，我从小听惯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上了大学，离开了太行、王屋二山，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我曾经习惯了锄头与镰刀的手开始与笔、与电脑打起交道来。我小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学、会研究印度文学。

1995年至1996年间，我去往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访学一年，1998年出版了《20世纪印度文学史》。之后，我一直在“史”的基础上思考着更为综合一点的课题研究，十年过后，我将自己的思考不了了之地变成了眼前这本拙劣的书。

实际上，起初思考、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时，我并没有什么理论观念，“后殖民”只是自己在行走途中捡拾到的一个行囊，并且一路背负下来。至于这个行囊中到底有什么货色或宝贝，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只是两个事实使我对后殖民主义的说法颇感兴趣：一是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曾生活于被殖民主义所侵蚀的社会之中；二是殖民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影响到当今人们的生活，而且在文化领域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兴趣所至，使我对“后殖民”有点儿跟风，但我在天性上是一个难以专一的人，对“后殖民”只是雾里看花，没有点迷蒙的感觉时，“花”便不存在了，所以对“后殖民”并不是死心塌地，读相关书籍，但凡有启发时，便有快意，否则便束之高阁了。印度近现代文学的出现与发展与西方尤其是英国文学、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后殖民只是对这种关系进行考察的一个切入点而已，过于强调这个切入点，一切都会僵化。一方面是诱惑，一方面是陷阱。

甘地说，从前只有少数精英为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书籍，而现代印刷业的发展则使书籍处于过剩生产的状态。作为“愚公”的后代，我本性难改，总是辛勤地劳作，但我却是尴尬地做着“智叟”的工作，愚公移山的传说似乎变成了西绪弗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