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群与文学关系论 - 绪论

绪论

明末清初文学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学风貌。这一文学时期特殊性的形成，固然具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最为独特的因素就是当时出现的文学社群。本文将论述社会政治、时代思潮对文学社群的影响，以及社群组织对文学家的影响和对文学主张、文学流派与思潮的影响，从而展示出多层次的明末清初文学状况，并揭示文学社群促进文学发展与繁荣这一基本规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明清易代所引起的悲壮惨烈的抗清运动，还表现在尖锐的党争所给予文学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审视文学，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研究文学总是不具体的。明清之际的文学就是这样。历史上的党争并不始于明代，从东汉末年就已肇其端，唐代有文人的清流，宋代有元祐党争，但与明末相比，都远不如明末党争之激烈，正如陈子龙所言：“呜呼，党祸之烈也，建宁、开成而后，孰有如我明天启者哉？”特别是明末朝内党争在朝外的延续，造成民众对代表正义的一方的同情与支持，在民间掀起一股呼吁正义的社会思潮。文坛领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文学创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相比其他朝代，明末清初的时代政治给予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明末清初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较之历代都更为密切。

理解了这一易代历史背景下的文学特性，并不代表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一阶段文学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当我们真正审视这一段文学时，便会发现这样一个足以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明代末年上层建筑极端腐朽，社会经济日趋衰退，统治大厦即将倾倒的现状下，文学不但没有退居历史的“附庸”地位，反而愈加繁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神奇力量”导致明末文学的繁荣景象与独特风貌呢？个中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文献，重解蕴藏于中的历史真实。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明末清初的文学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阶段文学运作的特殊方式——社群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种“社群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基本理念是：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出面组织社群，担任社群领袖，制定较为严密的社群纲领，提出鲜明的文学创作主张，组织社群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现社群作为派别组织的政治理念。这种“社群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于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学社群的集体影响力对明清之际文坛格局定位。换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再度兴盛，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流派的地域分布，创作的繁荣与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出现，皆与明末清初在各地涌起的文学社群有很大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明代末年，何以在全国各地冒出数以百计的文学社群；何以明末的文学家参加或者组织文学社群乐此不疲，并参与反对阉党的政治斗争，为此而不惜牺牲生命；何以代表晚明文学主流的“竟陵派”领袖谭元春也加入了复社群体；何以明末文人把社群作为改变世风、士风、文风的重要方式；何以文学家经过社群的熏陶而名声大振……也许，明末清初的文学生命也正蕴藏于论者对文学社群“何以”的追问之中；学术界对明清之际文学社群的研究能否获得最大的学术价值，也许正在于能否找到以上问题的合理答案。

但是，当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来俯观明末清初的文学社群时，文学社群也并非明末清初专有，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群也并非自明末始。清初诗人朱彝尊就说：“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前人早已指出文学社群并非源于明末。文人结社不仅历代有之，而且贯穿明清两代。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尖锐的学术问题：既然文人结社历代有之，何以明清之际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如此巨大呢？

其实在朱彝尊所言宋元之前的先秦时期，“社”之名早已出现。不过，当时之“社”还是原始先民对“土”能生“谷”的生命显征与能“平九州”本领的宗教崇拜。其后，“社”成为以“群”划分居住条件，后世之“社”便具有了“群体”之意。先秦无文人结社记载，至东晋出现的白莲社，成为文人结社之源头。真正具有文学性的结社始于唐之幕府诗人。唐代文人结社文学色彩加重，但在数量上极少，没有形成风气，对文学影响不大。宋代结社风气开始盛行，社群组织形式渐趋定型。相比唐代，此期文学社群与文学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群为中介而发展壮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以黄庭坚为领袖，并在江西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江西诗派。但也仅此而已。即使此期文学社群多至六七十家之多，但在当时文人优裕生活背景下，社群多为文人怡情养老之处，文学成就相对不高。

如果单从以上纵向发展的历史轨迹审视文学社群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还不足以充分凸显明末清初文学社群独特文学风貌的话，那么回到明代，我们在综合梳理与深入发掘文学社群在明代不同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学术路径下，明末清初文学社群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风貌，以及社群对文学的影响将会变得更为明晰。这首先表现在社群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之所以说明末清初文学社群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在于此期文人突破“社群领袖—社规社约—文学活动”单社群独自运作方式，形成以社群联盟为主体，多社群合作并存的“联盟式”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社群发展史上不啻为一次创举。不仅如此，此期文学社群的数量亦达到历史高峰，社群内外斗争比历史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激烈。就社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明末清初文学社群作用于文学的效果更为明显，影响也更大。明末“联盟式”多社群群体运作方式不仅使文学家的群体创作意识高扬，而且形成了明末以社群文学为主流文学样态的文学史基本格局。具体而言，就是文学家组织或者参与文学社群，并在社群宗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的作用下从事文学创作，文人创作受社群文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在社群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明末文坛形成以复社联盟为文坛盟主，各地分社为其辅翼的文坛格局，并在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文学社群的联盟性与地域性，又使得明末文学呈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独特风貌，形成明末派别林立、思潮纷呈的百家争鸣景象，对清初文坛产生重要影响。明末清初文学社群对文学的推动作用超越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仅明末清初这一段文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作为这一阶段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群更具研究价值。

一文学社群研究百年巡礼

自1910年李元庚《望社姓氏考》一文的发表至今，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除了欧阳光的著作《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和胡怀琛的文章《月泉吟社及其它》研究宋元时期的社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回顾这一百年间的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研究史，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而且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明确方向。

(一)以激发爱国思想为宗旨的高潮期(1910年—1949年)

学术界首次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是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李元庚(李为望社社员李挺秀六世孙)的文章《望社姓氏考》。该文主要为“研求国学，保存国粹”而研究文学社群，旨在“表彰遗老，深裨乡邦掌故”，并不带有时政色彩。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了反对外国入侵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情形和明末清初文学社群抵抗满清入侵的民族斗争极为相似。此期学术界研究社群的目的，主要是阐扬社群的民族“气节”，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思想，唤起国民的民族精神。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党社研究》(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书的自序中就说：“我写这篇文字的宗旨：……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越风》杂志曾阐明它的办刊宗旨是“期唤起读者切爱邦国之热念”(《越风》第六期)，编者在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一文的前言中就特意声明，《越风》推出他的文章在于“士子结社之风，代有盛况”，“盖亦民族精神所寄”。《越风》杂志还用了十期，发表了十篇研究文人结社的文章，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学社群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如胡寄尘(即胡怀琛)、朱希祖、容肇祖、郭绍虞等人，谢国桢还是梁启超先生聘请的私塾教师。他们这一辈学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文社的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时政色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史学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文学社群”研究成为他们映射时局的宣传工具。容肇祖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对复社参与政治改良的研究，指出当时政局“联结团体组织政党，亦是时代上所需要的”，“复社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举例”，并把复社看成是17世纪张溥领导的青年学子运动，具有“和而今的学生运动”，“有着同样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朱倓女士也通过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结中江社与东林、复社等进步社群为敌，并三次亡明的历史考证，来达到“以为党而不国者戒”的时政目的，“特于中江社考为之发其凡焉”。

此期学人多采用考证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两人：一位是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一位是朱倓女士。如谢国桢先生的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其不凡的考证实力，被鲁迅先生赞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这一辈学人把精力用在考证中国古代文社，并取得较大实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不足，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古代文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来研究，而忽视了文社还是由一群封建士子结成的文学团体，文学活动也是文社的主要活动。陈豪楚在《两浙结社考》一文的结尾就不无感慨地说，与当时士风关系密切的文社的“选文”活动“未能广为论证”。当然，这也不能说这批学人缺乏文学眼光，没有研究社群文学的强烈愿望。胡怀琛就曾认识到文人结社和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他说：“我们知道：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这辈学人之所以忽视社群文学研究，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多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繁琐“考证”经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还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指导他们的研究，造成他们对社群文学研究不足的事实。

(二)失却政治依托背景的低潮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明末清初的党社斗争历史已经与现实不相宜，失去了学者赖以研究的现实政治背景。而且，学术界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过程中侧重对文学成就较高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研究，并把“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标准，文学社群“无性”性的结果是被文学史撰写边缘化，造成对中国古代文社研究的低潮和荒凉。除了中国大陆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顾炎武和惊隐诗社》两篇文章外，笔者在其他杂志上还未看到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文章，也没有出版过一本专门著作。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明显的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谢国桢和胡秋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派”，一派是以文学史编著者为代表的“文学派”。这两个派别研究中国古代文社在内容和方法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取值方向。“考证派”研究文社侧重社群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作用。如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一文分析了明代末年江南的社群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取向在文社的历史实绩和在转变文风中的作用，其严谨求实的精神仍然带有“五四”学人的治学品质。胡秋原先生也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后来成为我国台湾知名政论家和著名的爱国学者，一直从事中国历史学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社上，主要研究复社在南明时期的抗清运动，突出复社在明代末年这一改朝换代时期的特殊历史功绩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文学派”研究者对社群的研究具有和“考证派”不同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编著者开始重视文学社群的文学功绩，在文学史编著体例上把文学社群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发展阶段来安排章节，详细考察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阶段下复社、几社、豫章社等社群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社群人物的文学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以及社群文学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钱基博的《明代文学》第一章“文”专节讨论复社领袖张溥和张采的散文创作，第二章“诗”讨论几社领袖陈子龙的诗歌创作，第四章“八股文”讨论江西豫章社领袖陈际泰、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等人的八股文特色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专设“明末文学”章节，谈到了社群成员的创作；李鼎彝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专列“明将亡的时候文学之归结”一节，专门分析了文学社群在明代末年的背景、派别，以及几社领袖陈子龙和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的诗文创作；十三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专列“明末的爱国文社和作家”章节，等等，开创了我国真正研究社群文学性的新局面。

但是，不管是文学社群研究的“考证派”还是“文学派”，他们在那个年代对文学社群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受当时文艺界“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指导思想的影响，把“阶级性”、“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形成“一刀切”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文人结社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此种研究方法的牺牲品，如谢国桢先生就把复社金陵大会时的“画舫笙歌”、“酒食争逐”看成是“地主阶级士大夫的颓废作风”，十三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单纯地把明末文社总结为“爱国文社”，重视社群成员创作思想内容的开掘，而忽视了他们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等等，从而表现出此期学术界对社群文学研究的片面性，这都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三)多元发展的成熟繁荣期(1978年—1999年)

这一时期对文学社群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为文学社群研究的发展阶段，90年代为文学社群研究的繁荣阶段。

(1)8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研究发展期

1978年5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和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具有开创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划时代意义，学术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一时还处于“迷茫状态”的学术观望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主要是为整理地方文化遗产服务，作为对学术界提倡继承和批判古代文学遗产的回应，还没有自觉的、有意识的寻找新的切入点对社群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第二，研究的话题也仅限于重复讨论复社的组织情况等“老生常谈”的社群，如郭松林的文章《复社初探》别有新意，但还不能说是“初探”，关于复社的发展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就曾有学者介绍过。第三，学术界虽然开始转向对文学史上有较高成就的文学家的结社研究，如冯梦龙，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采用“考证”的方法，这在当时提倡“新方法”的热潮下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对文学社群研究进行新方法上的尝试，对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

(2)9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研究成熟繁荣期

从1978年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学者们也逐渐由80年代初的学术观望转变到对古典文学进行大胆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到90年代末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第一，选题范围逐渐拓展。如李庆立选择明代中叶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结社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文学流派和社群之间的关系；欧阳光则选择了宋元文学社群为研究对象，揭橥文学社群阶段史研究的序幕；袁震宇、刘明今则开创了对社群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等等。第二，研究视角的新颖。90年代的学者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学研究自觉进行方法论革新的一代学人，他们尝试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社群这一文学现象。如郭英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深入解析文社的文化功能，吴志达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传奇创作给予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避免受庸俗社会学批评研究方法的影响，章培恒、骆玉明则从“人性”的哲学角度展现明末文社作家创作的情感历程，突出文学家的人性发展，在研究视角上显得耳目一新。第三，形成了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专家队伍，如陈宝良、王世刚，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等人。中国台湾在80年代后期还培养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社团的硕士和博士生，90年代成长为研究中国古代社团的骨干。第四，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成果也比较丰厚。笔者所言90年代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成果丰富不是指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多，而是指专著出版数量要多于论文发表数量，论文仅4篇，而专著则达到6部，如果加上尚未出版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那专著数量则达到9部。可见，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成果喜人。

另外，笔者所重点强调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文学性”研究意识的觉醒。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学术界不能忽视社群文学的研究，但在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现状下，学术界重在挖掘文学社群的历史斗争意义为现实服务，这种呼声就显得微不足道。进入80年代后，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呼吁学界研究社群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如金德门把研究文学家结社作为进一步研究该文学家“一切”的最基础工作，把文人结社看成是研究文学家绕不过去的一环，给予文人结社研究以很高的重视；进入90年代，李庆立则再一次呼吁学术界应重视对社群文学的研究，正如他所说的：“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后七子)社群和流派的重视和研究。”凡此皆标志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文学性”的真正觉醒。

(四)转向社群“文学性”研究的21世纪新变期(2000年— )

199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第四期)请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人对明清诗文研究日渐冷淡的研究现状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特别指出当时的“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他们提倡深入研究“社团文学”的思想成为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重要指导思想。凡此皆标志着新世纪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出现了诸多新变化。

新变之一：学术界虽然呼吁加强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但面对刚刚兴起的社群文学研究新领域，学术界将如何面对社群“文学性”研究？毕竟，文学社群是一个区别于文学流派的群体组织，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文学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社群和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就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很多学者都力求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切入社群和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寻求能够架起社群和文学之间关系的桥梁，并试图开辟一个社群文学研究新领域，如廖可斌先生的著作《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就把明末文学社群建立在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拓展了文学社群研究新思路。再以刘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为例。该文是一篇而且到目前也是唯一一篇研究社群和戏剧之间关系的文章。刘文认为，在明末清初众多的诗社、文社中萃集了大量的曲坛健将，如在金陵结社的何良俊，青溪社的张献翼，闽中诗社的曹学佺，白榆社的屠隆，复社的吴昌时、钱彦林、吴梅村等人，他们与戏剧艺人直接的交流对话对于提升戏剧的地位、提高戏剧的艺术品位、推动戏剧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社与演剧的融合就为戏剧和文人的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作者从文人结社的角度研究戏剧，这在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史上还是首次的。

新变之二：新世纪的学人可以说是勇于开创的一代学人，他们对散见于各种诗文集、野史笔记、正史文献、方志家谱中的社群文献的梳理在数量上远远超越了前人。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曾整理出170余家社群，进入21世纪，李圣华在郭文的基础上又整理到213种，其后，何宗美整理出近300余种，笔者亦整理出未见社群70余家附录于文后。新世纪的学人对社群文献的梳理功夫不可谓不勤。他们在具体的社群研究中往往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立论更为持重，分析更为深入，特别是对社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更为透彻。还以公安派为例。公安派在晚明文坛迅速崛起却又骤然衰没，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富有生机活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派别在短短十余年间衰落了呢？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公安派和“异端思想”有关，必然会遭到朝廷的禁止；二是性灵诗歌的“直俗浅易”也不符合“雅正端庄”的儒家诗教说，在封建社会更得不到朝廷的认可。公安派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李圣华在此基础上却提出一个既新鲜又重要的观点，即公安派成员在京城结“葡萄社”谈禅论学，导致京都攻禅事件的发生，公安派文人相继离开京师，公安派因此解体。公安派结“葡萄社”是导致公安派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变化可谓牵动了全局”。由此看来，学术界在新的世纪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不仅深入，而且全面，体现出新世纪学术界对社群文学研究的新变化。

新变之三：进入21世纪，对文学社群的研究既非单纯的史学考证，亦非单一的批评式“评论”，而是既“考”又“论”，体现出21世纪学术界转向社群文学性研究在局部上的新变化。如欧阳光对北郭诗社的考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把“北郭十友”视为“十才子”，“随为定论，后世的研究者也均无异议”；作者则从大量文献中考证出“北郭十友”实为清人对该诗社前期主要成员的称谓，“十才子”则是明人对该诗社后期主要成员的称谓，二者“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的”。经欧阳光考证，问题豁然而解。但作者并未就此罢笔，而是进一步“文学评论”，即北郭诗社为文学家的心灵“世外桃源”，作品表现出明显的避世倾向，他们既有共同的诗歌主张，又合而不同，明初的吴中诗派即在北郭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来。何宗美的新著《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堪称这一新变的力作。作者既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历时态考证，又从文学史视角考察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演进，拓展了文人结社的研究视域。著中侧重文人结社历时态挖掘与考证，考证出文学社群600余家，比之前他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研究》考证出的300余家社团多了近一倍，可谓用力甚勤，其著《公安派结社考论》也是这一新变的代表作品。

目前学术界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社群文学思想的研究和社群文学创作的研究。对于社群文学思想的研究，虽然现行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和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孙立的《明末清初诗论研究》谈到了复社、几社和豫章社几个具有明确文学主张的社群，并且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一书中还详细分析了复社的文学思想，但对其他社群的文学理论目前还没有论及，这在目前学术界强调社群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而对社群文学创作的研究更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著作仅有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李圣华的《晚明诗歌研究》论述了张溥、陈子龙、夏完淳、徐孚远、张煌言、吴应箕、杨廷枢、吴易等几社、复社文人的文学创作，论文仅有何宗美的《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一文分析了惊隐诗社的诗歌创作主题和诗社成员编撰《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和《广宋遗民录》的文学活动。另外，刘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虽然谈到了社群与戏剧创作的关系，开辟了社群和戏剧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但对社群于戏剧家思想和戏剧创作的影响应该进一步给予关注，对社群和戏剧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现阶段对社群文学的研究虽然多有开拓，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尚需开拓的领域还很多。因而，陈洪教授把明清之际众多的文学社群比喻为“水面之下的冰山”，并期待学术界巨大的“冰山”能够浮出水面。这也是笔者所热切期待的。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创新

(一)研究内容的创新

论著主要分为两大主题：上编主要研究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初年文学社群组织形态，下编重点论述社群与文学之关系。

论著在对明前文学社群回顾的基础上梳理明代特别是明末文学社群出现的新变化，又重点阐述此期社群组织与宗旨的双重性，特别是对文学社群兴盛与繁盛的原因从文学角度展开新的讨论。就整个文学史而言，文学社群至明代发展到顶峰；就整个明代而言，明末文学社群堪称这座顶峰的峰尖。对此，学术界的看法较为一致。但在揭示文学社群兴盛的原因与背景上，学界同仁各有侧重。我们知道，明末兴盛于文坛的主要为文社，诗社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探求明末文学社群兴盛的原因，我们就不能越过对科举的考察。目前学术界认为，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科目、出题、八股文、科举考试地域因素等皆对文社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但仅以此来论证，还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相同的科举背景下，为何文社到明末才开始兴盛起来，而不是在明代的其他历史阶段？如果对此问题忽略了，我们就不可能寻找到明末文社兴盛的真正原因。另外，学术界在明末文社兴盛与繁盛原因上主要持“经济繁盛说”，即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学社群的繁荣。这是经济发达促进文学繁荣的普遍规律。但我们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张居正10年的经济改革，固然对晚明的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没有阻止明末经济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文学社群“经济繁荣说”还是否能成立？我们必须对此作一正面回答。关于明末文学社群兴盛原因的探讨，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学术界大多从文学社群的外在环境寻找明末文社兴盛原因，而忽略了文学社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兴盛的文学内因。《明末文学社群兴起与繁盛原因新论》即试图对上述不足进行弥补。文学社群(主要为文社)之所以到明代末年而不是其他历史时期达至极盛，主要与明代八股文的逐渐成熟定型有关。笔者在对明代不同历史时期八股文形式发展状况进一步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明初八股文形式沿宋元经义文而来，体式尚未完全定型，文人士子缺乏在一起揣摩八股体式的文化基础，文社在此出现不大可能；成化以后，八股文形式渐趋定型，但在局部仍有变化，适合初学者入门，但不易于科举士子揣摩，此期各地虽有文社出现，但数量甚少。明万历以后，八股文成为一种可供师法模仿的形式游戏，以研讨八股文为社群主要活动的文社开始在各地兴起，并到明代末年达至极盛。从社会经济角度而言，明末全国经济衰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如此，由于江南农棉产业的发达，以及江南市镇的繁荣，明末江南经济仍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江南地区的这种经济优势很能说明文学社群兴盛之地往往为经济繁荣之地，对此不再详论；笔者想重点强调的是，文学社群作为一种组织实体，必须具有组建社群的经济基础，明末江南特殊的地域经济环境就为文学社群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而明末生员的扩大，图书出版业的发达，水陆交通的便利等因素也为明末文社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学术界未曾论述之处。另外，明末科举文社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因素对文社的兴盛起到关键性作用。

目前学术界虽然对明末清初文学社群的组织形态与活动方式多有论述，但仅局限于追溯“社”之起源与“社长—社约—活动”基本社群组织形态的简要介绍，而对“文学社群群体运作基本方式”体认欠少。所谓“文学社群群体运作基本方式”，简言之，就是指社群的活动过程与互动状态。目前，虽然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著作对此有所论及(如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但作者仅把此作为历史事件的一个必然过程，所论内容势必具有松散性，缺乏系统梳理与总结；甚至有些论述不够深入，对社群群体运作方式的具体过程缺乏有效的论证。上编《文学社群组织与活动方式》章节就是在分析辩证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学社群群体运作方式作系统梳理总结，加深对其过程的详细论证，以此作为后文立论的基础。对明末清初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考察，思维表述侧重在三个方面：(1)侧重对社群走向联盟的过程做详细论述，主要以复社联盟为个案。(2)侧重对社群之间，以及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状态分析，这对进一步认识社群内外文学经验的交流与传播具有重要作用。(3)侧重对社群具体活动方式的总结，因为，明末清初独特文学风貌多由此而得到表现。当然，以上所论主要是对社群文人群体运作基本方式的考察，我们还将在对社群影响文学的详细考察过程中进一步展示文学社群的具体活动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观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是如何作用于当时文学的。

文学的研究自然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观照，但是，忽略对创作主体的审视，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不具体的，其中就包括对创作主体思想心态的研究。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此期的文人思想心态显得相当复杂；而且随着社群活动的历史变迁，社群文人的思想心态也多有变化。目前学界对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影响下的文人思想心态既缺乏相应的总结，又对社群文人的心态流变缺乏相应的观照，《文学社群与文人群体思想心态》章节即选择了社群群体运作方式视角切入明清之际文人思想心态研究，填补学界对此研究的空白。该章认为，明末清初文人以“社群”为工具，介入政治斗争与文学论争，表现出极强的“门户观念”。社群文人根深蒂固的门户观念对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约束，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趋同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创作表现出过多的共性，而对他们的文学个性多所限制。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群本为具有宗法亲缘关系的群体组织，从而在文化功能上也就具有了互助色彩。社群不仅给予文人生活救助，而且提供政治避难场所，成为他们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受社群群体运作方式的影响，明清之际文人就具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明末文学社群随历史变迁而分为三个阶段，文人心态因此凡三变。文社初起，文人以社群为平台，以文会友，切磋文艺，少年诗酒风流的怡情心态与功名观念尽显；燕台结盟后，社群组织文人参与政治，扶正革新的参政意识高昂，忧患意识增强；易代之后，文人或结社隐居，或结社抗清，心境走向悲苦与凄凉。该章把此期文人置于社群背景下，理清他们思想心态的流变过程。

明末文学社群的蜂起对文坛风气也有深刻影响，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明代末年，竟陵派“幽深孤峭”、“浅俗无根”的创作风气把文学创作引向了“死胡同”，由此而屡遭后人抨击。竟陵派衰落后，文坛走向了“师古崇雅”的复古路途，明末文社对形成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学术界对此已有论述，如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等。但学界对此研究仍需进一步追问，即明末文人以何种社群运作方式对竟陵派进行改造？明人历来对前后七子复古创作批评甚烈，明末文社诸子何以重蹈复古？而且，明末文学社群的兴起是如何掀起文学复古思潮的，社群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文学社群与复古思潮的兴盛》章节即为解决以上问题而设。该章节认为，明末文社诸子在复古思想上与竟陵派有相通之处，但对竟陵“末世之音”已有不满，甚至公开批评。那如何改变竟陵派的“末世之音”呢？复社诸子对竟陵派后期领袖谭元春文集进行校评就是一种方式，他们在校评谭氏文集时充分肯定了其创作成就，但又对其创作思想进行复古“改造”，试图把他彻底拉回到“复古”的文学路径上来，此期文坛由此逐渐形成一种复古醇雅风气。明末文学社群虽然倡导复古，但复古内容与语境与前后七子多所不同，文中对此亦有辨析。

另外，学术界在讨论明末文坛风气时忽略了文社的科举运作对文坛风气的影响。忽略对文社科举本质的考察，我们便难以准确深入地把握明末清初文坛创作倾向与特征。论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首先考察科举和文学社群之间的关系。明代科举取士制度导致以研讨八股文为主的文社兴起，社群成员自读书起便接受科举教育和八股文训练，在文学创作上养成一种科举思维，亦在明末文坛掀起一股科举文风，这种科举文风转而影响到文学的风貌。第二，在社群成员的文学创作方面，社群给文人提供了相互交流和发表作品的场所和机会。文中重点考察了社内成员相互交流的方式，比如，文人可以同时加入几个社群，促进了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学交流；为社友写序讨论文学思想与写作技法，并以社群名义由社群出资为文人出版文集；在社稿上刊登社友作品，等等。第三，考察社群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关系。社群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社稿”的大量印刷，一是定期开展集会。这两条传播途径很容易扩大社群文人作品的读者群和创作影响力。第四，同一社群成员在创作题材、体裁、倾向、艺术性等方面相互影响和促进，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考察这一部分内容需要大量阅读社群成员文本创作，还要在明代文学发展的广阔背景下，理清社内成员创作的发展脉络，以及社群文学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

文社初立，本为科举。在当时士不知学的背景下，文社诸子倡导“尊经”思想纠正科举俗学之弊，遂在文坛形成一股尊经科举风气；文社的选文活动以及科举文人在社内对八股文法的交流与讨论，又在文坛形成重视文法的科举风气。尊经重法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是：社群文人创作古文不自觉的带有八股文法的影子，创作八股文又往往借鉴古文之法；从诗歌创作而言，文学社群对科举的过多介入，就对文人诗歌创作产生负面影响；至清代初年，社群介入科举的功能削弱后，文人创作古文逐渐摆脱科举风气的负面影响，使得古文一归于正。以上便是《文学社群科举运动与文学创作》《文学社群与文坛科举文风的盛行》《文学社群影响文学的媒介性》等章节所要阐述的问题。

地域性是明清两代文学的显征，并由此在学术界引起地域文学研究热潮。《文学社群与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章节即从文学社群角度切入地域文学流派研究的一次尝试。明末清初众多文学社群的蜂起对当地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多文学流派是在地域性文学社群基础上形成，文学社群对形成地域性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一特征，陈文新教授已有所识，他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一书中说：“在文学流派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社团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当地区域经济、地貌特征、家族因素、审美传统、民俗民风等其他乡邦地域文化因素相比，文学社群对明末清初地域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该章第一节首先阐明明末清初兴起的众多文学社群形成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条件，第二节重点考察文学社群对形成地域文学流派的具体作用，最后一节在详辨各地文学社群基础上尝试构建文学派别与文学思潮地域分布格局，总结文学社群构建地域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的基本规律。

清初文学社群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也是论著重点论述的内容。明崇祯十四年(1641)，复社联盟领袖张溥得急病而死，社盟联体逐渐分解，几社分化最为严重。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终于不堪重负，在李自成义军的攻击下瞬间崩溃，而此时兴起于东北的满清王朝攻入山海关，定都北京，明朝明亡。在明末形成的社盟组织正式解体，文坛社盟主流地位被打破，开始向四个方向发展。一部分文人仍举文社介入科举；一部分社盟文人不再举文社，而是以各自的生活方式抒写性情；遗民结社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登上文坛。以上分两章重点论述。《科举文社在清初的继续及其文坛影响》一章论述社盟文学家及其后人在清初的科举社集活动完全是明末科举文社的继续，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对文学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这也是论著所重点强调的。另一章《清初社盟文人的人生取向与文学的多样化呈现》论述社盟诸子在清初的人生取向及其与文学之关系，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仕清为官与清初文学新秀的培养；隐居山林田间与清初文学之真性情；抗清运动与文学作品中的壮志情怀；结社活动与清初遗民情结；潜心学术与经世致用之文的形成，等等。

(二)研究方法的创新

论著十分重视文学实证方法。笔者曾到江南文学家结社之地(如南京夫子庙、贡院及当年秦淮河社集地，其他还有杭州、苏州及太湖地区、上海几社活动地区，包括上海青浦博物馆，等等)，特别是复社曾举行社集的苏州虎丘进行了实证考察。这样的实证工作无疑增强了我们对文学社群研究的空间立体感。我们还十分重视研究过程中的交流与学习，访问学界前辈，虚心向他们请教，获得很多珍贵文献，如叶君远教授就把复社联盟诸子当年会试试卷赐予我们研究。论著不仅保存了这些文献，我们还据此研究了文学社群科举文风的盛行及其对文学之影响等问题。这样建立在对珍贵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基础上的研究，就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这是很有意义的。

论著主要研究作为文学现象的文学社群发展状况，重点考察在明末清初文学社群发展最为繁盛时期社群对文学的影响，以及社群对此期文学繁荣所起到的作用。要理清社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历时态发展有一个明晰的思路，还必须对社群资料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工作。

就目前而言，流传于今的社群文献较为分散，需要我们广泛搜集整理。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及北大、人大等图书馆坐了近一年的冷板凳，爬梳出很多珍贵文献，发现很多新问题，如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认为“应社史实不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梳理出了杨彝的《谷园集》，集中新发现文献《凤基会业序》(以往学者均未曾发现引用)对应社成立过程记载十分详细，文中据此给予详细论证，并且还据此考证出应社成立于天启乙丑(即天启五年)，而非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言天启甲子冬(即天启四年)。

本文正因为有了大量史料文献的支撑，故结论不仅令人信服，还澄清了很多争议性问题与文学“悬案”，如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认为复社第三次虎丘大会是在崇祯五年，实则有误。根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记载，复社虎丘大会是在癸酉春，癸酉是崇祯六年，因而复社虎丘大会应该在崇祯六年。另据叶君远先生《吴梅村年谱》考证，张溥于崇祯五年冬末始由京返里，不可能在崇祯五年冬末举行虎丘大会，必在崇祯六年的春天。再比如南社成员问题。朱倓女士《明季南应社考》一文考证出南社成员16人，实为18人，朱文引计东《上吴梅村书》称“大江以北主应社者，万道吉、刘伯宗、沈眉生”，可知刘伯宗亦为南社中人，而朱倓在文中把此人忽略了，另据赵知希《泾川诗话》载，南社中人还包括赵维生，合计南社成员共18人。

其中应社与拂水山房社的承传关系一直是文学史上久而未决的“悬案”，学界皆认为无从考察。计东在《上太仓吴祭酒书》中指出，应社之立本于拂水山房社，朱倓女士也持相同观点。拂水山房社为前后两次不同人物组织的文社。前期拂水山房社为瞿汝说、邵濂、顾云鸿、瞿纯仁所结文社，活动时间在万历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584—1597)之间；其后，上海范文若与常熟许士柔、孙朝肃，华亭冯明玠、昆山王涣如等人在原社基础上重开拂水山房社，活动时间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之间。朱倓《明季南应社考》根据应社领袖杨彝与顾麟士同在常熟而推断二人曾加入过拂水山房社，但却找不到确切的文献根据，郭绍虞也对拂水山房社之间是否有连续性提出怀疑。

其实拂水山房社与应社并没有直接联系，万历三十三年(1605)后，拂水山房归钱谦益所有，范文若等人所结拂水山房社活动已经终止，杨、顾二人不可能入范氏所结拂水山房社。而称杨、顾二人曾加入过拂水山房社，就只有一种可能：因杨、顾二人为钱谦益门人，很可能与钱氏另结拂水山房社，是继瞿纯仁、范文若之后的第三次拂水山房结社。我们的根据是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杨彝《谷园集》所载许嘉佑《复杨敬公书》、张采《题十景诗序》两文及顾梦麟的诗集《织帘居诗》，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杨彝出生于万历十一年(1583)，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22岁，正为其跟随钱谦益读书时期。第二，据许嘉祐《复杨敬公书》言，“当日应社十六子初起，独先人为拂水山房旧人”，其所言“先人”，当为应社十六子中被张采称为老名士，并参与应社凤基初集的许子洽。许嘉祐此言所表达的意思是说，除了他的“先人”许子洽曾入拂水山房社外，似乎其他应社中人未曾加入过拂水山房社。第三，顾梦麟《织帘居诗》中曾有一诗《社集法水山房社》叙述他与社友在拂水山房的社集活动，诗歌题目中的“法水山房社”，其实就是拂水山房社，“法”当为刊刻之误。这就说明，杨、顾二人在拂水山房社当有结社活动。综上分析可知，杨、顾二人未曾加入前两次拂水山房社是确凿无疑的，其在拂水山房举行社集活动也是铁证如山，应为第三次拂水山房结社(这仍有待于我们发现新的文献资料)。

我们就是秉承这种坐冷板凳的“笨功夫”、“笨方法”去梳理资料，发现新的研究线索，解决争议与悬疑，让研究结果更接近历史的“原生态”，凡此，皆为课题研究赢得了资料准备，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社群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奠定了基础。此种甘坐冷板凳搜集文献的方法“虽笨尤新”，笨在方法，而新在结论。这也是治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科学研究态度，用北京大学张鸣教授(推荐书)所言概之曰：“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对研究现状也有全面了解，在史料的处理和使用上都体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论文9个附录证明作者的前期工作十分扎实而全面。论文资料非常丰富，观点平实而有见地，考证细致，论证充分，学风严谨，对前人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写作符合规范，是一篇优秀的论文。”

论著在方法上的创新还表现在：文学研究的关系法，即把作为历史现象的文学社群与文学建立一种存在关系。文中主要从文学社群作为历史现象的组织活动考察，然后从“创作主体、文学思潮、文学风气、创作技巧、文学流派、文坛格局、文学媒介”与文学社群的关系展开论述。这种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功能作用方面，即某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社群是如何造成的，其推动作用如何等，如第十章《文学社群与文学复古思潮的兴盛》主要研究文学社群与文学思潮的存在关系，文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立论：第一，文社把复古作为文学宗旨，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坛复古方向。第二，社集活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社集主题多宣扬文学复古思想；社集成员数量众多，文学复古思想深入其中，社集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复古思想亦在全国得到宣传；南京社集活动十分频繁，有效推动了复古思想的传播。第三，编选社稿活动对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行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文社士子往往把复古作为编选社稿的指导思想；分工分地合作编选社稿的方式有效宣传了文学复古思想；社群编选古人古文既给社群文人提供了可供师法的复古范文，又给社群文人提供了文学复古实践平台；社稿作者队伍的扩大，以及书商对社稿编选的参与，皆有效推动了文学复古思想在文坛的转播。再如第十三章《文学社群与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主要考察社群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文中第一次从文学社群角度考察文学流派地域特征形成的原因，以及文学流派的社群建构新格局，一改以往学界对文学流派的历时态现象陈述，著中很多观点对文学史撰写颇多启发意义。

二是影响效果方面，即社群组织活动对文学家思想及其创作具有哪些改变，出现怎样的新特点等。如第十二章《文学社群科举运动与文学创作》。该章首先论述社群倡导科举尊经思想运动和重法思想运动过程，然后分析科举尊经重法思想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即社群文人散文创作形成“楹桷榱题，指挥如意”的新特征，社群文人创作八股文借鉴古文法，创作古文借鉴时文法。再如第九章《文学社群与文人群体思想心态》主要考察社群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文学社群的选文活动导致文学家在创作题材、体裁、思想内容及艺术性等方面具有趋同倾向。这样就把文学社群科举运动与文学建立了一种存在关系。因此，论著既不同于学界研究文学的历时态现象式陈述，也不同于对文本研究的批评式解读，而是在历史文化现象和文学之间寻求一种存在关系。这种“关系法”正是本文的最大创新点。

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把前人已经梳理考证的文学社群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排列，重点梳理明万历中叶至清康熙初年期间的文学社群。从时间上排列可以发现文学社群历时态演变历程，从空间上排列，可以发现相同地域文学社群的相互存在关系。文献资料分三个阶段考察：以东林为代表的结社；以复社为代表的社群；明亡以后的遗民社群及清初新朝文人结社。把明万历中叶以后的社群及其社群成员作品作为考察对象，重点阅读社群领袖的文集；明万历前的社群主要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社群及其领袖作品为考察对象；另外，那些虽没有入社但和社群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和事件也不能忽视。论文具体采取归纳法，即从具体的文本文献中有关社群的记载予以整理归纳，发现合乎历史真实的明清之际文社发展之规律。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借鉴当前社会文化批评的已有理论成果和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来展开具体研究，并在具体的论述中侧重对文本的批评。

总体而言，本文在对明末清初文学社群作进一步梳理考证基础上，侧重从文学角度审视此期文学社群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获得怎样的文学史地位，以及社群对文学风气的转变，文学派别地域特征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试图全方位地展示明末清初文学发展客观规律，作为新世纪学界倡导社群文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明末清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时间概念，笔者论文研究的时间大致从明代万历末年文学社群蜂起开始，到康熙初年清政府统治变得稳定结束。

原因在于，明代万历末年文学社群开始蜂起，各地社群也逐渐走向联盟，天启四年(1624)应社的成立则标志着社群文学开始成为文坛主流。从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两次禁止社盟后，文人结社开始呈衰落趋势；到康熙初年，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开始发展，民族矛盾逐渐缓和，民间虽有结社行为，但已成为落日黄昏。社群既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也没有了以文学革新政治的伟大抱负。把明末清初的时间范围限定这一阶段较为合适。

论者还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明代末年在文坛兴盛的主要为以研讨八股文为主，兼及诗文创作，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文社，不同于此前以兴趣或主张相同而结为诗社的文学社群。因而，文中所论文学社群主要为文社，但在论述中也兼及诗社。

(三)学术与理论意义

明末文人结社的数量之众、规模之大为历史上所仅见，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的研究兴趣。但对此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文社自身的状况，以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而对于这些文社同明末文学的关系，却极少论及。一方面，在研究明末文学的论著中，虽然间或也提到文学社群，但基本上是对社群文学活动的现象描述，而忽略了社群在形成明末文学独特风貌中的独特作用。

特别是当前的文学史著作由于受篇幅限制，对社群文学研究论述略显简单，对造成此期文学独特风貌的社群原因也多忽略不提，该项成果研究因此有助于引起学界对社群文学的重视，也为文学史撰写提供借鉴，其中很多结论颇有价值，比如：明末文学主旋律是复古，而竟陵公安派是创新，二者在明末是如何转化融合的，社群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成果对此进行了细致考察。论著在研究过程中亦多建树，如作者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又整理出前人未见社群70余种，并且发现了很多社群研究新资料，澄清了很多老问题，比如，关于复社成立时间问题，清人计东与王应奎皆认为是崇祯三年，但夏燮所订《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则认为是崇祯元年。复社成立时间遂成学界“公案”。笔者根据崇祯《苏州府志》与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载文献考证出复社成立于崇祯元年，成为全国性社群联盟则在崇祯二年。再如应社组成成员问题。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应社最初之立主要有11人：张溥、张采、杨廷枢、杨彝、朱隗、顾梦麟、王启荣、周钟、周铨、吴昌时、钱彦林，还有一个到处征文的联络员——嘉兴府学生孙淳，成员主要来自吴郡、金沙、欈李三地。朱彝尊所载应社成员，当为负责五经文选的11人，并不是应社最初成立时的实际人数。据杨彝的回忆，应社最初人数当为16人，主要是“娄东二张”与杨彝商量确定的社员人选：许子洽、许德生、徐良夫、冯己苍、周钟、周铨、徐克勤、朱隗、杨维斗、徐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刘公旦、徐君和与钱吉士，如果加上张溥、张采、管君售、朱立古、杨彝、顾梦麟，应社最初的组成成员其实为22人。在朱彝尊所言应社11人中，王启荣、吴昌时与钱彦林三人为后来应社成员，加上担任文选联络任务的孙淳，应社最初人数当为26人。本文依靠广泛的文献支撑，考辨清楚了很多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做出些许贡献。

关于明末清初文学社群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也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对明末清初文学社群文学活动以及社群和文学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社群的产生是如何形成明代末年独特文学风貌并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这对进一步认识文学史发展规律，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结社代有之，但只有到明代特别是明代末年，文人士大夫才开始真正把社群作为日常文学活动来经营，文人结社成为文人士大夫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并制定了明确的组织规定，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展开有组织的文学活动，积极宣传和探讨文学创作技法，推出优秀社群成员的文学作品，培养出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学创作风格的文学派别。明末文学社群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以社群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形式，明代末年也成为我国社群文学的发轫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文中论及社群对文学家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当前研究较薄弱的，论著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笔者在梳理文学社群源流变化突出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基础上，第一次从文学角度审视文学社群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关系，勾勒出社群文学在明末清初这一文学发展阶段获得怎样的文学史地位，对于当时文学思潮的形成转变，以及对文学派别的兴衰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并且弥补了文学史研究只对文学流派罗列叙述而忽视流派形成的内在契机的不足，试图全方位地展示明末清初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这样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为第一次尝试，是新世纪中国古代文社研究由社群考证向社群文学研究转变的新发展。

另外，本文尝试把明末清初这段文学史纳入社群文学发展的框架下，构建一部以社群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明清文学阶段史，并借此展现多维度的明清两代文学存在样态。以上既是本文的特色所在，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四)研究走向与问题

通过对一百年来学术界对社群研究的历史回顾和总结，笔者以为，今后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应该努力向四个方面发展：

1.进一步加强社群文献的搜集梳理工作，加大对重要社群的考证研究。对文学社群文献的搜集梳理仍是今后研究的一项主要工作。中国古代典籍对文人结社的记载比较零散，明清两代更是典籍浩瀚，诗文集众多，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1)重点关注专门记载文人结社的文献。(2)从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入手(这种“传世文本”又被称为“社稿”、“社刻”、“会集”、“社集”、“社规”或“社约”等)。(3)注意积累古代文献如明清文人文集、地方志、诗话、野史笔记和社群成员的年谱等对文学社群的零星记载。很多文献对社群发展记载并不详细，这就有必要对社群进行考证。就目前来说，学术界对单个社群的单篇考证大致有17家之多，这对于已经梳理出的600多家社群来说还差之甚远。

目前亟须考证的还是那些对文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社群，笔者试举几例：汪道昆在徽州结丰干社、白榆社和肇林社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王世贞、屠隆、潘之恒相唱和，对形成徽州独特的文学风貌具有重要影响，并对形成明代中叶的文学复古思想起到重要的宣传推动作用，这就具有了进一步考证和研究的价值；再如，福建曹学佺、谢肇淛在福州结阆风楼诗社，他们虽然与公安、竟陵两派来往甚密，但在诗歌创作上并不步趋性灵，而是具有独立性，形成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闽诗一派；还有徐孚远在台湾结海外几社是如何继承和发展几社文学精神的，又有哪些成员加入，等等，都是有必要搞清楚的。

对地域社群的考证主要集中在浙江(包括绍兴、杭州、甬上等地)和广东两省，这和当时文学社群的地域分布明显不相称。历史上有结社传统，社群数量多，影响比较大的社群主要集中在南直隶。从成化十八年(1482)，到崇祯十七年(1644)，南直隶曾出现50多家文学社群，著名的复社就出现在太湖流域的太仓地区，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对该地区的社群组织做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其他结社较多的还有江西、福建等地，学术界也没有涉及。就目前来说，对社群的考证工作任务还很重，需要一辈一辈学者不懈的努力。

2.重视对社群历史事件的挖掘，加深对社群历史意义的阐释。一般意义上讲，文学社群总是文人“以文会友”诗文唱和的精神家园和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很难想到社群会参与政治，并成为历史学家所青睐的研究对象。然而，事实总不以自我逻辑的事件概念来推理。明代在洪武三年就规定生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随着明末朝政日非，文社的宗旨也由为科举制艺一变而为“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形成明代末年“朝局与社局相表里”的特殊政治景象。明亡后，各地社群文人以气节相砥砺，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对明代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关注。中国台湾学者胡秋原的文章《复社与南明诸王朝之抗清运动》就是反映复社抗清运动的，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的著作《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亦侧重对复社在明末清初政治斗争中的历史事件的陈述。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社群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也仅集中在复社，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社群的实际情况，如广东陈子壮、张家玉所结社群，在满清攻打广州时成为抗击清兵的主力。由此看来，学术界仅对复社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在文学史上社党斗争促成了文学思潮的转变，对明末文学题材、体裁、风格以及士人的精神品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今后学术界不但有必要，而且更应该加大对社群历史事件的研究。

3.对社群文学的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文人结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文学社群的组成有两个实体：一是社群是一个“整体性组织”，一是社群具有“个体性成员”。因而，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作为整体的社群文学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如社群的文学主张，社群成员的总体风格，社群组织的文学活动等；二是把文学家放在社群组织的整体背景下谈论社群成员的个体创作，如文学个体加入社群前后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变化，社群成员是如何做到和社群组织整体创作“合而不同”的，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社群成员的个性创作，等等。

除此之外，对社群文学的研究还有必要把社群放在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视野下来研究，集中讨论社群和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地域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社群文学究竟占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地位，对推动文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目前，虽然现行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谈到了复社和几社两个具有明确文学主张的社群上，但对其他社群的文学理论还没有论及，这在目前强调社群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因而，今后对社群文学的研究应该向纵深方向发展。

4.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还不能忽视社群对文学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明代末年社群蜂起，文人脱离社群也就意味着被排斥在文坛之外，社群必然对文学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社群宗旨决定了社群成员的行为被规定在其下，对社群成员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约束力。从创作上来说，社群成员创作要实践社群的文学主张，符合社群的创作风格，这就对他们的创作个性多有限制，创作往往缺乏创新意识，等等。总之，社群和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需要结合文人的具体创作来谈，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社群成员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方面。

作为独特文学现象的社群的存在对文学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即社群影响文学的媒介性。社稿社刻为社群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社群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使社群成为宣传其文学思想的主要阵地，成为广大士子结社标榜的宣传工具。社群对文学影响的媒介性相对于其他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就目前来看，学术界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而这正是当前社群文学性研究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总结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古代文社研究历程，其中也发现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未能把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纳入社群文学的框架下来研究。明代八股取士的科考政策使文学话语权力转到民间，文人通过结社取得文坛的独霸地位是明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文人结社是当时文人最主要的文学活动，当时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几乎都有结社的经历，他们通过社群的纽带作用得以形成重要的文学派别。特别是到明代末年，文学社群组织形式和类型日益多样，结社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出自社群的培养，如复社骨干吴梅村、几社领袖陈子龙等，并且一些著名的社群诸如复社、几社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文学主张，围绕社团领袖形成了一批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作家群体，并且开展有组织的文学活动，形成了明代末年以社群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史的撰写应该把文学家放在社群文学的话语背景下来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这样的文学史撰写就显得更为完整，也更为全面。但是，随着古典文学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建立，学术界的历代学人把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诸如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考辨界定以及文学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等，对于这些研究给予了很高的文学史地位，并在文学史著作中占有一席地位。而对文人结社却未能引起学人的注意，对文学社群是否应该归属文学流派来研究等问题都没有在文学史上给予明确的界位，一直到现在文学社群仍然被挤到了文学的边缘备受冷落。

问题之二是，一些研究历史学的学人受史学研究思维的影响，仅仅把文学社群作为明清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在研究思维上侧重开掘文人结社的历史意义，忽视了文学家结社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文学社群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陷入缺乏普遍联系的形上研究教条中来。

问题之三是，未来对社群文学的研究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破，应该更多注意那些至今不易下结论或难以纳入某种逻辑结构中的文学社群和社群成员的文本创作。如曹学佺就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典型例子。他在福建曾结阆风楼诗社、石仓园社、凌霄台大社、芝社、石君社和石仓社等多家社群，在社群中和公安派、竟陵派有着密切的来往，但是仍保持其创作上的独立性；清人对曹学佺等闽中诗人的独立品性带有不小的好感，而对公安、竟陵派普遍持有严厉的批评，那么应该如何对曹学佺结社及其创作进行文学史定位，以及为何会出现这样差异等问题就是很好的研究选题。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文学社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一再呼吁研究社群文学，研究社群对文学的影响，以及社群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但目前对此研究仍显薄弱。而且，虽然目前出版了陈宝良的《中国的社与会》和王世刚的《中国社群史》两本著作，但二人论述多从文化学与社会学角度梳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社群历史，论著所及包括文学社群以外的任何类型社群；对文学社群的研究也仅侧重于它的历史叙事与文化功能；而对明清之际的文学社群的文学功能几无涉及。即使有学者曾有论述，但也受内容、体例影响而多为图景式叙述，如郭英德先生的论著《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论者把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下，深入剖析了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以及文人集团(包括文学社群)与文学风貌的关系，首开文学社群与文学风貌之间关系研究先河。但由于作者论著研究的范围包括文学史上政党、学术派别、侍从集团、文学流派等一切具有群体功能的文学集团，文学社群也仅为作者论述的一部分；特别是作者对文人结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仅做了不到八页文字的图景式描绘，对文人结社作用于文学的过程与具体作用似乎有再作专题研究之必要。何宗美的论著《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一方面对明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结社进行考证，一方面对文学社群于文学之影响进行了研究，颇为可喜，堪称力作；但论者论述点在于整个明代，似乎对明代末年社群于文学之影响有再做研究之必要，清初更未提及，略显遗憾，特别是作者论述的重点在于历史学意义上的社团考证，而对社团于文学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尚需进行深入性的文学意义上的理论逻辑推理，似乎有必要进行更合乎文学规律的深度研究，某些颇具价值之观点似乎也有进一步拓展的充裕空间。

如果我们在明末清初文学社群如此繁盛而不能清晰地认识文学社群如何对文学起作用的，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更为历史而真实地认识这一历史阶段文学发展的独特风貌，也就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建构。而笔者在本文所能做的，也正在于尽可能地还原明清之际文学的历史本态，揭示明末清初文学社群文学运动的内在规律。

陈子龙《山阴署中书事》，《陈子龙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孙淳”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杜登春《社事始末》，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以上东晋唐宋文人结社参阅了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关于“社”之含义及社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以参阅贺次君的文章《社考》(《广州学报》第一卷第二期)，陈宝良的文章《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第5期，后收入其著作《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朱倓《明季党社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世刚《中国社群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文学社群研究百年巡礼》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原标题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史论》，分别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转载，收入本文稍加修改。
《望社姓氏考》为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文人结社的文章，于1910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六年第四册第七十一期上，作者为山阳李元庚。李元庚是望社李挺秀六世孙，他的这篇文章是响应国粹学派的为学宗旨详细考证明末望社，以“表彰遗老，深裨乡邦掌故”(光绪甲午年间清河王锡祺跋)，其考证望社的深厚功力和考辨望社的学术贡献常被后人引证，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国粹学报》，1910第6年第4册第71期。
《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国粹学报》，1910第6年第4册第71期。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上)》，《越风》，1936年第16期。
容肇祖《明末复社领袖张溥》，《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卷第5期。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本第2期。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重印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
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上)》，《越风》，1936年第16期。
胡怀琛《西湖八社与广东的诗社》，《越风》，1936年第14期。
《明末清初的学风》于1963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谈到了文人结社对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所起的作用，笔者把此文也归于社群研究文章；《顾炎武和惊隐诗社》写于1964年发表于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上，两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200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如《复社与南明诸王朝之抗清运动》(《中华杂志》，5卷10期、6卷1期)、《复社与清代学术及反清运动》(《中华杂志》，6卷3、4期)等论文。另外，胡秋原先生在《中华杂志》5卷8、9期上连续发表《复社及其人物》，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他考证复社成员的专著《复社及其人物》，1968年由台北学术出版社出版。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9页。
如杭州西湖历来是古代文人结社雅集的重要场所，这一现象引起顾志兴同志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写成《明清两代的西湖诗社》一文，发表在地方专业性刊物《西湖》1984年第1期上；佘德余的文章《绍兴的文人结社》(《绍兴师专学报》1990年第1、2、3、4期)认为绍兴从于越到近代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史学家，绍兴成为“人才荟萃的文化之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人结社之风浓厚”，文中全面梳理考证了绍兴自宋代到近代的文人结社情况，对研究地方性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还有罗大云同志的文章《清初云南雪峰诗社叙略》也是专门研究云南地方社团的佳作(《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第4期)。
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者开始反思古典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开展座谈会讨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胡念贻同志的文章《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三十年来古典文学之回顾》(《文艺百家》1979念第1期)和邓绍基同志的文章《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1980年《文学遗产》第1期)被认为是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开创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代表作品。
20世纪20年代，容肇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卷第7期和第8期(1925年)上连续发表《述复社》文章，分别从复社的起源、复社的成立及扩大、复社的宗旨，盟词和组织、复社和东林的关系、复社的行为、反对复社的人物、复社在当日社会得影响八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复社的组织情况。20世纪60年代，又有胡秋原对复社及其人物给予了介绍(《复社及其人物》，《中华杂志》，5卷8期、9期)。
1985年学术界先后召开了三次以“方法论”为主体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一是由《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单位3月份在厦门组织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扬州组织召开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一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等单位10月份在武汉组织召开的“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这三次学术界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1985年也就被后来学人称为文学界的“方法论年”。
李庆立《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如李京圭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1989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明代文人结社运动之研究——以复社为主》；许淑玲为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1986年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几社及其经世思想》；刘莞莞为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1985年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复社与晚明学风》，等等。
金德门《冯梦龙社籍考》，《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
李庆立《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吴承学、曹红、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刘水云《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李圣华《京都攻禅事件与公安派的衰变》，《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欧阳光《北郭诗社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笔者以为，文人结社究竟对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变化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似乎仍有待于当代学者进一步思索和研究。而这正是笔者此项研究的重心所在，特别是对该著论述比较薄弱的明万历末年和没有论及的清康熙初年文学社群与文学之关系做了详尽的研究论述，在文学社群与文学之关系(如社群对文学的推动作用、社群对形成文学流派具备怎样的条件、社群在明末复古思潮中的作用等)研究上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社团研究》序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如在20世纪20年代，容肇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卷第7期和第8期(1925年)上连续发表《述复社》文章，分别从复社的起源、复社的成立及扩大、复社的宗旨，盟词和组织、复社和东林的关系、复社的行为、反对复社的人物、复社影响等八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明末文社联盟——复社的组织情况。后到90年代初，收入其论著《明代思想史》一书(齐鲁书社1992年版)。20世纪60年代，又有台湾学者胡秋原对复社及其人物给予了介绍(《复社及其人物》，《中华杂志》，5卷8期、9期)。自20世纪90年代后，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何宗美的《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研究》，孙立的《明末清初诗论研究》等著作在论及明末文社时，皆对明末文学社群的组织形态及其活动方式有所论及。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袁行霈所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把明初先后出现的台阁体文人的集合称为“兴趣型”，把前后七子结社称为“主张型”，而把明末文社称为“政治型”，明代的文人团体大致有以上三种类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页)。
杨彝《凤基会业许》，《谷园集》，清道光三年谭天成家刻本。
杜登春《社事始末》，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