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吴思敬

1947年3月，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年轻诗人李瑛，读到了从未谋面的郑敏的诗，欣喜地写下了一篇诗评，说：“从诗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郑敏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在她自己的智慧的世界中，到处都充满了赤裸的童真与高贵的热情，在现阶段的诗文学中是难得的。”

1949年5月，远在温州的年轻诗人唐湜，为已在美国留学的郑敏也写下了一篇诗评，称郑敏“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

对于郑敏研究来说，这是两篇极为珍贵的文献。两位作者，李瑛和唐湜均是有几十年创作经历的诗歌大家，然而写作这两篇诗评的时候，都还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一北一南，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郑敏身上，没有别的，只是为了诗。如今，六十多年过去，唐湜已经仙逝，李瑛与郑敏俱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把这两篇评论与郑敏早期的《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联系起来读，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那颗跳荡的诗心。的确，诗与青春有相通的含义，青春常在，诗心不老。

作为有一颗不老诗心的人，郑敏从1939年写出第一首诗《晚会》，直到21世纪的今天，笔耕不辍，使得她成为“九叶”诗人中创作生命最长，也是到目前为止女性诗人中创作生命最长的诗人。她称得上是中国诗坛的一株世纪之树。

郑敏在美国曾听过诗人罗伯特·布莱的一次讲演。这位诗人让每位听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曾经是自己童年的象征的小女孩或小男孩。他深信这个童年如今虽然已深埋在无意识中，但仍对今后的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郑敏说：“我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她非常宁静、安谧，好像有一层保护膜罩在她的身上，任何风雨也不能伤害她，她就是我的爱丽丝。”爱丽丝本是查尔斯·道奇森笔下一个做梦的小女孩。她纯真可爱，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梦中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惊险的旅行。贝多芬也曾谱写过《致爱丽丝》的经典钢琴小品。对于郑敏而言，诗歌就是她内心深处、深埋在无意识中的爱丽丝，这是她毕生的钟爱，也是支撑她在风霜雨雪的险峻环境下生存下来的生命之根。

心中的爱丽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郑敏的诗歌之路。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原想攻读英国文学，在注册时忽然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恐怕攻读文学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当时西南联大哲学系大师云集，便想何不先修哲学，再回过头来攻文学，以便对文学能有深刻的领悟。于是便注册为哲学系的学生。应当说这一注册，不仅决定了诗人后来的生活道路，也决定了她诗歌的独特风貌。

哲学系学生要选修一门外语，郑敏就选了德语，诗人冯至成了他的外语老师。冯至对她的影响不只是德语，更重要的是，在冯至的影响下，她开始写起了诗。1942年，当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诗呈送给冯至先生的时候，冯至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这句话让郑敏对未来的命运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从此她以寂寞的心境迎来诗坛的花开与花落，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有诗与无诗的日子。

1949年到1979年是郑敏诗歌创作空白的30年，是她的爱丽丝沉睡的30年。又经过了5年的徘徊与寻觅，沉睡的爱丽丝才真正地苏醒过来。1984年到1986年，郑敏迎来了其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她说：“首先我解放了自己的诗，在无拘无束中我写了不少自由自在的诗。”能够在新时期有这样的突破，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激发了她的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则基于郑敏对于美国当代诗歌的关注与研究。郑敏认为，“二战”后的美国诗歌之所以超越了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它的创新和高明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所谓开放的形式，二是对“无意识”与创作关系的认识。这种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理解，有助于郑敏挖掘出长期被掩埋的创作资源和生命体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郑敏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先后出版了诗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诗集（1979—1999）》，且每年都会在《人民文学》或《诗刊》上推出新作。岁月的淘洗让她的诗歌焕发出澄澈、明净的动人光彩，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灵。

应当说，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她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以同属于九叶诗派的女诗人陈敬容为例，陈敬容的诗是忧郁的少女的歌吟，郑敏则是静夜的祈祷者。以同是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杜运燮为例，郑敏的诗中没有入缅作战的《草鞋兵》的坚韧，也没有“滇缅公路”上的硝烟与灰尘，更没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飘荡的“森林之魅”。但是郑敏有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沉思与人文的气质。郑敏曾这样谈及冯至对自己的影响：“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至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的基调，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与浮士德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的阅读了20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先生、汤用彤、郑昕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我与其他九叶诗人很大不同的起点。”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郑敏得自冯至的真传，亦是理解郑敏诗歌的切入点。

先说一说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哲学对于郑敏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如她所言：“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课程却像一种什么放射性物质，一旦进入我的心灵内，却无时不在放出射线，影响我的思维和感性结构……冯先生关于人生境界的学术启发了我对此生的生存目的认识和追求。人来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参加一场越野障碍赛。在途中能支持你越过一次次障碍的精神力量，不是来自奖金或荣誉，因为那并非生命的内核，只是代表一时一地的成败的符号，荣辱的暂时性，甚至相互转换性，这已由人类历史所证明。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隔阂，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点。”正是这种在探索人生真谛方面的执着追求，这种立足于“天地境界”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才一次次地伴她度过包括“文革”在内的人生难关，同时也使她的诗歌获得了一种广阔的境界。

郑敏曾经说自己受三位诗人的影响最深，他们分别是17世纪的玄学诗人约翰·顿、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20世纪的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他们之所以能够为郑敏所钟爱，共同点是：“深沉的思索和超越的玄远，二者构成他们的最大限度的诗的空间和情感的张力”。而在其中，尽管几经各种文化冲击，里尔克始终是郑敏心灵最为接近的诗人，里尔克诗中的哲学命题也是郑敏常常思考的对象。

新时期到来后，郑敏开始了研究当代西方思潮的学术历程，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它们不仅令郑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大大地开拓了她的视野。德里达的非中心论和多元化思想使她学会反思，对汉语诗歌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尝试以西方的现代精神解读东方智慧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力图将西方的解构主义与中国的老庄哲学融会贯通。在谈及哲学与诗歌间的关系时，郑敏曾说：“我并不认为应当将哲学甚至科学理论锁在知性的王国中，也不应将诗限在感性的花园内。而高于知性和感性，使哲学和诗、艺术同样成为文化的塔尖的是那对生命的悟性，而这方面东方人是有着丰富的源流的。”

郑敏善于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求结合点，善于运用冷静的笔触和充满智慧的语言，把哲理和思辨融入形象，智性与感性兼而有之，从而使她的诗歌能够做到深刻而不晦涩，平易而富有内涵，具有一种成熟、静穆的品质。从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至今，其沉思、宁静的诗歌哺育了数代人。尤其是她晚年所写的《诗人与死》《最后的诞生》等诗体现了诗人对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生与死的透彻哲思。

20世纪90年代初期，郑敏创作了组诗《诗人与死》。这是诗人因“九叶”诗友唐祈死于医疗事故，引发出的对诗人与死亡的思考：“是谁，是谁/是谁的有力的手指/折断这冬日的水仙/让白色的汁液溢出”，“你的第六十九个冬天已经过去/你在耐心地等待一场电火/来把你毕生思考着的最终诗句/在你的洁白的骸骨上铭刻”，“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在郑敏看来，诗人是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抒写人生的诗篇，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超越肉体的死亡。郑敏所写并非局限于唐祈个人的悲剧，而是涉及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融合中西的跳脱的意象、绵长真挚的激情与深刻的思辨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进入21世纪后，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

正是这双有力的手

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

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

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

最后的诞生

……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

再说一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郑敏是一位始终怀抱人文主义理想的诗人。她曾经说过：“无论是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无不是始自‘人’的觉醒，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酿成中、西方的人文精神，成为滋养人类心灵的母乳。”郑敏与她所崇敬的里尔克等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都不甚相同，但是同样有着对于宇宙、人生的彻悟，有着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坚持。

20世纪40年代的郑敏就显示了她独特的创作追求，她一反现代主义诗人消极颓废的调子，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政治呐喊，而是以一种超越的眼光凝视尘世，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拥抱自然。如唐湜所言，她是“一个在静夜祈祷的少女，对大光明与大智慧有着虔诚的向往”。作为在西南联大校园中成长的诗人，郑敏没有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斋生活，她以开阔的视野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小漆匠》《清道夫》等诗作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于底层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并进一步引发了诗人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反思。在解读这些生命的沉重与现实的苦难的时候，郑敏追求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自觉地思考人的生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个体在时代中的意义和价值，诗中贯穿着追求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的精神，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性关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的精英文化被祛魅，人文主义的理想逐步淡化。某些在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虽然身体壮实，精神上却是空虚苍白的，为此，郑敏表示出强烈的担忧。郑敏认为，不能一味地强调物质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而忽略了宝贵的传统文化，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郑敏从青年时代对诗歌的热忱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并为人类文化的明天深深困惑、焦虑，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哲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人文主义气质所决定的。现代物质社会使人“异化”，对于现代人在感情上的冷漠，诗人总是特别敏感。郑敏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她的《愉快的会见》一诗所表现的就是现代人之间感情的冷漠，诗人想要追求的则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则是表达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诗人终于再度找到诗歌的精神和人文的理想，该诗没有华丽精致的辞藻，只有平淡朴实的词句，但在其中却蕴涵着一个浓缩的精神家园，一个密度很大的人文情感世界。

如果说“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作为诗歌的经纬”标志着郑敏诗歌的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那么“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则代表了郑敏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范。

郑敏的老师冯至在里尔克逝世1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曾对里尔克有过这样的评价：“在诺瓦利斯（Novalis）死去、荷尔德林（Hoelderlin）渐趋于疯狂的年龄，也就是在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里尔克却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他到了巴黎，从他倾心崇拜的大师罗丹那里学会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罗丹怎样从生硬的石中雕琢出他生动的雕像，里尔克便怎样从文字中锻炼他的《新诗》里边的诗。”正是在冯至的影响下，郑敏在写作之初就被里尔克迷住了。郑敏的诗歌不仅具有里尔克式的注重内心体验的沉思气质，其语言的凝炼风格亦深受里尔克的影响，而且里尔克的诗歌精神在日后一直成为郑敏诗歌生命的营养。在郑敏看来，里尔克是与她心灵最为接近的一位诗人——“4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就常常在苦恼中听到召唤”。里尔克告诫青年诗人对于人生、对于理想，心中要有执着虔诚的信念，同时，在写诗的时候要避免肤浅和感情的倾泻，要学会静观、体悟，让意象自然呈现，这样才能贴近事物的本质，诗中的感情经过自省和收敛，才不至于泛滥。

郑敏的诗歌具有一种里尔克式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在郑敏的诗中不时会有着光洁的雕塑般质感的意象出现。正如“九叶”诗人袁可嘉所言，“雕像”是理解郑敏诗作的一把钥匙。诗人对于生命的体验往往来自具体可感的形象。对于艺术有着深厚造诣的郑敏，非常注重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内在的思想，常常会写一些视觉性很强的诗，具有明显的绘画感和雕塑感。郑敏曾说，她的意愿就是让每首诗有它自己所需要的颜色和光线。在她的笔下，光与影，色与线自然地组合起来，色调融于文字，画意融于诗情，这一切就如同盐溶于水，不着一丝痕迹。在前期的代表性诗作《金黄的稻束》中，她提炼出一个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意象——“金黄的稻束”。诗人把站在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为有着“皱了的美丽的脸”的“疲倦的母亲”的雕像，很自然地就把金黄的稻束与博大的母爱联系起来。进而诗人又用“收获日的满月”为这座雕像抹上了光辉，用暮色里的“远山”为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终伴随着雕像的是“静默”，正是在静默中，在对历史的回溯中，让人感到了母爱的博大与深厚。如郑敏所言：“‘母爱’实际上是人类博爱思想之源头”，“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的一个方面，并且深深地影响人类文明、伦理及各方面的理想和审美”。在当代女性诗人中，郑敏突破了女性写作仅仅关心消解男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的层次，在默想与沉思中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细味郑敏的诗，能感受到其间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这主要归功于郑敏年轻时所接受的西方音乐的教育。自从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在爱人童诗白的支持和鼓励下，郑敏得以在纽约业余进修音乐。在1952年到1955年这段时间里，通过不断地充电和学习，郑敏填补了自己对于西方音乐、艺术认识的空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极大地丰富了她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认知。这些对于郑敏日后的诗歌创作，都有着极大的帮助。《郑敏诗集（1979—1999）》的第一卷便是以她那首著名的《诗的交响》作为题目的。该诗犹如交响乐一般气势恢弘，富有节奏感，四大乐章巧妙地将全诗精致地结构起来。再如郑敏早年的诗作《音乐》，其中的诗句读来荡人心魄，就像小提琴的琴音一般自窗口流泻而出，不绝如缕。流动的音乐在郑敏的诗歌中获得了色彩、线条和角度，在凝重的诗句中充满了雕塑般的质感，而雕塑的立体感更令郑敏的诗歌“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角度看来都各具风味。

郑敏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这在现代女诗人中尤为难得。对郑敏来说，对诗歌理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是高校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她人生的需要。在回顾她的生活与创作经历的时候，她说：“最早时，我最有兴趣的是诗歌艺术、音乐，而后我感到必须再上一层楼，那就是哲学；再后，我觉得哲学是一盏夜行灯，诗歌、音乐、艺术是我的身体的寓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了解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所走过的路。这种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我此生求知欲的最大动力……今天回顾起来，海德格尔‘诗歌与哲学是近邻’一语，足以概括我所经历的心灵旅程。”对郑敏来说，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探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她的诗歌有浓郁的哲学底蕴，她的论文又不同于普通的哲学著述，有明显的诗化色彩。“正因为哲学对我是和诗歌艺术三位一体的，而三者又都是生命树上的果子，我觉得我对理论的研究并不妨碍写诗，在读哲学时我经常看到它背后的诗，而读诗时我意识到作者的哲学高度。因为我并不认为应当将哲学甚至科学理论锁在知性的王国中，也不应将诗限在感性的花园内。而高于知性和感性，使哲学和诗、艺术同样成为文化的塔尖的是那对生命的悟性，而这方面东方人是有着丰富的源流的。”这些话很可以说明郑敏何以能在潜心诗歌创作的同时又能对理论进行深入探求的原因。

通常的理论建构形态，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系统架构的专著，一类是有针对性、有感而发的论文。郑敏的理论探讨没有采取专著的形式，而是采取论文的形式。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她认为，真正有独创的体系、堪称思想巨著的精品很少，大多的专著只能算作一本稳妥但没有更多创见的参考书。而在论文写作时，“作者在落笔之前往往早已深入到‘野外’（field）进行勘探，边思考，边理解，边追究，直至感触累积，喷发为系列论文……这类著作的特点不在体系的完美，而在于探讨过程的展开。在好的情形下，书中对问题的提出和思考，由于直接受到现状的挑战，较富启发性，其答案，不论是否完全正确，都具有独创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郑敏的诗歌理论著述，没有采取系统完整的专著形式，而是采取系列论文的形式，当某一方面专题研究到一段落时，组装在一起，便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她的几部有影响的诗学著作《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便是以这种方式推出的。

郑敏的诗歌理论著作，偏重内心沉思，凝结着她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贯穿着对宇宙、自然和人的哲学思考，力图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是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这里不可能对郑敏的诗学思想做全面的论述，只想提出在当代诗学界影响较大的几点略作阐述。

第一，对诗歌创作无意识领域的开掘。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在意识的格局严整的中央王国之外，还有着广漠无垠的疆域——一个神秘的黑暗王国，这就是无意识世界。这个无意识世界不仅是个巨大的信息库，而且也是个巨大的地下信息加工场。此前我国理论界对诗歌创作的论述多只着眼于意识领域，对无意识领域鲜有论及。由于郑敏有过留学美国的经历，熟悉欧美文化与西方的文明，因此她对西方诗歌界及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觉与判断力。她说：“1985年后我的诗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我在重访美国以后，受到那个国家的年轻的国民气质的启发，意识到自己的原始的生命力受到‘超我’（Super-ego）过分压制，已逃到无意识里去，于是我开始和它联系、交谈。”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诗人们“探索着像黑洞一样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无意识’。神秘的无意识，没有人能进入它，但又没有人能逃避它的辐射，因为今天语言学已经明确这心灵中的黑洞是语言结构的发源地……我想我们的民族和个人不知有多少丰富的经历都还被埋在那深深的无意识中，如果我们能打开栅门，让它浮现出来，我们的作品一定会获得以往不曾有过的新的能量”。实际上，如何能够让“月亮那不朝向地球的另一面”——无意识也可以参与到作者的诗歌创作中，确实成为新时期以来郑敏在写作时认真思考的问题之一。1985年以后，郑敏写出了《心象》组诗，她说，该诗的写作“解放了自己长期受意识压抑的无意识，从那里涌现出一批心象的画面，在经过书写后仍多少保存其初始的朦胧、非逻辑的特点。这些图像并非经过理智刻意组织的象征体，也非由理性编成的符号表象。它们自动的涌现，说明无意识是创造的初始源泉，语言之根在其中”。从《心象》组诗开始，郑敏在创作时不断地挖掘作为生命深层结构的“无意识”，不断地与它沟通、交流。当然，郑敏并没有照搬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她强调的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对话，让那些沉淀在心灵深处的东西活跃起来，形成图像和幻象，从而可以使心灵捕捉到平时被抑制被淹没的一些奇思妙想。

第二，对诗歌内在结构的研究。

结构是诗歌创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般的诗人和诗论家谈结构，多是从诗作展开的位置、布局、角度、顺序等外在的方面来论述的。郑敏谈诗的结构则是从诗人创作心理过程着手的。她认为结构的过程是一种思想艺术的升华，它是一种质变，一种突变。在这个过程中素材才能转化成艺术，转化成诗。

在郑敏看来，有没有这种动态的、诗的内在结构，也正是诗与散文的区别。她认为：“诗与散文的不同之处不在是否分行、押韵、节拍有规律，二者的不同在于诗之所以成为诗，因为它有特殊的内在结构（非文字的、句法的结构），因此一篇很好的散文即使押上韵、分行、掌握节拍，也不是诗，也达不到诗的效果，反之，一首诗如果用散文的格式来表达，它仍不是一篇散文，而成为‘散文诗’。因为从结构上它仍然是诗。”郑敏认为诗歌的这种不同于小说、戏剧、散文的内在结构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暗示、启发，向读者展现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境界。这可以是通过一件客观的事或主观的境遇使读者在它的暗示下自己恍然大悟，所悟到的道理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历史、时代、社会有关……诗的特殊的内在结构正是为这种只有诗才能有的暗示和启发的效果而服务的”。由此出发，郑敏进而提出两种重要的结构类型，一种是展开式结构，一种是高层式结构。展开式结构像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一步步地将读者领入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境地。展开式结构有不同的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切寓意和深刻的感情都包含在诗的结尾，或是层层深入，或是奇峰突起，或是引人寻思，总之结尾是全诗的高潮和精华”。这种展开式结构多见于古典和浪漫主义诗歌。高层式结构的特点是：“有多层的含义，在现实主义的描述上投上超现实主义的光影，使得读者在读诗的过程中总觉得头顶上有另一层建筑，另一层天，时隐时显，使人觉得冥冥中有另一个声音。”这是现代派诗歌常用的结构类型。郑敏所描述的两种结构类型，特别是对高层式结构的阐释，对于中国当代诗人了解、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有重要的价值。

郑敏不只是介绍了两种重要的结构形式，而且还描述了诗的内在结构的生成。“诗的结构的诞生确实是一个十分微妙复杂的脑力活动。这里包括观察、回忆，下意识的储藏经过上意识的组织，思想与感情在意象内的结合，词找意，意找词，等等，而这一切的进行又并非诗人可以随意指挥的，就好像人们无法指挥自己的肠胃进行消化一样，但当这一切艺术活动在默默中进行完毕时，就会有一个诗的结构涌现在诗人的心目中。”郑敏在这里阐释了“无意识”在内在的结构生成中的作用，但她又并未无限抬高“无意识”的作用。在她看来：“灵感与想象作用于现实的材料形成主观的感受，感受深入到无意识的深处，继续受无意识的潜移默化，成熟后吐出艺术的真实——意象、结构、语言。这里结构受智性和逻辑的影响较大，结构是一种功能，用来清醒地保存一个作家在不清醒时的状态，使作家在强烈的艺术风暴中仍能把握审美的完整性。”郑敏对“无意识”在内在结构生成中的作用，做了辩证的分析，避免了片面性。

第三，对于诗歌语言问题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批评流派提出文学应该研究自身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独具的内在特征，文学应该被视作本文的集合，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活动。语言不能再仅仅视为交际的工具，而且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语言把握世界，世界则通过语言而呈现在人的面前，语言几乎可以涵盖文学活动的所有方面。这即是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郑敏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冲出了把语言视为表达工具的传统看法，而做了全新的开拓。

从20世纪80年代起，熟悉西方文论的郑敏开始关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开始反思和批判绝对的中心、权威观念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并运用解构主义的原理探讨新诗与语言的关系问题。郑敏指出：“20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一次最大的革新就是语言科学的突破：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反之，语言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语言并非人的驯服工具，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与自己的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不受逻辑的局限。语言之根在于无意识之中，语言在形成‘可见的语言’之前，是运动于无意识中的无数无形的踪迹（一种能）。语言并不听从于某个人的意志，语言是一个种族自诞生起自然的积累，其中有无数种族文化历史的踪迹（trace），它是这个种族的历史的地质层。只要语言不死，其记载的、沉淀的种族文化也不会死亡。”为此郑敏在《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20世纪围绕语言之争：结构与解构》《语言符号的滑动与民族无意识》等文章中，详细介绍了20世纪西方语言观的变革，并鲜明地提出了“语言观念必须革新”的观点，她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语言观仍停留在语言是工具，语言是逻辑的结构，语言是可以驯服于人的指示的。总之人是主人，语言是仆人。语言是外在的，为了表达主人的意旨而存在的身外工具。这些属于早已被抛弃了的语言工具论，它愚蠢地阻拦我们开拓文学、历史的阐释和创作、解读的广阔天地；并且进一步扭曲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错误地掩盖了语言文字的多层次，语言的潜文本，语言的既呈现又掩盖的实质；阻拦人们从认识上心服地承认百家、百花是无可动摇的多元认识论的现实，从而避免围绕着哪一家的解释真正掌握绝对真理，哪一朵花是花中之王的无谓的、进行了几千年的喋喋不休的争论”。

从这点出发，郑敏进一步强调语言超越工具地位的真正的自由，强调如何使无意识与有意识、无形的语言踪迹与有形的语言自由的对话，强调对语言要尊重，要珍惜，“因为语言的根不在他处，而是在诗人自己的无意识中，诗人的浮躁粗暴都会使他听不见自己语言的声音。因此海德格尔说，你不要‘说’语言，好好地‘听’，让语言来‘说’你。诗人们在诗和语言面前要沉静一下容易喧嚣的自我，语言就会向诗人们展开诗的世界。诗来自高空，也来自自己心灵的深处，那里是一个人的良知的隐蔽之处”。郑敏的这些论述，在语言工具论依然占统治地位的今天，无疑具有思想的启迪价值与诗歌写作中的可操作性。

第四，对新诗应当继承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思考。

对于2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经验的反思，郑敏主要是围绕传统而进行的。郑敏认为：“由于八十年内是两项运动在主宰新诗的方向，其一是与古典诗歌的彻底断绝，其二是竭力向西方寻找模式——19世纪的浪漫主义，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由于我们是告别自己的汉语传统，向西方索取模式，我们的模仿是没有自己的立足点的纯模仿，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得其精髓，糅入东方的思想感情，在境界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更多的时候是徒有其表，流于学皮毛而失精髓，学其短而遗其长。”结果，“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湃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共存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

郑敏认为，正是由于与中国古代优秀诗歌传统的断绝，新诗才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新诗作者忽略了汉语诗的特点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写出一批非汉语的汉语诗和非西语的西方诗，对于汉西两个诗歌体系而言都是难以接纳的。”针对这种情况，郑敏多次大声疾呼新诗要继承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要向古典诗歌学习。在《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一文中，郑敏提出可在三个方面向古典诗学习：一是古典诗内在结构的严谨；二是对仗的艺术；三是古诗在炼字上特别着力。在《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一文中，郑敏又更具体地列举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习的东西：（1）简而不竭；（2）曲而不妄；（3）“歌永言、声依永”；（4）道、境界、意象；（5）对偶。在《关于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一文中，则提出：（1）节奏感；（2）诗的境界：豪情、潇洒、婉约含蓄、悲怆、悟性。郑敏说：“此外古典诗词可以采珠淘金之处还有许许多多，不能一一列举。关键在于今天的诗人，要有向古典诗歌艺术与诗学探寻、发现以丰富新诗自身的意识，只有真诚的信念才能带来新的启示。”

尽管郑敏批评新诗与古典诗学传统的断裂，主张向古典诗学传统的回归曾被人讥为“文化保守主义”，尽管当代的诗人与学者不可能都赞同郑敏的每一个具体观点，郑敏却丝毫没有动摇。作为有70年创作经历的老诗人，作为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有充分了解的学者，郑敏提出的命题都是经过她认真思考的。她对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断裂由衷地痛惜，她对当前新诗创作状态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体现了她对中国新诗的深厚情感与生命深处的渴盼。她由接受冯至的启蒙和现代主义的洗礼开始新诗的写作，到经由后现代主义向古典诗学传统的回归，这随着20世纪文化思潮划出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运行轨迹，本身就能给人们以足够的启示。

当我提笔写这部《郑敏文集》序言的时候，郑敏先生已是91岁的高龄了。郑敏先生是我的长辈，从年龄上说，她只比我的母亲小两岁。我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便认识了郑敏先生。她的慈祥、敏锐与渊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带研究生访问郑敏先生。诗人韩作荣任《人民文学》主编时，每年春节前都要约牛汉、谢冕、刘福春、陈永春和我一起看望郑敏先生，向她赠送花篮，并在清华园内或园外的餐馆聚餐畅谈，后来郑先生年事太高，不宜在外就餐，就只在她的客厅无拘无束地高谈阔论，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春意盎然。2005年冬天以后，为编《郑敏诗歌研究论集》，我和学生更是不止一次地到清华大学的荷清苑专访郑敏先生，听她讲述她的人生经历，听她对编这样一本论文集的意见。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耳聪目明，无论是当面还是电话请教，每次都能给我们做出清晰的回答。在谈完正题后，她又会和我们谈起诗坛，谈起社会，谈起教育，谈起全球生态环境，无怪乎她的家人称她是“忧国、忧民、忧地球”了。

现在由郑敏先生的弟子章燕倾全力编辑的《郑敏文集》即将出版。文集收录了迄今为止郑敏先生的诗歌和理论著作。在我看来，这部文集不仅是郑敏著作的汇集，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份供研究分析的完整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一位诗人，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奋斗的历史。

《郑敏文集》的编定，并非给郑敏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画了句号。郑敏，这位生命力超常旺盛的诗人，创造的信念就像太阳那样明亮，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她那颗不老的诗心总会应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着，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期待。

2011年11月6日

1. 李瑛：《读郑敏的诗》，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03-22。
2.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见《新意度集》，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3. 郑敏：《我的爱丽丝》，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郑敏：《诗歌自传（一）闷葫芦之旅》，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郑敏：《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行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3）。
6. 郑敏：《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见郑家栋、陈鹏选编：《追忆冯友兰》，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郑敏：《不可竭尽的魅力》，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郑敏：《诗歌自传（一）闷葫芦之旅》，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郑敏：《对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见《思维·文化·诗学》，3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10.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见《新意度集》，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1. 冯至：《里尔克——为10周年祭日作》，见《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482～483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12. 郑敏：《天外的召唤和深渊的探险》，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 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4.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关于我自己》，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郑敏：《诗歌自传》，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 郑敏：《诗和生命》，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 郑敏：《天外的召唤和深渊的探险》，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411～4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 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0. 郑敏：《诗的内在结构——兼论诗与散文的区别》，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 同上书，4页。
22. 同上书，12页。
23. 同上。
24. 同上书，26页。
25. 郑敏：《创作与艺术转换——关于我的创作历程》，见《思维·文化·诗学》，20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26.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见《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7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7.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见《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73～7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8. 郑敏：《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3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9. 郑敏：《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见《思维·文化·诗学》，16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30. 郑敏：《关于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见《思维·文化·诗学》，14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31. 郑敏：《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346～3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2. 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见《思维·文化·诗学》，14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