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演讲人简介：范敬宜，江苏苏州人。早年求学于“无锡国专”，195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同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调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与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等。代表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编者按：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受聘担任首任院长。2001年6月，范敬宜教授在清华大学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即“新闻9班”开办仪式上作了这次演讲。

范敬宜通过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做一个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热爱新闻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当天，听课的同学在“水木清华BBS”，上称赞范敬宜“风趣的谈吐，真挚的爱心”，是一位“可爱的长者”。从此，“如有来生，还做记者”便成为清华新闻学子的一句座右铭。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为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辑。

1975年我们去大寨学习，回来时经过北京，在郊外住一个晚上。我跑了好远的路去王府井人民日报社看我的同学。等我晚上到了人民日报社，门卫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进不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就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徘徊了一夜，把那天的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个遍。那天是10月5日，我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人民日报社楼上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戏剧性的是，18年后我成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我现在不在职了，可每天都要写东西。因为我离不开新闻，新闻是一种最具有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这样报道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很不容易。我在当总编辑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同志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讲，不能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拿过来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了一面，没有了解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社会效果。很多年轻同志在学校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了解西方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区别，进报社后不得不“回炉”学习。你们应该在学校里就解决好这个问题。

西方新闻学老讲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中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不反对新闻自由，只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有一次，一个美国新闻团来人民日报社，走时有个人看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照片，问我：“江泽民主席来说什么？”

我说：“要求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他傲慢地说：“任何国家的领袖都会这样要求报纸，可是我们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

他要说明他们办报有自由。我说：“你可能不必听克林顿的，但你敢不听你们董事长的吗？”

他耸耸肩膀笑了。

我到韩国访问时，一位报纸总编辑陪我去见韩国总理。在总理面前，这位总编辑跷着腿，表现得很傲慢。但当天晚上他的董事长来了，他立刻站在一旁，毕恭毕敬的。董事长因为对当天的报纸不满意，把报纸“刷”的一声扔给他，他也是点头哈腰的。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面，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限制，如果不要这个“框框”，那只有冻死。我们的新闻有我们的要求，但这并不能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就算有框子，也要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照样能很好地发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可以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碰不到桌子腿，这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个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辽宁日报》当副总编辑。那时候我对总编的理解是：“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比如提倡写“好而短”的新闻，我就做样子，把本来可以写成五六千字的，写成五六百字。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认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出好点子。而且，光靠一个人，甚至光靠编委会那几个“头头”，是出不来多少好点子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才能有用不完的点子。所以那时候北京新闻界有个说法，是“《人民日报》的牌子，《经济日报》的点子”。对此我很得意。

但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够。第三阶段，我到了人民日报社后，才意识到老总最重要的素质是把握导向，把握“度”。这就像一个船长，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但一旦海浪翻涌，你就要掌好舵，否则也许会全军覆没。这时你再能带头写稿子，再能发动大家想点子，也不管用了。

江总书记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没有经历过前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难理解，我听了这话之后，感觉特别正确。

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是一个文字匠

怎么样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呢？

首先是要了解大局。我们倡导“政治家办报”，那么政治家的特点是什么？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诸葛亮祠堂前有副对联，里面有这样的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就是说，不了解形势是做不出正确决断的。大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我们大力宣传思想解放一些，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后来，思想解放有些出格了，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思想僵化的苗头，改革开放一度停滞不前，小平同志南巡，重新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比8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掌握不好，就会犯导向错误。而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能是一个文字匠。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报道就是唱“四季歌”：春种、夏锄、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去农村了解“夏锄”情况。去了两天以后发现，上午10点来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而在承包以前当时的报道都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实际上那时大家磨洋工，不出活，反正是吃“大锅饭”，“干不干，一毛半”，一天就挣一毛五的工分。

为什么现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了，人们早上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以前认为带来活力的是“红旗飘飘，人山人海”，而现在却正相反。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代特点的好新闻。我就此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新闻《田野静悄悄　地静苗情好》，结尾是这样写的：“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时，看见四五个妇女背着锄头急匆匆地从地里赶回来，一边走一边说：‘快点，还来得及听《隋唐》呢。’”

这篇报道得了一个奖，可我也为此牺牲了一条腿。我急急忙忙地提前赶回报社交稿，中途火车颠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也是那一年，我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宣传部的干事陪我到了公社办公室，一看那儿破破烂烂的，炕上的席子黑得看不出是什么做的，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公社秘书一看我们去了很高兴，说：“你们就住这个炕上，帮我接接电话，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回家看看。”

我们在那儿一住几天没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醒过来，我问那个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到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闻。”

我知道，像这样的穷困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大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这个说“我家的鸡下蛋下到你们家了”，那个说“没有”。好，那就打架。有一个地方为这种事出了三条人命。

我们找来了公社老秘书，问他以前的情况。他说以前根本睡不了觉，电话不断，只好把电话放到枕头边上。早上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上访，要饭吃，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我于是写了一篇400字的报道《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那位干事对我说：“你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为什么能“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将来同学们做记者，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大局，知道中央在干什么？最近刚刚开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的什么？全国科技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看报”，你不看报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你不看报怎么了解大事，怎么了解大局？

要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

我说：“不能吧。”

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龄头上了。”

现在报纸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任意粉饰、拔高，想象还说是“合理想象”。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

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也不敢马虎。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为什么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我还对他们讲，不要只看“紫房子”，也要看黄土地。“紫房子”是指北京最早的婚纱影楼。很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要把眼光放到老百姓身上。

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得苦，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唐老鸭”（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和吕岩松这样的优秀记者不多。现在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地方上知道你要来，提供给你最优越的条件，所以现在想深入都很难。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一些记者：

早辞宾馆彩云间，

百里方圆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着，

小车已过万重山。

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什么“应该指出”、“众所周知”，什么“毋庸讳言”、“必须强调”，苍白无力却说得似乎理直气壮。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每个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要把困难当作磨练。我认为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新闻事业充满风险，但值得去为之奋斗终生。

刘鉴强/记录整理

（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