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题记

本书属稿于1942年至1948年期间，书名即称《中古文学史论》，是作者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程的讲稿。其写作意图及经过已详书中所附之初版《自序》及《后记》中，不再赘述。1951年作者曾以之分别编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时值建国之初，私营出版社顾虑较多，不愿出字数较多之学术著作，故循其所请，一分为三，其实仍为一书。1956年，“运动”之风渐紧，乃自我从严处理，将全书整理修改一次，删削几半，改题《中古文学史论集》，交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荏苒多年，久未重印。迨“史无前例”之时代结束以后，天晴日霁，科学研究又迈新步，上海古籍出版社乃于1981年据1956年纸型，重印一次。后知香港中流出版社曾于70年代据棠棣出版社本，重印过《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又承日本石川忠久教授主持，将《中古文学思想》及《中古文人生活》二书中多篇文字，予以迻译，改名《中国之文人》，列为日本大修馆书店所出《中国丛书》之一，在日本出版。又由于近年来学术思想活跃，各地治中国文学史之同道及同学，也时有询及棠棣版三书者，认为尚具有某种参考价值，亟宜重印；今岁访日，又蒙日本同行学者予以关心与鼓励；感愧之余，遂拟仍照原先计划，将棠棣版三册合为一书，仍名《中古文学史论》，予以重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热心协助，遂得付梓。对于来自各方之盛情支持及鼓励，作者深为铭感。在付印过程中，又蒙钱理群、陆彬良二同志协助核校，多所匡正，并此志谢。

学术研究工作总是在前辈学者的哺育和影响下起步和前进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指导，已于初版《自序》及《后记》中叙及，这是一种“亲承音旨”式的当面讨论的方式；此外受到前辈著述的启发和影响的地方，尤其众多，我这里只想谈谈鲁迅著作对我的教益。由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对某些问题的精辟的见解能给人以启发，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鲁迅把他拟写的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这些现象既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同文人的生活和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又如他把唐代文学的一章定名为“廊庙与山林”，那是根据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盖略近于他的一篇讲演的题目《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考察作品的不同倾向。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的。但由于自己理论修养和学术水平的限制，几十年来不仅始终停留在“心向往之”的阶段，而且还常常发生东施效颦的现象，本书各文就具体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作者所以愿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本书质量不高，还可能存在某些错误或不妥之处，但作者深信自己所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并对过去的失误有所弥补。

此次重版，虽经作者就全书重行校读一遍，并有所补正，但总的说来，它仍然是一部旧作。由于多年荒疏，作者未能对论述内容做出新的探讨和增补，至感内疚；但本书所论述的都是一些比较专门的学术问题，也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和提出了个人的看法，或者仍可供今天的研究者与学习者以参考，因此决定重版，并希望能由此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教正。

1984年12月10日于北京大学镜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