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写作的零度》一书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巴尔特文学写作观立场的宣示（《写作的零度》，1953），古典文学写作分析（《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1），以及作者在其最后“新文学”实践阶段对文学写作的再次总结和展望（《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

三部作品中，第一部《写作的零度》，实际上是若干文学批评论文的集成，其中最早一篇发表于1947年。关于作者的文学观，译者已在附论中有所论述。此书思想形成和表达的时代背景是：战后法国左翼思想界和文学界旷日持久的文坛论战环境。巴尔特那时30出头，刚从疗养院世外桃源进入巴黎“抵抗运动”一代正活跃于其中的法国文坛。战后15年来法国和意大利文坛和影坛均由左翼文化人主导，而他们彼此一直争论不休，所涉及的问题既包含理论立场方面，也包含政治实践方面。在此由萨特、梅罗-庞蒂、加缪等主导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潮中，今日看来其实充斥着理论概念及其应用方面的混乱。巴尔特作为当时这些新锐“思想大师”的早年崇拜者，却同时也发现了他们争论中的许多认识误区。思考重于行动的巴尔特，从不介入导致上述三人之间尖锐冲突和最后彼此分裂的政治实践选择，而是专注于文学认识论和美学方法论问题，从而使其文学批评论述具有着更为经久的理论价值。

《写作的零度》这本书最初曾被法国Gallimard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来注意和批评本书者多来自法共和萨特阵营，因为巴尔特的文学“中立主义”似乎是直接针对着萨特和左翼文学的“介入道德”观的，虽然他并未在文中点名批评他内心尊敬而理论上不赞成的萨特。结果，本书成为对萨特《文学是什么》（1947）中有关文学应干预社会、生活、政治等主张的质疑。从而开启了日后法国文学批评领域内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长期对立。巴尔特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与左翼文学艺术家来往（包括当时从民主德国来法表演的布莱希特剧团）最密切的时期，始终对法国左翼亲苏联文艺路线的作为不表认同。（同样的，六七十年代他在法国社会文化大动荡时期也绝不参与任何政治性活动，虽然他并不放弃观察和分析各种左派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包括1974年随法国左翼代表团参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本书用语和行文比较抽象，往往比有规范可循的哲学话语更难理解。其实问题并非在于所用名词的抽象性，而在于其将普通的名词作为“抽象”名词使用时所产生的意义含混性，特别是作为本书中心主题、也是作者毕生思想主题的“写作”（ecriture）概念本身。作者力图摆脱思想和形式关系的传统含混性分析，而倾向于直接观察剖析文本的意义构成方式和条件，其结论遂具有特殊的理论启示价值。

以“书写”或“写作”作为符号学或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特有的现象。虽然作为理论性概念，前有较少理论性意涵的巴太依和萨特的使用法，后有德里达和拉康的过度理论化的使用法，但只是从《写作的零度》开始，“写作”才正式确立其文学理论基本范畴的地位。写作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以至于当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美国渐渐被接受的三四十年后，在记号、文本、话语、陈述等符号学概念均已通行无碍之后，“写作”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或美学的基本概念，其含义和功用在美国人文学术理论界仍然未获得普遍重视。而罗兰·巴尔特的理论天才，一开始就与他对文学话语之意义构成中此一兼具最普通意思和最复杂意思的“写作”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于是写作就成为了巴尔特的文学理论设问中心，并被他看作是一种所谓“形式的伦理”，以及看作是一种有关“社会场景”（写作方式）的选择。写作实践的内在含混性则在于：写作始于作家和社会的接触，却通过“悲剧性的逆转”，“使作家从这种社会目的性返回到他创作行为的工具性根源”。

但是，从此书被不断读解的50年后，我们仍须承认作者的这些批评性话语的表达内容过度压缩，似乎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迅速、顺利地完成自己在具体和抽象两轴间快速跳动中的思想记录，而较少关注于如何通过较多例证使其说明更为详尽易懂。作者首先区分了结构和风格这两个概念：“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则几乎在文学之外”，“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语言结构是否定性的，风格是必然性的，“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语言结合起来”。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的突出导致对思想内容的淡化，因此必然反对政治性写作和思想性写作的文学介入观。巴尔特说，古典写作是偏于内容的，其语言是关系性的。“在其中字词会尽可能地具有抽象性，以有利于关系的表现。”“在古典语言中，字词不会因其自身之故而有内涵，它几乎不是一件事物的记号，而宁肯说是一种进行联系的渠道。字词绝不是沉入一种与其外形同质的内在现实中去，而是在刚一发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词，以便由此形成一个表层的意图链。”“在古典语言中，正是关系引领着字词前进……在现代诗中，关系仅仅是字词的一种延伸，字词变成了‘家宅’……字词有如某种真理的突然启示。”这样，巴尔特说，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写作之间就存在着对立，彼此之间发生了“本质性的断裂”。巴尔扎克是纯然古典的，福楼拜则正从古典有力地迈进现代。“资产阶级的写作”既是工具性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又是修饰性的（以功能以外之事进行修饰），修辞学因之而复兴。巴尔特说1848使此“资产阶级的写作”发生了断裂。这种现实主义小说只能够表现一种“惰性的现实”，所谓表现现实的“最佳形式选择”，不过是出于“表现性之惯习”。他说，“在现代主义中不存在诗的人本主义……这些直立性的话语……不使人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是使人和自然中最非人性的意象发生联系：天空、地狱、神圣……”。表面上巴尔特的批评论文是针对当时法国战后文学争论的特殊现象而发，实际上他已触及一个有关西方文学理论内更普遍、更根本的问题。“写作”，与记号和文本相比，实际上是一个“二级”概念，它是一种有关文学写作实践的综合机制，涉及各种不同层面上的相关因素，让我试将其列举如下，供读者参考：

◎语言结构：人类思想形成和表达的一般框架和条件；

◎言语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实现结果；

◎个人风格：与作者个人身心气质倾向相关的特殊修辞学倾向；

◎历史时代：社会时空环境内的人际支配关系，它影响着作者思想的形成；

◎认知方式：叙事表达和因果关系格式的时代特殊性；

◎价值语言：价值偏见和客观再现的混淆；

◎主体自由：作者在诸多主客观因素互动关系中的方向选择；

◎写作立场：作者在写作实践中最终的方向和策略的决定；

◎写作对象：实用目的和表现欲望的区别；

◎读者身份：被动消费和积极参与的区别。

以上各项有关写作的主层面，反映了各种外在的制约因素和内在的自由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所谓自由仍然是高度受决定的；主体选择逻辑理由的欠缺，导致主体自由的运用成为无根据的了。为了达至合理的选择，首先应该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其结果却是，以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本身当成了伦理性选择的标准。

巴尔特始终一贯的研究对象即叙事体文本，也就是小说和历史。小说和历史，表面上一者是虚构，另一者是叙实，但二者均以“故事”编织为目的。从起源上说，小说（其原型是某种故事）和历史极为相似，因为古代之所谓历史类记叙文字，实际上包含着大量想象和虚构内容，特别是在若干记录之间的时空“联系”方面，均依靠于想象的“填充”。而最后的书写成品的历史类“叙实”文本，其形式和特征与虚构体小说完全一样。巴尔特即从此处切入，同时考察小说和历史所共同具有的叙实文本的结构和功能，包括表现现实过程（因果性叙实）的话语之“真实性”问题。表面上，巴尔特重视的是文学话语的形式分析问题，实际上相关于文学话语的真实性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巴尔特和战后法国之“文学—政治—道德”意识形态运动发生了关联；也同样地与现代派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关联。《写作的零度》于是以间接的方式涉及一般文学理论的问题核心，关系到历史话语和小说话语之中的两种真实性问题。怀疑主义者巴尔特的写作学，向这两种叙事真实性均提出了质疑。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叙事过程能否真实反映生活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此过程显露出叙事文本始终难逃被各种功用主义控制的命运。

巴尔特主张的零度的写作或中性的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如加缪的《局外人》。“文学应当成为语言的乌托邦。”纯文学或高级文学为思想类文学，其最高发展为19世纪小说。小说成为表达现实和真理的幻想工具。但是由于前述各种主客观制约因素，20世纪以来，小说的功能成为高度可疑的，作家的自我真理意识和小说话语的表达现实的能力相互对立。但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发挥了时代认知目标：作家企图以综合的、整体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历史现实画面。20世纪以来，知识和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使得19世纪的小说话语渐渐失去了其表达现实幻想的功能。现实主义小说的目的有二：表现现实和评价现实（等于表达理想和评价标准）。20世纪小说本来已经将对象全面地从社会转向主体，文学思想的作用（以现代诗为典型）局限于主体领域。法国战时及战后特殊的历史格局导致对古典小说功能的回归：作家重新采取社会道德性的写作目标。但是由于知识环境的改变，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本体论与文学的社会道德论的实用主义混合，产生了一种准逻辑性关联——文学的“介入”道德观。与此相反，巴尔特写作学策略是否定性的。中性的、白色的、零度的写作，即回避或摆脱社会性价值判断和实践介入，以维持一种文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一致性。

《写作的零度》作为一部战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经典，对于长期隔膜于文学形式和机制研究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具有直接的启示性意义。我们不仅应该研究文学思想的“内容面”，也应该研究文学思想的“表达面”，后者的构成分析相关于文学思想表达的背景、能力和目的等方面。这会有助于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更深入地把握文学思想产生和运作的整体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译者发现巴尔特理论起，逐渐认识到传统哲学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分析，必须从符号学角度来重新思考。大约1984年返国不久，我就认为《写作的零度》一书对于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将会十分有用，它应该和《符号学原理》同时尽早译介给中国读者。结果两书均于1985年译出，并终于在1988年于三联书店出版。此次再版时，译者对全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核校和改正。

《新文学批评论文集》这部小书为作者所写8篇文学作品评论文的汇集。在这些有关古典作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位更易理解、更接近于传统文学批评的论述风格，其中涉及“内容”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有关揭示思想和人性负面价值方面。例如作者说，“道德秩序仅是一种偶然性的无秩序的假面”，但它“比最终坚持一种貌似而怪诞的秩序的说法更具有安心的作用”。（《罗什富科》）“价值归根结蒂只是自我欺瞒。”“不可能存在有关于品德的系统……人之真实的无秩序性……赋予人以一种统一性。”“格言是沙龙的直接产物……格言不断地质疑世俗世界……罗什富科的争议方式既是辛辣的又是不充分的，它巧妙地为一个阶级必须赋予它自己的质询规定了限度，如果它希望该质询既有净化功效又无危险的话。”而在《夏多布里昂：朗瑟的生平》文中我们读到：“回忆是写作的开始，反过来，写作是死亡的开始。”在《富洛敏丁：多米尼克》中读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被包裹在一种主体的唯心主义心理学中……小说从主体取得其统一性、内容和揭示过程。”最后，甚至于可以读到一些今日人云亦云的理论根据：“‘理性是美的敌人，因为正义和真理是不可分开的朋友’……在阅读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马拉美之后，谁还会理解这种说法呢？”但是，和传统式文学批评不同处在于，我们随时可以发现，虽然作者的批评针对着思想内容，而其观察和分析角度始终也是朝向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的，从而暗示着作家写作背后的某种结构性制约的存在。

《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是巴尔特进入这座法兰西学院最高学府时的新文学观（一种文本享乐主义）“宣言书”，其语气恬淡与19世纪五六十年代锐利文风已大为不同。70年代初始发布的《文本的欢娱》虽然是沿着作者一向关注的写作学路线的自然发展，但早期论述中显露的积极怀疑和探索的特点，自60年代末起已进一步朝向一种消极虚无主义文学实践观。也就是，怀疑主义的运作从文本分析风格转移到虚无主义价值主张上来，“欢娱”或“快乐”成为一种空灵的“能指”、成为无目的的目的；其所谓快乐实际上是内心极度颓丧的一种映像。巴尔特进入一所同样不须授予学位、即无教学责任约束的高等学府。这篇宣言书，不是有关本人教学计划的，而是有关本人文学实践自由观的。

让我们来看这篇讲演中的如下语句：

◎“我们真正的战斗……是对抗各种权势。”

◎“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

◎“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被普遍化了的支配力量。”

◎“一切学科都出现在文学珍品之中……文学使这些知识发生了变化，它既未专注于某一门知识，又未使其偶像化；它赋予知识以间接的地位，而这种间接性正是文学珍贵性之所在……文学所聚集的知识既不是完全的，也不是最终的，它不说它知道什么，而是说它听说过什么……即它知道许多有关人的一切。”

◎“就知识而言，文学是绝对现实主义的，因为只有现实才是文学中欲望的对象……文学也是……非现实主义的……文学认为对不可能事物之欲望是合理的。”

◎“马拉美说的‘改变语言’和马克思说的‘改变世界’是同时出现的。”

从这些引句中可以看出，巴尔特的“文学权势观”已从社会和历史层面“升华”或“虚化”至语言和写作层面，从而预示了其后课程内容将会朝着唯美主义“升华”的方向发展。

关于作为讲座名称的“文学符号学”，巴尔特解释说：

◎“文本似乎成为去权势化的编织本身。”

◎“文本（分析）……揭掉了那个沉甸甸地压在我们集体性话语上面的普遍性、道德性、非区别性的盖子。”

◎“文学与符号学就结合了起来，彼此纠正对方。一方面，不断回到古代和现代的文本中去，经常浸入意指性实践的最复杂的活动——写作中去，这就迫使符号学研究区别性，使其避免独断性、避免执著、即避免把自己看做是本来并非所是的普遍性话语。”

◎“文学符号学……使我们踏上一处由于无人继承而成为自由的土地。”

◎（在法兰西学院）“除了听众的忠实以外不再期待任何其他认可。”

《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是巴尔特对其所言一生全新阶段开始的自白。从后来作者遗著中知悉，作者其实是怀着人生最后的孤独和忧郁跨进这所最高学术殿堂的，并固执而近乎任性地宣称自己有向学生随意表白文学思想的自由和责任，以抵制任何限制性的思想规范。可以说，本文预示了其后三年间讲演课程的意旨，而所讲授的内容将不会是有关文学史的客观知识，而是讲演者对文学话语中有关“幻想”和“想象”等概念的体验和分析，以及有关其中性文学观的系统阐释。

本文也是根据1988年出版的译者旧译重新核校润色而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