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丁建宁同志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嘱我写序。作为她的论文指导教师，我欣然从命。

记得当初丁建宁和我联系，报考博士研究生时，国内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点数量还不多，华东师大的生源也相对较好，指导教师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这一年开始，我明确要求，如果希望我指导论文，就请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她接受了这个挑战。

我希望博士生去做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在这个领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者偏少，需要加强力量。对于后者，我想多说几句。中国是人口大国，近年来高校的发展和变化，造成英国文学研究者队伍不断扩容。部分研究领域可能已经人满为患。与此同时，仍然有一些领域问津者寥寥。做学问是要关心学术人口学的，它是一种生产劳动，要讲究劳动效率和产出。一个特定领域研究的人多了，可能会带来学术的繁荣，可能会多出一些专著和文章，但同时也会有负面的作用，会付出人才和人力浪费的代价。现在有些研究领域，不是参与者人数越多越好，而是研究者个体的学术研究水平需要提高。况且，即使研究者学术水平都很高，也不一定保证人人都能开辟新的领域，或有新的发现。

对于这一点，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兰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说过：

有一些研究领域，现在只能做到博学，却不停地、无意义地要求原创性学术，这或者导致地地道道的离题万里，即众所周知的那种对越来越无足轻重的研究对象日甚一日地刨根究底，或者导致伪学术的发展，从而事实上毁掉了学术研究本身。

(The ceaseless, senseless demand for original scholarship in a number of fields, where only erudition is now possible, has led either to sheer irrelevancy, the famous knowing of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seudoscholarship which actually destroys its object.)

引用阿兰特的话，并非要给学术创新泼冷水，而是要说明学术创新不容易，有时甚至不太可能。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整体上说，还远没有到“只能做到博学”的地步，而一些领域研究者过多，大大压缩了个体学术创新的空间，却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因此，除非有特殊的理由，要少在学术研究领域使用人海战术，要关注不该冷落但实际被冷落的领域，如中世纪英国文学。从国家人才培养合理性的层面来说，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不是钻冷门，而是需要。这一点，入学时的丁建宁同志亦表示认同。

学术研究本身，是不分国界的。国内似乎是冷门，国际上很可能是热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又不是热门冷门、人多人少的问题。作为一名学者，如果希望自己的研究真正具有某种意义，就应该让自己的视野超越国界，不投机取巧，不瞒天过海，不夜郎自大，尽力使得学术研究有一些价值。丁建宁同志勤于思索，为此用力甚勤。

进入新领域的丁建宁，入学之后遇到种种困难。她要迅速进入研究领域，大量阅读中世纪文本，积累研究的基础，尽早熟悉学术研究前沿。同时，作为读博的在职人员，她要承担原单位繁重的教学任务；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在家庭中依然要承担种种责任和事务。但她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关键时刻终不放弃。论文做得很苦，时间也长，但心态是积极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尽可能使研究有一些价值。2004年，牛津大学麦尔科姆·戈登教授（Malcolm Godden）专程来上海为华东师大英语系中世纪方向的研究生开设系列讲座时，主持了她的论文开题报告，对她的探索精神和研究思路甚为赞赏。为了写好论文，她前往北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习和研究半年，广泛求教国内一流学者，后又两次去英国牛津大学，一次为撰写博士论文在牛津大学英文系做了半年研究，另一次是提交论文后收到邀请，去参加中世纪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六年的时间，终于磨成一剑！

再说几句关于她的论著的话。受当代思想界知识分子研究的启发，丁建宁从知识分子的角度，重新阅读乔叟其人其作，揭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所体现的一些超越时代的特征。这在西方乔叟研究领域，还没有谁如此明确地提出来和尝试过。她又将乔叟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士”进行比较，探讨英国中世纪身兼宫廷官员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乔叟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特点，并且结合作品进行了新的阐述，从而又使乔叟研究获得了中国审视角度。如此转换研究的视角，言人所未言，且自成一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它对西方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进行了冲击，为乔叟研究带来了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论文评审者之一，剑桥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教授（Chair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海伦·库柏（Helen Cooper）对丁建宁甚为赞赏的原因之一。

“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不指望这部论著提供一个终结式的分析或解答，它只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始。论文的一些方面，如乔叟和中国古代“士”的比较，限于论文主旨和篇幅，没有充分展开。有时，我们阅读作者的文字，饶有兴趣地聆听作者的分析时，她又很快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酣畅的分析，不如说是可能的思路。不过，当我们想到阿兰特关于学术创新之难的大实话，我们欣赏那些可能的思路中包含的思想火花，对论著中的不足不是宽容，而是理解。唯一希望的，是作者有机会能就这一研究选题作进一步挖掘和梳理。

我期待她此书出版之后，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和同行们一道，将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推向深入。是为序。

刘乃银　

2010年11月